读经问题论争的百年回眸

洪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以下为网上版本，与载于《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上的文章（下载）略有不同。

摘要：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我们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争议大致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的；第二次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尚未结束的读经争论，是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争论。读经争论可能还要继续，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关键词：经学；读经；论争

学校读经问题，实十年来教育界一宿题也，因争持未决，而至今各校亦遂无经课。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故偏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仍觉其难也，然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梁启超，1921年

读经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看来，都早已不成问题。因为一部分人以往经书是二千年前的旧书，到现在已用不着再读，读经就是开倒车，还成什么问题。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经书是我国先哲的心传，不朽的杰作，值得我们多读，叫青年人人去读一点圣经先传，还成什么问题。读经一事，双方既都认为不成问题，各执一说，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何炳松，1935年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特殊年份。武昌首义宣告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瓦解，与这个腐朽帝国一起埋葬的还有业已存在两千年的读经。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人太多的神经，一下子演变国人成国人的一个世纪难题，至今尚未结束。

经，又称经典，就是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典籍，狭义上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广义上经典包括诸子百家及其国外经典。读经就是以诵读文化典籍为基础学习活动。读经问题，就是围绕经有何用、值不值得读、值得什么样人读、如何读等所展开的争论，其关键是中小学生（儿童）是否应该读经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读经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为此，本文再次回顾读经问题的百年之争，以期发现其中的蕴奥，期待对今天我们的认识有所启示。

一、 读经何以成为问题：救亡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安顿问题

读经之所以成为一个百年争议未决问题，其实经历一个孕育、演变的过程。读经问题的确是从民初废除读经开始的，但其实在清末“西学东渐”过程中这个问题就已经孕育了。到了民国之后，“一切符合共和精神”，中小学的读经科和高等教育中经科大学一概废除。读经问题由此产生。

1. 中体西用：清末的读经问题及解决

自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读经作为历代王朝教化民众、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求强、求富，开始大举兴办洋务，“师夷长技”。兴办洋务，人才是关键；人才培养，根本在于教育。于是，清政府开始在传统的官学体系之外创办了诸多洋务学堂，派遣幼童留学欧美，后来进而有改良书院、改革学制、废除科举制之举。

新式人才的培养根本就是引进西学，由此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学、西学关系。由于学校课时、学生的精力有限，洋务学堂里竟出现“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有些学生“午刻始行到馆，并不学汉文”等现象。为“端正趋向”，经过反复酝酿，清政府最终同意洋务派提出的一套解决中西学关系紧张的根本之策——中体西用：中学治心身，西学应其其事；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电化”。中学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逐步以读经与修身为主要形态，体现的是一种基础性；在高等教育中，中学课程走进了“人伦道德”“经学大义”等“公共课”中，而经科大学则成为培养儒学专门人才的大学堂。

“中体西用”的设计暂时调和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紧张，但仔细想来，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体、用的分离使得中学一下子被圈定在“治心身”的范围内，但张之洞等人就没有明白，不仅中学可以治心身，其实西学也可以治心身；西学可以应其事，但中学应其事就大打折扣了。当然，还没有等到这些问题充分暴露，清王朝政权倒下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读经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2. 纳中入西：民初对“读经”问题的解决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瓦解、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新社会一切建设要符合“共和精神”，即源自于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在教育方面，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宣布废除小学读经；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具体阐述以“五育”为核心的新教育理念；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随后陆续公布一系列学校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在课程上的最大变化，是中小学废除读经科，在大学取消经科大学，将经学内容分散到各科之中。蔡元培认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全旧学。1912 年，蔡元培就“经史旧学”在民国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答记者提问时回答到：“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一科，如《诗经》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文史科。”后来他专门撰《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解释了他对读经问题的看法：总体上看，“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只是选少数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课本”，也是可以赞成的。但是“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

3. “西体中用”：读经问题真正产生

“五育”教育思想的提出和壬子癸丑学制颁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教育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其中“分科治经”，让“经史旧学”归于各个学科的做法一直影响到现在。比起后来的“全盘西化”论者，具有深厚旧学根底的蔡元培对待读经问题还是比较厚道的，希望在“西体”的框架下保全中学：即“纳中入西、西体中用” 式解决方案。但这种指导思想及其制度设计存在着先天不足，存在着一些道理上说不通，情感上过不去的地方：其一，读经科在清末学制中固然设置过多，也有维护封建统治之嫌，但是经学所倡导的立身做人的基本价值是否一定与真的与“共和精神不符”？其二，如果说经学有维系着中国人精神生命作用的话，那么一刀切式的废除读经是否有悖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呢？是否违背了中国人的基本情感呢？其三，东西学术与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落后于先进之别呢？其四，分科治经的方法固然有利于中学的学科化，但如何防止出现肢解、割裂中学之弊？如此等等，无疑演变成为以后读经问题争议的话题。

