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摘自邓啸林《读懂李叔同（弘一法师）》]

　　被众多大家尊称为“中国近代艺术先驱”的李叔同遁入空门，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实在令人不解。再有的是，他曾对好友夏丏尊表示，只做居士。突然剃度出家，好像一次即兴之作。作为天津富商后裔，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近代艺术推广和教育上创下数个“第一”的李叔同，难道出家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场行为艺术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叔同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前途远大的才子落发为僧呢?在大千世界中，人生的取向、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并非说李叔同成为僧人后，就是他人生前途的终点，只是很多人都认为，与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相比，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作为一代艺术先驱，不必选取和他们相同的人生道路。他之所以“入山为僧”，其中必有其他深层的原因。为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考察李叔同的一生，不难发现其最终为僧的蛛丝马迹。

　　父母亲属之中不乏佛信徒

　　其实可以这样说，李叔同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他出生的天津河东陆家竖胡同二号，附近就有一个地藏庵，从小就能看见和尚踪影，其声其香，耳濡目染。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虽然是一位儒家门徒，但也信佛，而且还被人们称为“李善人”。就在李叔同出生那天，为庆祝晚年得子，李世珍就买下无数鱼虾，举办放生仪式。此后，每逢爱子生日，他都大办放生仪式。李世珍的这种做法，对孩子造成不小的影响，与其说是庆祝生日，不如说是在感谢佛祖送子，暗示这孩子源于佛门，给李叔同植入了一种佛缘因子。

　　到了李叔同五岁那年，李世珍突然染病不起，自知寿命将尽，他就提出请高僧到床榻边助诵《金刚经》，在诵经声中安详去世，办丧事期间，灵柩停在家中七天，也是每天有和尚来诵经不绝。年幼的李叔同觉得好玩，还跟着念。此后他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群小孩玩“放焰火”的佛教仪式，自己披着床单扮演和尚。

　　李叔同的母亲王风玲，据说粗识文字，笃信佛教。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生活悲苦。就在他七岁多时，大侄媳向曾到普陀山出家的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听见她念，觉得喜欢，也跟着她一起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李叔同自小对佛事不但不排斥，还表现出天生的亲近，在日后他再接触与了解佛教时，这些儿时记忆，必定给他形成一种“命中注定”的使命感。

　　天生佛门根器，性格怪异深感人生无常

　　从性格上讲，李叔同是一个性格孤僻、孤傲清高的人。他不适应繁复的人际关系，喜欢清静独处，顾一尘在《纪念弘一法师》中如此评价李叔同：一个具有“二重性格”的“极端主义”艺术家。

　　李叔同一生所用名字甚多，根据他的俗家子弟丰子恺考证，足足有二百多个。除了李同、文涛之外，比较常用的俗家用名还有成蹊、李息、李哀、息霜等，可见他性格中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心性内向的他很少表白自己的心迹，后人无法确知他内心在想什么。当年在日本演话剧，正是春风得意时，因为有人议论批评，他就不再演了。可见其才华高，自视亦高。

　　与李叔同有过深接触的，都认为他的性格古怪。有一次，李叔同与欧阳予倩相约八点在上野不忍池畔自己的住所处见面。由于欧阳予倩迟到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给他开门：“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五岁丧父，不能说没给李叔同留下挫折感。首先，他的生活发生巨变，虽然有母亲看护他，但毕竟是庶出，总免不了一些冷眼和不公。每当他烦闷不开心，能背诵《名贤集》的乳母刘氏就教他读“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警句。李叔同出家之后曾自述：“七八岁之时，常有无常空苦之感，乳母每戒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母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

　　人生中的每一次波折，都会给李叔同留下不小的心灵伤痕。母亲去世时，二十六岁的李叔同悲不自禁，在她的葬礼上抚琴长歌：“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这不似其他的挽词，为仙逝的母亲歌功颂德，更多是倾诉自己的悲痛和孤寂，以此来感亲恩。后来，他向弟子丰子恺回忆起母亲，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丰子恺《法味》)他的这种哀愁，与其说是对母亲的依恋，不如说是在为安身立命的思考而苦恼，以及独自面对生存的一种彷徨。

