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这篇不好，反驳到可一看。

陈四益：“读经启蒙”

——《读书》2004年第9期封二。

很有些人在提倡读经，而且是叫娃娃读经。理由之一，是可以启蒙。翻过一些此类读经的教材，其实没有什么“经”，不过是把几本蒙书又翻了出来罢了。

启蒙，顾名思义，是启起蒙昧，要人明白些起码的道理。过去，把《三字经》、《白家姓》、《千字文》一类书称作蒙书，是因为这些书教人识字，而且在识字中夹杂了一些三纲五常的教训，名曰启蒙，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立身行事的标准。

时代前进了，到五四时期，人们发现，君臣父子、神道设教那一套当初用以启蒙的东西，适足造成蒙昧。而蒙昧正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五四时期提倡的启蒙，是要以民主、科学教人从专制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

到了上个世纪后二十年，又有“新启蒙”主张的提出。那原因，大概看到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摆脱几千年专制主义的阴影。虽然读经早已废止，五四也过去了七八十年，但即便是所谓新兴阶层，一旦发迹，仍摆脱不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因而中国要真正现代化，必须再次作思想的启蒙，其要点当是以民主的法治替代专制的人治；以科学的理性替代愚昧的盲从；以人格的独立替代人身的依附。

如果“读经”能够达此目的，中国读了几千年的“经”，岂不早以完全现代化了？如果“读经”不能达此目的，甚或与此目标相背，那么，大倡读经，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是都赞成与时俱进么，怎么事到临头却要退回到读经时代了呢？

诗曰：闻说读经样样佳，算来时代几分差。启蒙应是朝前看？何必回头学乱蛙。

中国正在步入“读经时代”——陈四益《读经启蒙》读后（王达三）

2004年第9期《读书》杂志封二照例是“诗画话”，由陈四益先生文、丁聪先生画。陈先生诗文的题目是《读经启蒙》，其大体意旨是认为反对“读经”。在丁先生的漫画中，则是一形象龌龊的男子左手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蒙书，右手拿写有“新启蒙”字样的纸张，而一身背大书包的娃娃则无奈地看着该男子。

作为一名普通的作者或者画家，陈、丁二先生自然有权利发表对读经问题的看法，甚至可以把读经看作是“蒙昧”，一如那个文末必署上“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的薛涌先生。但为了以正视听，我们还是有必要就陈先生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含混模糊的问题予以必要的分析说明：

第一，陈先生在文中说：“翻过一些此类读经的教材，其实没有什么‘经’，不过是把几本蒙书又翻了出来罢了。”我不能毫无根据地说陈先生没有翻过目前人们编写的“读经”的教本。但据我所知，目前的读经教材，已经是很少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传统蒙学书籍，更多的是四书五经等经典书籍中人们可以接受而且认为应该接受的有关道德伦理、价值信仰等方面的内容。目前由“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缘自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编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15万字的12册诵本之中，有《诗》、《书》、《礼》、《易》、《春秋》等传统经典文本，而并无一本传统蒙学的教本。由此不难看出，陈先生首先是搞混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读经典与读蒙书并不是一个概念。

第二，陈先生在文中说：“启蒙，顾名思义，是启其蒙昧，要人明白些起码的道理。过去，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书称作是蒙书，是因为这些书教人识字，而且在识字中夹杂了一些三纲五常的教训。名曰启蒙，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立身行事的标准。”对此，我不能不说陈先生对有关“启蒙”的常识都有些欠缺了。西方所使用的“启蒙”一词，有其特定含义，是指18世纪西欧一些思想家以人道、理性等思想为武器从封建专制压迫和宗教神学桎梏下寻找和重建人性尊严。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并不是针对儿童教育，与儿童的人道启迪无关。而陈文语境中“启蒙”一词的指涉，恰恰犯了这个错误。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反对读经者的一个共同的有意无意的错误。

第三，陈先生在文中说：“时代前进了，到五四时期，人们发现，君臣父子、神道设教那一套当初用以启蒙的东西，适足造成蒙昧。而蒙昧正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五四时期提倡的启蒙，是要以民主、科学教人从专制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五四时期反传统的做法，自然有其应对危机情势的合理性，但也不能否认“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拼命往西走”有过激之处，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仔细梳理和分析，而是予以整体性、全盘性颠覆摈弃。实际上，任何传统文化，在以今律古的后人看来，都会有偏颇和失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经典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传统经典，是中国古人生命智慧和生存经验的积淀，自然，其中有些个别论断可能会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但是，却也无法得出结论说凡是读经就必然会导致“蒙昧”呢？为什么一谈读经总是把它想象成是在学“糟粕”而不是取“精华”呢？

第四，陈先生在文中说：“中国要真正现代化，必须再次作思想的启蒙，其要点当是以民主的法治替代专制的人治；以科学的理性替代愚昧的盲从；以人格的独立替代人身的依附。”对于这个呼吁，我想并没有人批评或者反对，相反凡是关心国家民族发展的人无不认同这个呼吁。但是，民主的精华不是多数同意，而是尊重少数。与学习英语的儿童人数相比，目前读中国经典的儿童是极少数，而且，读经的儿童也是个个学英语，真正的民主是不是该尊重他们读上那么一点点经典的权利呢？科学的对象自然，而传统经典，包括西方的传统经典，很少针对自然立论阐述，而是和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启人以真、善、美。当然，陈四益先生说民主科学后面是理性，但人之为人，除了冷冰冰的理性之外，还有丰富的感性和浓郁的亲情等等，这是理性应该止步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及当下反对读经的人，恰恰都忘记或忽略了这点。

第五，陈先生在文中追问：“如果读经能够达此目的，中国读了几千年的经，岂不早已完全现代化了？”就此，我不得不明确地说，这是个幼稚可笑的发问。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个近代的概念和命题。中国古人读了两千年的经，那时确实没有“现代化”。问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有“现代化”呢？而且，更主要的是，中国人在读经的时候，曾有过“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汉时代，有过“八方来仪，万国来朝”的盛唐时代。那个时候，现在一些所谓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大多还没有出现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读经就必然导致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我们不能实现所谓的“现代化”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古人。如果中国的历史需要跨出大的步伐，这个错误的认识是急需改变的。

第六，陈先生在文中说：“不是都赞成与时俱进么，怎么事到临头却要退回到读经的时代了呢？”“与时俱进”自然是好事，没有人反对的。中国人百年来病急乱抓药，什么药方都试过了，惟独忘记了老祖宗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呢，非要“拿来”别人的东西还要成为“主义”呢？百余年来，中国往往有人把中国“事事不如人”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传统文化，却几乎是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百余年的苦痛到底是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呢，还是没有很好地坚持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结果呢？与时携行，生生不息，正是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真正的“与时俱进”，正是要恢复继承弘扬光大儒家文化，给儒家文化一个机会，其第一步，正是要儿童读经，不但儿童要读，成人也需要读。中国不是什么“退回读经时代”，而是需要而且正在“步入读经时代”。

陈先生在文末有诗曰：“闻说读经样样佳，算来时代几分差。启蒙应是朝前看？何必回头学乱蛙。”本人也打油一首曰：“读经何曾样样差？真正读来实不差！未读就说读经差，既是鹦鹉又是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