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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和秋风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附朱国华、刘海波对薛涌文章的评论)(2004)
作者: 发表时间:16-09-06 点击率:1687

 

 

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09

秋风: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04 07 13

薛涌:什么是蒙昧?——再评读经,兼答秋风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朱国华:背诵、经典与文化保守主义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刘海波: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刘海波:再辩读经

 

 

 

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09

 

由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编篡的12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即将问世。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

先生在后记中称: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本来以为他讲的是文革。但他似乎生怕别人搞错,特别申明他所指的是1912年。那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这个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的精神主持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优良学术与文化传统。他当教育总长废了读经,却并没有去焚书,如何能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相比?我们无法估算,如果没有蔡元培,本来就贫瘠的中国近代文化还会剩下什么。如此厚诬前贤,把秦始皇排在蔡元培之上,不知道先生守的是哪路道统

那么,蔡元培是否应该废除读经呢?看看先生搞的名堂就明白。先生编的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象是312岁的孩子。而且,这些内容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

先生称: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一句话,他所提倡的读经,就是要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

这套东西不该废除吗?笔者有幸早生几十年,没有赶上先生读经运动的洗礼。不过,当年为了高考背政治课标准答案的记忆还是有的。其实那时的死记硬背,比先生的读经教育还人道些。因为当时对背的东西信不信、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至少对内容还是理解的,知道哪里简单化,哪里荒唐,有时一边背一边心里暗笑,甚至嘴上骂娘,聊作一番娱乐。可是先生提倡的儿童读经,那些可怜的孩子连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连嘲弄、反叛、苦中作乐的权利都没有。如此死背9年书,活生生的孩子也成了呆子。在一个发达国家,你要敢这么虐待儿童,就等着人来告你来吧。最终警察会把你带走。

再说,如今当个孩子不容易,学校里除了语文外,还有各种功课。这15万字一背,你还指望孩子有空都别的东西吗?如果这就是读经的话,蔡元培先生将之废除,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化之父的英明之举。至少他捍卫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也保证了孩子们有精力来接触多元的文化。

不过,蔡元培先生废了读经,却没有禁止读经。经书真有价值,有感召力,就和人家西方的文化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竞争。在海外养过孩子的中国人大多理解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接受中国文化,坚持和孩子讲中文。但是,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比如E. B. White,和语言大师William Strunk一起合著了一本仅80多页的小书The Elements of Style,讲英文写作的基本规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本英语写作的读物了,对英语的影响,也许可以和韦氏大字典相比。可是人家还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个蜘蛛生死友谊的童话,读得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里面有忠诚,有信赖,有超越生死的友情和爱。你要拿先生编的12册经书和人家竞争吗?GOOD LUCK(祝你好运!)

(在英语环境中,这明显是不公平竞争,孟子说一傅众咻,不过他讲的优质儿童读物的缺乏,确是事实!)

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老师心里就烦。跟英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其实他只是讲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家英文老师至少不迫害儿童!

如今儿童心理学已经相当发达,学者们作了许多调查、实验。不知道先生观察了多少孩子,有多少数据,凭什么就说12岁以前是语言模仿期,就得死记硬背,12岁以后是理性理解期,会逐渐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4老师告诉她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同样的话,儒家的经典中和基督教的经典中全讲了。但不幸的是,我们这里这一定律一般不被当作孩子所需要学的第一道德戒律,而且即使传授给孩子也是先生那样的死记硬背的方式。可是在美国的幼儿园里,老师把这句话告诉孩子后,马上在孩子们玩耍时的各种冲突中活生生地演义出来:你抢了人家的玩具吗?难道你希望自己的玩具被人家抢吗?孩子回到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等做饭的妈妈来一起吃饭,否则就不公平,就不合黄金定律。她可从来没有背过什么孝经,她在语言模仿期也会思想,会挑战大人的说法。

先生的诵本工程,也不难明白近代中国文化为何一厥不振了。先生声称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能对别人的文化骂得这么脏,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君子,脸皮也实在是够厚的。以笔者看来,以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又会回到蒙昧之中。 

 

