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是讲究戒律的，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深感时间不足，为了脱生死大事，加紧修持。他发下誓愿：“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愿尽形寿，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身命，宏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南山律教，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以“普雨润大地，如月行虚空”的精神，化导众生，绍隆佛种，终于使律宗得以复兴。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在泉州净峰寺时，曾自撰一副对联为座右铭：“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以明心志。）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之交，弘一大师一天早晨在承天寺食堂用餐，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地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１９页－５２０页）（叶青眼《千江映月集》）对国家与民族的忠心和诚意溢于言表。弘一还曾致信夏丐尊，对贫民之苦深为慨叹，对物价飞涨、时局动荡之时，而自己托庇于佛门，食用无虑，诸事丰足，深感惭愧，不无自责。因此，他时时注意自我约束，衣食简单朴素，住行不鹜声华。

    在抗日战争期间，弘一大师主张念佛不忘救国。

　　早年的弘一，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有过政治救国的抱负。他不得已与其母亲一起南下上海，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因同情康有为等的变法图存运动，即受到所谓“康党”案的牵连。他曾刻有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后来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时，曾翻译过二本法学书籍，为我国最早翻译国外法学著作之始，有过法制救国的理想；在这个梦想破灭后，含愤写下一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游学东瀛，执着于艺术，一人主办《音乐小杂志》，并寄回国内，是中国近代传播国外音乐的第一人，有过艺术救国的设想；回国后，在与夏丐尊等好友的交谈中，有过教育救国的实践，但最终为世俗所不容。经过一次偶然的断食，而由此进入佛门，但救国报国之志，于出家后却始终未泯。

　　出家后的弘一是一个“重法轻身”的律僧。他在题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之后有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生命，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３０２页） 。抗战期间，大师书写大量“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字句，分赠各方，勉励佛教徒们对国家、民族应有爱护的热忱。

　　１９３７年，北方战事爆发，弘一在青岛湛山寺。而此时青岛已成为军事上的争点，形势十分紧急，有钱的人都纷纷南下，致使轮船买不到票。蔡丐因（冠洛）急忙写信去请他提早南来，说上海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卓锡。他却回信说：“惠书诵悉，厚情至为感谢。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诸乞谅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６页）夏丐尊、蔡丐因（冠洛）等人担心弘一法师的安全，纷纷来信劝他及早离开青岛，转移到较为平静的地方。但弘一法师没有立刻走开的意思。他回信说：“此次至青岛，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５８页） ；“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６页） 这种坚毅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的人格了。当时正值弘一五十八岁生日，他书写“殉教”横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６０页） 这与其平日所称之愿行相称：不避乡匪，不避倭寇，为佛门愿誓舍身命。勇猛护持于佛法，愿常利益诸世间。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弘一由水路离开青岛经上海南返。这时，“八·一三”战火正酣，炮火连天，炸弹如雨。日军正直取大场，向上海市区逼进。此时青岛反倒平静。因此，夏丐尊在弘一离开青岛之前，写信劝他宜暂住青岛，最好不要来沪，但他还是来了上海。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弘一镇静如常地和夏丐尊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交谈。

　　弘一刚由沪上回到厦门，就感觉到了战事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各方都观他内避。此时他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居室为“殉教堂”。他致书性常法师，表示愿为国殉教。“厦门现已平定，可以无虑。朽人稍迟，或可来泉州，与仁者晤谈。前朽人曾与厦门人士约定，俟战事平靖之后，乃可离厦门也”。（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６０页）哪里有难，就出现在哪里。“近日厦门甚为危险，但朽人未能他往。因出家以来，素抱舍身殉教之愿。今值时缘，应居厦门，为寺院护法，共其存亡”。以古人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自励。厦门虽为危险之地，但为护法故，宁与其共存亡而不愿因此而丧失晚节。“仁等诵此诗句，应为朽人庆幸，何须为之忧虑耶？明年正二月，倘时事安靖，朽人或往他处。……倘能早为壮烈之牺牲，则更不须顾虑及此矣”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４１３页－４１４页） 。他怕夏丐尊等远方朋友们挂念，去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等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静，乃能往他处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７页） 蔡丐因在信中再一次劝请他立即移居，弘一回信说：“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以“黄花晚节”自励励人。以表示保持晚节的心志和决心。（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７页－１６８页） 在致李芳远的信中，也表露出同样的心态。“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２８５页－２８６页）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弘一到达泉州时，泉州正处于战事前沿，时刻都有伤亡的危险。弘一却依然独往独来，集众演讲，弘法开示，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他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说：“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为仁者所赞喜”。（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０页） 从佛门的慈悲心怀出发，以勇猛精进的精神，为众生抚平心灵的创伤。这在抗战时期发挥着其他战线无法替代的功能。

