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勇的教书生活

本文转自《教师月刊》2014年第11期-《白卷》呵呵电台美女主播周杰推荐：“魏勇老师是我的高中历史教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也是第一个对主流教育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表示呵呵的人，那时候很崇拜他呀！”

魏勇，生于1970年，网名“刘支书助理”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北京市高评委专家组成员。目前参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师培训工作、主讲《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2008年出版专著《用思想点燃课堂》。2013年在凤凰卫视《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六）被作为课堂改革者加以报道。2014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栏目做系列讲座《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在，或不在？这是一个问题

　　——我在北京这些年

　　文|魏勇

　　应试教育跟我个体的存在有着严重冲突，应试即痛苦。早在高中时代，写应试作文就是我的一大痛苦，明明按照内心来写作会遭遇分数的惩罚，但还是抑制不住要自然真实地表达。为此，被老师多次找去谈话。1987年是我的高考年，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预考时作文满分为40分，我得了39分。然而，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本来只需要把政治教科书的观点拿过来作为论点，然后附上一些论据就可以得不错的分数，但这样的写等于是吞下死苍蝇，实在不能接受，一番思想斗争后，还是服从了内心，批判了理论为实践做注脚而非指导实践的社会现实，结果，语文分数拖了我的后腿，没能上重本线。

　　追求“思”的在场

　　参加工作后，有18年的时间基本都在应试中摸爬滚打，获得了职称破格晋升和特级教师称号的奖励，有一段时间，我忘掉了痛苦、甚至还有相当的乐趣。真正让我从里面拔出来是当我往回看的时候。1993年—2001年（23岁—31岁这段时间），我在四川隆昌七中工作，这是我应试工作最投入的八年，那时，我精力旺盛、工作忘我，长期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年级主任，8年教了6届高三。可以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里。但是，匪夷所思的是，2007年，当我再回到这所学校时，看到熟悉的情景却想不起了我在这里生活过的多数细节，没有学生、没有同事、没有故事，没有对年华逝去的感慨，更没有饱含热泪的感动，好像从没有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存在过，顶多曾经是一过路人。多么没有存在感的8年啊！

　　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理解了什么是存在感。所谓存在感，就是当我们回首过去时，所有的经历就像一帧一帧的画面出现，如果把这些画面剪辑成一部个人经历的电影，肯定会有一部分是无足轻重可以剪掉而不至于影响电影质量的，另有一部分是不能剪掉否则会有遗憾的，那么，不能剪掉的就是让我们有存在感的部分，所谓存在感，就是“我也曾经活过”的感受、感叹。

　　以这个标准来看，我的初中高中和工作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可以被剪掉的胶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即使那些片段从未有过，我都不会遗憾。不能剪掉的是我的大学时代和在重庆工作的部分片段，在这些片段里“我”是在场的，而在可以被剪掉的那些片段中“我”不在场。我突然醒悟到：“我”在或不在，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决定我的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根本性问题。

　　那什么时候“我”是在场的呢？我发现，当“思”在场而不是思维在场时，“我”在。思是人从生存中自然产生的精神活动，而思维是在别人给定的框架中进行的具有指向性的精神活动；思是自由的，思维是被规定的。之所以大学时代构成了我已知人生中最具意义的时期，首先是因为有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读什么书、是否上课、跟谁通宵长谈、跟谁恋爱等等，不必考虑找工作和考试分数一类事情。那时，“我”被最大程度地呈现，思也同时在场。

　　同样是故地重游，2006年回到大学校园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汹涌而来，这与重游初高中校园和早年工作过的学校时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大学里一小点过去的痕迹引发无穷多的回忆和感受，顿时通感附体，让人感觉死而无憾。死，才能定义生的意义。当我们从死的角度来看生，即当将自己置身于濒死状态下回首往事时，人生的意义或将彰显。死是剪辑有意义人生片段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人生的取舍变得清晰，古人所说“向死而生”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人到中年，我的人生如何取舍呢？不能再重复应试教育的那条路，学生时代的痛苦和工作以后稀薄的存在感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再也不能那样活”。我需要做自由教师，即完全不被考试扭曲的教师。我理想的课堂是存在主义者的课堂，也就是在课堂中，我的“我”和学生的“我”同样丰盈，同样蓬勃，最好是多年后，学生回忆往事时能够自豪地说：“我他妈的在魏勇的课堂上活过一把！”

