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烨:《游戏——我和顾城》、《顾城的画》、《他——记顾城》
顾乡《我的弟弟顾城》1986
舒婷《忆顾城》2003
文昕《顾城谢烨悲剧的反思》1999
王安忆《岛上的顾城》1992
姜娜《顾城谢烨寻求静川》1993
彦火《顾城，一个微笑而痛苦的灵魂》1993
陈力川《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2003
游戏
——我和顾城
谢烨
（一）
生活，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好像只是在河的两岸玩耍，为了有一天能在桥上相遇，交换各自的知了壳和秘密。我们站在桥上往下看着。看两岸过去的风景，看时光流逝。
（二）
金晃晃的屋顶在晨光中升起，夏天的草发出一种香气，夏天折断的草杆落到地上。这时，那个短头发的傻子来了，她穿着黑颜色的脏衣服去敲各家的门。她大声说：“大哥，醒了吗？天亮了，咱们上山捉鸟去。”醒了的人都愤怒极了，呵斥她，用锅铲赶她。她这么愣了愣，又去敲别家的门。
那是我童年的早晨，在北方，承德……我的早晨。
（三）
太阳出来了，光辉照耀着土地和山中的小塔，照着那个暮气沉沉的小男孩。他装出大人的样子，乜斜着世界。他的窗子上停着一只绿知了。
在这个早晨的那边，在夜里，他曾久久地跟着一群大孩子跑到有树的野地去。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看他们打亮手电聚在一起有些争执。然后往前移动着。这时候，他才慢慢走过去在他们掏过知了的地方又掏了一掏，同时他又那么害怕漆黑的树影里想象的蛇虫。
现在，知了就在他窗子上，那么大胆。它趴在自己蜕下的壳边上，身上的颜色开始由淡黄变成棕绿继而又换为群青。软弱的腿，坚硬起来，它开始向上爬动，用小汽泡似的眼睛四下看着。它不知道那个胆小的男孩就叫顾城。
（四）
我们在一起生活，他很坦然，觉得一切都理应如此。有时候还很委屈地告诉别人：“费了好大劲呢！”
我很高兴，又似乎想悄悄地遮掩点什么。
（五）
八月八日，夏天的上海正热呢。我们带了户口本，一起去结婚登记处。他穿着我买的那套白色衣服觉得自己走在街上挺惹眼，好象谁都发现他正要去结婚。
我呢，真想悄悄地走过政府大楼，谁也不惊动，是哪个大门口？我不知道，我不想问人，只想一直走下去。
也许走过了，也许还没到。我在一个路口张望了一下，他有点怀疑：“你不是认识吗，怎么还没到呀？”我觉得今天真好，路也好，走不到才更好呢！
终于发现了一个大门，我们走进去。从花圃中站起来一个人问：“找谁”？
“这是法院吗”？顾城说。
“是呀。”
“请问登记……”
“哦，法院不管登记，管离婚。登记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两站路呢。”他往后指了指。
我们没笑，我们往回走。他走得有点快，像是逃跑。我拉住他，我们都有点紧张。又是一个大门口。红牌牌上写着结婚登记在四楼。
真的有四楼吗？我们走进彩色玻璃的小木楼梯，地板咯噔、咯噔响着，声音好听。
（六）
我们有家了。屋子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破竹筒的屋粱吱吱作响，窗户相对很大，足足占去了半面墙。窗外过道还不到一米宽，在那有我们种下的爬墙虎，它们艰难地生长着。
我们把桌子放在窗口，那儿最亮。他坐在窗外，我坐在屋里，早晨，我们围着桌子开始吃第一顿早饭。
我们都高兴，可以这么近的看见自己，看见一切。有五年了，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那次在火车上，我们就坐得这么近，甚至更近些，周围的人都累了，睡去，东倒西斜。只有我们好好坐着。我们不想睡，好像是醒着做梦，我们说了什么？小时候，我们都在北海公园玩过，一个在湖这边，一个在湖那边，都看过三届运动会，一个在看台这边，一个在看台那边。我们有许多时刻可以相遇，然而，这是最好的时刻。
（七）
秋天来了，秋天带着它的大月亮来了。一个忙乎乎的虫子从卷心菜里爬出来，被我捉住了。我拉开它薄薄的浅色翅膀，想起了童年的游戏，想起了我北方和南方的小朋友。
“你知道这叫什么？”我问顾城。
“蝼蛄，属直翅目蝼蛄科，国内有三种。这种可能是中华蝼蛄，它会用前边的两个挖掘足挖洞，很厉害，你不怕？”
“嗯！那会儿，我跟他们晚上在广场的路灯底下等着，蝼蛄和蝙蝠一起乱飞。蝙蝠飞大圈，它们围着灯飞小圈，还叽叽尖叫，不时就落到地上来了。他们教我这样走过去，然后捏住这里，咬不着。翅膀很好看，好象也不死！”
“怎么不死，我养过，和大步行虫养在一起。半夜它们尖叫，我起来一看，好，每个蝼蛄身上都骑着一个步行虫，用大嘴钳咬它们后颈。蝼蛄的脑袋都歪了，还在飞跑，小眼睛还在乱看，须须还在乱摇。我想救出它们，可绿瓶子像深海一样，没办法。关了灯。早上它们都死了。”
我听了，对手中的蝼蛄也同情起来，好像是被纳粹杀剩下来的犹太人似的。我稍稍一松手，它撞到一块砖上，翻了个身，用后腿搬着身子溜到爬墙虎的影子里去了。
他开始讲他热爱的昆虫，又讲他最初的信仰法布尔的《昆虫记》。蟋蟀在四下叫着：“天鹅飞翔于银河之间，下边，围绕着我们的，有昆虫的音乐，时起时息。微小的生命，诉说它的快乐，使我忘记了星辰的美景。”
（八）
结婚了，亲友长辈都来告诫我们，尤其是他：结婚就是大人了，再不能像小孩那样！我们都挺郑重地点点头。生活开始了，多严重，他真的严肃了好几天，作出一副当家的样子：提出设想，列出开支计划，发出忧虑，等等。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忘记了。现出了本相。坐在屋顶上看书或想躲到床下去。他的怪念头多极了，一晃就能掉出一个。
一天，我从外面买了些豌豆，我想他决不会稀罕剥什么豌豆的。我告诉他之后，就放在一边了，想过会儿再剥，可他却挺高兴地把豆荚倒在门口报纸上剥起来。我还看见他挑出一些老的来，再抓把嫩的放在一起那样一撒，然后就很快地剥起来。
“你干别的吧，豆一会儿我剥。”你猜他说什么？
“这打得正激烈呢，那边绿师团开过来了，这边黄的是好人，好人总少，死的也少。”然后，又讲起他复杂而天经地义的作战方案来。如何打击核桃的装甲部队，活捉开摩托车的花生米，天呐！一场伏击战要打好多时辰呢。
他忙极了，因为一直当统帅，而且要当敌我双方的统帅。简直没法想象他有多大气魄，报纸一张张铺在地上，战场在不断扩大。
有的时候也单枪匹马，他曾告诉我在刮风的时候躲在墙角袭击一阵最大的白毛风，高举干树枝砍杀不已，怎么去追赶溃败的落叶。不过他最爱干的事还是当统帅，统帅那些花生米、棋子和小菜豆。就像小时候在被子的山岭、床单的深谷里摆满《三国演义》的营帐。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九）
说是可汗，有时也可气。他公然发号施令起来，严禁排队买菜，严禁浪费时间，不许炒菜，不许饭菜分开做，要节约火，实行一锅热，吃一天。还说吃东西是人受物质奴役的一种现象，问那首诗，歌颂了红烧肉。
他越说越觉得有理，就把米面、三个土豆、一整棵菜花放进锅里煮。还挑衅地看我，我不理他。我从他姐姐那知道他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读马列的时候就不吃饭，自己吃了两年饼干，瘦了好多斤，现在又找上我了。不理他，是想让他自己没意思，谁知他更得意了：便公然地跑到我母亲那儿去做他自己命名的，类似饲料的那种“波澜壮阔可汗汤”。我弟弟不得不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拒绝吃他的“可汗汤”。表妹一见他来，就抢着做饭，好把他排挤到一边，这使他输出“可汗汤”的计划惨遭破产。
我也学会了跟踪追击，我给他编了句歌谣：
可汗城里可汗多，
有个可汗耍大锅。
（十）
他叫我雷米了，挺好听的。我愿意。他说南太平洋有一个部落，结婚后就得换名字标志着再生。换就换吧。我哪知道他的意思呢。
“别浪费时间。”他又开始造舆论了。
“别浪费时间？”天哪，我每天上班、加班、学习，哪还有可以用来“浪费”的时间？！这话分明是对我的威胁，不能理他。
我每天一到点就拿起算盘，一到点就走进课堂，工作需要我把每一个开始都作为新的起点。现在，领导们对我的入学考试和正在参加的各种学习都很满意。我能不更加努力吗？
“你怎么休息天还老往学校跑？”他很奇怪。
“快考试了。”
“考试？跑学校干吗？”
“有老师辅导。”
“你没看过《先知》吗：假如他真是大智，他就不命令你进入他的智慧之堂，却引导你到自己心灵的门口。”
见鬼极了。
他发怒了，决定采用人盯人的赖皮战术，要和我一起去学校。我怎么能带他去学校！
我走出门，他真的在我旁边。
“你还没吃饭呢。”我问他吃不吃包子，他说：“吃。”就给他买了两个。天山公园到了，他还不回家，我真生气了，拐进公园再不和他说一句话。
他也不说话，很神气的样子看着草地上的小孩。我快走几步进了湖边凉亭。这儿有流水声。嗨，反正今天去不成了，不去想什么课堂，不去想该去干的事，听听这里声音倒也挺好。水声在身边响着，在脚下响着，最后，好像在头上响起来。我靠着亭子，有点困，很困，他也走过来坐在边上。我都知道，可不能理他。
“这儿有风。”他说。边上还有老太太在晒太阳呢，我想。不理他。
水声小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咳嗽了几声，才又听清楚了一些。他最受不了我不理他了，也许因为我很快就睡着了，才没发脾气，也靠在柱子上没完没了坐着。
下午，我醒了，想起刚才的不快来又要不吭气，可是嗓子直痒，咳嗽，止都止不住。他看看我，先一乐又往边上乱看。回家吧，已经是“反正”了，还要吃晚饭，不能在这儿呆上一整天呀。可能我们都这么想，就回家了。
他积极极了，因为胜利回家就告诉我：他批准我炒一回鸡蛋了。
我炒鸡蛋还不理他，他忽然唱起什么“雷米歌”来：
雷米的脑袋像钟表，
雷米的耳朵上发条，
雷米的眼睛没对好，
九点半指的是眉毛……
要跟雷米过到老。
我气得想哭，却咳得笑起来了。
（十一）
从七岁起，他就开始筹划连绵不绝的“冶金”计划了。当人们开始做饭的时候，他就赶紧把一只泥巴做的小坩锅伸到饭锅底下，然后宣布：他要开始“冶金”了。
他的“冶金”事业经常和烹技发生冲突。到该焖饭用小火时，他泥巴坩锅里的东西几乎才开始溶化。他决不许人们把火关小，尽心地在一边守着。糊了的饭香和那只小坩锅里冒出的烟混在一起，使他妈妈恼火极了，说他：“有什么出息。”
结婚以后，他的“出息”也没大起来。一有空闲就坐在那儿发愣，半天才发现别人正盯着他看。于是，就冲着瞪他的眼睛卖起好来：
“你要铸一个锡脚丫吗？”他对我说，“锡的熔点不到二百度，我的‘布林’头像就是用锡铸的，不太难；只要做个肥皂模子就行了。要不就光做个脚印，你用脚在沙模上踩一下，然后灌上锡也行。你要吗？”
“我干嘛做锡脚丫？那算个什么玩艺？”他朝你大睁着眼睛，其实根本不知道在看什么。他还在看他想象的炉火呢。
他非常喜欢火，淡蓝色和红色的火，几乎伴随他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火中有一种东西召唤他，好像一切触及了火，就会忽然变得奇异起来，变成灰烬，或者泡沫。他最喜欢看溶化的金属慢慢地冷却，显示出那种新生的光泽。
（十二）
有时候，我觉得他这类想法要是就这么想想倒也罢了，可是他还真的要做。
家里有一个小铜碗，精美的花纹粘上了焊锡。他站在书店里翻了不少化学书，也没找到除去它们的办法。