二、北洋军阀统治前期的读经问题：裹挟在复古反复古斗争中的“替罪羊”

众所周知，民国的基础不牢，清朝遗老与袁世凯等人竞相复辟帝制，康有为等希望以孔教为国教，二者都希望通过尊孔读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读经问题就被裹挟在复古与反复古斗争之中，成为一个代复古之罪受罚的“替罪羊”。

1.马一浮、严复对待废除读经的态度

蔡元培宣布废除读经之后，立刻引起多方面反对与质疑，马一浮要数其中之一，他是以“不合作”态度来表达自己主张。民国政府成立后不久，蔡元培特邀马一浮担任教育部秘书长。但到职只十余日，马一浮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由，挂冠而去。究其原委，读经问题是关键：马一浮不赞成彻底废止读经，蔡先生力反之；马先生退而主张设通儒院，“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毋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企望巩固国本，沟通世界文化，然蔡先生认为为时尚早而遭拒绝。

第一个系统反对废除读经的是刚从北大校长之职退下的严复（严复是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校长，任职从1912年2月到9月）。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作《读经当积极提倡》演讲，他站在世界文明对比的高度肯定了六经的作用，然后对废除读经的“苦其艰深、畏其浩博、宗旨与时不合”三点进行了逐一批驳。

关于经书艰深，损害儿童脑力问题，严复认为，群经“为最正当之文字”，从今天的白话文来看的确较难，但并非都是艰涩难懂。从要求来看，不是要小儿“句句字字责其都能解说”，而是让他们“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中国读经“业已二千余年，不闻谁氏子弟，坐读四子五经，而致神经瞀乱”。严复对经书浩博，难以穷尽问题比较认同，但认为这不是废除或妄加删节的理由。读经为培养人格之事，“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总体来看，“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而遂困也。”严复认为删节经书，会“杂以私见，致古圣精旨坐此而亡”，因此也反对胡乱删节。严复最为反对“经之宗旨与时不合”观点。从进化论而言，“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经书内的“大义微言”与世界局势固有暗合之处，废黜儒家经典在历史上也只有秦朝“焚书坑儒”之事。严复认为，“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

2.复古派读经尊孔的努力

当然，恢复读经最为有力者为袁世凯与康有为等人。袁世凯与康有为这两个戊戌变法中曾经的宿敌，实在因为二者各自的政治需要，袁世凯在文化和教育上掀起了复古逆流，大肆倡导尊孔祀孔，利用孔子的封建文化偶像效应，为其复辟政治寻找合理性。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的孔教会，利用袁世凯的政治力量，大搞尊孔读经，最终企望能够将孔教定为国教。两者的路数和逻辑其实很简单，一则是通过整顿学风，端正道德为鹄的，一则以尊孔为配合，大肆宣传，培养舆论力量，最终借用国家力量修改教育宗旨，达到尊孔读经的目的。

经过一系列努力，袁世凯在尊孔读经方面取得两项重大成果：一是1913年的《天坛宪草》，其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是1915年初颁布两项重要法令：《特定教育纲要》《颁定教育要旨》。“纲要”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由教育部编入课程”。初等小学读《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均要求全读；中学节读《礼记》《左氏春秋》……。大学阶段设立经学院，“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按照各经种类，分立科门。”“纲要”再次强调“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规定中小学教师应“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明示尊孔尚孟之主旨”，宜讲孔孟儒学之历史，讲解宋明学案“明道统之源流”。在“要旨”中，将“爱国、崇武、尚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定为教育方针。

3.新文化运动对“尊孔读经”的彻底否定

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民主”，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孔家店”，因此，“尽管他们不一定直接说不读经，但他们却从文字、文学、国粹与旧制度的关系着手，从改造国民精神的高度，一致否定了读经的必要。”

蔡元培把传统教育视为旧教育，把西方自由主义教育视为新教育，二者区别在于“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无人受教于儿童”，主张“知教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批评旧教育——少儿读经教育——是“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因此，以读经为主要任务的旧教育必须摒除。

对于孔子、孔学（儒学）的批判是新文化的切入点。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中，把孔子看成“数千年前之骸骨”，“历代专制之护符”，而孔子之道只是“含混无界之辞”。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孔学是封建专制和礼教的忠实维护者，“孔教与帝制有包括离散之因缘”。由于“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因此“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故其提出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吴虞在认为儒家学说是“麻木不仁的礼教”，把孔子称为“盗丘”，声称，“余谓盗跎之为害在一时，盗丘盗丘之遗祸及万世。”