秋风: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04 07 13

当代儒家思想人物蒋庆先生编辑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先生的强烈批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见《南方周末》,200478日),他形容蒋先生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

这样的评论倒也没有什么,因为,一个人总有对一件公共问题表达意见的自由。蒋庆先生既然倡导儿童诵读中国古典经典,那么,自然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网络论坛却出现了一种舆论一律,薛涌先生的批评博得了广泛的喝彩,在世纪沙龙上,网友们评论说,“倒也不必怕,这种倒行逆施的东东是得势不了的!”“好,不能虐待儿童!”“如此愚昧的东西为何能形成‘运动’?”“文化承传乃自然选择过程,无须‘大师’们奔走呼号!”等等。

就在同时,各个论坛上也有一个热门贴子,不少网友对各地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极为愤慨,对一些专家呼吁停止改建旧鼓楼大街、保护北京城市风貌的意见表示同情。然而,看到薛涌和网友们在读经事件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我知道,各地政府破坏旧城风貌,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心理支持的。

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启蒙时代的欧洲大陆知识分子把整个人类历史描述成一个进步的历史,相应地,中世纪则是一团漆黑;今人比古人聪明、幸福、明智、理性、善良;我们今天生活在历史的尽头,文明在我们这里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颠峰。

同样,现代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也相信了这种天真的进步主义,但这却导致了一场进步的悲剧。他们看到了现代化在西方的成就,回过头来,他们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文化、文明、道德等等,是如此地落后、愚昧、无知、丑恶。不摧毁这些东西,就无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道德、新人生。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讨伐传统的知识、社会、甚至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和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在这种心态下,主导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为了现代化,为了城市的社会、经济进步,而对城市连根推倒,全盘重建。这种做法,跟学者鼓动扔掉中国古书,其实完全相得益彰。

当然,在一个文化、知识和思想多元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强制要求所有家长必须督促孩子阅读中国典籍。但是,同样地,责骂一个学者发出的阅读中国古典的号召为“愚民运动”、为“文化蒙昧主义”,恐怕也有失粗暴。这些人士觉得,他们可以对传统、对中国的典籍作出终极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不能质疑的。这反映的是一种一元论、唯理主义的独断论的心态,而这种理性的自负和自我中心,恰恰是蒙昧主义的典型特征。——很多时候,很多人是以追求现代化开始,而以彻底的蒙昧主义告终。这样悖谬的事情,中国人百多年来经历过不少了。

让我们还是理性一点,宽容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而少一些刻薄、猜疑、鄙视和仇恨。毕竟,薛涌博士和他的孩子生活在美国,当然不一定非得读中国古典。但是,生活在中国本土、并且注定了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说汉语、写中文,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似乎就有理由去读一些中国经典,我们的教育体系也似乎应当多拿出一些时间进行汉语和中文的训练,学习那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而阅读、精读古典,乃是进行语言训练最重要的途径,不管那个民族,恐怕都是如此。

不光是语言,我们恐怕也需要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来进行思想训练。如果我们将继续说汉语、写中文,那么,我们就该学会用汉语思考。而这就需要我们去揣摩,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思考的,进而了解他们都思考了那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中国人的思考传统的边际上去进行创新。如果未来中国人还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的创见,那么,这样的创见注定了不可能出自一个从来不阅读中国古典的人的头脑。

西方人让他们的孩子阅读荷马史诗、阅读圣经,然而,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就一定必须忘记诗经、论语,然后才能做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中国人,我实在不能明白这其中奇怪的逻辑——我只能说,追求现代而走到了这种地步,也许是因为心灵过于狭隘而智力上希望偷懒而已,毕竟,全盘拒绝传统只需要一点激情就足够了。

 

我的态度很老实,并且对薛涌先生的回复简单作出一些回应:

请注意,薛涌先生在第一篇文章与回应我的贴子中,关于蒙昧的解释,含义是不相同的。报纸上的文章说:由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编篡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即将问世。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文章的标题也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文章的结尾也说,以笔者看来,以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又会回到蒙昧之中。

后面的解释说:笔者对蒋庆的主要批评,是他编了洋洋十几万字的经书,要312岁的孩子在意思都没搞懂的情况下背诵。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蒙昧教育。