他开始和我讨论：“你说，两种熔点不一样的金属一起加热，是不是熔点低的先化？”这天吃饭的时候他问我。
“理论上讲是这样，我想。”
“那么铜化后，可以想法把溶化了的焊锡从纹饰上擦去，用什么？”
“棉花。”我说。
“当然不行，石棉。就是温度不好把握。”
他越说越来劲，我没管他。没想到后来他真的干起来了。
我买米回来，看见他坐在窗台上，戴着墨镜，万分认真地举着块沉重的大玻璃。
“你在干吗？”
“我找人借了块电视放大镜，来聚阳光加温，溶化焊锡。”
“行吗”？我想看看。
“别看，要晃坏眼睛。”
他还真想着别人，我进屋去给他准备凉开水。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满头大汗地放下工具，“成功了！”
我等他快喝完水的时候，才发现，铜碗上清清楚楚烧了个透明窟窿。
（十三）
烧坏铜碗不久，他又开始想另一件事了。他要在墙角砌出一个灶来，把垃圾和废纸全给烧掉，永远不倒垃圾！
“我想在这，砌这么高，上边放煤或柴，下边装灰。这边烤垃圾，干燥后就转入炉内燃烧。没有那么多砖，可以用毛蚶壳代替。行吧？再竖一个一丈高的烟囱。”
我没法办，只好买了许多毛蚶来吃，又给他剪了头发。把头发和在泥里，再把垫床的几块砖撤下来堆在一起。他用菜刀代替瓦刀，不断挥舞着，很像那么回事，还在墙角量好垂直线、水平线。让我给他上泥，工艺严格。干了半天他才说：他不仅想烧垃圾，扩大能源，还想铸一把青铜古剑；他的炉子综合了坩锅炉、反射炉、沸腾炉的技术……
他又开始来劲了，“啪”的一下把当瓦刀的菜刀砍在手上；他忘了这是菜刀了，中指的指甲被切去一半。我又有事干了，我把早准备好的云南白药给他抹上，继续和泥。他在一边嘟嘟囔囔，怎么也找不出一点责备别人的理由。
（十四）
我不时地责备他，其实我很高兴。每天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好像拉着手，一直跑回了童年的山上，在那看我们生活的城市。那个拥拥攘攘，有门牌、有站牌、有各种价格和机器的城市原来这么简单，比树叶简单多了。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大人信以为真的神话，在山上奔跑。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把石子放在水里，现出玛瑙的花纹，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把煤投到火里，现出金子的光辉，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认识了鱼和鸟，到水中和空气中去，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快乐的奥秘是因为有一枚神奇的爱的宝石，当我们转动它的时候，所有面包中、光中、羊角中和树中的精灵就跑出来和我们游戏。我们有许多游戏，但我要说我们最美的游戏是把世界变成宝石。
（十五）
当然，最后还有冬天。
冬天，太阳不那么亮了，雪很白。我们回到小屋子里，雪很白，很冷。因为窗户太大，我们不得不放下窗帘。老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们不喜欢天亮。不喜欢起床了，灯光中放着童年的礼物。外边，爬墙虎的叶子正在一片片飘落。也许有两片叶子会同时落下，那还将是快乐，是我们最后的游戏。
顾城的画
谢烨
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在画画。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学校放假，我从上海去北方看我的父亲。他在火车上画周围的人，车不太挤，但他的头发很乱，过南京站的时候，有人占了我的座位，我就站在他的身后，第一次，我就这么看他画画。他画一个老人，头发立着，又画一个有气无力的女孩，画色不佳，他画一个小孩儿爬上爬下，他画得很快。后来，等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画了周围几乎所有的人，但是没有画我。
五年以后，我带他去我的老家，苏州、太仓、直塘，一个南方小镇，他喜欢我外婆住的地方，屋后有深深的竹林，溪水在镇子尽头，过一个小石板桥，就是集市。
镇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识我的外婆，很多人来看我们，直塘的话，他一点也听不懂，大家又很热情，为了避尴尬，他就想起了画画。坐在我外婆的大堂屋里面，时快时慢。乡村的观众都很温厚，为他画得像而赞赏不已，于是都希望他为自己画一张，然后卷起来，带回家去。我站在他身后很高兴地出一点小主意，或者作一点点翻译工作，譬如请那位紧张的模特说点什么之类，在人们议论自己的肖像、愉快而又有点不好意思的时候，也许我会想：有的时候，不能不说，他画得还是挺像的。
有个叫魏公公的老人，一个亲戚，远得母亲和外婆把他和我家的关系对我说了几次都被我很快地忘记了。
魏公公就那么常常地坐在外婆的堂屋里，也常常地像家人一样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看顾城为别人画像，便也动了心，有一天不知从哪找了张大毛边纸，请顾城也为他画一幅肖像。
顾城为他画了很久，魏公公坐在阳光里，一动不动，周围有苍蝇在飞。我走过去看的时候，着实地吓了一跳：那张脸很像，可是毫无生气，严格地说就是一幅骷髅。我真正气得够呛，这怎么行呢，我叫他停止，想把那幅已经完成的画藏起来，让他赶快再画一张，可是魏公公已经站了起来，他还是看见了，他要走了他的画，什么也没说。外婆对这件事也略有嗔怪，我更是要把话和他讲清楚：这种不吉的阴影将会怎样地笼罩着他们。那一次顾城特别固执，他说他看见的就是那种死的感觉。
后来，我们离开了乡下，回到上海，一个月以后又听见乡下的消息说魏公公死了。他听了不说话，好久没再画画。
在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新西兰，我们生活了四年，我们选择了更小的岛居住。那里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毛利语，也有一点点日语，只有我们两个人用汉语交流。这里也有个小小的集，周末，岛上的艺术家在这儿交换他们的作品；他们把画放在鲜贝和蔬菜中间。每个星期我们差不多都去周末集市。在那儿我们认识了一位加拿大画家，她在市场上画肖像，一群女孩子常常围着她，我问顾城她画的如何，他说不错，但是不像。整个夏天的周末，我们差不多总在那儿看画，秋天来了，女画家就要走了，他要避开那里的冬天，她做了一个手势说：生活应该像候鸟一样，跟着太阳飞来飞去。她把自己画画用的笔和一些工具留给了顾城，而顾城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好像他喜欢那里的土地胜于太阳。
在那个画家走了以后，顾城为自己做了块画板，在画家空下的地方为人们和孩子们画画，他真的喜欢画画，画那些单纯的看着他的眼睛，那些生动的眼神。
在他的画里，花束、竹子和人都生长起来，手和鱼在一起，眼睛和星辰在一起，表现了他心中的世界和不安，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那种不安积累起来，使他发疯。他会忽然跌倒在地上，摔碎一些东西，这种时候，他往往只有握住笔，才能得到安宁。
从他的笔尖流出的线，不断地生长缠绕，像时间一样，把一切联系在一起，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有的鸟、石头和眼睛和人不断地生长；早晨和黄昏不断地生长；使这些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都成为一体的东西不断生长，于是他的不安将在这种生长终止的时候结束。
他觉得他画的线条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女性的有生命的柔韧的线是水；另一种生硬、僵直、倔强的线是石头，这两种线有时交织在一起也构成了画面的一种意味。
有一天我独自出门，下午回来的时候，发现他默不作声地走下山来，帮我搬东西，我进屋一看，屋子四壁的破墙上已经画满了画，第一幅画了一女子坐着，有字曰：“龙本来是个美人，头上有山楂树。”她头上真的有鹿角一样的山楂树，上边结了红红地果子，嘴唇和开着花的项链都是红的。第二幅画连到窗子的另一侧，上边写着“可是后来，上帝瞎了，就命令把龙……”这幅画，画面有点混乱：天上飞着龙吐出火，击毁了上帝的翅膀，上帝的眼睛茫茫然地往前看着，但是很镇定，他正说着什么，有人在他耳边说话，那些长着翅膀的小蝙蝠鬼，从麦田里飞来的小蝙蝠鬼也在向他不断地诉说，上帝的脚下踩着一条小蛇，再下边是大片大片的土地，有人赶着车，很小的人赶着豹子，老虎和大象的车在奔跑，他们在跑向一个巨大的蝴蝶虫一样的龙的嘴里去。一只羊在山上唱歌。这是一幅奇怪的画，让人纳闷，嘴里吐着火，但是头光光的，穿着一件婴儿的衣服，这衣服把它捆在一起像紧身衣一样。有许多口袋，里面装满红红的果子。他在下边写道：“装扮成一个美人，直到永永远远。”那些小天使做完这些事情，都飘飘洒洒地分成两队走了，还有一只回来向他招着手；有一条最小的龙长着翅膀，他眼睛红红的也吐着火焰，在另一个地方飞，飞到我们残破的卧室里去了。
他后来对我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一直在唱歌，唱了好久。
我们在岛上生活，周围是茫茫大海，我们种地、采果子、画画，我们没有船，也不想出海，他画的是这个岛，他在这中间，有些巨大的树、细小的草和他在一起。
出处：《朦胧的死亡》
他
——记顾城
谢烨
他有许多爱好，除了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和在纸片上画画，他还喜欢独自一人冥想，这种状态的不断持续，会使他变得异样起来，他的脑袋似乎像蘑菇一样越长越大，连他自己都担心将来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因为脑袋太重，他经常睡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有五分钟没人同他说话，就五分钟，他便无声无息到梦乡里去了。
有天，我翻阅他少年时有限的几页日记，见有这么一页：写他睡着了，在一个吃过午饭的中午。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出差都不在家，于是他竟然睡到第三天的黄昏。
我在那片小纸上看到他这样对自己说：这早晨真奇怪，太阳不知怎么会在西边……
“太阳竟然不是在东边。”他揉着眼睛，提起一只暖水瓶，试探地向食堂走，还是一个小战士给他拿了两个馒头，告诉他睡得太晚，开晚饭的时间早过了。
他曾经睡过两天，这事让我知道后乐了好久。没办法，我一想起来还想乐。在一起生活久了，关于他可乐的事我知道的也越来越多，渐渐地也就淡漠起来，不过有时还会和朋友说起这事，让人这样感叹：“哦，他太能睡了。”
有一天他忽然在梦中坐起来，紧张极了，他抓住我说闻到一种类似蜗牛的气味，他受不了了，并且有二百个大棉被卷缠住他舌头，如果不马上喝一点水，他就会爆炸。
我给他喝了水，他又睡了。就像在一个神话里，他喜欢睡觉，生活对他来说不过是走向梦海的沙滩。