　　对学生而言，活过还是没活过，取决于学习是否满足了内心真实的渴望，是否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波橘云诡和惊心动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要能够自由呼吸，所以，写了《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的李希贵校长自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他人”。到北京去，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

　　刚刚北漂那阵子

　　2008年，我从重庆涪陵五中调到北京十一学校，距今六年。刚来时纯粹一个北漂，直到两年后人事关系才进京。原因是重庆方面不放人。所以，尽管我打算长住，但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只能算是暂住北京，中国人事制度手续之繁冗，让我一度心灰意冷，打算回老家。幸运的是最终还是办妥了该事，让人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为什么选北京？我已经过了打拼的年龄，并无在事业上攻城掠地的意图，除了希望在教育上呼吸到自由空气以外，还想找一个与自己精神气质相通的城市，结识三两知己。1990年代初，我曾去过深圳，在蛇口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时，以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最适合我，结果并非如此——我发现那里的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只关心挣钱和个人生活——我很不习惯那种氛围，感觉自己与深圳格格不入，而当《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我眼前一亮——与李冬宝、葛玲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才是我的追求。

我是在四川茶馆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小时喜欢听人摆龙门阵，长大了喜欢跟人摆龙门阵，我理想的生活是靠摆龙门阵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对北京的侃爷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结果到了北京十一学校才发现，能干的人很多，能侃的人则很少，天不遂人愿。好在北京十一学校还像一所学校，所以也就不苛求了。

“摆龙门阵”，指的就是谈天说地，吹牛闲聊。三五人相聚或两人一起同行、玩耍、做活时均可讲故事、聊天聊天、闲谈、神吹、侃大山的文化活动。

　　来北京后，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北京的教育和重庆比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只要北京和重庆的新闻联播在同一时段播同一内容，教育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北京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全国，比如硬件设施、师资等方面，但就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而言，并不比其他地方领先（少数几所学校稍微例外），就自由度而言，北京反而不如一些南方地区。

　　可以说，在北京的头一两年，我并不确定自己呆得下来，没想到也存在格格不入的情况，甚至被人检举，说我课堂导向有问题。为了缓解郁闷，每到周末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北京四处流窜，较多时候去西单的三味书屋听讲座，听奥地利武官讲北约的战略，听吴思先生讲血酬定律，听贺卫方先生讲孟子和法治等等。这中间印象较深的听奥地利驻华武官阿斯曼先生的讲座，那天讲座结束后，我向他请教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德国海德堡大学的魏格林教授作翻译。

　　“阿斯曼先生刚才说，联合国是最大的权威，欧盟的对外行动要经过联合国同意，那么，科索沃战争是否经过了联合国？合法吗？”

　　“科索沃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同意，是非法的，但却是必要的。欧洲人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二战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西方一开始没有干涉，所以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在特殊情况下，欧盟有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对类似于科索沃这样的危机进行干涉。”

　　“当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欧盟优先选择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和美国不一样，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比如法国和德国的选择往往和英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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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又跟魏格林教授聊了几个敏感话题。

　　我问她：“《辛德勒名单》在德国上映时，你们有何感受？”

　　她说：“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影响太大了，影响了德国几代人。我是二战后出生的，仍然深受影响。”

　　“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很自卑，有强烈的负罪感，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如此。当然，这跟美国有关系，他们在二战后通过宣传强化了我们的负罪感。不过，在德国也有一些年轻人反对我们，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自卑。”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西斯在德国上台，而英国美国却没有走上这条路？”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这跟日本和今天的中国相似，我们拼命追赶英法美，为了尽快追上，我们把资源集中起来，希望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目的，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主义成了我们的选择，这就容易产生极权主义。”

　　“除了这点，还有没有德国文化传统的因素呢？”

　　魏格林教授很坚决地否定了，“没有，和文化无关。”魏教授的看法与我们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不大一致。

　　这次讲座，让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来自西方的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受益匪浅。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是北京最有魅力的地方。除此以外，我或者去万圣书园假装买书，实际找人喝咖啡聊天；或者晚上去北大蹭讲座，有一次，居然混到中国传媒大学去听于丹的讲座——当然，这一行为被梁卫星等一干朋友严重鄙视了。

