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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友敬: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
作者: 发表时间:16-09-13 点击率:2197

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

——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

商友敬    语文教育专家

 

  记不得哪一天,收到一份邮件通知,到邮局取来一看,是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共六册,其中《大学·中庸·论语》一册、《老子庄子选》一册、《唐诗三百首》一册、《孟子》一册、《诗经》一册,还有《易经》一册。都是大字白话文,无注释,更没有“导读文字”,却有拼音,十六开本。署名“绍南文化传播公司编订”,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寄件人我不相识,收件人的名字是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下了,心想也许是让我向老师和家长们推荐推荐。但我在读完后反而认为:这种“经典”,儿童不宜读。当然,我也要说一说反对的理由。

  据“出版说明”,香港有个南怀瑾主持的“国际文教基金会”,将台湾王财贵教授的“儿童诵读经典”的“理念”介绍给大陆,非但“深受小朋友的喜爱”,而且“得到了众多家长、教师和教育专家的肯定和支持”。“目前,已有近百万儿童在诵读经典中受益。”——照这样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书中还专门介绍了王财贵的“基本理念摘要”,共十五条,我也不妨顺着他的次序,一一说来:

  一、王财贵说:“‘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的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变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经典’不仅构成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

  这种对“经典”的赞美,并没有说明这些“经典”的“经典性”或“权威性”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价值”?我宁可接受陈来教授的说法:“经典的神圣权威性不是先验的决定的,而是在共同体的文化生活实践中历史地实现的,是在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更是在文化交往和礼仪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经典之成为经典,在且仅在于群体之人皆视其为神圣的、有权威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性质并非取决于文本的本身,而取决于它在一共同体中实际被使用、被对待的角色和作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他还在注中特别说明:“信众群体的使用才是最根本的”。——我们无法想象,今日的中国人,尤其是儿童,都成为儒家的“信众”,并且虔诚地“使用”这些“经典”。(一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某个集团说了算的,而是整个民族千百年来共同选择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自然的是“信众”。当然,这个信,不是迷信,而是认同。)

  我们不妨将这六本书每本的第一句拿来看一看:“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庄子选》);“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唐诗三百首》)(按:这书印错了,原书的第一首应是张九龄《感遇诗》中的“兰叶春葳蕤”,它却把张氏的另一首“孤鸿海上来”莫名其妙地加到前面了——引者);“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易经》)——这些话,对今天的儿童来说,既读不懂,又没有用,它怎么能成为“源头活水”?《老子》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它们怎么会变成“常理常道”?

  过去,“四书五经”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外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可以成为专制统治者的“理论依据”,至少可以充当“门面话”;第二,它是所有想做官的读书人晋升的阶梯,要靠它来考科举。清末民初的学者邓实说得很透彻:“审吾黄民之风俗政教,自秦至今,所谓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以故其制度文物,则君主之制度文物也;其人材学术,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其历史,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其宗教,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如实为“古史”的六经,便“所记皆人主之事;其书全体,则以君为纲,以臣为目,而于民十不及一二。”(转引自罗志田著《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时至今日,“为君”和“为臣”这两方面的需要都没有了,我们老百姓又读它作甚呢?

  说得更彻底的是张中晓,他在《无梦楼随笔》中说:“中国的古文化,不管它如何智慧和高超,归根结底,没有通过个人(即思维的自由)反思的心情,因此,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中国人的理论、学术著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是宫廷语言的堆积。而思想,却需要普遍性和个人感情(风格)的结合。”(上海远东出版社) (“读来如一批命令”,这是以偏概全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命令?)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老祖宗的“命令”拿来给今日的儿童读,以显示我们在“继承文化遗产”了。本来,这些文化“经典”自有其价值,主要是史料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当时怎么活、怎么想、怎么说、怎样被命令。其中当然也有些是可以让学生们读读的,如诗词,如寓言,如小品文,也可以让孩子看看孔夫子是怎样教书的,孟夫子是怎样说服(实际上说不服)君王的。关键是不能使它教条化、训诫化,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宗教经文。现在热衷于让儿童读经的,除了港台的一些自命为“儒学继承人”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丢失了别的信仰的“精神破落户”,或是懒得独立思考却又想在教育圈子里混下去的冬烘先生。(这段话是反对读经的,但我完全同意!)

  二、王财贵说:“十三岁以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儿童语言文字学习的最佳时期,更是儿童文化素养、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他们记住这些“古人的命令”,而不是目前家庭生活的温暖、父母的慈爱、学校生活的愉快、小朋友的友谊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最鲜活最生动的儿歌、童谣、童话、故事,而去学习佶屈聱牙的“四书五经”呢?

(这两句,我同意,但不能因此否定四书五经的价值!)

  难道自由自在地说和写,无拘无束地感受和想象就是缺乏“文化素养”,非要被古人命令和训诫一番,并且牢牢记住背出,才能“形成高尚的人格”?

  我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就是童心、童言、童真、童趣,他们应是在这样的天地之中健康地成长,包括他们语言的习得与发展。他们之所以特别乐于接受儿童文学作品——儿歌、童话、故事等,就在于其中跃动着一颗颗童心,散发着童真和童趣。儿童有他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虽幼稚却真纯,他们可以在生活交往中和阅读中提炼自己的话语,渐渐地走向规范,走向成人化、社会化。所以,首先要保护“孩子自己的话”,然后才能通过交流,慢慢学会和熟悉“爸爸妈妈”,也就是成人的话语;行有余力,才能接触到古诗古文——“爷爷奶奶的话语”。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常识。现在我们偏要违背常识,先用完全无用又完全不懂的“四书五经”来灌输给孩子,使他们既不能提炼和发展自己的话语,又不能用它来与父母、老师、社会交流,来习得普通社会生活的话语,这样就堵塞了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一下子把他们从自己活泼生动、自然有趣的精神世界,强拉进僵硬死板、陈腐发霉的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世界,还要说它“不仅符合儿童学习的天性,而且自幼就开始接受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奠定一生优雅人格的基础”。这可真是荒谬绝伦!