我能看见他的梦，那些在嘴边止住的语言和无数没有表情的微笑……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上天对人的赐福是有限的。
上天把人造成麦粉团和泥土一样的东西，上天让人像动物一样的跳跃、穿上各种衣服走来走去，这些都太多了；上天只在极少数人的心里保持了通往天空的道路。在他的眼睛里，在他被声音遮蔽的隐秘的台阶中，我知道穿过这片喧闹会有怎样的寂静和光明。
我的弟弟顾城
顾乡
顾城是我的弟弟。第一次见他时，他被接妈妈出院的爸爸抱着，衰弱的妈妈站在边上微笑着。我正在玩积木宝塔。当时我一定非常地惊讶，不然我的记忆不会从那里开始。妈妈后来对我说，我走到弟弟跟前轻轻地点了他脑门一下。
我比他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是当然的姐姐。他会走路很早，还不到一岁大人迈步一不留神就会撞到他了。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赶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下，想能探出眼睛看看自己；这个愿望直到我有一天给他拖来个椅子帮他登高一步才算实现；他看镜子又高兴又认真，像是很喜欢自己的样子。
会走路以前他就会“说话”了，用极快的速度发出一连串高低不一的音，可直到接近三岁，说的话仍只有我懂。碰到他发言时，父母就会大声叫我，我便三步并两步赶去翻译。
等到他终于把话说得别人也能懂个十有八九时，他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不爱凑热闹，每当我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独在一边看树或看蚂蚁。有一天他忽然对一个被欺负了的孩子讲起了《三国演义》，一下把全班孩子加上两个老师都吸引了过去，大家都惊讶他原来这么能讲话呀。那以后他的“顾城”就被叫成了“故事”。
得了雅号，可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他来请求我听他讲故事，那回我说不听我有事呢，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另间屋，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手里还摇动一根带子，不时就落在床上。他讲他做的梦，讲树、甲虫、天空，讲他读来的和编造的故事，他对我讲过孙膑、伍子胥，言词煞是瑰丽灿烂，那情境让我多少年后一想还发呆。
他上小学的第一年病去了大半年，升入二年级还是病。给他打针灌药的情形很可怕，得好几个大人压着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上小学三年级住院割掉扁桃腺为止。临近文革了，老师向小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偌大的问题：帝国主义为什么会发动侵略战争？孩子们竞相举手，答说：“因为他坏！”“因为他就是要侵略！”顾城没举手，眼睛看着窗外，老师以为他心不在焉，就叫了他。没想到他站起来一举用清亮的嗓音和标准的学术用语，复述了列宁的明断。孩子们先是愣住，接着爆笑，不知碰到了什么胡言乱语。老师激动异常，宣布他答得对！孩子们还是莫名其妙。这件事一下传遍了学校，我也在这个学校里。没人知道他其实已经对我唠叨了好久的什么“帝国主义特性”和《共产党宣言》了，老师异想天开的提问竟是撞个正着。
他很早就博览群书了。上学少，认字也就少。可他从不查字典。字义凭多读领悟，字音则自设；与大人交谈从不以念白字为愧。我纠正过他，不想他答说“名可名，非常名”，这读音不过是姑且的事，可名也就可变，无关本质。他不断读书，家里的两满柜书在他十二岁被工军宣队抄走之前，已经差不多被他读遍了。他几乎过目不忘，因而像是无所不晓，在父亲的同事友人中间因此他又得一雅号：有问必答顾问。
他常推荐书给我：“这书好看！”接着就或快或慢地讲上一遍。我立即心驰神往，不食不睡便去细读，不想读后总是失望，痛心这书怎么没照着他讲的写；相对他讲的，这书够多么失色呵。这时我才知道，他看书的同时原来也是在写书的。
化学、物理、考古、生物，无论什么书，他拿到都读；数学是他的弱项，他老说那必是因为小时候摔破脑袋压坏了数码神经；我嘲笑不了他时就用数学笑笑他。不想有一天他疑惑又肯定地对我说没有无限不循环小数，他让我看除法，不是怎么样都只有循环吗？我大吃一惊，我是个从来不错的学生，他才刚学小数，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那时我还不知道开方、圆周率，真以为他有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数学发现呢。对天文、冶金、昆虫、历史他尤为着迷。工军宣队来收书时，法布尔的《昆虫记》他正在看，工军宣队装走了四麻袋书最后想看看他在看的是什么，他一掌拍在书上眼里忽然冒出火来，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三个队员面面相觑居然就说算了走走走。这本书留了下来，还有上下两大册《辞海》因为不在书架上在他的床头也没被装走。后来他就开始了通读《辞海》。
文化革命大风大浪，我当然投身其中。他却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他要我也捉昆虫，协助他做标本。鳞翅目、鞘翅目、半翅目、膜翅目……一共三十三个目，他都工工整整地写在写字本上；那每一个目都是他一页页翻《辞海》逐条查，查找到的。我那时替他抱怨，怎么“昆虫纲”辞条之下不把三十三个目列出来呵？但是他因此生生就通读了《辞海》。“目”下还有“科”，“科”《辞海》上就不列了，他去书店和空荡荡的自然博物馆零零星星地查找，还一笔笔照描下拉丁文学名；他做标本很专业的样子，酒精、镊子、切刀、药棉、放大镜，做完了栩栩如生，多少年后都还有一些没有腐坏。他还收集废弃金属冶炼铸造。那些年洗衣皂定量为每人每月半条，从来不够使用，他却用了整整一条的洗衣皂雕刻了一个古怪又真正神彩奕奕的长型正面立体面像，说是布林像。布林，那是他臆想出来的人物，他画过他的连环画，写过他的故事。然后他将面像翻成石膏模，将一堆熔点不高的碎铅碎锡放在废铁锅中在做饭的煤炉上熔化，一个真正发亮的不可思议的布林像就诞生了。他铸过好多怪物，布林像最让我赞美。还有化学工程，可惜他唯一依据的是本发黄的竖排版课本，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妈妈刚上大学时候的，他抄下那些他不懂的公式，然后请求妈妈去小孩儿不被接待的化工商店为他买H2SO4、NaOH……工作如此浩繁，而且他认为都很有意义，便要以此拯救我免于堕落；他给我规定定额，以我没时间和同学玩儿为限度。他藏起我的日记，吓唬我说已经烧掉，他还撕下过若干页藏在若干地方言明“改邪归正”才有望收回。
他拒绝再去学校。后来通知他进“无政府主义分子学习班”。送通知的孩子弄不懂他的目光很是气馁，再就结成两三四个一起来，还对他喊，但是最终还是谁也不来了。这时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写诗，一首首写得很工整。那是人人都高喊万岁打倒唱语录歌写大批判稿和思想汇报的年代，他写“树枝想去撕裂天空……”，我真也惊叹，又替他发愁，他再往下该怎么办那。
全家被宣布随同父亲下放，顾城脸上竟升起一层欣喜。为此母亲没有像其他人家一样想方设法不去。1969年冬天，我们全家落户到山东昌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可供写字的桌子，大地平坦，地平线弯成正圆，他在那里放猪唱歌，写下了许多诗。他没想成为诗人。那时他十三四五岁。
1986年7月
（刊于1988年3月17日《书刊导报》）
忆顾城
舒婷
顾城死的前一年，我见到他和谢烨，我还送了谢烨好几件衣服。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都放在床上，摊着让谢烨挑，你需要什么都挑走。她挑走了一件水洗的真丝磨砂的夹克，一件红衬衫，一件牛仔裤，苹果牌的牛仔裤。第二年就听到她出事了。她死的时候肯定穿着我的衣服，真的。因为他们在国外非常节省，非常非常节省。
后来我看到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很生气，里面好像对顾城有点误会，说顾城养了两百多只鸡，说他有嗜血的本性，居然在一夜之间把这些鸡都给杀了。这话是不对的。
事实上，是执法的小官吏上岛来，给他限定３天以内要把鸡剩下１２只，如果两百多只就侵犯了他人利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鸡都杀了。谢烨跟我说的，说得非常生动，说他们怎么杀：舒婷啊，杀得真是血流遍地！她说，杀两百只鸡，3天以内必须要杀完。
那鸡放野了，放在岛上，抓到这个鸡都很困难。杀完了放在毛利人那个酋长那里。他们打猎人有那种大冰库，放在大冰库里面冰着。谢烨拿出来做鸡肉春卷，跟顾城到墟上去卖。他杀这个鸡确实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人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啊，亲手养的鸡，一夜把它杀光。说得顾城原来就有杀人的倾向似的。
我觉得顾城其实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
开始的时候，谢烨跟顾城在一起其实很苦，非常痛苦。痛苦的原因是，顾城不要谢烨打扮，谢烨上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完全是得到最残酷的压制。顾城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穿衣服都要顾城审过。谢烨跟我们游泳，顾城就很不高兴，不喜欢她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我们游泳在一个美国佬的游泳池里，我，还有谢烨，还有艾蓓，反正很多人，而且里面可能还有北岛，还有几个男的诗人在一起，顾城就不下来，而且脸上很臭。我根本就没想到顾城会这样的。都是老朋友，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就问谢烨，顾城怎么啦？谢烨就跟我讲：他就是这个鬼样子，他就是看我穿游泳衣不高兴。我就跑上跟顾城说：“顾城！”顾城还是见大姐姐的样子，顾城老叫我干姐姐嘛。我跟他说了两句，顾城笑笑说：没什么，没什么。