　　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改名“李哀”，与其说是寄托母亲的哀思，不如说是表达内心的悲伤和对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的感叹。后来他出家，也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了。

　　李叔同的哀伤色彩，更多地在他的诗词中体现。就拿他填词的《送别》来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包含着一种“悲不直说愁满怀”的情绪，接近佛教禅宗的意境，与被称为“诗佛”的唐朝诗人王维的作品意境如出一辙。

　　慈悲是一个佛子必备的素质，而李叔同的慈悲是天生的。他自小喜欢养猫，敬猫如敬人。少年时，李叔同见兄长李文熙接人待物，礼仪常随人的贵贱而有差别，他对此愤愤不平，赌气地与兄长反其道而行之，对穷人敬重，对富人轻视。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李叔同被学生们形容为“温而厉”，对他是既怕又爱。在他的课堂上，碰到学生做其他小动作，他并不当场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学生都走后，他才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说“下次吐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完，再微微鞠躬，表示“你可以出去了”。李叔同从不打骂、责备学生，他用谦恭的态度去教育他们，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慈爱。

　　当初章士钊化名烁楼十一郎为名妓李蘋香立传正名，而李叔同也化名惜霜为《李蘋香》作序，不仅是出于他们的感情关系，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悲悯的同情心。

　　而对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李叔同常常抒发出“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金缕曲·别人好东》)”的感慨。从佛家眼光看，李叔同天生就有了“视世事如霜露闪电、人生如西山落日”等一类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

　　环境因素，社会上浓郁的宗教风气

　　清末至民国初期和中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精神上充满了失望和空虚。加上佛教教义更加神化，人们便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出家为僧和在家供佛的越来越多，甚至在政界里也有不少人信佛。在1937年1月杭州《赵风》杂志增刊《西湖》上发表的根据1936年春李叔同在厦门南普陀寺口述整理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看。

　　不仅寺院就在家门口，李叔同的交际圈中，还有研究佛学的人。那就是在十六岁时，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起考县试，一举夺魁的马一浮。

　　李叔同结识马一浮是在南洋公学时期，其后十余年未曾相见。直到李叔同在杭州任教后，两人才复相过从。这时候的马一浮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儒学家和佛学家，而且自身出现了佛化倾向。马一浮来杭州寄住广化寺内，打算用三年时间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卷。李叔同时常到寺中探望他，有时还在隔壁为客人准备的痘神祠小住几天，偶尔也到广化寺内僧人的住所去走走看看，感觉出家人的生活挺有意思。

　　马一浮先后寄《起信论笔削记》、《三藏法数》、《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净土论》、《清凉疏抄》给李叔同，对他的熏陶不浅。李叔同在1917年3月给弟子刘质平的信中说：“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平淡，职务多荒。”后来，他在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时，再次提及马一浮对他确立佛学信仰的影响：“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仪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

　　在浙一师的好友夏丏尊给的不经意的暗示也不少。有一次，学校请一位名士来演讲，他们俩就溜去湖心亭吃茶，看见对面马路上一位和尚走过，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频频点头，觉得夏丏尊说得“很有意思”。

　　在没见过李叔同受到的种种苦行之前，夏丏尊是不反对李叔同出家的，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这样说：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夏丏尊和李叔同的关系不一般，并且出家后为他筹建“晚晴山房”，送他真白金水晶眼镜等资助。朋友的真心话，对李叔同的触动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早年的佛教倾向的暗示和支持肯定。在后来的1920年，成为了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在践行席间，指着夏丏尊对大家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亲身体验，弘法度生一直是夙愿

　　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之中，还必须看到他身体病理的影响。李叔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由此还染上了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有如当今的癌症，不能治愈，只能靠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是理想去处。再则，李叔同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曾出国留学，受过近代科学的熏陶，但在对待疾病这件事上，却和同时代不少迷信的人一样，以为生病是前世有孽，今生有罪而来，吃斋念佛则是消魔祛灾的好办法。

