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读经和“读经运动”

吴小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 2004 08 15 《出版广角》2004年10期

　　蒋庆先生编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据称有十二册15万字之多，选了19部儒家经典，凡832课，洋洋大观，工程浩大，并以此倡导儿童读经、诵经运动，于是引发了一场争论。论战各方，在慷慨陈辞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追求、激情与偏狭、自由思想和专断心态，几乎与五四诸公毫无二致，令人恍若回到了八九十年之前。但是，历史毕竟转过好几个轮回了吧，我们也该稍许有点长进，不能还象上世纪初年那样自以为是、各持一说，混战一场。因为这八九十年之间，是有些太沉重的教训，明白摆在那里的。因此，我现在对于读经的态度与我所敬重的五四诸公或许稍为有异。大体上，对于读经，我有条件地赞同，赞成读点经，但是，反对读经运动。

　　读经问题本来以为在五四诸公那里早已经解决了，而且，在我们的主流言说里，“尊孔读经”一直就是与“复辟倒退”的反动派划着等号。但是后来我们渐渐发现不对了，因为按照与其相反的方向（批孔废经）走也并没有使我们真的摆脱了蒙昧和专制。这一点，是当年自以为在向着真理迅跑并且甚至已经掌握了真理、以至于敢断然宣布“决不容反对者有置喙之余地”的陈独秀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看来，读经的弊端，其实更大的问题并不在“经”，而在于“制”，在于制度。比如朱子追求的古大学之道，在朱子那里只是一种文化思考，在皇上那里才是驭民的工具。也就是说，只要还是专制制度，即使没有“经”，废除了读经，也还会有别的“专制帮凶”、“蒙昧工具”和愚民手段。这一点，相信有过“文革”之类经历的人大多不会有异议。过去，吴稚晖有一段名言：“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他说的“国故”，大体上包括和相当于当时以及现在人们所说的读经，但是他也点明了这是与鸦片、小老婆、升官发财这些社会性、制度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而起坏作用的，而且这些“臭东西”，看来也是与时俱进的。“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更是千古名言，尊孔读经的事，确是历来为窃国称帝者所乐于为之。但，说到底，这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经”本身所能够负全责的。

　　渐渐而至的另一个醒悟是，彻底铲除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砍断她的文化传承，无助于（并且有害）建设一个新世界。刘海波说读经是“脱离蒙昧之路，缺少类似这样的教育，自由社会的根基是不稳的”，他在此是把读经看作一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人格塑造和文化素养的教育吧。从这个意义上那么说是可以的，然而不够，因为那不但是读经问题。应该说，缺少与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延续的规范，包括道德伦理准则、为人处世的原则、社会公认并且尊重的公德，等等，则任何民主、自由的新社会都是不稳固的。这，同样有我们从理直气壮地“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铲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到痛心疾首地大呼“道德滑坡”、“人心沦丧”的可悲经历作为见证。

　　从某种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以一种热情和亢奋向着一个政治乌托邦迅跑之时，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抛弃。但它的“甚于秦火”的酷虐，和它令“弦歌声绝”，“《诗》、《书》扫地”的灾难和浩劫是十年文革期间的事（而不是蒋庆所痛心疾首的“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那个政治乌托邦的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一个能够支撑那种个人专断和现代蒙昧的体制。于是才出现了蒋庆所哀叹的局面：“结果让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我也同意“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中”，一个民族一旦抛弃了自己的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经典，就会失去最重要的精神支撑。现在看来，情况确实有点到了蒋先生所痛心的这个地步：我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没有了，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对此心忧的不但有蒋先生，还有其他人。而且，在对既成之局的评估方面，大家并没有什么异议。奇怪的是这种积重难返、几乎令人感到回天无力的既成之局，一转眼间，在同一个议论者那里又成了“斯文重振；经籍复兴，弦歌再起”的大好形势了——转折何在？在于“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靠它以“引导中华文化之复兴”，“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这究竟是在谀世，还是在阿经？我看，无论是谀世还是阿经，都阿谀得有点太离谱。

　　“中华文化之复兴”，是个大题目，做好如此大题目，窃以为首先靠的应该是制度的安排，靠的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现代制度。在更大的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指望通过读经来“收拾迷乱之人心，恢复民族文化之信心”，恐怕也就不对路，至少不够。傅斯年说过，“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虽在当年简单的社会里，国家创业也不是靠经学的，而国家一旦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冶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诡化的儒生。”这话就说得比较实在，今昔学者的不同这里也看得出来。傅的话，今天也没有过时。今天的人心迷乱和道德沦丧，不是因为不读经，而是因为转型期制度安排中的许多重大缺失，以及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根本性的滞后。民族的道德和素质的现状，只是这更大的问题的一种反映。大问题不解决，提倡读经救世，跟过去的提倡读经救国一样，怕是不着边际的空论。当然，收拾人心也得从小事开始吧，从儿童开始，读读经，从“洒扫庭除”开始，学点“正心诚意”的功夫，对一个人来说肯定不是坏事，这应该算是“小补之哉，呜呼噫嘻”（鲁迅）。至于他长大之后是否可以拿这“正心诚意”的功夫抗住举目滔滔的坑蒙拐骗、贪赃受贿之类的“利益诱导”，那就是不可知之数了。至于读经的提倡者所认定的更为宏大的理想：“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恕我直言，这种“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道德乌托邦，毛先生追求过，失败了；蒋先生又要接着做，我也担忧：一是忧其也失败，二是忧其中是不是有点与毛先生相似的“伟大导师”的心态。他后面那两句话，我怎么听着像毛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这么的沉重使命，还是不要压在我们的儿童身上为好。