外国人，包括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顾城的诗是谢烨写的，因为都是谢烨在外面出面，翻译啊，而且包括顾城的版权代理，都是谢烨帮他签帮他看的。他朗诵的时候，他上台之前，谢烨还给他提条给他改字呢。就像舒曼和克拉拉。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外国人他不懂。他们觉得谢烨聪明又漂亮，又能应酬。像小说。他们那个小屋是他们两个人亲手盖的，吃了很多苦。顾城跟我讲，怎么从山上把石头搬下来，为了盖这石头屋，盖了洗澡，又没自来水啊，做个蓄水池在屋顶上，怎么艰苦。讲了很多这种事。这小屋是顾城整个的心血，作为一个男人，顾城到那时候神经也崩溃了。设想一下，如果顾城自杀，事情就会很圆满。他自杀，然后谢烨整理顾城的东西、遗物，出版，儿子也很好了。而且将来再结婚，在西方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如果不结婚，我们还要劝她结婚呢。一切是不是都很圆满了？我是觉得实际上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一瞬间的东西，或者天性中间的东西，它的转换，外人是感觉不到的，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
７７年８月份北岛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以后，还没有见过面。到办了《今天》是７８年年底。７９年秋天，我忘了几月份，去了北京，才见到了北岛。然后呢，在８０年的“青春诗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顾城和江河。
那时，我跟江河比较谈得来。因为我们老是一起开会。那时候江河跟北岛开始有点分歧了。７９年见到杨炼。他们那时候很穷。在北京，他们两个来看我，顾城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我说“干吗？”他们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他从他什么大院到我这里来，我住在京西宾馆，地铁就是一毛钱。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他们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有人给他们寄了一笔稿费，很大，一百五十块。就很开心，跟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就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后来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后来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他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顾城一辈子都穷。一向为了这个钱犯愁。
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七块三块的。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让他自己生活自己买菜。顾城就做了一大锅白菜粉丝豆腐，天天跟他老婆两个人吃这个。一锅菜，中午吃剩了就晚上吃。后来９２年到了美国，那时候顾城的精神已经比较异常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住在旅馆，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我比较迟起来，拿了杯咖啡，拿了块蛋糕，蛋糕吃了一半，太甜了，就放了一半在咖啡盘子上。顾城把我的一半就拿来吃了。我以为顾城是傻，不懂，我说：“顾城，那边很多？”那早餐有很多东西啊，意思是你不要拿这半块，我吃剩的嘛。谢烨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七块蛋糕了。”为什么呢，那个美国佬发给我们钱，三天发两百块，三天三天发。三天两百块美金，自己吃饭，早饭是旅馆给。晚上经常有宴请和Ｐａｒｔｙ，几乎都有，没有自己吃晚餐的机会。就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这个他都舍不得花。他把七块蛋糕吃了，然后就去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准备吃晚饭。这是谢烨说的。我心里很难过。人家每三天给你两百块钱，等于一天有七十块钱吧，完全够你吃两顿饭的。但他舍不得吃。这不怪他，我觉得他是缺钱缺怕了。
他一直没过过好日子，一直都愁钱哪。
谢烨早就应该动摇了，早就应该离开了，她离开是没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看，在那个年代里，谢烨如果不是跟顾城有这一层婚姻，她不可能在国外走。
一次，我们去逛一个小商店，谢烨看到一个玩具，是个小青蛙，摁一下，哒哒哒叫一下。下面写的是中国制造。谢烨就说，我这个买给儿子。才１.９９美金。在国外，两美金，付小费都不止。她就出去了，就去付账。顾城就坐在地上，真坐在地上，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在地上不走了。我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以为顾城犯病呢，我赶紧过去，“顾城你需要一杯水。”谢烨就很生气，在旁边就哭了，说：“他就这个死样子，他就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他就这死样子！”我就说：“我买了，我买给木耳（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叫木耳—编者注）。我买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起来了，我们才一起走。我一路上一直在说他。他也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已经很异常。７０年代未８０年代初，我们这帮诗人中间，比较像男子汉的，在花钱上面，一个是北岛，再有一个就是顾城。北岛他很早是大哥了，我们到北京，到纽约，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吃面，他付钱。他比较像大哥。他请我们吃饭，到他家去。其他的人都不会。有次印象最深了，大家去看我，那次北岛没有来，写诗的一帮朋友，一共６个人，到宾馆去看我。那时也不敢像现在开会，把一帮人全叫过去吃公家饭。那就到附近的饭馆，我请他们吃饭。好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说说笑笑，热闹，看着我去点菜，付钱，一盘一盘给他们送菜，送啤酒，北京那种黄色塑料杯的。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的。我当时觉得，北京人太混蛋了，根本不像绅士！如果在南方，女士跟一帮男士吃饭，即使我要付钱，也有人来和我争一争。如果没有争一争，至少来帮我端菜拿酒，哪有一帮人坐在那里看着我。我觉得北京人太没有绅士风度了。但是，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我不会要他付钱。比较其他男人，顾城还是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他比他们都穷。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不认为顾城是一个小气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
我觉得他最可怜了。
他做了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力不从心的一个梦。
谢烨很苦。所以，后来我看他的文章，我觉得他是要放谢烨走，他是准备谢烨自己生活，他要跟她离婚。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我最想念顾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出处：《北京文学》选刊版创刊号2003
顾城谢烨悲剧的反思
文昕 《人生》杂志2000年4月号
历史的尘埃渐渐埋没了人们当初乍听顾谢海外悲剧事件时的震惊，一切似乎已经归于平静。６年过去了，顾城的墓地上已是春复秋来，草木依稀。我竟然还是会时时被当年的往事所困扰，而由此引来的反思也使我不断地回顾起遥远的过去。
虽然在这个悲剧事件发生的当时，作为他们的朋友和知情人，我写了一本书《顾城绝命之谜》力图向世人讲清许多造成顾谢悲剧的真实原因，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重新反思这一事件，我依然心痛难忍──两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么一去不复返，年幼的孩子成为了孤儿，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不复存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我们能从这个惨痛的事件里看到和警醒自己些什么？
越往人性本身的深处探索，我越能清楚地感觉到人类自身的某些弱点，它们存在着，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悄悄潜伏着。顾谢的悲剧并不偶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能犯和他们同样的错误。同时他们遇到的也是我们都有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在婚姻的过程里，如何面对婚外出现的另一份感情。
我还记得当年的“英儿”，一个将要离开校门的大学生，她样子单纯可爱，对爱情充满幻想，我和谢烨都很喜欢她。那时的谢烨是个无比幸福快乐的妻子，她对人生充满感激，因为她拥有一份令她沉醉的爱──她常说她和顾城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就总是不停的向我们周围的人讲述她的快乐，她的情感真诚自然，感染了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也深深感染了我，我那时把她和顾城的婚姻看成是崇高的理想境界。我和谢烨一见如故，而我们俩的友谊使英儿得以走进了这个家庭，英儿是我带到他们家里去的。每次和谢烨相约去他们家做客，我都会带上这个我们在一次诗会上遇到的小女孩儿。不久，英儿就告诉我，她在悄悄喜欢顾城，但她答应我她绝不把自己的感情说出去，她说她只会把这种真情埋藏在心底，我相信了她。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该多好，可是英儿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感情，而且是当着谢烨的面！那年顾谢出国前去英儿家告别，英儿面对着将要“一去不复返”的顾城，一下子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英儿后来告诉我，她觉得再不说就晚了，没有机会了。当时她和顾城面对面地说着话，把谢烨几乎给忘了，后来她才想起:“在那种时候她怎么有心看杂志呢？”英儿对我说当时屋子里已经很暗，谢烨一直在“看杂志”，表情自然。
