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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张利民):读经运动启思录2012
作者: 发表时间:16-12-20 点击率:2597

读经运动启思录

作者:海印子    2012

20世纪90年代初,台中师大王财贵教授,在台湾首倡“儿童诵读祖国优秀文化经典运动”。1995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巴金和冰心等9位文化名宿提出议案,呼吁建立幼儿古典学校。1997年始,在南怀瑾先生ICI国际文教基金会(香港)及其所属武汉大方文教读经推广中心的推动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与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大陆儿童读经运动轰轰烈烈。海峡两岸前后呼应,掀起了被称为“读经运动”的思潮,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进之,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回顾民国以来的三次读经思潮,我们或许应该反省和思考的要更多。

一、1912年的废止读经

民国元年(1911119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次年5,蔡元培又下达了第二道法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同年7,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的议案。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共和党人虽然欲从教育制度上废除“尊孔读经”,然此法令未实施多久,袁世凯就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篡权后,一心恢复帝制。“尊孔读经”是袁世凯找到的应对当时社会的一条文化政策,更是他企图恢复帝制的文化准备。袁世凯认为,旧有的纲常伦理不仅合乎中国国情,而且不与共和政体相冲突,甚至有助于解决当时的问题,有助于重建国人的信仰体系。袁世凯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国粹派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拥戴,他们甚至比袁世凯走的更远,发起了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把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推上了国会,认为“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在这场“读经”思潮中,与康有为等人不同的是严复等一批人。他们虽然同意以儒家伦理作为当时拯救世道人心的工具,却不愿将思想的鼓吹与实际政治的操作混为一谈,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宣传“读经”。严复认为,“读经”不能废除,西方国家让儿童学习背诵的《圣经》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废除。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经典的诵读应另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严复.致熊纯如书第十六);儿童在读经时虽然有些语言不容易明白,但读经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句句字字都明白,先背诵记住,以后长大了就自然领会其中的含义。如果因为教育国民不读经书,造成了没有人格,没有国性,那是不应该的,因此,儒家经典不可不读。

第一次“读经”思潮因袁世凯的倒台而结束。反思这次读经运动,袁世凯提倡“读经”,鼓吹孔子思想,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他的这种行为,就像陈独秀指出的那样,是将国情定格于数千年封建主义传统之上,提倡“尊孔读经”,实际上是要阻碍现代文明的发展,阻止中国社会进步的进程。康有为等人的孔教活动,却力在恢复国故传统,而严复等尊孔者虽欲从文化角度来倡导读经,然而时代使然,所谓乱世须用猛药,加之共和主义者强烈反对,强调矫枉必须过正,虽然他们的见解不无独到之处,但微弱而又“不合时宜”的呼声最终还是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二、章士钊的“读经令”

章士钊学贯中西,曾留学英国,是中国比较早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知识分子之一,同时,又是民国桐城派最后一批传人,国学功底深厚。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就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姿态参与新旧文化的论战,强调回归传统。1922年,章士钊到欧洲考察,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在反思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提出了“农国”的主张。章士钊的“尊孔读经”思想,就是建立在“农国论”的基础之上的。1925年章士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重提“尊孔读经”。章士钊将近代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和社会的危机归根于西方“工国”精神的输入。他认为,“工国”精神带来了金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刺激了人们的贪欲,腐蚀了人们的道德,使人心日益险恶,道德日益沦丧,最终必然会使中国趋于沦亡。既然中国的危机是“工国”精神造成的,那么挽救危机的良方应该是“农国”精神。他说:“以余意见,须返本还原,一铲伪工业国之文明,仍从农业振顿。使人弃虚华而重朴实,除巧伪而崇德信。卒至人人不争,各安其业。人格道德日臻完善。庶我国农业之文明,可以再睹。”章士钊积极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他认为,礼教与“农国”是二位一体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贯穿于历代,是不能改变的。他断言:“吾儒礼教之说,当复起于今日。”192511月,他执掌的教育部颁布了“读经令”(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1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

章士钊所倡导的尊孔、读经遭到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强烈反对。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认为“读经”只不过是“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读经”不能救国,“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章士钊倡导的这一次读经,在初衷上与严复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都是欲以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对抗西方文明的狂潮。章士钊同时代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留学欧美,他们浸渍于西方的文明之中,但并不是俯首贴耳,盲目崇拜,而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深刻的分析。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固有顽症,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医治的办法。面对强悍的西方文明,鲁迅等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开的药方是“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要将一切不合时宜的,不能加速中华文明进程的东西统统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矫枉过正之怨!

