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读经之辩——回到常识和现实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 2004 08 12

近年来主要由民间力量和自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新一轮“传统文化热”，与1980年代学术界的文化热很不相同，无论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北京的一耽学堂，以及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都致力于行动和实践，探索在当前环境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之路。比较而言，媒体上学者对读经的论辩仍胶着于义理、概念，陈义极高，立论极深，却显现出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和疏离。这并不是说文化讨论不重要，而是主张对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研究，应当更多地从实证、经验和常识出发，从社会现实中认识问题和探寻原因，套用一句顾准的话，应当从理性主义回到经验主义。

　　 民间力量复兴文化传统的自发努力，产生于丧失了道德感和文化意义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深层民族性的觉醒和现实焦虑。在全球化和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一代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对文化传统可以一无所知，对书法、民乐可以一窍不通，剑桥英语却不可一日不读，视麦当劳、肯德基直如亲娘老子。各地在经济开发中严重破坏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一些地方甚至赡养老人的基本道德都难以维系，都反映了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深刻道德和文化危机。当下所谓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读经，基本已无国学素养可言，许多人甚至缺乏对传统尊重的情感和企图了解的态度;而拥护或反对读经的上一辈学人，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与传统的天然联系。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认识，世界上各种文明类型的社会都可以演进、转型而进入现代，儒家文化也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兼容。因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方针和教育方针的。越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化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一个不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动物”的崛起。这一切，正是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社会动因和现实合理性。它主要不是学者讨论出来的，而是产生于强大的社会需求。

　　 当前在一些学校和社区开展的少儿读经活动，准确名称是“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取材主要为《三字经》、《弟子规》等古代蒙学读物、孔孟学说，以及唐诗、宋词等历代佳作，也包括近现代中外文化名篇，并不排斥现代社会普适的思想、文化价值，通过“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的诵读活动，达成在民族文化、传统道德和心理、情感方面对儿童的启蒙。将此读经混同于袁世凯的复古读经，视为愚昧、倒退之举，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即便对那些高调的复兴儒学之说，我也视为是一种善意的“矫枉过正”策略。由于儒教所依赖的农业社会、家族制度等宗法社会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说它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性力量是不真实的。今天谈儒家文化、谈国学，不过是企图重新建立与传统的微弱联系，培养对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建立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合法性，哪里是要重新“定于一尊”甚至抵御现代文化，不过是争取“一席之地”而已。比之佛教、基督教尚有寺院、教堂可以传习，而儒教却几无立锥之地，显然是不正常的。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延续和传承文明，从而凝聚社会和民众，并在继承中创新。西方教育史上也屡次出现回归经典的教育运动，20世纪出现过著名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理论和大学的“核心课程”。对此虽然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倡导愚昧或倒退、复辟之举，正像没有人会批评《圣经》陈旧过时。

　　 今天，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应当抱有更加民主、开放和宽松的心态。儒家文化教育应当进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除了少儿诵读经典之外，中学、大学都应当开设专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核心课程。

　　 其实，五四时期的中国教育家已经接触过传统与现代化、民族化与国际化这样的冲突和挑战，处理得似乎比我们更好、更高明。如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的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便生动显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理想和智慧，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也应当坚持和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