这就是顾谢的遗作《英儿》中所说的“在告别的最后一刹那确定了他们的恋情”。当时的顾城甚至于谢烨都被英儿的真情和大胆震动了，我也直到今天都不能不说这种爱的确是惊天动地，想来这种感情应该是巨大的真情，否则怎么可能无视人家妻子的存在、无视这位妻子一直是善待自己的朋友、而将自己的感情当着她的面一泻千里呢？！我时常对英儿当年介入别人家庭的方式，百思不得其解！当着妻子的面向人家的丈夫表达爱情，这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痴情、怎样的迷误？
年长日久，尘埃并不能阻挡我看到当年谢烨的失落和伤心，一个极端爱自己家庭的妻子多年来的骄傲自豪在一瞬间打碎了，这种感情上的失衡无疑种下了日后顾谢悲剧的种子，将他们的婚姻推向一个极端的状态。
这个遭遇外来情爱风暴扑袭的家庭，表面平静而内忧加剧，偏偏孩子在这个时候不期到来，初育幼儿的忙乱、谋生的艰难更增加了外患，当时他们已定居新西兰的激流岛，身心俱疲的谢烨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主动把英儿办到了新西兰。她也许已经太累太累了，但无论如何她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家庭问题，极端自尊的心理促使她用表面化的“高尚”，不留痕迹的掩盖了自己的失意。夸张的大度其实源于一时的过激和偏执，但谢烨却甘愿为此付出了完全不现实的代价。在妻的过份纵容之下，另一份感情得以堂煌登场。
我不禁要为此而遗憾，谢烨由自尊而自闭，自命的清高使她不能向亲友们求得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撑，她一错而再错。而此时的英儿已早不是当年的毕业生，她已经长大，并有了自己另外的际遇和另外的想法，正如我给她的公开信中所说“利用过自己青春的女孩儿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不是难于原谅的过错。但你不该对着你的心说谎，既便是你可以对世人说谎。”
英儿后来不承认了自己对顾城的感情，在顾谢悲剧之后，她写了一本儿书《魂断激流岛》，在书中谢烨是虚伪的“宝姐姐”，顾城则是一贯热衷于暴力、极端自私的人，她自己却是一个可怜无辜的受害者，去新西兰之前爱的是另一个男人，称自己上岛后遭到了顾城的强暴、受到了谢烨的欺骗，因此她不能不控诉自己所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和她寄给我的一些信件的内容相去太远。在那些信中她一直是爱着顾城的，称他们“命里是一个”，要为顾城去死。从英儿出面控诉顾城的那一天起，我就对她的做法充满遗憾，对顾谢夫妇的逝去更加深深的感到惋惜。
我不想说自己对英儿这种前后变化的评价，我只说当年的上岛，没有谁可以绳捆索拿了英儿去，进入这个家庭是英儿自愿的，而在这个家庭中处于她所不耻的“妾”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她自愿的。从一开始的大胆陈情，到后来的做妾，这之中是否有着英儿书中所说的那样多受害，顾谢已永远沉默，我不想对此多加评价，我还是希望人们的心里多留一点美好、存在一点幻想。
谢烨是后悔了，在英儿上岛之后。她原来以为她真的可以不要她和顾城的生活了，她以为自己能够放手这个有苦有乐的家了，可是她发现了自己不能。但错了的事有些是人力所永远无法挽回的，她已经犯了大错，要改已是来不及了。
我另外想说这时的顾城，在他的心里这两个他生命中的女人是世上最完美的艺术珍品，无私而伟大。一个宽容大度，一个真纯痴情，而她们又“相处得象姐妹一样”，让他在这种状态下进行选择，实在是不可能。他们三个人其实已进入了一个最可怕的状态──他们在玩命。英儿不想这样下去，逼迫顾城“选择”，谢烨也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得有个了断。于是逼迫顾城离岛一年去德国创作，理由很充足：为了名也为了挣钱。目的却是明确的──借此赶走英儿。正如英儿自己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两个女人终于面对面的较量了，只是所用手法极端隐蔽和含蓄，不仅是顾城，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对类似的情态难能明辨，但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在这一回合里谢烨是胜了，她从形式上收回了妻子的权力，和丈夫一起去了德国，而无名无份的英儿被一个人孤独地扔在了岛上。英儿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自己无望的未来，极端的爱已变成了极端的恨。应该说英儿为了发泻自己的悲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匆匆将自己嫁给了一个“外国老头儿”并藏了起来，顾城亲口对我说过：“她在等我死！”在当时的顾城看来，自己是受到了英儿在感情上的欺骗和无情伤害，对发生在两个女性中的白热化争斗全无了解，认为英儿假装做崇拜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实不然。极度的爱同时也是极度的痛恨使他生不如死，于是他到处寻找英儿向她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回国找到了对他们三人最知情的我，他曾明确的告诉我他要去死。我想他是要用他的死去同英儿的背叛抗争，但有一点他并没有说错，他说：“英儿是要赢我的死”。
谢烨本以为自己可以有机会在赶走英儿之后重新赢回旧时的生活，没想到英儿的离去使顾城失掉了理智。谢烨原本为了让顾城“认清”英儿的本质，鼓动顾城写一本忏悔的书，但这本书写下来却极大地伤害了她的感情，因为书是由顾城口述、谢烨用电脑打出的，书中的内容又一次的刺激了她受伤的心，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只要有一个人说他爱我，我都会爱上他！”太巧的是此时的确出现了一个同情并“爱上了”谢烨的人，一个曾是顾谢共同的朋友的人，他的介入使这原本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化。那时，顾城的《英儿》已基本杀青，顾城说写这书是一点儿点儿把心里的毒吐出来的过程，书写完了，他就看见了自己初恋时的妻子，看到了因婚外感情而丢失了的美好过去，看见了儿子木耳，他跑去找谢烨，告诉她自己的心又变好了，他想让妻子看看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真的晚了！如果顾城的醒悟早在了写这部可悲的遗作《英儿》之前、如果此时的谢烨还坚守在他们旧日的感情里、如果没有那位最新介入于这一悲剧事件中的男士的出现，也许后面那震动世界的悲剧就不会发生！遗憾的是这只能是人心中美好的希望。而就是这位“及时出现”的男士，曾和谢烨一起买来了电击器和刀，谢烨还请了私家侦探，侦察到了英儿的下落，他们一直鼓动顾城去杀死英儿，直到他与谢烨的事情被发现为止。
至此，我真想说出我心中的遗憾，谢烨当初的爱到了这时已完全变成了极端的仇恨，在仇恨的驱使下，在无形的压力和新的爱情的召唤下，她的心已经变形，她的想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能承受他的死、不能承受他的活！”、“我的牺牲为精神付了，他不死我算什么？！”她要顾城兑现他自己在《英儿》一书中对谢烨的承诺：写完这本书就去死。
如顾城所说“我死就死吧，谁让我那么招人厌呢，可是等我死还有一个同谋。”在这种情势的逼迫之下，顾城初步的坚强起来，想咬牙同谢烨离婚，带着儿子木耳独自生活，但遭到了拒绝。为了离婚，顾城和谢烨从德国返回了激流岛。其实直到这时他们之间都还是有极大的机会避免后来的悲剧，如果当时谢烨的想法不是那样偏执，能够同意顾城的离婚请求，他们本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个自的生活，而由于谢烨在英儿问题上长年累月积蓄起来的委曲太深太厚，她已经变得失去了理智，她不要离婚、不要顾城继续活着，她只要顾城兑现死的承诺。
为此，谢烨先是准备悄悄带走顾城此时的精神支柱──儿子木耳，但被顾城及时发现，顾城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诚恳的要求谢烨同他办理离婚手续，而谢烨拖着不办。那位乃在德国的男士终于决定亲自出马，用他的上岛和他同谢烨的关系来“帮助”顾城兑现他的死。
我想在这里重申我在《顾城绝命之谜》一书中的一段话：我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反省出人类的弱点和自身的残酷。任何不公正的态度和轻松而来的结论，都将是对真实的不负责任，而不负责任最直接的，是令历史蒙上灰尘。还有，那就是人的心灵。
悲剧终于不可避免。他们用最深刻的爱化做了不共戴天的恨，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不想说“我遗憾……”，因为这么多年了，对朋友离去的思念不是一句遗憾就能溶化得开！顾城和谢烨走在了如此美好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永远的失去了双亲，四位老人在失子之痛中苦渡残年……这份沉重，在我的心里经年累月却难以释怀。我除却对他们爱到极至、恨到极至感情的心痛，还有对促成这一悲剧的所有人和事的痛恨！
是到了反思这一悲剧的时候了！人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之中了解并认识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极端的爱造成了人间数不清的悲剧，同时也煅造了人类千百年来的自私和无情，如果我们不能自跋于此，不仅害己而且害人。
人活在世界上，原本是为了爱和寻找真爱，在真情真爱中让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把握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不要让爱的枝头结出仇恨的恶果、不要让自己的爱走向极端。爱，原本不是滩头阵地，不应当充满硝烟和战火。爱的本性应是高尚的，具有美好的牺牲精神。爱是顺其自然的，来不得强迫和手段。……逝去的不能挽回，而活在今天、明天的我们的确应当时常警醒自己，让我们的情和爱永保一片真纯的蓝天！
1999•12•7
岛上的顾城