三、民国“读经”大论战

该争论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19349月时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的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松借复刊机会,向全国教育界以及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发信100余封,征询有关“读经”的意见,并把收回的70余篇文章(意见)编成专辑,1935510日作为《教育杂志》第25卷第5期出版发行。这是“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专辑”的由来,它为民国以来第三次深有影响的“读经”思潮揭开了序幕。

此次讨论的主要内容有:1.由谁来读?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中小学生来读。一部分人赞同在中小学设立专门的“经科”,其理由之一是“经”在语文教学中意义重大;反对者认为强迫中小学生读经不利于他们的发展,更有人认为“读经”乃专家之事,不涉及中小学生。2.怎样来读?在“读经”的方法上也不再是众口一词的提倡死记硬背,而是“譬况使浅,引证故事”(唐文治语)。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认为,“读经”要“批判地读———须以今日的需要为主,不能当作宗教经典一般”,要“选择地读”,“经子并读”。3.价值何在?即经书是否还承载着旧日的道德属性,是否能治今日社会道德败坏之现象,能否是一剂挽救社会道德的良方。(尤小立.“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1934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开始倡导所谓“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提倡“尊孔读经”,发布恢复“祭孔”的命令。在此前后,陈济棠在广东、何键在湖南、宋哲元在北方,以地方大员的身分提倡读经。1937年,何键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在12年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另外,冀察两省也都提出中小学读经的办法。

此次“读经”遭到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傅斯年发表《论学校读经》,胡适则连续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力抗狂澜,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西化派”的论战。这次的“读经”大讨论较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它已涉及学理,而且开始将“读经”和“尊孔”区别开来。如胡朴安就提出,“读经”与“尊孔”二者“不能并为一事”。中国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不再仅仅定格于是否“读经”上,而是对照中国国情,权衡中西文化,对中国的文化走向做出新的抉择: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还是走“西化”之路。这场文化论战使人们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西两种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识之士不再是偏执一方却全面否定另一方,而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吸收对方的合理之处;对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也不再是全部剔除一方,而是采用一种公平、分析的态度,有选择地接受。

四、当今“儿童读经运动”

对于当代“儿童读经运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学者萧宗六认为,读经违反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是教育的倒退,是“逆潮流”而动;而学者郭齐家却认为,读经有利于对儿童进行人文教育,有利于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读经不是教育的倒退,而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因此,读经是“顺潮流”而动。实际上当代儿童“读经”,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及其背景都是百年前无法想象的。

第一,中华民族灵魂的缺失呼唤回归读经。

清末以来,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困,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就理所当然地立即趋于稳定,相反,“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李泽厚.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正面临一场信仰危机:旧有的帝制下的价值体系已然崩溃,新的民主共和精神的支柱尚未形成,新旧思想交织在一起,这才导致共和党人、复古主义者、前清遗老、政治投机分子等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文化悲喜剧。当代“儿童读经运动”却处在社会转型、民族复兴、全球化及世界范围内人文主义思想大盛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关注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寻求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与自信,“读经”,乃至“国学热”,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升温。

其实这个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化立国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民族的积弱是文化的落后,所以革命的进步就是打倒文化传统,以至于鲁迅恨不得把中国汉字彻底铲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学习西方,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始,吸收西方文化,出于吸收理智的知识类,我们认为中国人不会这些。清朝咸同年间,大家看到了洋枪洋炮、汽车铁甲、留声机、电灯、化学、电力的奇妙,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也想把这些技术学来,那时曾文正、李文忠开始创办上海制造局、翻译局,随后组建北洋海军,办船政。到光绪年,所谓的时务就是学习西洋的技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变革国本,全然没有考察到西洋的洋货并非凭空而来,实在是有它的文化背景支撑的,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就像个西瓜,把蔓藤截断,搬过来吃就可以了。谁知道以后的搬运全然乱了套,不但是西方的真东西搬不过来,结果是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全部乱了套——西方的东西与东方的传统是不相容的。(全然不是中国人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一般,搬过来吸收融合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是侵略的,是中国文化被吃掉的问题,西方文化不允许异样的文化融合。)甲午海战,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才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就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的背后还有民智与体制。于是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戊戌变法不成接着再庚子事变,变法更盛,这结果大家想到西化之所以为西化,不但是在办实业、兴学校,而是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于是大家又群驱政治制度的变革,大学问家们都汲汲于此。所以就有了立宪论与革命论两派。主张立宪论的以为假使我们的主张可以实现,则对于西方文化的规模就完全有了,就可以同日本一样,变成很强盛的国家。——革命论的意思也是如此。所以革命家奔走革命,立宪家预备立宪。后来,立宪论的主张逐渐实现;而革命论的主张也在辛亥革命成功。于是旧有的封建体制三座大山终于被彻底推翻了,而民国的政体完全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但是这种改变的结果,西洋的政治制度依然不能在中国实现。于是大家有更一步的觉悟,认为政治改革仍是枝叶,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根本处着手,则所有的作法都不能解决根本,乃至于所有的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于是陈独秀的脑袋最清晰明利,认为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单独采用政治制度也不能成功,必须通盘换过才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哲学——人生哲学的改变——所以陈独秀在他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通用不着,根本的人生哲学不能改变,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到了这个时候,陈独秀发现了西化的根本所在,中国不单是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于道德都是不对的!(海印按,这个西方道德的根本,以至于有些新儒家都沿着这个思路以为,西方的道德可以比肩尧舜的化民了。)陈独秀是个有非凡独见的人,见到西方文化是个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叶叶零碎来看!于是此时最应该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造——文化运动。于是搞政治的梁任公一辈人到此都抛掉了政治生涯而趋重于学术思想的改革,如新学会的宣言书,实在是很好的参证,鲁迅等也就成为了新文化的先锋。