　　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弘一再次由泉州移锡厦门，此时变乱即将发生。各方人士纷纷致信劝其远避，弘一却留意已定，不为所动。他在致郁智朗的信中说，“当来厦门平静后”，再“拟移居乡间。现在仍须居厦门，未能他往”。并抄录《灵峰宗论》中藕益大师的一首诗，以明心志。诗云：“日轮挽作镜，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２４５页）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的一片“忠义胆”、一颗“法臣魂”。同年他在致丰子恺信说：“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３页） 表现出他护国护法的坚定决心。

　　战乱中的弘一没有忘记拯救人民，卫护国家，可见他并不逃避现实，独善其身。他维护正义与公理甚于一切，他知道反抗强暴，争取民族生存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这种爱国护教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岂是只为一己安全着想的庸俗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这使人想起，１９３７年柳亚子赋诗赠弘一，期望他改变避世的消极态度，奋起同卖国贼作斗争。弘一闭关闽海，度其六秩世腊。李芳远驰笺索诗，柳亚子（弃疾）致祝寿词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见者缩项咋舌，大师不以为忤；亦报一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９４页，２９７页）在“积阴凝寒”的战时，弘一大师为护国护教的晚节情操，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岁月中，他虽渐近老境，又只能以独特的救国之道（在他，护教即护国）行事，但他以其黄花之姿，挺立于高山大地，以其夕阳之色，染红十方世界的奋进努力，依然令人可敬可佩，辉耀史册。

    １９３９年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弘一获知当时福建省府有驱使僧众服兵役之令。特别在泉州承天寺演讲一次，安慰僧众，倘此事实行，愿为力争，并绝食以要求，令大众不要恐惧（弘一《泉州弘法记》，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３页）。事实上，僧人不战是佛门故有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尽管他在理论上认为护生即是护心，但是要上战场杀敌，仍然还是属于杀生之列。因此，他认为杀生应非僧侣所为，僧人救国可以有多种形式，直接参战不合时宜。

    念佛是他最重要的甚或是唯一的救国之道。在他看来，护法就是护国，护国必须护法。（在当时的佛教界，也并非一概反对僧众参战者。当时，佛教界直接参加抗战的情形遍及全国各地，周恩来就曾对南岳衡山巨赞法师所领导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题词，说明“上马杀贼”和“下马学佛”是可以统一） 。从佛教救国的立场而言，他认为正心救人是根本。对自我严格的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人的影响，对救国的献身精神，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风范，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树立起一个伟岸的人格形象，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在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某些局限，如果我们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站在佛门的立场上，也应该不难理解。

    他勇猛精进的精神动力在于佛教的慈悲襟怀。即“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众生之宏愿”，“以一身承当此利生之事业”。因为“既为佛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种种之事业，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 （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第１０４页－１０５页） 。

以上摘自厦门大学刘泽亮《弘一大师与抗日战争》

    1938年5月，当厦门沦陷前，窥伺闽海的日某舰队司令，登陆访谱主（指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于鹭江。日司令要求谱主以日语对话，谱主坚持“在华言华”谢之。日司令曰：“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按指谱主归国曾携一日姬同归,生一子），何竟忘之？”谱主以华语曰：“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固所愿也。”日司令复曰：“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之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谱主答曰：“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动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当时中外报纸，均有报导。这条史料，向人们展现了谱主的伟大爱国精神和不亢不卑的为人风尚，惜著者未加收录。这条史料亦见于今《读书》杂志1991年的第2期。（高路明《弘一大师年谱》评议）