　　我并没有变

　　后来，随着学校改革的深化，我逐渐从另类变成主流，甚至被表扬了，于是到外面参加活动的次数减少了——应该说，我其实并没有变，而是北京十一学校变了，变得越来越像学校了。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是考试工厂，而应该是寻求真理的地方，是学生求知欲能够自然得到释放的地方，是师生在松弛状态下真我相遇的地方。在来北京之前，由于受到《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和范美忠等朋友的课程观的影响，早就尝试着推翻教师的“课堂霸权”。每一次公开课活动，都是大家声讨课堂霸权的派对，甚至对朋友也是毫不留情，范美忠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郭初阳的课过于精致。至于我的课，也多次被他们蹂躏。

　　所以，当北京十一学校拉开改革大幕，提出“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时”，我感觉来对了地方。过去，我们太多时候考虑教师怎么讲得舒服，很少考虑学生怎么学得舒心。2012年11月，我在国家金融博物馆实践了一把推翻教师课堂霸权的课——应《看历史》杂志邀请，参加一个历史嘉年华的公益活动，那天公开课的题目是《鸦片战争》。在一些历史学者面前讲历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收敛”了许多。由于是对话式课堂，扮演“同学”的观众和学者们发言机会多，且质量高，我忍不住露出教师的嘴脸大大表扬了他们一番，下面的“同学”哈哈大笑。好玩。

　　课后点评嘉宾是历史教师袁腾飞、《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澳洲华人作家雪珥。估计是看朋友的面子，袁腾飞嘴下留情，说了些好话，徐副总则直来直去批评我的课堂去意识形态工作还做得不好，我顿时就乐了，看来我还不算反动。雪珥则非常专业地从贸易的角度剖析了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证据工作很扎实，十分受教。

　　教育是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经常需要把耳朵竖起来，并伸到教育圈外。

　　当然，读再多的有字之书也不能代替生活这本无字之书，同理，听到再多高明的看法也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体验一把，百闻不如一见嘛。以前就读过一些西方教育的书籍和文章，也听人讲过西方教育的趣闻，但是，真正客观全面地审视西方教育，则是在来北京后亲自去美国部分公立和私立学校转了一圈后才开始的。

　　2010年，我们一行人到美国顶尖的私立学校和普通公立学校听课座谈，前后待了15天。这次美国之行，一方面印证了我对美国学校的一些正面看法，譬如，课堂以学生为主，课堂氛围自由民主、学生可选课程较多，好学校课程难度超过中国，拔尖学生教育非常个性化等等；譬如，达拉斯一所私立学校的生物教室里居然有停尸间，其拔尖学生的生物课按照大学标准来开设。与中国的教育相比，美国好比是原生态蔬菜，中国则是大棚蔬菜，尤其拔尖学生之间教育的差异巨大，美国拔尖学生的潜力和培养力度远超中国。

　　另一方面，我对美国公立学校也产生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看法。在公立学校，很少有学生跟我们打招呼，而在私立学校则相反；在公立学校，学生穿着十分嘻哈，甚至有男女生公开勾肩搭背，而在私立学校，学生穿着整洁大方的校服，活泼而不喧闹，女同学淑女范儿，男同学绅士范儿。除此以外，由于美国州权很大，每个州有自己的课程标准，这种情况往好说是因地制宜，往不好的说就是参差不齐。加上美国教师有着两个强大的“工会”——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本来是为保障教师权益应运而生的，后来渐渐坐大，凡涉及教师权益的问题，如教师福利、晋升、科研、道德标准以及处分等，政府部门都要与之商讨并获其同意。这两个组织上通联邦政府、下联州政府，左右着全国的教育政策。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有了这两把强大的保护伞，很容易就能获得终身教职，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所以缺少积极性。最终公立教育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工会绑架政府，政府保护教师，教师绑架学生，学生只有混日子。

　　有数据说美国平均每一个上课日就失去7000名学生，每年加起来一共有120万学生辍学，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大约只有70%的高一学生最后能毕业。几百万十五六岁的辍学者成天在街头游荡，一代又一代。辍学者集中的区域也成为社会问题集中发生的区域。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有着一定的优势。适应应试的体制，中国公立学校有统一的课程和考试标准甚至教材，中学毕业后具备起码的阅读和计算能力的中国学生比例可能会超过美国，至少中国学生人人会背“九九表”而美国学生则很多都不会。