上述两个解释的含义大不相同。后者仅指一种教育方式,而前者则宽泛得多。而我正是针对前者作出批评的。

薛涌先生批评我,“秋风的口气,恰恰说明读经派的可笑之处。他们口口声声捍卫传统,但一切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动不动西方人如何如何了,我们就应该如何如何。”我或许应该接受这样的批评,谁让我们今天能够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呢?当我具有了这样的知识的时候,我就具有了另外一种视野,因而,我说话的方式肯定会改变。我的问题也会改变。答案当然也与闭塞时大不一样。先生批评我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这话对了一半。我尊重来自西方的知识和经验。但是,我也会尊重中国古典的知识与经验。也许,这是我与很多以启蒙为志业、以批评中国文化为志业的人的不同之处。

我倒想提醒先生,您的文章中大段讲述了苏格拉底如何如何,美国的幼儿园如何如何,您给我们讲这些,是不是也有点一切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方式一定要照搬美国呢?

既然先生那么严厉地批评蒙昧主义,那么,我就想指出另一种蒙昧主义:那就是我所说的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种对于古典的蒙昧,对于以前的文化的蒙昧。或许古人因为迷信古代而确实很蒙昧,但今人之崇拜今天,也同样是蒙昧的。至于一味地以为西方的东西,比如教育方式,就是好的,同样是一种蒙昧。它显示的是心灵的一种闭塞和自大。进步主义、启蒙的唯理主义,其实不过是古代蒙昧主义的一个倒影而已。今人的蒙昧,一点也不比古典时代更少。这样的蒙昧,用先生的话说,也是一种“专制心态”。

重新解释一下我的立场:

我不反对读经,也不反对孩子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背诵。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教育模式未必就糟糕到非要被取消不可。

我赞成中国的孩子阅读更多中国经典。中国传统,确实可能比蒋先生所开列的书单范围广泛得多,但先生所列的也确实是中国古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总有一些基本的典籍,周易、诗经、论语、史记等等就是中国的经典。

当然,我不会支持政府强制读经。先生似乎并无这样的权力。先生不过提出一种自己的意见。所以,谈不上什么自由教育与专制教育的问题。我支持蒋先生的意见,因为,这会丰富中国孩子的教育。但未必支持他的论证。

我还想重复一个看法:中国如果有思想家,他一定是用汉语思考,用中文写作,并且,在中国古典思想的边际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我不能设想一个受过西方汉学训练,对中国古典仅有肤浅了解的人,可以在中国成为思想人物。关于这一点,请参考迈克·博拉尼的《个人知识》。

 

薛涌:什么是蒙昧?——再评读经,兼答秋风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笔者写了一篇《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发表于《南方周末》),批评蒋庆先生提倡的读经运动,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也引来了秋风先生的批评(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可惜,秋风先生一会儿把笔者描绘成启蒙主义的崇拜者,一会儿暗示笔者要破坏旧城,捕风捉影,就是不肯面对笔者提出的问题。

  笔者对蒋庆的主要批评,是他编了洋洋十几万字的经书,要312岁的孩子在意思都没搞懂的情况下背诵。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蒙昧教育。这就好比一个老子训孩子:我说的话,懂也要听,不懂也要听,反正我的话是对的,长大你就会明白。

  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大人从来都是可能错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向大人挑战。再顶一次全盘西化之恶名吧。笔者以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不应是蒋先生所界定的读经式的。苏格拉底自称他什么也不懂,他惟一比人们多懂一点的,就是他懂得自己不懂。所以,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和人们讨论,对那些自以为懂许多东西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把对方搞糊涂,使之终于认识到自己并不懂为止。

  知识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

  其实,这样的方法,在先秦儒家乃至诸子的著作中并不是没有。遗憾的是,当代的儒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留意。蒋庆等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对传统、经典有一个终极解读,自己很懂,别人不懂,于是为别人定下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觉得孩子年龄小,就不具备理解、质疑、挑战的资格。只能先背诵,后理解。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用自以为是的知识”(即未经苏格拉底式的质疑的知识),让别人停止思想,进入蒙昧。