到了此时,已然是两个文化的最后根本了。抉择在于:西方对于东方文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是否接受全盘西化?其结果是东方化对于西方化的节节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经将枝叶去掉,要向喉咙去着刀!是自绝还是自裁,而将中国文化打倒!因为从前枝枝叶叶的做去,实在徒劳无功。此时问到根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华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

这是逼着中国人自裁,本来秉受东方化的民族不止一个,日本人很早就西方化;印度、缅甸是殖民化,中国人必须自谋,要自己做主,所以有着东方大国泱泱传统的中国,不能学他们一般,他们不能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急迫。一百年年来我们都在急迫,一百年来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人就一天也找不着方向。继之教育也一天也没有着落。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章)

第二,教育的拿来主义不符合国情,东西方教育的目的及方法根本是不同的。

清朝以前,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与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同时也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民国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读经虽然不再与求取功名挂钩,但政治上的目的并没有消失,比如,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有文化上的被迫,倡导“读经”者将中国问题的根源归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提倡读经的老前辈们,感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出于最基本的民族自卫的不得已!

然而,一百年过去了,教育不断西化,教育并没有培养出民国那些大师一般的人才,倒是培养了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语),更没有培养出百年前教育改革家所期待的那样,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人才。

教育出了大问题,全盘西化的教育不适合中国人,我们应该找回什么?教育是否要重新反省传统?从传统中找回中国人的教育之路,这个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教育的技术的改进、教育体制的改革等等问题,这已经是教育的灵魂,中国人精神生命的重建问题了。

这个教育问题的核心就变成,教育作人,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人全部的生命哲学、生命宗教、生命科学。也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所在。

因此读经带来的文化反省、教育反省,已经远非一百年前废止读经的背景,偏偏这两个急迫的问题,却是急迫也解决不来。读经现实的意义,在于从民间开始改变中国的教育方式!

第三,读经带来的中西方教育方法之争

传统的私塾教育,大都服务于科举制度,少数的私学家塾,为的是培养真正的人才。私塾分为蒙馆与经馆,私塾的教育方法几千年来有一套完备的体系,在我们打倒旧社会的时候,我们也一并丢弃了旧有的教育方式。我在《认字与读经》中,已经大体引述。旧有的读经方式,不是只“小孩子,跟我读”六字真言就能代表的,对传统教育的反思,我们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我们也需要不同读经方式的检讨与学习。

海印提出古小学的教育,从文字上重拾汉制,重视汉字以及汉字文化的童子功,恐怕是传统教育改变现实教育的大道!其他的方法毕竟难以落到实处,方法的根底在于文化的认知,从文字承担起文化的教育,小学之功,善莫大焉!

第四,读经以及民间文化的重建

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不容易被轻易打到的,尤其是有着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中国。推翻旧有的封建体制,未必能推翻几千年文化的传统。过去的教育,从官学到私学,都有着约定成俗的文化理想,官学着重培养官吏人才,私学培养者思想巨人,官学和私学的并存以及思想的对立,是中国教育的特质。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教育使命,都是围绕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主体之下的共存。

百年教育,铲除了中国人的灵魂,统管到一种官学的教育体制之下,从文字上开始抹去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高等教育的文化研究,都是不出书斋的学院派作风,与时俱进可以,开拓则罔谈,至于说引领民间教育,更是无力回天。

读经运动,带来的是从民间到上方的一种文化民意这股力量冲破了多少的思想禁锢,身处其中者自然知道。一种逆时而动的教育思想,却是一种顺时而为的民心所向。它的表意就是国人的文化思想,通过各种方式的表达,来寻求一种文化的定位,从气功、宗教到读经的轮回,中国人生命底蕴中的惯性不可磨灭。官学的文化调子并不能提供给民间文化的出路,于是民间就有文化的突路,在官学的儒家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几乎类似于民间宗教的“准文化”心态主导了潮流。读经运动,这样一种从民间草根掀起的教育运动,其意义传达的已经不是气功、宗教的意向,更是迷茫了几代人的一种回归文化的渴望!