王安忆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待待，那里待待，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桔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桔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桔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桔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桔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桔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伦敦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房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须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视，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视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叫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这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烛，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割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子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总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蛋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不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地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别墅，心想：他们正在辛勤地挣钱，为了来过自然的生活，而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持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竟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地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使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烨，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动物，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看起来像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担负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些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们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像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像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这个城市午后的灿烂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流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凿石头，这一块大石头，他要凿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凿啊凿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去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七日
出处：王安忆《接近世纪初》
顾城谢烨寻求静川
姜娜
“明月常有，而静川难求”，这是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３日顾城回中国临别送给我的一幅字。这里面概括了他当时的心境。
我最早认识谢烨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她叫张红①，我们同在幼儿园的一个班里，后来我们一起进了小学。那时，顾城同我的丈夫鲁言正好同在西直门幼儿园。后来，谢烨成了诗人顾城的妻子，自然，我们两家也就成了交往密切的朋友。甚至我与他们双方的长辈交往都很深。
在一些人看来顾城是一个封闭型的、忧郁的、孤独的人，但每次我们和顾城、谢烨在一起时，顾城都是异常地开心、快活、甚至于常常激动地抢在谢烨前面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记得有一次谢烨问我：“小时候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你把书包掉在了‘水心榭’②附近的荷花池里，姜燕咱们三个人，不知深浅地手拉手走下去想捡书包，可却被身旁的花香诱惑，转过脸，三个人却采起了荷花。上岸后，每人穿着湿裙子还必须作首有关荷花的诗？”没等我答，顾城抢着说：“那时我除了放猪，只有对大自然说话。我对它们说话，风、土地、树木、昆虫、小鸟……它们也对我说话，还给我唱歌”。在顾城的诗歌里，人们也会看到顾城怎样地给它们唱歌与交流。
顾城与谢烨的确是在上海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上相遇的，但他们彼此相知、相爱却是在四年漫长的书信和交往中加深的。顾城深爱上谢烨并不像有些男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感觉好一些，像把一件漂亮的外衣穿在身上完事，顾城说：“雷③为神，诗为灵”。
１９８４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我和鲁言去总后大院看顾城、谢烨，他们俩请我们看顾城用粉笔画在四壁的画。从最里面的一间到客厅、卫生间的门、厨房的玻璃到处都画满了，只有客厅的门上不是用粉笔画的，而是用漆画的一幅三头一体的鱼，这条鱼的立体感和透视感很强，从三个角度看，那鱼的眼睛都在看着你。顾城、谢烨对鱼从字型、字义、生理、哲理等方面有他们特殊的理解和偏爱。谢烨就曾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谈到“人生就是鱼和熊掌之势！”顾城知道我喜欢字画，多次为我送上他的作品——“鱼”、“鱼亦鱼”、“鱼在盘”等，我珍藏着顾城送给我的每一幅字画及世界各地的硬币、邮票。
顾城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的日子里，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但更多的是我有机会就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那儿的海是世界上最蓝的海，他们住的房子后面是成片怒放的君子兰。他们在那儿种菜、养鸡，自耕自饮，把吃不完的水果拉到周末市场去卖。冬天就买上一只大羊，剥去皮卖掉，然后就放在木屋中间的大火炉上煮，一边吃着烤土豆、一边喝着羊肉汤。谢烨说："岛上的日子虽然平淡，但很自在。"虽然那时他们没有钱，不能从很远的地方接来电线、装上电灯，他们的木屋里没有现在极普通的抽水马桶，但顾城说："心里亮极了，脚下踩的是一块净土。"我知道，那时他们俩正在完成一项"工程"，他们想在房子后面的山上修一个厕所，免得每当晚上上野茅房之前，先要考虑有没有那种"勇气"（因天黑没灯、蚊虫又多，晚上出去都要举一个大火把）。于是，他们在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圈，烙了足足一尺多高的大饼，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开始谢烨在下面挖，顾城在上面清石头，干一会儿上来吃两张饼，然后顾城再下去挖，不到一天饼就吃完了，这样干了两天，直径和深度都有两米多的大坑挖好了，他们在边上打上钢筋，注上水泥，幸好那几天没有下雨，这样一个大化粪池就做好了。但顾城和谢烨在电话里对我说他们累得都快死了，差点儿倒在坑里睡过去上不来。
谢烨从小就是同学们的中心人物，她开朗、热情、宽厚、聪慧，那时她就会背很多诗，但我最喜欢听那些她外婆教她的，带有浓重江浙口音的童谣。可以说，她与顾城结婚十年来，对顾城的诗歌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后来谢烨先是学会了英语，在德国的两年又学会了德语，同时又学习电脑，对顾城的创作和理解外国诗人的作品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支持。为了帮助顾城整理稿件、理论著作，谢烨多次在电话中和信中向我叫苦：“你知道吗？为了他，我不得不放慢了我的创作。”她也写，写她的一切。我看到一篇她托诗人虹影带给我的小说节选《你叫小木耳》，看后，我马上给虹影打电话交流，虹影说她在德国回北京的飞机上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她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向顾城推荐此文，让他也看看，看后他说：“雷的散文写得太好了，是一流的散文家，”为此他决定回新西兰后一定对小木耳好。
１９９２年８月谢烨在柏林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所想的是那些遥不可及的过去，是你的一切所能唤回的、又不可得的一切，我知道我的这辈子已不可救药，我恐怕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在失去，而且执迷不悟的一位，我就这么看着自己、又可怜、又快活。”多年来，与他们交往颇深的我，深知他们活得很潇洒，但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远在异国他乡，各有牵挂而不能脱尘，各有想念又都知道远不可触。我知道顾城、谢烨之间有距离了，同样顾城在给我的诗里说：“我在希望着／希望在破灭／希望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希望放过。”他们都深陷在各自的悲哀中。