文言文是经书的载体，新文化运动者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以此反对读经。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提出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深化了“文学革命”口号，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鲁迅主张不读线装书，钱玄同甚至主张废姓氏、废汉字。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是不朽的、划时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犯下了激进主义的错误，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因此，在现代学人刘再复看来，新文化运动既为一场语言革命，但也产生了“语言暴力”这种副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育文化与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袁世凯的死去，1916 年10月，教育部宣布废除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的读经科目，次年5月，宪法审议会议撤销了1913 年《天坛宪草》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等相关条文。读经宣告失败，但是这场读经争辩不是以学理的胜利而告终的，而是以政治失败而连带失败的。

三、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的读经问题：东西文化反思中开出的“一副药方”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上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局面，各种思想引入中国，教育界也出现了学习西方新教育思潮。但同时，受欧洲普遍流行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对科学万能、西方中心的怀疑。在文化反思与探索中，读经再度成为东方文化派章士钊开出的良药，此举引发了鲁迅等人的反击。从而构成了读经的第二次争论。

（一）东西文化反思中的读经问题

1922年国民政府公布“新学制”（六三三学制），1923 年6 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刊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其重要变化是，推行白话文与国语教学，改国文为国语。1919年之后，杜威、孟录、推士等人先后来华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教育界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实用主义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纷纷登场。

但是，20年代还出现了另一种文化思潮，在追求科学、民主，不断接受西方新思潮的同时，学术界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一些学者哀叹“文明衰落”，希望从东方文明中寻求解决之策。这种现象极大影响和鼓舞一批中国学者。早在1918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就已率先表达“科学万能论”的破产。1922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将东西文明放在“意欲”的天枰中加以考量，得出了东西文明各有利弊、未来需要走中国路向的这样一个爆炸性结论，尤其是在结论处，梁漱溟提出了教育了以“孔颜人生”为导向、再树“宋明讲学之风”的教育良方，极大震撼了思想界。1923年，“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张君劢发起的“科玄论战”，以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为由，大胆地向神圣的科学说“不”，并提出了“玄学教育”的主张。梁漱溟、张君劢的上述思想，为“读经”倡导者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造势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读经土壤的存在，上世纪20年代读经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出现一定的反弹之势：首先，私塾改良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回潮迹象，当时的统计显示，1923年全国私塾学生数至少与学校学生数相等。其次，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北洋军阀残余势力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在地方试图通过推行读经运动，维护其统治。

（二）梁启超等人对读经问题的看法

1920年，通过观瞻一战后欧洲景象而“顿悟”的梁启超到处著述演说，倡导“不能菲薄孔子”，1921年发表《学校的读经问题》，文章核心在于说明尽管读经难但还是要坚持读经道理。在他所提出的5点理由之中，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经训为国性所寄”。二是中国“言文分离”，学习文言，既有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便于“阐发新思潮”。三是“学童幼时，当利用其记性”学习艰苦之读书，与其学习“坊间所编教科书”，不如记诵“圣经贤传”。由此可见，此论大多属经验之谈，其中第一、三观点新意不足，第二观点倒是有一定新意，但说服力不强。

国粹派领袖章太炎虽然在20世纪初年激烈地抨击过孔子，但时过境迁，主动追悔，1923 年主办《华国》月刊，倡导尊孔读经。张东荪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主张有条件的读经论:“我对于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的职业部却不主张多读古典，但也不主张完全排斥古典，如浅近的《论语》《孟子》等书，仍是可以读的。至于高级中学的升学部却主张读古书。”

（三）章士钊“农国”理论及其读经主张

20年代为读经提供新论据的要数章士钊。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章士钊就忧虑旧道德已破坏，而新道德未确立的现象，告诫青年：“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他主张调和，反对激进。1925 年章士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系统反思新文化之本质，对文化之新与旧进行了辨析，反对新旧截然对立文化观念，指出了东西方“工国”和“农国”之殊。既为“农国”，就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工国”精神，走错了路。既然如此，挽救危机的良方应该是重塑“农国”精神。他说：“以余意见，须返本还原，一铲伪工业国之文明，仍从农业振顿。使人弃虚华而重朴实，除巧伪而崇德信。卒至人人不争，各安其业。人格道德日臻完善。庶我国农业之文明，可以再睹。”章士钊积极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他认为，礼教与“农国”是二位一体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贯穿于历代，是不能改变的。他断言：“吾儒礼教之说，当复起于今日。”1925年11月，他执掌的教育部颁布了“读经令”，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1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不过由于章士钊的迅速离职，读经规定没有颁行。