十七世纪以来,广受内忧外患压力的不只是统治者,民间社会也在寻找着底层文化信仰的出路,当正统的儒家以及宗教不足以为其提供精神归宿的时候,各种民间社会的宗教团体蔚成大观,打破“出家僧团神圣权力垄断”和打破“宗教团体间教义上的界线”的举动,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清代的民间宗教盛行即是此因。

儿童读经运动起于台湾,获得了许多民间团体的支持,最初的林绮敏先生支持力度最大,但是将台湾的“读经”推广至全民读经运动的,是一贯道。一贯道在台湾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性的教派团体,而是热衷于传统文化的热烈推广者了。一贯道推动的《四书》,已然不是朱熹的《四书》了,和朱熹版的大学中庸有极大差异,是扶鸾(一贯道的灵媒)本,书中还有孔子、朱熹等降鸾对经典文字提出看法。

一贯道坚信“儒教应运救世”的说法,推《四书》为《圣经》,在儿童读经未兴起之前,《四书》本是一贯道信徒必读的功课书,儿童读经兴起之后,1994年,一贯道十八组线都会在台湾各区举办读经大会考,参加者由少而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贯道的信徒、必考的《四书》。这几乎算是民间宗教的科举考试了。

一贯道道场遍布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各道场也积极推广读经运动。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在华人社会举办《读经大会考》,《四书》是会考的核心科目。其实,一贯道从其十五祖王觉一(1833-1884)开始,就确立了“以儒为尊”的信仰核心,因此,一贯道信众在海外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儒家修己成人的理念。在全球化时代,一贯道对于《四书》的推广以及儒家思想的传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作用远远大于新儒家以及学院派儒家,以及各国孔子学院。

在大陆,读经运动借助于南怀瑾先生的文化断层重整工程而得以推广,净宗学会净空法师从落实《弟子规》来推动读经运动,王财贵教授以新儒家的思想传播为根底,加之一些半官方的组织以及学者的提倡,以民间力量的推动而得以拓展。不可忽略的是,民间推动的读经,以至于产生推动动力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绝不是单单对儒家的偏好,或者是学术上寻求儒家思想的演变以及泉源。

国内的国学院,对于民间儒学力量的支持,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思想上,远远不及宗教团体的支持。学术的儒家,如像杜维明、刘述先教授与西方文明对话式的新儒学推广,国内国学院的商业培训式的运作,跟真正的民间儒学距离非常之大。虽然同样重视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但是所关心的核心内容不同,以及所宣扬的对象不同,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存在本质差异。礼失求诸野,民间的儒学信仰的根底,恐怕不是来自于学术儒学的经学,而是来自于心底的宗教信仰需求,这股力量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学术界的儒家型的知识分子。

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流行,大体是因主体的宗教及正统学术的没落导致。也因为信仰的力量,使得经典的精神得以传续,清代思想的禁锢,使得民间信仰对社会的影响力绝对超过学理的主流儒学。民间信仰,离不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影响,但是毕竟不能取代正统三家,这几乎类似官学与私学的授受。所以三教合一的主张成了民间信仰的宗旨,以儒家规定其为人行为,以道功课其修炼法窍,以佛教定其归宿。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经验主义的合体,各取所需,学者要的是学理,信众要的是体验,信念变成信仰,显然是接受了道教与佛教的教义,糅合了道教佛教的功课。

比如将明明德解说成悟道,将止于至善作为开玄关窍,这些都是受道教的影响,清代创立的道家西派,以儒家经典解说道家功夫境界,四川的刘门、唐门光大其说,内用道功,外行儒行,从功夫到学理,从学术到宗教几乎达到了统一。由是我们知道,上士闻道中士修道下士笑道的不同,下士需要的是现实的引导和关怀,至于理论倒在其次;中士需要理论的指导,可以穷理尽性。

中国哲学的重建,有个命题是冯契教授提出来的,就是“化理性为德行”,理性没有经过德行的实践,终究于民间无益。或许,这个是文化复兴的症结所在,理论的架构,不能止停留在说辞上,大体也要去民间亲民实践,才能承担起文化重建的重任,也才能上求下化,充实学问之美。

理性看待民间文化复兴?这个理性恐怕还得德行来承担,是时候走出书斋了,文化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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