　　我们假定，在一个符合现代原则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制度下，在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得到尊重和延续的背景下，在一种社会正义和法律得到尊重和遵守的合理有序的社会现实中，那么，读经与否，一定用不着承担着如此沉重的历史重任。读经，无非是那种特定文明和文化的延续传承方式之一，在“合理良善的制度下”，它并不约束人们的思想自由，也不妨碍人们正视和思考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而只会是人们思考和解决自己的时代问题的一种思想资源。不读经，人们也不致因此就道德沦丧、思想迷乱，他们一样可以在不违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做人做事，追求自己的理想生存状态，甚至也可以如薛涌所说的，以“包容天下的文明”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但是如果一切都正好反过来，没有那些社会环境和制度性前提，那么，结果可能是也与前述正好相反：提倡读经，只能落得如五四诸公批判的那样为专制助虐；反对读经，又将不幸如今人哀叹的那样导致传统失落、文化沦丧。“经”的读与不读，其利弊实在是取决于“制”的良善与否的。五四前后，出于改造时局的激切心理，人们把读经妖魔化了，其实是替真妖魔——制度——减轻了罪责；今天如果我们面对同样让人产生激切心理的局面，最好就别再犯与前人同样的错误了，也就是说，别再把“读经”妖魔化或者菩萨化了。让读经就是读经吧，别给它戴“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中华文化之复兴”的高帽了。

　　再回头说儿童教育。薛涌反对“孩子从小就死记硬背自己不懂的东西”，这当然对。但是实际上，作为思想尚未成熟，尚不具备自己的识见和判断力的儿童，童年时代死记硬背一些东西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果能够都等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解来选择自己“应该”背诵的东西，那就迟了，那也就不需要社会教育了。况且，我们现在岂止儿童，整个青少年受教育的历程中，从小学、中学，甚至于大学，都还在“死记硬背”许多自己不但不感兴趣、并且对于他们道德人格、对于他们日后的处世能力和生存技能都毫无意义的东西（主要包括应试和培养错误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内容，如薛涌自己所说的“为了高考背政治课标准答案的记忆”），这是体制所带来的更大的痼疾。对这个更为急迫而重大的问题无所举措甚至无动于衷，却对儿童发蒙时期的学习提出一个理想主义的要求，这，至少是分不清轻重缓急。实际上，儿童时期，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要“死记硬背”许多东西的。一个社会，一种教育，在决定拿什么东西喂儿童之前确实有责任想想什么对他们的今后更有用。从这个意义上，应当惭愧的是，我们从废文言、倡白话和废除读经以来，并没有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替代品。海外史家唐德刚先生曾经回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刚刚废文言、倡白话，小学国文改用新编儿歌，“火车来了，叮叮当，叮叮当”——几年大好时光，就这么“叮当”过去了。我们后来也差不多，“小小猫，跳跳跳”，童年时光，就这么“跳”过去了。再后来，从“小白兔，白又白”，到“小燕子，穿花衣”，到“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给孩子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倒不如让他们去死记硬背“人之初，性本善”，或者“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或者“学而时习之……”至少，这些经，可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凝聚和历史考验的文本呵。论战诸公，应该都是识文断字、勤于思索、耽于研究的知识分子，我们扪心自问，构成了自己的思想资源（至少其中之一）的，究竟是“小小猫”呢，还是“人之初”？在儿童时期多背（哪怕是死记硬背）一些经典——经过时间考验的、凝聚着本民族的思想精华的经典（而不是那些“生动活泼”、简单易懂的“新儿歌”），对一个人今后的思考和研究，或者说，对其学术生涯，无疑是会有利的。当然立刻就会有人反驳：不见得每个人今后的生涯都应该是所谓“学术”生涯吧？对于一般人呢？我看，对于日后的一生就未必就想与思索再有什么关系的人来说，他童年时背诵的是“小小猫”还是“人之初”，那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是喝着五四的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都曾经带着偏见甚至仇恨。但所幸的是，我们毕竟、终于，有了点阅历。现在我们知道，任何民族，自己的历史、自身的传统，都丢不得。因此，现在我赞成读点经。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春秋繁露》等等，我看都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来说。但是，我不赞成读经运动。原因其实已经包含在上面的论述里了。简单地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制度背景和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读经运动只会沦为一场闹剧。包括道德沦丧、民族自信丧失之类的问题，读经是解决不了的。让满脑袋经书中的道德原则的人去面对眼下的社会现实，能够造就的要么是不合时宜的失败者，要么是虚伪圆滑的伪君子。至于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们，如果我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道德人格进行质疑，那怕不免会成了诛心之论，或许人家真是苦心孤诣，在为“我民族文化价值”之存亡而殚思竭虑也未可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如鲁迅所说，不免侧着头，仔细想想。我见识过一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诩的“文化名人”，我认为，他们在作秀，其心态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道理也很简单：那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该干的事。这应当是常识，现代知识分子，能干的至多是“为往圣继绝学”——文化传承是他们的职责。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价值建构的工作，他们只能求之于己，不能强求他人，他还得尊重他人的选择，尤其是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至于“为万世开太平”，是文人办得到的吗？毫无疑问，当“往圣”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隐隐约约之中，是在以教主或者帝王师自命的——今人敢有此大气吗？况且即使是在“士与君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也没有留下过“为万世开太平”的业绩。就像孟子的“浩然之气”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些名言一样，张载的这几句话也鼓舞过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正直知识分子。但是农耕文明的时代过去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职责不同以往了。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不以此自我期许的读书人在道德和人格上不够格作一个“士”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还以此自我标榜的人在理性和心态上不够格作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由他们来提倡和指导一场“读经运动”，玄。

　　“读经运动”不可取，但是在中国，不“运动”也就什么事都没戏，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