　　他从夏丏尊那得到关于断食的文章后，对其中“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深信不疑，将此当作治疗神经衰弱症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开始筹办断食，为计划能成功实施，甚至连好友夏丏尊也不事先告知。1941年2月20日在澳门出版的《觉音》上刊登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夏丏尊这样说：

　　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几乎”之意，改名李婴……

　　在虎跑寺方丈楼断食期间，李叔同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后来知道他是弘祥法师)在他的窗前经过，见他总是十分欣喜自得的样子。李叔同便时常找他相互交谈，这位出家人也常送来佛经给他阅读。李叔同亲眼所见僧人和寺庙生活的情景，影响了他的看法，不但解除了他对佛僧的一些误解，还加深了那些埋在记忆深处的对佛教的好感，回来后还对夏丏尊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热情。

　　李叔同自己也说，他幼年也见过一些出家人，“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在一起……也不知寺中的内容是怎么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而且羡慕起来。我虽在那里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及至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断食归来后，李叔同带学生丰子恺去访问马一浮，向马一浮借回了《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许多佛学书籍。这一行为，可见他从曾经的徘徊观望，进入了亲自体验时期，这是非常大的跨步。到了春节，李叔同没像往常那样回上海与日籍妻子团聚，而是去了虎跑寺，和马一浮、彭逊之等佛学人聚谈。过后十天，彭逊之便剃度为僧。李叔同饶有兴致地做了个旁观者，亲眼见证了剃度受戒的全过程后，大受感动，当场皈依三宝，拜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中说：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乎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和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以及校工友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和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

　　夏丏尊认为：“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对他的不安，对他不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或者说，李叔同曾经徘徊在佛门前，苦苦地思考着，这扇门究竟是进还是不进。从来，他都不是个排斥宗教的人，只是受到那些赏识他艺术才华的人的影响，尚有一丝怀疑，佛教是不是能证明他人生价值的方式。但，随着他对佛学深入了解及断食的亲身体验后，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深信因果报应，对爱情婚姻反思和忏悔

　　李叔同在出家后的一堂演讲上说过：“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就有必要在此谈一谈李叔同在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生活方式。从实际考察来看，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在李叔同的思想和行为中，并非如常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与其说，他抛妻弃子、出家为僧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和克服自己造成的窘境，所以用出家为僧的办法，以期望一了百了，不了而了之。

　　李叔同到底为自己制造了怎么样一个困境?这就关系到他的母亲和日籍妻子了。李叔同身系庶出，母亲在李世珍的四个妻妾中排列最后，而且二十多岁就守寡了。她的处境艰难，受人冷眼排斥，人格上不能得到尊重，也无法得到自由，这一切李叔同是耳闻目睹的。他很同情自己母亲的身世，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就因母亲的悲剧，李叔同一直反对纳妾，但他后来也走上了父亲的路，除原配夫人俞氏外，又娶了个日本夫人，使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重复了他母亲的命运。

　　李叔同从来没在公共场合曝光过自己的日本小妾，甚至不曾向朋友介绍过，就连她姓甚名谁都无人知晓。从日本归国后，李叔同将日籍妻子安置在上海，只身回天津，只在家中住了半年多时间。1912年初离津南下，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对于他的结发妻子来说，不能说没有感情上的伤害，以及人格上的轻慢。

　　而从李叔同的情感角度上讲，与俞氏的包办婚姻没有能给予他太多的感情和留恋。李叔同十四岁时认识杨翠喜，他们曾热恋过，并私订终身。可见俞氏是突然强加进他的感情世界的。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作《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其双亲，李叔同回答健在。问起家室，他说尚单身。而真实情况正好相反，他当时父母俱故，他与俞氏结婚近十年，育有孩子。李叔同之所以向日本媒体说谎，必然有想更改这一人生路线，重头再来的愿望。