  教育是质疑而非背诵的过程。如笔者曾经提及,为鼓励女儿读书,笔者在考虑欠周的情况下告诉她知识都是从书里来的4岁的女儿马上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笔者答:这个问题爸爸没有想清楚,看,还是你比爸爸聪明。于是我们一起讨论起知识的起源来。实际上,大人的心态要平等的话,你就会发现,孩子在和你对话时常常扮演苏格拉底的角色。回答孩子简单的问题,是对我们的知识最大的挑战。因为这些最简单的问题,需要最大的智慧才能回应。孔子、苏格拉底等先哲的伟大,就在于他们能够面对、而不是逃避这些最简单的问题。

  后来的腐儒不让孩子提问,只让他们背书,实际上是以他们那些陈腐的人之末,压制孩子充满创造力的人之初

  读经派对孩子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待老百姓态度的一个投影。他们觉得自己是权威,别人要等着他们教导。不读他们开的书单,就会如蒋庆所说,不配做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请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都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难道都不配做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吗?

  笔者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这种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少数几个读书多一点的人,不仅在知识上优越,甚至在道德、价值方面,也有垄断性的权威。他们可以替别人作出决定: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甚至动不动就说你如果没有这种或那种意识,就不配做一个现代人等等。读经派虽然批评五四的传统,却和五四启蒙主义分享着同样一种专制心态:似乎世界上只有几个人可以思想,其他人只配按他们的指定来背书。这实际上全是来源于传统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则认为,这种文化垄断需要打破。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

  秋风以传统的捍卫者煞有介事地问:西方人让他们的孩子读荷马,我们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坦率地说,笔者在美国住了九年,并没有见到有哪家的孩子在读荷马。秋风的口气,恰恰说明读经派的可笑之处。他们口口声声捍卫传统,但一切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动不动西方人如何如何了,我们就应该如何如何。蒋庆提倡读经,自称一个重大理由是要回答亨廷顿的问号。因为据说亨廷顿搞不清楚中国文化的存在状态了。其实亨廷顿算老几呢?他不懂中文,搞不明白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这就是读经读出来的迷信权威的扭曲心态。以笔者之见,先生要真是关心中国,亨廷顿的问号就不值得那么认真,倒是三五岁孩子的问题,值得你好好回答。

 

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当反传统、反儒家的信念已经融入到中国大多数受过大学以上现代教育人士的血液中之后,有人出来提倡读经,当然会引起普遍的反对;在毋须承担责任的网络论坛上,甚至不乏恶毒的咒骂。

  然而,为什么不能读呢?

  有人之所以反对读经,主要是反对背诵的方式。据说,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只强调背诵,而不管孩子是否理解。而源于西方、比如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育,要优越于这种教育模式。

  可能确实如此吧。不过,这仅仅只是一种意见,即便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意见,也仍然只是一种意见而已。而且,强调背诵,似乎并非仅仅读经的专利,目前的语文、政治、英语、历史等等各门课程教育中,似乎都强调背诵。因此,如果断言这种教育方式就是蒙昧主义,那么,我们的学校就早已进入蒙昧状态,多一个读经,似乎也蒙昧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因为读经强调背诵,并不能构成反对它的有力理由。

  当然,大多数人反对读经,主要担心的是经书的思想内容会毒害青少年,或者更具体地说,经书中的古老内容无益于培育现代公民。近一个世纪前有人主张把中国古书扔进茅厕,似乎就是这样的理由。这理由已经成了现代读书人的一种常识:中国的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跟专制制度、与压抑个人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没有人能否认经书、经典、经学与君主政体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儒家正统学说和儒生群体,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主权力、驯服暴力统治的功能?同样地,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除了赋予世俗统治以正当性之外,是否也发挥了约束世俗权力的功能?