谢烨在给我的另一封信中说：“人真是复杂的事情，什么样的日子都过来了，可一涉及感情却每每总想哭，世事我是无颜谈了，五年日月已恍若隔世，只是物质上的欠人是被注定了的，又有点别扭，亦知此生偿还无望，越是这样，竟不觉越是感到求人之事多了起来。求你我是愉快的，也好攀住往日情味的瓜葛，求别人则总是踌躇。”
那是一对性格迥异，才情横溢，对自然、对人生怀有深切感受和珍视的夫妻所有的悲哀。尽管如此，在顾城与谢烨的字里行间，依稀可见他们尚存一丝希冀与向往。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８日我接到谢烨回北京后打给我的电话，让我帮助她找她父亲，转告她父亲速来我家见面。顾城说谢烨见不到她父亲心脏疼得睡不着觉、幸好她的父亲接到我的一位叫何流的朋友的电话，他及时地赶到了我家。俩个人的长辈在五天时间里沉浸在团聚的欢乐之中。那天，顾城想买几支笔，我便带他到地安门的东方书店，在那儿买了一些毛笔、生宣纸、印泥，还请何全顺老师为顾城（可汗）④、谢烨（雷米）、木耳（ＳＡＭ）⑤治了几枚（约２０枚），都是他们俩当即拟好的句子，其中有“可生可死可鬼可神”、“好话值壹万”、“到处藏”、“生如蚁而美如神”等。顾城非常喜欢我送他的这些石章和毛笔，还为我写了一张"久别无片语，花影夜夜深，碧空谁人测，皓月照白云"送给我留纪念（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３日在去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时送我的）。
我难以相信他们就这样的去了，留给我的这幅字竟是最后的一句话。谢烨的一句“再见！下次我给你生个女儿带回北京来。”变成了一个遗憾！
当诗人芒克强迫我相信顾城、谢烨惨离人间确是事实时，我没有惊呆，只是不忍惊扰他们的“梦”，而独自饮泣。我很同意诗人舒婷的看法：“应更多地从心理上、生理上来看顾城。”我毫不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因为我爱他们俩个人），他们的一切都是他们很自我的使然。他们走向静川。
愿谢烨喜欢的山菊花，顾城能听懂的鸟语，伴着他们，同时也带我去我及他们的亲友对他们的怀念，使他们的灵与魂得以安息。
1993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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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红：即谢烨，为她父母离异前曾用名。
②水心榭：为承德市避暑山庄内一景。
③雷：雷米的简称，即谢烨，结婚时顾城为她起的名字。
④可汗：即顾城，结婚时谢烨为他起的名字。
⑤木耳（SAM）：为顾城谢烨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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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探索》1994年第1期第127页。
顾城，一个微笑而痛苦的灵魂
彦火
追求童话的诗人
顾城一直在追求一个既朦胧又纯粹、既简单又田园式的世界，换言之，即使他生活在动荡的年代，混沌的尘世．他也一直在寻觅，甚至活在他的梦想世界。套谢烨话：“生活对他来说不过是走向梦海的沙滩。”
顾城自幼便随父亲顾工下放农村，接触大自然的风光：日、月、星辰、小鸟、树、村景、流水。
他的心灵恒与万物融会合一，并自觉地能与万物对话：“……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顾城：《诗话录》）
反城市的诗
与顾城交往的人，无不觉他思维方法、行止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他有“童话诗人”之称。他对身边的事物，几乎是视而不见，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顾城的诗是反城市的。他觉得城市人缺乏自我认识，“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
“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顾城极力想从现代城市尽快走出来。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能力；能够感到美，并从这种美感，衍生假想的美：人类可以幻想成为鸟、树、蓝天、河水、男孩子和女孩子时的生活。
他“会像青草一样呼吸”、“把一支歌献给了所有花朵”。他庄严地宣告：
“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１２岁揶揄“巨人”
顾城是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我们且援引他在１２岁时写的诗《烟囱》：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那时是１９６８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当儿。高高在上如烟囱般屹立的巨人，喷着袅袅烟雾，筹谋着一种常人莫测的主意。四句诗只有四十二个字，便把时空、地域全交代了，并且引出一个令人寻思的问题：“巨人是谁？”答案不言而喻。
顾城后来告诉我，他写这首诗时，刚从学校放学，在返家途中看到一支巨大的烟囱在吐出乌黑的浓雾，不禁若有所思，返到家便立即伏在桌上写将出来。
这简直不可能是１２岁孩子写的诗！
顾城８岁便与其父顾工作诗酬唱。他１４岁写的《生命幻想曲》，因被认为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声名大噪。
一度被冷落
顾城早年与舒婷、北岛、杨炼、芒克等等，均是“朦胧派”诗人，他们在７０年代末期崛起，在北京的地下刊物——《今天》发表诗作，北岛是主编。
由地下诗人到地上诗人，是—条颇蜿蜒曲折的道路。首先获得认可的，是福建的舒婷。她的诗作《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获得１９７９年度的全国新诗奖。舒婷是一个幸运儿，她很快便脱颖而出；继之北岛、杨炼等。
顾城是一直被冷落了的诗人。很多人，如上述的舒婷、北岛、杨炼早已获得出国机会，并且活跃在国际诗坛。而有一段时期，顾城的诗连出版的机会也感到困难。
舒婷在叱咤风云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曾在同一战壕的朋友。她以她和顾城联合的名义，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这本诗集共收舒婷、顾城的新诗作凡五十余首。
收入诗集的诗不标出两人的名字，读者只能从诗作中的风格去辨别每一首诗谁属。这表面上是存心让读者猜谜，其实间接起了保护作用。
黑夜与黑眼睛
顾城的一本个人专集是《黑眼睛》（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名是源自他著名的诗作《一代人》，全诗只有两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意喻文革的浩劫，给中国年青的一代带来了创伤，他们用受创的心灵去掬迎光明，以敏锐的眼光去识别真理。
当顾城把这本诗集送给我时，他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上：“诗·生命”。
顾城的诗，除了容量大，意象万千，特别重诗质——语言。
未污染的字句如处子
与高行健惊叹现代汉语已遇到严重危机一样（见高行健：《流亡文学的困境》，香港《明报》９２年１０月），顾城也说过同类的话，他１９８７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说，语言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被使用得又脏又旧。所以顾城很注重语言，他有时为了推敲一个字，花了几天工夫，而且拣那些未受污染的字句——像处子一样，如同他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是清澈，不沾点儿尘埃的。
他看到星星点点的野花，“像遗失的钮扣，／撒在路边”。
他看到月亮和星星，是由于“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
他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
我还未看到有谁可以把写作比喻得如许恰如其分，毫厘不差。
微笑而痛苦的灵魂
顾城认为一个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
“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片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顾城是个极具潜质的诗人，综观他不多的诗集（除《黑眼睛》，还有《城》、《水银》、《顾城诗集》、《顾城寓言童话选》、《雷米》等），可以断定，他在诗歌创作的成就，已可以傲视同群，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应更有骄人的业绩。
顾城的近作是长篇小说《英儿》，这是他小说的处女作。他自称是爱情的忏悔录，他在给我的信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男主角就是他。他这部小说是写给他的两个妻子。《英儿》是一个仰慕他的少女，后来也跑到怀希基岛，与顾城和谢烨同住。
顾城把这部小说称为“顾城情爱忏悔录”，真正用意若何，是不得而知。但语言却上乘的。
墙上涂鸦如梦呓
顾城也画画，从墙上涂到参加过比赛。他移居怀希基岛后，画了不少钢笔画，《明报月刊》也发表过一些。这些画作，像一个小孩子插上幻想的翅膀，异想天开，充满梦呓。
谢烨在今年３月寄来的《画》一文中，曾写出：“在他的画里，花束、竹子和人都生长起来，手和鱼在一起，眼睛和星辰在一起，表现了他心中的世界和不安。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那种不安积起来，使他发疯。他会忽然跌倒在地上，摔碎一些东西，这种时候，他往往只有握住笔，才能得以安宁。”
最近他给我奇了三帧“字画”（以书法入画）照片，分别是“神”、“禅”、“免”，看来这几个字，暗喻有出世之思想。这三个字虽没有血光，却令人感到鲜淋琳的怵怖。
月前，他在给我的信末还画了一小帧《岛爷》图，相信“岛爷”乃顾城自喻，有一种踌躇满足感，但在图画旁，顾城题了一句“二踢脚升天”，竟一语成谶谶，令人唏嘘！
顾城走了，偕同他的妻子谢烨到了另一个世界。他采取了世人难以饶恕的暴烈的方式。
在他偶尔微笑的脸庞，难掩忧郁的神情——唉，他这个微笑而痛苦的灵魂！