　　在原配和日籍小妾之间，李叔同是极其矛盾的，似乎是不论怎么做，都会给她们带来伤害。年少时的李叔同因母亲的际遇引发对“封建纳妾”的反感，而后又因在日本生活与感情上的真正需要，不自觉地步入这自相矛盾的错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越发察觉到，他对两位女性的负罪感，不但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负担。后来，又加上百万家财破产，一介书生要维持两地的家庭，李叔同不堪重负。而实际生活又强化了他在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存在感，他无法逃避被两个女人和孩子们依靠的责任。李叔同在艺术上堪称富有开创性的奇才，在生活能力方面，一直受母亲保护的他，却是个捉襟见肘的人。这种强烈的存在感和被依赖感，渐而变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他在杭州接触过佛学，深信了“因果报应”之后，这种窘境更增加了他自视报应的负罪感。

　　不回天津的家早就成了自然，那么在上海的家呢?自从1915年夏天与日籍夫人从东京度假回来后，他也不像先前那样跑得勤快了，最终发展到采取彻底逃避——在事先也不告知天津家人，也不通知上海日籍夫人的情况之下，以出家为僧的方式，将长期不能改变和摆脱的窘境，以不了之而了之。但李叔同不敢正视自己出家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而是用“出家为僧就得抛妻弃子”的结果，将这种行为中所包含的深层原因给掩盖起来了。

　　除了想摆脱一妻一妾的生活窘境，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不能说没有他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与忏悔。这是一个难言之隐。

　　早年的李叔同作为富家弟子，除了上学念书，有时间与金钱多方结交名士，出入书香门第，切磋诗词骚赋，摩挲金石书艺。而且他有兴趣与精力沉湎于梨园舞榭，十四岁就与京城名妓杨翠喜结识，卿卿我我，神魂颠倒。避祸上海的头几年，这样的生活也没多大改变，参加诗社，与李蘋香等名妓诗词往来，互诉衷肠。去日本后，生活优越的李叔同不但能独居，还雇了个模特儿画人体素描，继而与她同居。除了原配外，还多了个日籍太太。在这些情形之下，不能排除郁达夫式的苦闷因素，还有一种颓唐、迷茫的情愫表现。这些**往事也应是他出家的诸多原因中，不能排除的一点。

　　李叔同与一般无文化的和尚不同，他在出家之前看过不少佛经，知道各种戒条的含义。如此，他就不会不去反思自己年轻时，在男女之事上的种种荒唐和越轨行为。越是反思，就越发感到后怕，担心其来世万劫不复。怎么办?佛理佛规上说，出家为僧，在空门中边忏悔边修行，即为从这种后怕状态中得到解脱的道路。就是这个原因，李叔同出家后，老友尤惜阴想将他年轻时的诗编成集，他以“多涉绮语，格调亦卑，无足观也”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生活和**生活做了彻底的否定。1929年，大师受邀为开明书店写字模，他甚至因书写“女”部、“尸”部的字感到不适而不愿执笔，就源于他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的结果。

　　精神迷茫，追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同样，李叔同遁入空门的举动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置身其中的时代，社会局势剧烈动荡，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面临着生存与意义的双重迷失，需要一个契应时代之需的思想观念，以解决社会和人心的种种问题。当此之际，佛教文化受到了部分寻找出路的先进分子的青睐。最突出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将佛教当作宣扬其新社会大同理想的思想工具和精神依托。从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角度出发，康、谭、梁等一批人，又大力张扬着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以这种精神有助培养人们无私无畏、为国家自我牺牲的品质与意志。

　　李叔同早年十分拥戴康梁变法，刻有“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可是，李叔同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他在时代思潮的熏陶之下，对于佛教，他不是假借，是要直接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各种理念。

　　李叔同开始也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但由于志趣与禀赋上的差异，加上家庭氛围的影响，由于他的根基不牢固，视野狭窄，出现了更形歧异。作为才子，李叔同的幻想多过现实，且又逞才使气。他是个在幻想中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诗词骚赋，金石书艺，音乐美术，是他所学习专研并十分钟情的。这些文学艺术往往空灵虚幻，无可把捉，李叔同长年浸淫其中，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将这种爱好与需要推向极端，是很容易与佛法接轨的。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说：