（四）鲁迅对章士钊读经主张的反击

对于章士钊的观点，鲁迅迅速以两篇杂文作为回应，充满着辛辣的讽刺。《十四年的读经》一文旨在从根本上揭露倡导读经者真实目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提倡读经、宣扬读经者，不过是愚弄国人的一套把戏罢了，而这套把戏就是从经书中学来的。由此也可见经书的本质。他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在鲁迅看来，“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更在于维护他们的统治。鲁迅用阔人（暗指章士钊等人）和笨牛（喻指听信读经者言论的读书人），既在批判阔人提倡读经之本质，也在于提醒笨牛误以为读经真可以救国。

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鲁迅的基本态度是读经不如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因为在史里蕴含着进化论的思想。他举了个形象的比喻：“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以此批判章士钊的循环调和论。“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鲁迅提倡读史，目的是为了批判读经。

这个时期对待读经问题批判有一定学理新意的要数教育家孟宪承。1925年12月，孟宪承从教育原理、儿童心理、学习心理与教育思潮各方面论述小学不应而且不能读经。

总体来看，由于新文化阵营中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化，读经问题在中国当时思想界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传统那种革命的方式也难以适应对读经问题的批判了。因此，反读经者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相反，倡导者倒是提出了诸如“农国论”主张，看似严谨，但其实质不过是西方基尔特社会主义与中国某种政治文化杂糅的结果，空想多于科学。也倒没有多少附和者。

四、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读经问题：一场“平心静气”的“思想交锋”

读经问题虽然经历了两次大讨论，但限于各种原因，讨论展开不够，问题并没有真正得以解决。民初的读经问题是被裹挟在复古的政治问题之中，读经的争议是随着复辟势力的倒台而停止，但读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20年代关于读经针锋相对的争论主要发生在鲁迅与章士钊之间，并夹杂着个人恩怨，争论的质量和影响都不大。尽管章士钊以“农国”为理论基础，鲁迅以杂文的方式予以回击，学理贡献欠缺。总体来看，读经争论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无论是提倡读经者，还是反对读经者，都需要一场真正的“平心静气从长计议”的大讨论，以证明自己，打败对方。

（一）上世纪30年代读经争议的背景

总体来说，30年代之前读经与反读经力量相比较来说，反对派占据舆论上的优势地位，但到了30年代这种状况逐步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首先，国民政府态度从反对读经，到变相支持读经。1927年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1928年11月5日，久受冷落的孔教会上呈国民政府，要求“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但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我国学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经，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该会果诚心卫道，则宜尽心研习，将其不背党义与时代精神之资料，用语体文演为浅说，传播全国，以教全国民众，不必令在校学生一律肄习也。”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总体上是不支持读经尊孔的。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在“尊孔读经”问题上又表现出矛盾的一面。1929年4月，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规定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并在实施方针的第二条规定：“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大力颂扬“四维八德”。5月，南京政府“通令全国恢复纪念孔子诞辰并颁布种种礼节”，8月27日全国都奉命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典礼。这些举措为鼓励、支持读经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依据。

其次，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比较支持读经。1933 年和1934 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湖南军阀何健分别在下令两省中小学校开设读经课程，广东的倡习文言和恢复读经让南下的胡适大为诧异，不禁质问：“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反而如此守旧！”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统治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宋哲元，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提倡读经。军阀强令读经，直接将读经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再次，国际与国内舆论逐步有利于读经。1935年1月，萨孟武、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1931年9月底到12月中旬，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在中国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无锡、苏州、广州等地考察，考察团在其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中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这些对于倡导读经运动提供了极其难得的舆论支持。

（二）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

1934年5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出了对待读经要“折中至当”的观点，认为“强令读经与禁习文言，都是少数人的私见”“小学读经，固非合理，禁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主张“初级小学以全用白话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浅易的文言”。汪的主张很明显偏向读经派，由此引发了吴研因等人的争议。

针对陈济棠读经及其一些附和之声，叶圣陶提出了批评：“‘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中学生并不担负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他们有历史、文学等课程，从这些课程他们会接触古代文化”，“给他们（青年）以无形的桎梏，让他们的心思才力慢慢地腐败下去，这才不至于出什么乱子。”并揭露军阀提倡读经的真实原因是“感觉自己地位不很稳固”，“感觉今日青年不易管教”。