　　虽然，我个人十分反感应试教育，但客观地看，也许应试教育在当下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不仅仅是因为让教育的公平性有所保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试教育适应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大批量的合格劳动力，即中低端人才，这是应试教育能够提供的。应试教育固然不能直接提供具有相关技术的熟练工人，但能够提供具有相应学习能力的潜在熟练工人。对制造业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有以下优点：其一，全国一个标准。这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对培养中低端人才来说，却是一个合适的体制，这使得应试体制下的毕业生具备底线之上的听说读写算的能力，为他们成为熟练的工人和优秀技术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之所以成为最受外资青睐的国家，既有基础设施发达、政策优惠的原因，也有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因素。如果仅仅就廉价而言，印度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工资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外资更喜欢中国，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工人素质相对较低，印度的文盲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今天的中国工人中要找出一个文盲，难度很大。其二，应试教育在扼杀创造性的同时培养了人的忍耐力和服从精神。这两个优点，恰好是制造业所喜欢的“人才”特点。

　　从存在主义哲学观来看，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始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所以，教育的目的不能由社会来给定，而应该由学生自己来选择，因为学生才是教育活动中的存在主体，只有学生自己对教育满意了，那才是合理的教育。

　　在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能够服务于学生未来生存的教育未必是优质的教育，但可能是合理的教育，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可能培养不出大师和领军人物，但的确能培养出达到一定文化标准的工人和技术员。毕竟，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

　　教育是人类的狡黠之处，凭借教育人类才能战胜其他物种而成为世界的主宰。当狮子攻击牛群时，牛们常常狂奔乱逃，而当狮子攻击更弱小的人类时，人类却在经历短暂慌张后，迅速组织起反攻，狮子从猎手变成了猎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牛们不懂得合作和奉献能够给整个族群带来更大生存机会的道理，更不懂得族群生存机会大了，个体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大的道理，而人类在经过了多次痛苦的经历后，通过教育把这些道理传授给了后代，不仅如此，还把使用工具的技能传给了后代。人类一代又一代累积的智慧通过教育让后代得以分享，这是人类越来越强大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教育是人类的大杀器，它比锋利的爪牙和坚韧的皮肤更管用。

　　难道动物世界不存在教育吗？广义的教育当然存在，譬如母狮带着幼狮潜伏狩猎，这是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叫作体验式的教育，具有直接、深刻、实用的特点，但在进化史中，身教只是一种原始低级的教育形态，言传的意义要比身教伟大得多。人类发展出言传即语言教育的那一刻，是整个自然界石破惊天的大事，是其他物种悲剧的开始。

　　有了语言作教育的工具，人类可以离开狩猎场，随时模拟出狩猎环境，可以频繁地进行狩猎教育。此时，即便模拟环境不如真实环境逼真，但由于训练频率大大超过其他物种，训练的内容远远超出技能范畴，还包括了勇气、牺牲、责任、判断力等，两者的教育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变成了终极猎手。所以，教育本质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需要，或者说，教育必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做导师

　　对我来说，美国之行是一次客观审视中美教育利弊的机会；对学校来说，美国之行是一次把思想统一到教育改革中来的机会。此后，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提速了，改革从课堂延伸到课程，从课程延伸到学校形态，分层教学、走班选课、取消班主任等内容，自然就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所有这些改革当中，最具争议的大概就是取消班主任了。学生怎能没有班主任管着呢？

　　事实上，班主任很多时候被看作“班妈妈”，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明班主任什么都管，是学生在校生活的依靠。殊不知，换个角度来看，班主任往往也是学生精神的绑架者，一个打着爱的旗号的绑架者。如果说，小学班主任还有一定的存在的必要的话，那么中学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班主任越来越成为学生自主管理和自主学习的障碍，就像管得太多的母亲大多造就缺乏自理能力的孩子一样。扔掉拐杖，孩子可能会不适应，甚至摔一些跟斗，但就在摔的过程中，孩子成长起来了——人，是摔大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怕孩子摔跤，但怕一下子摔死，这个顾虑有道理，所以，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用导师代替班主任，第二步才是取消班主任。

　　在做导师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教书二十多年来比较开心的一段时间，我打算在退休以后，像周星驰一样把这些故事，编成32个回合，每天在天桥下面说一个回合，呵呵。导师是干嘛的？我的体会是：导师就是“三陪”——陪看、陪聊、陪写，即陪学生看书看电影，陪他们聊天，陪他们写作。

　　导师和班主任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导师一定要告诉学生，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听什么样的报告和讲座。所以陪学生看书，是我的导师工作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导师会，很多时候就是读书会。有一次，我推荐了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给学生（范美忠给我推荐的）。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造就一个好的政府。这本书在西方是高等学校的教材，同时它还是一本畅销书籍，通俗易懂。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读完之后分配任务，一个同学负责讲一个单元，在讲的过程中随时接受质疑。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们重点阅读过的另一本书。余华杰出的叙事艺术在此书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丝毫不逊色于莫言，甚至高于莫言。我让学生先上网买然后读。