　　他是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的扶梯的最高定点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弘一法师在闽中留下不少的墨宝，在内容上是宗教的，在形式上是艺术的——书法。闽中人士受弘一法师的熏陶，大都富有宗教信仰及艺术修养……

　　……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做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

　　丰子恺在1926年作的《法味》中还说：

　　他在日本的时候，听说生活很讲究，天才也各方面都拔秀。他研究绘画、音乐，均有相当的作品，又办春柳剧社，自己演剧，又写得一手好字，作出许多慷慨悲歌的诗词文章。总算曾经发挥过他的才华。后来回国，听说曾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又当过几个学校的重要教师，社会对他的待遇，一般地看来也算不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种深的苦痛，所以说“母亲死后到出家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

　　可见，在李叔同的心境里，他既继承了旧式文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图式，又接受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和自由思想。所以他将自己携妻带母避祸上海的那段时间视作人生“最幸福时期”，说明他先前最向往的，是那种传统文人的名士生活。然而，现实总是给他带来失望。其一，他所处的社会动荡不安。在1901年自天津返回上海不久，与李蘋香会面时，他大有感时忧世，借酒消愁之意，写下“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的诗句。

　　辛亥革命后，李叔同家的百万家资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别说难以恢复昔日繁华，就连基本生活都难保障，彻底抽掉了“名士生活”的基础，人生“最幸福时期”一去不返，最终成了他苦涩的回忆。从日本回国，他的事业都因这个动荡社会不断受挫，为了养家糊口，他随波逐流地拿起教鞭，为衣食奔波，还不得不屈从来自校方和社会的各种约束。李叔同在杭州的七年时间里，尚无史料证明他曾被当地媒体关注过，反而是日本《日日新闻》曾刊登一则消息：“中国第一批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怀才无用，任其自生自灭，真可使人叹息啊。”当时李叔同看了非常不舒服。而那七年，中国社会在军阀的统治下，国势日衰，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不断加剧。李叔同局促在学校这个小世界里，与时代主潮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只能刊登在校内的《白阳》杂志、《校友会会志》及《南社丛刻》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李叔同的精神痛苦就在这种与时代主潮的脱节中逐渐加深。时间愈久，心灵的创口就愈大，就越发难从中挣脱，越发要产生对个体生命存在、个体生命价值的怀疑。

　　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在一篇回忆文章《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中说，有年暑假，吴梦非在西湖避暑，李叔同突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小船去拜访他，并邀他一同游玩西湖。在船上，李叔同对吴梦非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决想不到自己会回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这话里竞显不胜感慨和怀才不遇的慨叹。而这种被人遗忘、才能无处发挥的失落，更加深了他心灵的受挫感。

　　李叔同属于那种不甘平庸、自期甚高的天才艺术家。传说他十二岁时，已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苍凉的诗句，可见他很早就思考人生走向，从少年时期就苦苦寻觅和构建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佳位置。当教师并非他留学东京的本意。

　　家族企业破产后，李叔同不得不回国，事业不断受挫，最终要靠当教师求得温饱。对于有着艺术家具有的孤傲气质，曾在艺术领域雄心勃勃的李叔同来说，这是于心不甘的；若是当个艺术家，在那动荡年代，却连养家糊口也不易保证。这又是当时的李叔同陷入两难处境之一。

　　还有就是，李叔同是个重情之人，每次表示要离开浙一师，只要夏丏尊挽留，他又磨不开面子一定要走。这又是他遇到的一种两难处境。他既想离开学校，又一次次地难以脱身，这就使得他产生困惑感和压抑感，日积月累，达到爆发程度。但他需要一个离开的借口和机会，制造出一种被迫离去的假象。就这样，偶然一次断食，参加过一次剃度仪式，加上马一浮的鼓励和夏丏尊几句牢骚，强化了李叔同早年埋下的佛化因子，终于找到摆脱各种两难处境的办法——出家为僧。

　　一直对宗教抱有兴趣，深入思考“生死大事”

　　除了解决一些生活和精神中的问题以外，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不外乎是为“了生死大事”这一心理动机。这大概是李叔同出家时的心情和夙愿。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人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探究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本能地不愿相信这句“了生死大事”是他的真心话，而是认为这句话背后一定潜藏着难言的动机。