断断续续的读经问题讨论引起了《教育杂志》的关注。时任主编的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以及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发出100余封信函，广泛征询“读经”意见，最终收回72封回信。何氏将这70余篇“平心静气的讨论”编成“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专辑’”，并于1935年5月10日作为《教育杂志》第25卷第5期出版发行。本次讨论属于读经争议以来最学术的讨论，讨论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完全支持(反对)读经与完全反对读经者居少，相对支持（反对）读经者居多。根据何炳松先生的统计，71位学者中，完全支持者为16人，完全反对者为10人，其余45人为相对支持（反对）者。“相对论”中，支持小学高年级读经者为5人，支持初中读经者为12人，支持高中读经者为3人，支持大学读经者10人，支持专家读经者为15人。若以中小学是否可以读经划分标志的话，有35人反对，有36人赞同。二者几乎相当。但若以小学读经为标志的话，那么只有21人支持，50人反对。可见，更多人不赞同小学生读经的。或许是理解有误，笔者认为交通大学的陈柱尊倒不是属于“相对”读经中的第四级，而倒属于第二级，因为他其实讲读经分为“普通诵读与专家研究”两种，“普通诵读，宜择其最切要于修、齐、治、平者各录为书，分别深浅，自初中以上，为之讲诵。”

第二，对经价值总体反对者居少，总体肯定者居多。绝大多数对经的文化价值明确表示肯定，有些全盘肯定，比如唐文治说：“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王节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立者何，精神是也。经者，吾国先民数千年来精神所系者也，崇之则治，违之则衰且乱。欲挽救垂危之中国，必自复兴经学始，欲发扬吾国伟大之真精神，必自表彰经学始。”当然也有表示委婉肯定，如朱毅君认为，经确实艰深，但“艰深之书，未必即为无益之书”；经固然讲的是一些陈旧的道路，但“思想原无古今之分，而只有是非之别”；经固然没有科学那样实用，但“学有体用之别。为用之学，自应求其说理精确，而为体之学，不妨求其含义广大。经乃为体之学也。”极少数完全否定，如来自国民政府的叶青，他说，经书“内容不好”，一是“非常拉杂”，二是“非常肤浅”，三是“非常落后”，因此“经只能适应从前，而不能适用于现在”；历史上看，读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帮助贵族统治平民”，“帮助君主笼络人才”，“帮助治者训练顺民”，总括起来，“读经两千年，就退化了两千年”。

第三，支持中小学读全本者居少，支持读节本者居多。在支持中小学读经者中间，尤其在小学阶段，几无主张读全本的。如郑鹤声认为：“读经本不成问题，特就中小学论，不得不另谋方便”，“中等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切于实用者”，“至高级中学生，则可读某经节本”。又如忆钦认为，小学可读《论语》《孝经》《尔雅》等，“均可量为节删”。李蒸只主张“小学时代，只可就经中嘉言懿行，改编为语体文，以为教材，不必读原文。”杨寿昌认为，中小学读经“自然以择读为宜”，就连强令读经的何健也认为，“除《孝经》《四书》外，皆可节选。

第四，主张死记硬背读经者居少，切近生活者居多。如雷通群“是不赞成‘读经’两字，只通过‘经训’两字，因为惟在‘经训中才能求出功用性”。郑师许主张：“选择读经书可高声朗诵者便高声朗诵……不可朗诵的只随便浏览，明白大意便了”。黄翼表示：“用宗教的态度去读经，我以为是应当排斥的。”傅东华认为，“无论从文学的或历史的观点去读经，经就都应该看做一套Classics（经典名著），而不该看做一部Bible。”陈高傭主张：“以历史学家的态度，从现实问题出发，在了解现代思想懂得科学方法的前提下，方可读经”。这里只是江亢虎相反，总体上“读经须朗诵、默记，不必全背”，但“小学读经，比较有记诵熟习之可能”，因为“小学年龄，记忆力强，理解力弱，正当置其所短，而用其所长。候至长成，智识发达，幼时记诵，自能想用，更感兴趣。”“至于中学、大学，不妨自由研究”。

第五，支持设置读经科的不多，支持分散读经者居多。读经原本是一门课程，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废除。后来有人主张恢复，但始终没有成功。在这次讨论中，少有人主张中小学恢复读经科，多数主张在国文、历史等学科中增加读经内容。明确表示增加一科的如何健在湖南就是如此。唐文治主张：“小学三年级读《孝经》，高小三年读《大学》和《论语》上半部，初中三年读《论语》下半部及《诗经》节本，高中读《孟子》及《左传》节本。”其实，这事实上已经将读经学科化了。李权时明确主张“中学及大学列读经为必修课”。但多数反对设置读经科，方天游先生固然认为“经为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但在各级学校列为课程，强人人以必修，则殊非得计。”范寿康不反对自由读经，但“把读经问题解释作‘在中小学中必须设读经课’的问题，那么，我个人却不得不表示反对。”