  三、王财贵说:“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层,关键是给儿童背什么。应该背一生可以受益的东西。现在‘死背’多了,将来才能‘活用’。”“该记忆的时候给他记忆,不该理解的时候不要强求理解,这才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不要错用教育原理而扭曲了人性,浪费儿童的好时光。”

  诚然,儿童时代记忆力是最强的,儿时的记忆往往到老都不会忘却,甚至如窖藏的好酒,越陈越香。但藏的如果并不是好酒,而是一瓶瓶死水呢?那就只能越陈越臭了。“元亨利贞”之类的东西,我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辈子不会有用的,记住它浪费时间。《诗经》本是很好的民歌集,但是太古老了,记下三百首二千五百年前的民歌,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得上的并不多。古人之所以记住它,是因为要在政治和外交的场合借这些诗句来“明志”;今人使用它有一种可能,比如在求婚时向对方说一句“与子偕老”——但也不一定能使对方听懂。 (这段话是没道理的,这些古书的精神,已经融化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话语里,怎么就是死水呢?怎么就是没用呢?)

  所以,即使要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古代的经典,也不能一古脑强塞给他们,必须加以筛选。近现代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筛选和解释的工作,在古代的经典与今日的儿童之间搭建了很好的桥梁。今天,读整本的《论语》,不如读李长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读整本的《孟子》,不如读沈蘅仲先生注析的《孟子菁华》;读清人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远远不如读近人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要孩子们了解《老子》、《庄子》,我看不妨从蔡志忠的漫画看起。

  “读得早、记得住,现在‘死记’,将来可以‘活用’。”——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是十分怀疑的。这只要拿最近几十年的例子来看就可以明白了。四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次全民的读经运动(当然,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声势不可谓不盛,压力不可谓不大,心不可谓不诚,气不可谓不壮,甚至有“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之类的口号,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有目共睹、记忆犹新的。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事如春梦了无痕”。(显然,又是让他们回忆起了读毛主席语录的痛苦经历。)只留下一条教训:死读是没有用的!白白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耽误了大好时间,甚至延误了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有了以上的“沉痛教训”,再来看王财贵下面的话:“‘经典’,只要从头按照章节,一字一句读下去背起来便是”;“不求理解,只求熟读,读多了,他就会背;会背了,便成为他一生的智慧财富”……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话语多么相似!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不再受骗了”。

  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适度地读一点古代的文化经典,是可以的。这正如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到历史古迹去游览,为他们打开历史文化和智慧之门,使他们在与古代文化的接触中增长知识,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用古代的“经典”来占据他的大脑,堵塞他的想象力,湮没他的灵性;更不能使古代的典籍成为宗教的经咒,使之神秘化。

其实,把话说到底,有些人不过是要使今天的孩子“听话”、“驯从”;将来能“尽忠”、“尽孝”。确实在“国学热”中,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居心!)别的法子都使过了,没有用。现在再用老法子“读经”,我看还是没有用。

 

网上一篇评论:商友敬与中国经典

      看商友敬的书很是过瘾,但看了其《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心里却颇有些凉意。

      商友敬是个直爽的人,对于他人倡导读经,时不时要质问“是何心肺”的!可是他自己也说“要鼓励我们的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去学习,至少不是为了应考,而且不该用‘考’来逼他们学。”“再说,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力最强,想象力也最丰富,把这个时间荒废掉,再补就太费力气了。至于古文,在这个阶段,也只能学一点最浅近的,但也要最经典的。”(见《文言教育应不偏不废》一文)

      看样子,商友敬先生是不反对学文言文的。可是供以教学的文言文却大多出自经典。商友敬先生反对读中国经典文籍么?商先生回望自己“细想下来,今日能够教点书,写点文章,得益于当年诵读过若干好诗好文,再进一步想,当年如果多下点工夫,再多读点好诗好文,必当比今日有出息得多。”(见《熟读深思学自知》一文)可见,商先生对于自己未能多读点古诗文,是极为遗憾的。

      商先生不反对读古代经典,为什么反对儿童读经呢?“我们无法想象,今日的中国人,尤其是儿童,都成为儒家的‘信众’,并且虔诚地‘使用’这些‘经典’”。(见《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一文)“所以我激烈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读经’,不论是老人读还是孩子读,不论是读宗教的经典还是准宗教的经典,只要你是以膜拜的态度来读它,就都是‘误读’,都是对‘经典’本身的亵渎,都是对自己理智和良知的抑制和扼杀。因为那是‘跪着读’,我们要站起来,以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的人,来与经典作家对话。不论他是什么人,我们在人格上在思想上同他是平等的。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态度来‘重读经典’”。(见《重读经典》一文)

      原来,商友敬先生并非反对读经,而是反对跪着读经!

      我误解了先生!

 

*《重读经典》一文见商友敬《坚守讲台》一书,这本书的一些文章值得一读。

目录:

第一辑 说自己喜欢说的
1 教师:在读书中生存
2 重读经典
3 读书为己
4 心事
5 书中自有
6 按书目读书
7 我为什么反对读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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