　　不承认事情如此简单的人们，常以“生性有缘”、“看破红尘”、“向往极乐世界”、“普度众生”等泛化概念，以及对出家人的一般情形的理解，去剖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就有了众家所得出的种种猜测与说法。当然，也不能将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归结于一时一事一因上，以偏论概括全部。他的出家之因多而复杂，其中有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喜好、病理等因素。既有一时一地的触发，也有长期形成的必然因果之驱使。既有表面的显现，又有深层的隐藏，是种种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说到底，那些去质问李叔同出家原因的人，并不把“生死大事”当一回事，或者觉得“生死大事”不值得花心思去探究，只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此，也就将“李叔同出家”当成了一个千古疑案去探索。

　　李叔同生长于动荡时期，在少儿时代就见识了太多的死亡，对生命的痛苦与脆弱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受。而“生、死”这样的大关口、大问题，伴随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渐行渐远的人生理想，更趋于真实并日益逼近他，令他不得不认真思考起来。李叔同对生命个体的人生、艺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显然要比普通人深入很多，也更复杂。这注定他内心有那种要探究世界现象，挖掘生死背后之本真的不竭动力。在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或者早已注定)，从而不屑一顾的“生死”问题，在李叔同这里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难题。他一直对宗教抱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日本的天理教、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学(理学)、佛教乃至道教，他都亲近过，并在逐一比较和选择。宗教可谓是他在精神困境里突围的一个方向。他投身于佛教这个精神家园，期望从此能把招人烦恼的一切通通放下，使自己这颗伤痕累累的敏感心灵得到妥善的安顿，并获得持久的宁静。

　　因此，李叔同的“佛学之旅”才走得如此坚决。入山那天，好友夏丏尊送他到校园路口，两人黯然握别，互祝珍重。随后由几个学生陪同，从浙一师往涌金门去，经过净慈寺，一路走向虎跑寺。在距离虎跑寺约半里路的地方，李叔同叫学生们都停下，自己披上袈裟，换上草鞋，接过行李，头也不回地快步去了。

注：

关于为开明书店写字模的事：

夏丏尊在《护生画集》（第二集）的序言中写到：

犹忆十年前（约1928年）和尚（弘一法师）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籍。

钱君匋在《弘一法师写铜模字》中也写到：

夏丏尊和老板章锡琛看到弘一法师的一手好字，以宣扬佛学为名，发动他写成一副字模，浇出来来排印佛学方面的著作，一方面可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仿宋体来一个抗衡。弘一法师初想排印佛学著作，颂扬佛法，颇感兴趣，因此同意了这个建议。

弘一法师在试写了一千多字之后，便主动放弃了书写字模，并且详细说明了原因：

铜模已试写三十页，费尽心力，务求其大小匀称，但其结果仍未能满意。现由余细详思维，此事只可中止。其原因如下：（一）此事向无有创办者，想必有困难之处；今余试之，果然困难。因字之大小与笔画之粗细，及结体之或长、或方、或扁，皆难一律。今余书写之字，依整张之纸看之，似甚齐整，但若拆开，以异部之字数纸，拼集作为一行观之，则弱点毕露，甚为难看。余曾屡次试验，极为扫兴，故拟中止。（二）去年应允此事之时，未经详细考虑，今既书写之时，乃知其中有种种之字，为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者，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书写，此为第二之原因（此原因甚为重要。）（三）余近来眼有病，载眼镜久则眼痛，将来或患增剧，即不得不停止写字，则此事亦终不能完毕。与其将来功亏一篑，不如现在即停止，此为第三之原因。余素重然诺，决不愿食言；今此事实有不得已之种种苦衷，务乞仁者向开明主人之前代为求其宽恕谅解，至为感祷！所余之纸，拟书写短篇之佛经三种，（如《心经》之类是）以塞其责，聊赎余罪。前寄来之碑帖等，余已赠与泉州某师，又新字典及铅字样本，并未书写之红方格纸，亦乞悉赠与余，至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