　　另外，学生也给我推荐了一些书，也邀请我读一些书，一次上课的时候，叶枫同学在我的写字台上留了一张纸条，推荐我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叶枫说，这本书的原著写得很好，中文翻译损失很大，所以她建议中英文对照阅读。我没能力阅读英文原著，于是就由叶枫本人来主持这个导师会。她有两个版本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

　　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将要阅读的内容，我做了一个书目，并写了推荐理由。比如说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若要在世界文学的海拔上来了解什么是好的文学，我想这本书是绕不开的。除了文学类还有社科类的书，但文学类相对较多。虽然我是历史教师，但我觉得推荐书目不应该受学科的限制。文科是一个整体，没有说我们的大脑里面D盘是历史，C盘是经济，E盘是文学，人脑并不存在这样的分区。一个人对人文知识感兴趣，一定是整体地感兴趣，而不会是刻意地分科。

　　另外，看电影也是导师会的一个重要活动。比如说我们看《1942》，看《逃离禁忌岛》、《林肯传》等。电影看完之后，一般都会聚在一起分享。因为看了《1942》，有同学专门查了《剑桥中国史》，想证实1942年河南是否发生过严重饥荒，结果发现史书记载的东西比电影所表现的更残酷。

　　除此以外，我们的导师会常常聊天，我个人理解，导师会实际上是有主题的聊天。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学习活动。聊什么呢，从莫言获诺贝尔奖的争议，到我们学校的手机管理办法是不是恰当等等，学生们常常妙语惊人，出乎我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玩的时候，即兴产生一个主题，随机地聊天。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植物园里面晒太阳的时候，我看到一只蜜蜂在采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只工蜂完全无私地把自己的蜜奉献给了蜂王，最后辛劳而死，这种行为算不算高尚？对于这个主题，大家争议很大，我随手拍了一段手机视频，打算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总之这种随机的讨论，像是在玩，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想法，会激发一些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享受以这样的方式跟学生相处。另外每周的时事热点也是我们聊的话题，从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到反腐败问题，等等。我觉得谈论政治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就像小鸟的啼鸣叫出黎明一样，自然表达真实见解，不要人为划分出很多的禁忌，当然，我们遵从一个理性、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去渲染也不去缩小，自然地聊。其实，好多时候言论的尺度是这样一点一点被自然地撑大的。我们喜欢谈政治，在我的教室里我有一副字挂在最前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

　　此外，学生要在精神上成长，我觉得写出好文章必不可少，所以我有写读书笔记的建议，当然这个是不强制的，学生愿意写就写，写了给我看，我给做个点评。感觉写得好的，我就推荐给媒体，譬如2012年，我推荐了一些参加《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唐子阳同学的文章获得全国三等奖，其他两位同学的文章获得优秀奖。有时我自己也会下水写一些文章，以此激励同学们的写作兴趣。比如说推荐给学生阅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后，我也写了一篇读后感，并发给他们。有时候我会利用导师会上朗读一下自己的文章，如果感觉写得还行的话。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导师有义务帮助那些想考高分的学生提高成绩，尽管考试从来就不是我们导师会的主题。有一次家长会之后，李同学的家长告诉我，孩子对于自己没考好感到沮丧。第二天找到他，我问：“你在乎分数吗？”原来我以为活泼外向的他不在乎分数，结果他说：“我在乎。”我又问：“有多在乎？”他说：“很在乎！如果没考好的话，我的心情会很不好，这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我说：“那好，其他学科我帮不上忙，但历史学科可以，我把历史如何考高分的办法告诉你，你只需照办就行了。”

　　我认为，就考试而言，历史教材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事实上所有的考点全是重点。比较聪明的孩子，乐于思考却往往不肯下笨工夫去记忆历史的细节和基础信息，所以考试分数不够理想。要想考好，就要把自己看得笨一点。怎么做呢？默写考点，并厘清重大事件的前后关系。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是你要有一颗教师的心，你要像教师那样来看这些考点，要知道这个地方适合挖坑，那个地方适合埋设陷阱，这个地方适合出选择题，那个地方适合出问答题。当你这样去学教材的时候，效率才高。后来我还让他在我面前背诵知识点，偶尔进行必要的监督。学段末考试时，他的历史老师告诉我，这孩子成绩进步很大。