  假如人们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健全的政治哲学思考方式,则对于儒家与君主的关系,当会有更为健全的理解。事实上,至少从阿克顿爵士以来,西方即开始打破近代启蒙主义者所编造的中世纪一片黑暗的神话,而对基督教教会与中世纪文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准确地理解。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全盘反传统之后,中国部分学者似乎也已以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的制度与思想,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即便人们不同意这样的学术结论,而仅从现实角度考虑,读经也早就不再具有反读经者所担心的那种危险了。经,在传统社会中,确实具有正统的含义。经常有人希望借助于国家的权力,确立一种一元的意识形态,以此控制人们的思想。

  然而,今天一些人士所倡导的读经,基本上不过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意见而已。他们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公立、私立学校体系,或强加于家长和父母。他们仅仅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激情,说服人们去阅读中国经典。

  对于这样的意见,见仁见智,原是很正常的。那些坚定的唯理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现代化主义者,以及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当然拥有不读中国经典或不让他们的孩子阅读、背诵中国经典的自由。他们可以通过辩论,驳斥倡导读经者的说法。

  但是,他们也应当尊重别人倡导读经的自由,只要这些人士并没有诉诸强制。他们也可以告诉那些守旧的父母,让孩子读经是不明智的、愚昧的。但假如这些父母不接受,他们就应当尊重父母的选择。归根到底,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是父母的自由,而不是他人或政府的权力。(这一点确是如此,那些自由派人士,常常把不接受他们意见的家长和民众斥为愚昧,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本身就没有体现自由的精神。)

  不幸的是,在最近有关读经的辩论中,那些反对读经者的语言却充斥着阴谋论的猜疑和唯理主义的独断论精神。理性是宝贵的,进步是可欲的,而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法国大革命中间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理性宗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人,已经居于历史的终点,因而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而一切据认为妨碍他们所追求的进步事业的东西,都应当无情地予以摧毁,好让今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近代以来思想史上最大的悖谬:启蒙主义者从怀疑主义走向了独断论。正是基于这种哲学精神,反读经者确信,他们完全有理由对儒家经典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断:这些经典是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不管是其内容,还是其教学形式,均有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他们同时也患上了自由主义的神经过敏症:一切主张读经者,都是试图奴役人们的心灵,因而绝对不能容忍。

  如果说,启蒙运动确实产生了什么可欲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发展出了宽容这种美德。但是,如果惟独不对理性和进步本身保持怀疑,或者说,不对怀疑精神本身保持怀疑,则在启蒙之后的今天,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这种态度看似悖谬,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某些人的心灵。

我们暂且不谈论中华文化复兴这个理想。但是,假如我们确实热爱理性,那么,对于传统,对于经典,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应当具有一种宽和的胸怀,且以同情的理解态度去对待它。假如有人热心于倡导读经,假如有一些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经,甚至,假如有一些学校选择让学生读经,那就应当平和地接受这一事实。可以辩论,但不应以理性进步,或以个性自由现代化为名,怀疑他人的动机,甚至贬斥他人的选择。因为,关于读经的利弊,似乎不像人类对偷窃或舍己救人那样,已形成公认的判断标准。而在一个文化、思想趋于多元化的时代,有人倡导和选择读经,完全属于教育自由的范畴,过激地反对他人读经,显示的不过是心灵的狭隘和理性的自负而已。

 

背诵、经典与文化保守主义

朱国华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 《南方周末》, 2004 07 22

  一向爱读薛涌先生的文章,昨天有幸诵读了《南方周末》上的大作,却感觉有点怪怪的(不好意思,挪用一下小资词汇)

  薛涌先生的文章题目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吃不准。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究竟是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批评走向了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是借助于走向蒙昧的现象,来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呢?以我愚见,可能是后者居多。

  薛涌先生大可以抨击作为一种学习方法的背诵的不可行,但是他没有,单是说诵经不好。由此可以假定,他脑中是不是有这样不大方便明说的对等式:诵经=蒙昧=文化保守主义?我可以斗胆替他论证一下:文化情感应该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培养,但是,由于中国经典所对应的语境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消失,所以要求理解的先在性是困难的,因此强迫性的背诵是必然的。接受程序的不合理性与此程序背后文化目的的不合理性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从这个大思路上着眼,与时势脱节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休矣。

  其实,就薛涌先生对背诵的歧视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商榷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解释背诵对记忆力训练的用处。