（三）其他关于读经态度

1935年前后，还有一些没有参加到《教育杂志》讨论的重要观点。如1935年6月，章太炎专门发表文章说：“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

史学家傅斯年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反对读经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经学在过去的社会里，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都只是每个时代的哲学”，我们今天不可能复制汉宋时期的这些。这个观点引起了反对者的兴奋，胡适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全面引用了傅斯年的观点。

胡适的观点总是引起注意，1935年、1937年，胡适先后发表了《我们还不配读经》《读经平议》。前者主要借用王国维、傅斯年这样古史专家，告诉读经者经书难懂的道理，“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何时才能读经呢？只有将经学经过科学研究，翻译成为白话文，读经才能成为可能。后者重申了自由派的读经主张：“第一，我们绝对的反对小学校读经。”“第二，初中高中的选读古文，本来没有不许选读古经传文字的规定，所以中学教本中，不妨选读古经传中容易了解的文字。”

五、 改革开放后的读经争议：一桩还未了结的“学术公案”

历史有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读经问题也是一样，百年以来，读经大致经历了两次“一落一起”的过程：一是经过民国初期的制度否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否定之后，看似销声匿迹的读经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反弹；二是经过了文革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激烈否定之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热”“读经热”的反弹。华中师大的肖宗六先生认为，读经问题是早已解决的一桩公案，其实肖老既出此言，本身就表明这桩公案并未了结。

(一)第四次读经争议的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读经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赞同者与反对者的高谈阔论，使得读经再度成为不得不讨论的一个公共话题。这次“读经”热的兴起既与大国崛起过程中文化自觉有关，也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精神危机相连。简单说，国学、读经成为国家树立自信和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需要。

导致内地读经热现象出现大致有两股力量，一是来自于海外，如台湾国学大师牟宗三弟子王财贵1994年在大陆倡导读经；二是内地文化学者的文化自省的结果。1995 年以赵朴初、巴金与冰心等九位文化名人为首的全国政协常委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为大陆儿童读经运动打开了缺口。2004年，许嘉璐等文化名人公开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宣言》坚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解决人类当前各种道德危机具有重要的思想的启示，为读经运动平添坚实的思想基础。

催生这次读经热的力量既有民间力量，也有精英的推动，还有政府的支持。其中民间认同非常关键。2005年6月，中青在线联合新浪文化特此推出“作为中国人，你离国学有多远”的调查显示：在“您觉得国学修养对您的日常生活有帮助吗”一项中，75.89%的人认为“当然有帮助”，只有不到3%的人认为“没有帮助”；有83.17%的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帮助。搜狐网在题为“你赞成在儿童中推广‘读经’吗”的在线调查中显示，有84.31%表示赞同，不确定的为2.89%，而反对者只有12.80%（以上统计均截止2006年7月23日）。可见，如果没有民间的认同，熄灭了40多年的读经之火无法在大陆重新点燃。

目前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来概括广义上“读经”类型：纵向看，既有基础教育中的“儿童”读经，也有高等教育中普及读经和国学专门人才培养（如人民大学的国学院）；从横向看，既有正规教育中的学校读经；有各种形式的社会读经活动（如沈阳皇姑区社区开展的读经活动，以一耽学堂、中华少年读经网的网络读经）；还有很多形式的是以家庭为核心读经活动（如上海2006年出现的“孟母堂”等）。

（二）论争概况与特点

由于网络的发达和世人对读经问题的关注，关于这场读经的争议已经无法统计了。但读经争议的话题大致还是那么多——什么是经、怎样“读”、有何效果等。概括起来，这次论争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社会参与面广。第四次读经争议到底是从哪一年、什么事件开始的还难以断定，一般都以1994年王财贵在大陆推行读经起点，但笔者从1993年39期《瞭望》杂志发现一篇题为《“读经”与“匡救时弊”》（作者奔溪），文章以北京幽州书院试图“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青少年国学水平”为批判对象，认为“以‘读经’来‘匡救时弊’，恐怕要劳心日绌的”，这说明读经争议其实发生在王财贵推行读经之前。从发表的数量来看，近20年的读经争议中，2002——2006年达到了高潮。从参与的主体看，上至学界精英，下至普通民众纷纷参与，从途径来看，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第二，教育学术界独领风骚。与以往争论不同的是，这次教育界在争议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研究员起到扛鼎作用。从2002《儿童教育中的南辕北辙》（《学前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学期教育研究》2004.5）《“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评“儿童读经运动”》（《学术界》，2009.3）等，作者将自己的文章汇集成《蒙昧与拯救：评儿童读经》，2009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还是提出了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共存，“填牛”和黄金记忆理论错误，历史上（主要是新文化运动者鲁迅等人）反读经例证等批判儿童读经论者。相对于历史上的反读经主张，刘晓东的意见首创还是不足，因此遭到了第三方的呛声。