黄花标晚节 皓月镇中天——记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

作者：林长弘

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一位“抱热心救国”的爱国高僧。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成为“操南音不忘其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这位“南社旧侣”，①以“标劲节，树清风”的精神，抒写家国感怀，把自己的境遇同祖国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其中的《大中华》和《祖国歌》②等爱国歌曲曾风靡大江南北。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更日益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37年3月，移锡厦门万石岩的弘一大师，心情格外的沉重和悲愤。他在《佛教公论》五月号上登载《释弘一启事》：“余此次至南普陀……近因旧疾复作，精神衰弱，颓唐不支。拟即移居他寺，习静养病。若有缁素过访，恕不晤谈；或有信件，亦未能裁答。失礼之罪，诸希原谅，至祷。”③然而，正在谢绝外界访问与通信的弘一大师，却于五月初欣然应允厦门市运会筹委会的邀请编撰会歌。大师感时伤乱，心潮潮湃，写下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④

弘一大师巧妙地把强壮体魄与抵御外侮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运动会的主题，使整首歌曲高昂奋发，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鼓舞了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这歌曲在当时确是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随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

此时的厦门已是战云密布，敌机、敌舰常来骚扰。由于驻守厦门的国民政府海军力量薄弱，致使日本海军于1936年6月起不断到厦门“操演”、“访问”，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出厦门港口，窥探军情，处心积虑地谋图占有厦门。⑤同年7月间，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率领“吴竹”、“若竹”两军舰，由汕头窜进厦门。有一天，西岗茂泰司令因久闻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往鼓浪屿日光岩寺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弘一大师青年时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大师坚持“在华言华”而拒之。司令说：“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竟忘之？”大师以华语回之：“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因所愿也。”司令又说：“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大师毅然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大师直面强敌，大义凛然，镇定自若，虽只简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报道。⑥我们从1939年农历十月廿五日弘一大师在永春普济寺时致徒孙郑健魂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大师那颗坚强的心：“……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等言及。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紧，愿与仁等共勉之也。”⑦而后，大师在贺转道老和尚七秩寿联还写道：“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并在录写唐代李义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时改为“人间爱晚晴”以自励。这里的“爱”即是佛法的慈悲境界，也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愫，以明自己即使是身处逆境，也要永葆心志节操，大师遂自署“晚晴老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从1932年3月2日至1938年2月间，日军飞机对厦门进行了37次空袭轰炸。1937年10月26日，金门岛沦陷，厦门告急。但厦门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奋起保家卫国。⑧弘一大师这时正在青岛湛山寺讲律，亲笔书“殉教”横额，跋语有“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⑨大师于农历九月廿七日回到厦门后，缁素弟子为大师的安危而焦虑，劝请大师避入内地。大师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自题所居为“殉教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直至厦门岛陷落敌手的前四天（1938年农历四月初八。厦门沦陷为1938年5月13日），大师才离开厦门到漳州弘法。1938年农历五月十一日，大师致弟子丰子恺的信上写道：“……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10）同年初夏，大师卓锡泉州承天寺，常于当食之顷潸然泪下告诫寺僧：“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11）时逢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国运衰微，哀鸿遍野。大师满腔忧国忧民的感情，化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12）的警语，并题记说明：“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虽然，此时的弘一大师并没有脱下僧袍换成战袍，但他却能把佛法真谛与抗战救国有机地联系起来，赋予佛法以壮怀激烈的时代精神，在他的意识里，他的宣讲佛理，既是一种觉世救世之举，也是在号召抗战。弘一大师将这种精神体现在每一件书法墨妙中，日书百幅，分赠各方，勉勖诸佛弟子共赴国难。