  可以说明在少儿期对于经典的背诵有可能将一种传统植入到其个体经验之中,沉积为对他未来发挥作用的文化无意识。可以证明博闻强记是钱锺书、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可以解释对经典义理内容的理解其实有很多层次(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话,人在5岁、15岁、25岁、35岁、45岁的时候对其理解可能是不同的),背诵所谓不懂的东西其实未必在字义上就真的不懂。最后,我们甚至还可以批评一种绝对化的因势利导主义(与强迫孩子背诵刚好形成对立),要是完全听任孩子的兴趣,那还不如成天给他们看卡通片、打电子游戏便了,我以为这个结论薛涌先生一定不大赞成。我的意思是,对孩子的知识灌输,不可能无条件地屈从于孩子们的意志,总有一些是需要强迫进行的,这只是一个程度、方式和范围的问题。

  但这样的商榷意见,我怀疑对薛涌先生来说意思不大。其实我也无意于表达对于背诵的迷信。作为一个记性很差的人,我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厌恶机械记忆。但我觉得借反对背诵之名以达到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之实总是不那么让我心悦诚服。孩子在12岁前后是否经历了一个从语言模仿期理性理解期这样的转变,我不了解相关学科,不好妄发议论;但是,于蒋庆先生悲哀于本民族在教育体系中没有自己的经典教育,我还是部分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断裂,这场被我们今天命名为现代性的断裂使得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获得了合法承认,我们也通过西方的文化观念来重新组织知识谱系甚至文学艺术谱系。于是,原先正统的观念被边缘化,而原先被视为异端邪说或小道末技的精神资源被奉为圣典。这里面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理念的浸润下重新构建的符号秩序是否还具有跨语境效用?

  让我们说得更痛快一点。在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全面失守、文化激进主义大获全胜,并成为孤家寡人的惟一胜者时,这样单面的文化生态难道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好事吗?举例来说,过去我们曾经以破四旧之名对传统文化的洗劫,以及今天一些地方以拉动经济消费加强旅游文化建设名义下对传统文化的摧残,这难道不和一个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缺席有关吗?

  再以文学经典为例,我们根据西方的文学观念,固然重新发现了原本上层社会弃如敝屣的小说,重新发现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伟大著作,但是,这种原本是异端的文类,难道没有其缺乏传布主流文化积极价值的先天不足的毛病吗?梁启超攻击这些作品不出诲淫诲盗二端,语虽偏激,何尝没有一些道理?我们的正典里何尝有类似于维吉尔《伊尼德》、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这样一些正面肯定主流价值的叙事性鸿篇巨制?在一个立足于叛逆、颠覆、革命,简言之立足于破而不是立的现代性叙事构架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厚重内敛,难道不恰好构成铺张扬厉的文化激进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吗?

而且依我看,薛涌先生对于蒋庆先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未来会得势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很明显,现代化建设与文化现代性有如齿轮般啮合(其相互之间的对抗本身也是其啮合的一种方式)并没有为中国传统经典预留太多空间,后者已经变成了还剩下顶多可作花瓶点缀之用的屠龙之技。这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民族认同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困境。这或者是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涌动的原因。但急于融入到美国社会的薛涌先生的焦虑显然是另一种。当稳稳地获得合法性的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普遍主义的方式被建构为常识时,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这顶大帽子只好赠送给我们中国人了。

 

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

刘海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原载《南方周末》, 2004 07 22

 

蒋庆先生编篡了12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薛涌先生称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见《南方周末》,200478日)。

笔者有个看法:自称所谓启蒙者,往往致人于最深的愚昧中。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在教育中,对儿童自主选择、怀疑一切的讨好,比之强调服从、控制玩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却更愚昧而不自知。

吾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要求儿童背诵,开明如薛涌先生的反对观点,竟建立在3-12岁儿童的喜好与否的基础上。薛的观点,其实只是美国自由派左翼的政治正确,或可远追溯至卢梭的理论。但这种见解,又有什么坚实的基础?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但是,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教育儿童是父母的责任。子不教,父之过是我国先贤的古训。在教育中,儿童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和资格,服从和权威、规训和惩罚(反用福柯的术语)是必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所不可缺少的。以前英国的公学多培养出来真正的绅士;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的。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