出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1993（顾城1993年10月8日离世）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忆顾城与谢烨
陈力川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顾 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 "欧洲"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IGNY的地方。 "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作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见面，想事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带。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且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 "。当时我不明白顾城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意识到眼前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兴之所至的诗人，但顾城比我想象的那个诗人更安静、憨直。那天天气好，金丝燕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我们可以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心已经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到了山上，我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中山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滑稽，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还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就会勾起人的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限，我发现他很喜欢树，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我有点儿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理解的，其实他是在树上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他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 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照了几张相，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前方，顾城用胳膊倚着树干，低头看着谢烨，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很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结果误了吃中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 "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坐到椅子上，就听见会议主持者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凤凰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 请'鸟' 讲话。""鸟" 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象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现在面面相觑，好像有点儿自惭形秽，恨不得一下子从人变成树。这时 "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好像不惟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声音，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对他们来说，写诗与生活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 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听说他们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 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分手，而且两人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笨拙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仍然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矗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耳”。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希基岛杀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与张穗子访谈时还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 "海水做成的篮子"才翻然醒悟。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 "朦胧诗选 "，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打下了伏笔。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顾城写于1981年的 "遗念"这首诗上：
我 将 死 去
将 变 成 浮 动 的 迷
未 来 学 者 的 目 光
将 充 满 猜 疑
留 下 飞 旋 的 指 纹
留 下 错 动 的 足 迹
把 语 言 打 碎
把 乐 曲 扭 曲
这 不 是 孩 子 的 梦 呓
不 是 老 年 的 游 戏
是 为 了 让 一 段 历 史
永 远 停 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1973年作的"我是黄昏的儿子" ，最后一节写的好像是顾城爱情的结局：
我 是 黄 昏 的 儿 子
爱 上 了 东 方 黎 明 的 女儿
但 只 有 凝 望， 不 能 倾 诉
中 间 是 黑 夜 巨 大 的 尸床
写于1981年的" 不要在那里踱步——给厌世者"，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 太 深 了
你 没 有 羽 毛
生 命 量 不 出 死 亡 的 深度
······
告 别 绝 望
告 别 风 中 的 山 谷
哭， 是 一 种 幸 福
不 要 在 那 里 踱 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作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 ？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他而去，所以不惜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 ？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迷"。我承认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终极的行为，我隐约觉得他被魔鬼附身，就像他说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一样。
1993年2月，中国当代诗歌的法文译者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 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字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字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却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面对一堵墙，书法似乎成为他新的表达方式。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让人看了发憷。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激动，写完字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 "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似乎可以被看作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 夜 来 了，
我 驶 进 银 河 的 港 湾。
几 千 个 星 星 对 我 看 着，
我 抛 下 了
新 月－黄 金 的 锚。
天 微 明，
海 洋 挤 满 阴 云 的 冰 山，
碰 击 着，
"轰 隆 隆"－雷 鸣 电 闪 !
我 到 哪 里 去 呵？
宇 宙 是 这 样 的 无 边。
……
黑 夜 像 山 谷
白 昼 像 峰 巅
睡 吧 ! 合 上 双 眼，
世 界 就 与 我 无 关。
世界或许真的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许多好诗将长久地伴随人类的寂寞。
2003 年 7 月， 於 巴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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