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13）弘一大师时居泉州，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扞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14）队部设在开元寺准提禅林，选拔爱国爱教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为战时的泉州做出了应尽的贡献。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弋于永宁深沪湾海域，强敌压境，战事在即。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僧为了大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城避难。传贯法师带去一束红菊花聊作慰问，大师接物后有感于怀，遂托意《为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15）表达了在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去向，这与其所主张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的卫国思想相印证，可透视大师深沉的爱国之心。

着名学者朱光潜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60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佛终生说法，都是为了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确实，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下救世的热血与肝胆。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水心亭澄渟院时，赠予一位年轻学子李明信（即李鸣群，书画篆刻家）的墨宝，所书“最后之胜利”（17）五字铿锵作响的预言，委实意味深长。因为抗战时期的口号是全国各地不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争取最后之胜利。大师虽然只在安海弘法，但面对烽火弥漫的中华大地，不仅没有悲观失望，而且满怀希冀，深知为救亡图存而反抗强暴乃是必经大道，祈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一大师来不及亲眼看到抗战的“最后之胜利”，就于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日安详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弘一大师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保持民族气节，积极宣传抗日，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佛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如亲近大师的僧俗弟子寿山法师、黄福海等人均为闽中地下党员，大师的弟子妙莲法师、广空法师、广德法师数年后为中共泉州地下党游击队筹集一百两黄金作为经费，为迎接解放大军早日入闽做出重大贡献。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更自然地令人想到同时期的周作人。曾是李叔同的弘一大师，也与周作人一样留学日本多年，并且也曾带回来一日籍夫人。但当李叔同作为“弘一大师”而在为抗日呼号时，周作人却依附日寇，颇遭世人非议。抗战期间，还有所谓“低调俱乐部”，一伙人经常聚在一起（其中的周佛海、罗君强、梅思平等后来都成了大汉奸），非议抗战，鼓吹求和，把抗战呼声说成是“唱高调”，然而在“唱高调”奏响着时代最强音的人群中，居然有在常人看来只应低眉俯首、合十念佛的僧人——弘一大师，这怎不令人感慨系之！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寿诞时，曾与大师年轻时一起“标劲节、树清风”的南社老友柳亚子寄来贺诗，诗后有两句作结“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18）当时的周作人、周佛海等不正是柳亚子认为该用铁禅杖打杀的吧。

弘一大师“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19）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他的爱国赤诚昭然可见。他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座右铭，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蕴含的深意，亦体现了他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含蓄地表达自己始终对祖国的忧思和眷恋！这不就是弘一大师崇高的爱国精神的写照吗？

1995年6月于泉州忘言斋

（林长弘：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泉州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注释：

①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中的《姓名别号与其家世》之2页。

②丰子恺编《李叔同歌曲集》之2页、4页。

③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249页；《弘一大师全集》卷七页之26页。

④《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71。

⑤厦门市档案局档案资料《日寇在厦门的罪行》。

⑥黄萍荪主编杭州《越风》文史半月刊，曾于1937年登载弘一大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黄氏晚年时回忆大师的文章《弘一法师口述〈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言及有关“拒敌”和报道“爱国高僧”等事。登于《人物》杂志1991年第二期上。

⑦弘一大师《致穆犍莲》中也特书此句：《弘一大师全集》卷八之259页。

⑧厦门市档案局档案材料《日寇在厦门的罪行》。

⑨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1978年香港版之传贯法师珍藏墨迹插页）。

（10）《弘一大师全集》卷八之190页。

11 转引叶青眼居士《千江印月集》：《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87页。

12 抗日战争时期题承天寺联》：《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57页。

13 泉州市档案局档案资料及《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

14 庄荣标老居士《雪鸿录》及《泉州鲤城文史资料》（9辑）之76页。

15 《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54页。

16 《弘一大师》第4页（中国佛教协会编）。

17 林长弘采访书画篆刻家李鸣群老师，并获睹弘一大师“最后之胜利”真迹。

18 《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63页。

19 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161页。

（原载于：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编《弘一大师纪念文集》海风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