我同意,没有人可以强制要求所有家长必须督促孩子阅读中国典籍。但是,儿童的家长和被家长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压制儿童看动画片、打游戏的自然喜好,而诱导且并不排除强迫儿童背诵经典,引导孩子们走入正道。为达此目的,笔者甚至赞成家长和家长的代理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必要的惩戒,只要惩戒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

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至于薛涌的看法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则极为独断,没有坚实的根据,并将客观真理降低为人的主观欲望,从而走向他批评的蒙昧

 

刘海波:再辩读经

 

关于读经的辩论到最后如果变成了 “宽容”、“自由选择”、“不能强制启蒙或读经”这些结论上去,我不以为然,因为根本没有出现需要做这些判断的具体情况。换言之,这些结论,是附着于某些具体的案例才有意义的。这些是政治和法律领域中才遇到的问题。

  我不想掩饰和薛涌先生的观点的实质差异。

  虽然说了很多关于儿童背诵经典的话,但我认为,背诵或在多大理解程度上背诵,或什么年龄背诵,不是辩论的主要问题。背诵这种学习方式是否会使人走上蒙昧?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小题大做的。

  在某个年龄段背诵对于掌握某些知识(如外语)肯定是重要的。但,重要性也可能因人而异;年龄和身体、心智的发育程度只是大致对应,还会有差异颇大的情况。由不同的人学习中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没有兴趣对诸如李阳“疯狂英语”学习法发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如有人反对,我也不会参与辩论。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蒋庆先生不是在上述的意义上提倡读经和儿童诵经的,他是要恢复中国的古学校之道,朱子《大学 章句序》中所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蒋庆先生提倡的儿童诵经的。

  朱子说的古大学之道,是否致人于蒙昧,是专制的帮凶?也许薛涌先生这么看。同样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却认为,这是脱离蒙昧之路,缺少类似这样的教育,自由社会的根基是不稳的。

  我相信不依赖于人的客观正义与客观真理的存在。如何通向正确?这是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有限的人,在不加怀疑中学习经典是更好的办法。知识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对客观真理的信念,对权威的信赖。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学习经典,是相信还是怀疑。强调背诵当然有对于掌握古典语言、提高现代文写作水平的考虑,但更是因为出于对经典之本源性、超越时代正确性的高度信赖。背诵是要儿童相信经典中的义理,要确立儿童什么样的信仰问题。是否在理解了经典义理的含义才背诵,这是一个程度的差异,而非性质上的差异。当然是在背诵中加深理解、而义理的讲解也有助于记忆。不会出现完全不知其义只记一些单纯声音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读经何谓?经典学习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讲解经典含义的程度(字面意思还是深入阐发)、聪颖儿童与愚钝儿童怎么因材施教、其他学习负担沉重情况下怎么办,似乎没有先定的、一成不变的办法。

  何谓经典不是蒋庆先生独出心裁的创造。这些经典,不是出于任何一人之手,乃是几千年历史累积而形成的,已经无人说得清楚其最初的起源。在这一传统中的大圣大贤,是历史演变中被逐渐公认的,是事实上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规定或一种抽象理论推理出来的。经典是我们主流传统道德语言的语法,和我们今天对具体事件的道德判例,仍然是血脉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仍然活着,只是隐而不显而已。蒋庆先生所说的经典,是对古圣先贤的成法事后的描述和归纳,是所谓“编而不作”。因此,薛涌说:“蒋庆等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对传统、经典有一个终极解读,自己很懂,别人不懂,于是为别人定下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专制心态”,是不知所谓的。

  诵经之本,在复古学校之道,传圣经贤传之指;在今天则有收拾迷乱之人心、恢复民族文化之信心的时代意义。

  我想提倡读经诸君子的努力,甚至是要使儒教成为我国真正的国教。在此,我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否则只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我希望儒教成为我国事实上的、经验观察中的国教,但不要成为政府规定或宪法规定的国教,儒教要成为成文宪法之上的但不具有实在法效力的高级法。在另一篇文章中我着重强调了儿童的父母和父母托付的私塾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读经运动,努力的方向在民间而不在庙堂。这样的努力,在我看来,是在为一个自由社会和宪政政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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