2004年7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播出郭齐家的“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节目，遭致华中师范大学萧宗六的批评，肖老在《要求儿童读经是逆潮流而动》一文中，对少年读经与文化传承关系、黄金记忆、读经对大师成长好处进行了批判，郭齐家先生随后以《读经是顺潮流而动》为题进行回应，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之势、文化复兴需要、和谐中国建设等角度全面解释了读经之必要。

第三，论争双方针锋相对。2004年，蒋庆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正式出版，引发了一场关于读经问题大规模的“公共论战”，交战双方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秋风、刘海波等人的反对。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发表薛涌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指斥蒋庆先生“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打响了论战的第一枪。此文发表后，立即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网络上支持反对声不断。7月13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秋风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对薛涌进行反驳，他表示，“如果未来中国人还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的创见，那么，这样的创见注定了不可能出自一个从来不阅读中国古典的人的头脑。”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再次以专题的方式刊发了四篇文章：《什么是蒙昧？——再论读经，兼答秋风》（薛涌）、《为什么不能读经》（秋风）、《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刘海波）、《背诵、经典与保守主义》（朱国华），将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此后，蒋庆的《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读经、儒教与中华文化的复兴——<原道>同人2004北京蒋庆先生访谈录》，王怡的《读经的背后》、成庆的《读经运动与政治保守主义》等，将论战的焦点扩展到文化观念、教育理念以及对启蒙、理性、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等如此巨大的命题。2006年胡晓明收集了53篇读经争论文章，取名为《读经：启蒙还是蒙昧？》。

第四，提倡者渐具优势地位，对读经表示谨慎支持。丰向日认为，不要混淆过去与今天读经性质，以“古”非今；重视经书价值及其读经的意义，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读经的作用；加强读经的科学研究。南京师大的汪凤炎教授对儿童读经表示了谨慎的赞同，他认为“假若选择读经的时间适宜、经文思想性合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经文难度系数得当、学生阅读方法科学，那么，适度让儿童读一些中国经典文章是一种妥当的教育方式。”南京师大的杨启亮教授认为，“儿童读经不是问题，如果不想想儿童为什么要读经，不问问儿童读什么经合适，不知道儿童如何读经有益，不懂得如何教儿童读经，成人不读经只让儿童读经，这就是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自然科学大家的回答似乎更有说服力。但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黄祖洽先生曾经在高小毕业后有过半年在私塾读经的经历。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黄先生说：“读旧书费了半年时间，总算从此对传统文化有了些启蒙。小时背诵的东西，不容易忘记。随着以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各方面知识的长进，对记住的内容理解得会越来越多，有时甚至会成为某些感悟的源泉。私塾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是也有它的可取之处？”黄先生这个谨慎的提问似乎是一个肯定。

当然，赞同读经未必完全赞同王财贵或者蒋庆等人的具体看法，也有人对于王财贵等人的读经思想提出质疑的，如沈立就不赞同蒋庆的狭义的经典论，提出蒙学传统教材（三百千千）等也属于读经之基本内容，方法来看，除了诵读之外还包括吟诵、影写、抄写、默写、讲解、作文、表演等。

六、 简要结语：如何了结这场学术“公案”

21世纪头10年过去了，读经在中小学和社会逐步推行着，但争议仍然不绝于耳。新近的2011年1月，山东省出台文件禁止不加选择地推荐儿童读《弟子规》等全经；2011年3月，湖北省人大代表彭富春提出反对读经的提案。看来，读经问题解决还遥遥无期。

但笔者比较赞同梁尔铭关于读经争议的两个观点：第一，我们不能禁止或强制儿童读经；第二，也必须允许提倡读经与反对读经。这就是一种实践的观点。同时，笔者也比较认同萧宗六提出的“历史证明，逆潮流而动的事物，都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个看法。综合起来，笔者大胆提出以下两点意见以供读经论者与反对者参考：一是要看清潮流，应潮流而动；二是搁置争议，用实践检验真理。

关于实践，首先就是要允许实践，不要在实践之前就扣帽子，挥舞理论的棍子，要等待实践给予的回答。关于潮流问题，我想读经问题必须与两股历史潮流相联系，一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趋势，二是儿童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规律。忽视了二者但是一叶障目。潮流是由规律决定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一个规律忽视另一个规律，尤其是不能以教育学中儿童本位思想来代替教育规律，并因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否则，将会带来判断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23、24页。

2 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42页。

3 蔡元培：《在北京任教育总长与记者谈话》，《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159页。

4 蔡元培：《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38页。

5 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上，蔡元培试图调和，但与张之洞等人相反，蔡元培的思想大致可以用“纳中入西、西体中用”来概括，即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西方道德思想作注脚。比如，对公民道德教育，他作出了如下的理解。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之谓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

5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见洪明：《现代新儒

学教育流派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6 虞万里：《马一浮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1084 页。

7《天坛宪草》，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247页。 8《特定教育纲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222-233页。

9 董学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与流派》，1997年，134页。

10 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的歧点》，《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5月。 11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261-262页。

12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13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565554

14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15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8 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中国出版社，2010年，100页。

19 秦玉清：《近代私塾改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87页。

20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3页。 21 1924年6月，山东省长熊炳琦等具呈教育部，请明令通国读经，遭到拒绝。9月，山东省长训令教育厅通饬全省各级学校加添读经、讲经，均为每周6小时。1926年8月，孙传芳函江苏省教育厅，通令禁用国语文，特重读经。1927年9月，北京军政府教育部咨山东省长：加添经学，准予试行。参见：蒋纯焦：《近现代教育史上的读经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80.

23 张东荪. 致李石岑、周予同的信[ J] . 教育杂志， ( 第15 卷第2号) ， 1923. 24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章士钊全集》第四卷，114页。

25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章士钊全集》第四卷，217页。

26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合于中国》《章士钊全集》第五卷，169页。

27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猛进》周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

28 鲁迅：《这个与那个》，《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12月10号。

29 孟宪承.小学读经也成问题吗[J]，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2期，1925.

30 郭华清：《从宪政到“ 业治”：章士钊政治思想及其转变》《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31 1925年8月，教育总长章士钊以鲁迅（此时鲁迅兼任女师大教师）袒护女师大师生对抗教育部命令为由，决定免去鲁迅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之职。鲁迅不服，于当年10月上诉到平政院要求教育部取消其错误决定。11月底，章士钊因学潮被迫离职避居天津，1926年3月底，时任政府总理责令教育部撤销对鲁迅的处罚，4月6日，教育部撤销对鲁迅的处理决定，鲁迅最终取得了胜利。

32 《孔教总会致国民政府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21页。

33 《教育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23页。

34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胡适教育文选1992。《大公报》1935.1.15.

35 国立编译馆编.中国教育之改进[M].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24、26页。

36 汪懋祖. 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J] .中华教育界，(第22 卷第2期) ，1934.

37 叶圣陶：《读经》，《中学生》第37号，1933年9月1日。

38 叶圣陶：《读经与读外国语》，《中学生》第46号，1934年6月1日。

39 以下引注没有注明者皆为《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读经专号”。

40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N].大公报，1935-06-15.

41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大公报》，1935年4月7日。转载《独立评论》，1935年4月14日，146号。

42 《独立评论》，1935年4月14日，146号。

43 《读经平议》，1937年4月1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7年4月25日《独立评论》第231号。

44萧宗六.要求少儿读经是逆潮流而动[J].教育学报，2007(1). 

45《甲申文化宣言》，《大地》2004.8.

46《作为中国人，你离国学有多远》，[EB/OL]http://cul.sina.com.cn/c/2005-06-01/1557129964.html。

47《你赞成在儿童中推广‘读经’吗》，[EB/OL]http://survey.it.sohu.com/manage/poll/poll.php。

48 廖和军儿童读经引发的争论中国教育学刊2006（3）

49 丰向日科学理性地看待儿童读经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0 汪凤炎科学地看待儿童读经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1杨启亮浅说“儿童读经”的教育责任中国德育2009（12）

52 黄祖洽.三杂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53 沈立对当前儿童读经运动的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6（5）。

54 山东禁止全文诵读三字经和弟子规引争议（EB/OL）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1-01-05/090021761849.shtml

55 人大代表称国学教育过热 坚决反对孩子读经诵经（EB/OL）新华网.http://www.hb.xinhuanet.com/art/2011-03/02/content_22175895.htm

56 梁尔铭简论“儿童读经”上海教育科研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