　　我帮助他考高分的初衷是希望他活得幸福一点，快乐一点，因为考高分本身并不代表你历史学好了，但是这可以让孩子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另外，我希望和学生相处的时候，要让学生懂什么是魅力，怎么打造自己的魅力。周同学有一段时间突然发胖，一次，我就调侃了他几句，我说：“一看你这个体形就知道你不爱运动，对女生完全没有杀伤力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人最有魅力？运动过后的人最有魅力，经常运动的人体形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喜欢运动的还是不喜欢运动的，你得运动减肥。”他不置可否，我也不知道这个话管不管用。大概半个学期以后，有一天我从侧面看到他，都快认不出他了，他的五官轮廓变得非常分明，显得结实而利落。我问他减了多少斤了，他说减了十斤，我说，这就对了，你现在看着就比较man，有男人味了。总的来说，做导师的核心工作，是要让学生喜欢导师会，喜欢跟你相处。要做到这一点，我的体会是：有组织，无纪律，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结语：没有一句话你可以说得铿锵有力稳如泰山

　　人生就是一款大型游戏，中国人的人生则是一款高难度的大型游戏，顺利通关并不是最终目的，关键还是能够在其中认认真真、跌宕起伏，享受自身所属角色的挑战和乐趣。总之，从个人的存在之思到与学生的混杂打闹，本真状态始终是我所求，面具状态始终是我所恶。然而，人生而本真却无往不在面具之中，即便如我以上的话语又何尝不是为了自我成全？若没有一种力量摘除面具，将一切的虚空充满，追问存在何尝又不是致力于打造更精致的面具？课堂上，无数张意识形态的嘴，与无数双利益的眼眸，共同构成了你我生活其间的教育世界。人生一世，没有一句话，你可以说得铿锵有力，说得稳如泰山。

　　魏勇：在容易出现雾霾的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采访|程晓云 陈俊一

　　采访时间|2014年9月11日

　　采访地点|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

　　从乡村小学到北京

　　教师月刊：魏老师你好！此前我们了解到，当年你师范毕业之后，因为特殊的原因被分配到偏远的前锋小学，当时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魏勇：是的，有一些失落。在那个地方，第一没书看，第二找不到说话的人。不过，另一方面又觉得也没什么。在那里混熟了之后，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吃饭，喝酒，打牌，聊天，逐渐融合进去了，慢慢就忘掉了刚开始的那种抗拒和不满——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不要说可以适应一个乡村学校，即使是一所监狱，都可以适应。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情节，进监狱的人刚开始是排斥、痛恨，然后是习惯，最后是离不开监狱。

　　乡村生活的最大好处是人际关系很淳朴，大家都很单纯。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生涯中，最开心的体验就是在那所乡村学校。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上完课就去打篮球，打完球洗澡，然后无忧无虑地去饭馆吃饭喝酒。心中没有恐惧，不用担心自己会因为不出色被调到哪里去工作——我们已经是在最底层了。后来，我到了重点中学，心里反而有恐惧感，总是担忧自己带的毕业班的升学率。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人被当地那种文化给同化了，也就不觉得难受了，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可能就走不出来了。

　　教师月刊：这是习惯的力量，习惯会使我们感觉舒适，安于现状。不过你后来还是调走了，而且离开了重庆，来到了北京。是什么机缘促使你作出这个决定？

　　魏勇：我在四川省隆昌县前锋小学教了三年书，后来又调到了隆昌七中，那是一所乡镇中学。这时候就有危机感了，因为有高考升学的压力。我教高三，每年都有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高考分数出来了，心里才踏实一点。我在这所学校待了八年，这段时间没有在乡村小学那三年快乐。

　　我后来离开重庆，一方面是因为特别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想象当中，北京应该是一个文化之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精彩的人物，能有很大的概率找到可以聊天的人、精神上有共同语言的人。另一方面是基于孩子的教育的考虑。所以，2008年，我就来到北京。

　　必须从国家的发展走向来看教育的走向

　　教师月刊：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有助于多接触教育圈之外的人，开阔视野。

　　魏勇：是的。我上周六还到金融博物馆听了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的讲座。我是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的会员，任志强是金融博物馆书院的主席，其实他做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交流的平台。这个书院很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关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经常举办相关讲座。我经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文科教师，必须从国家的发展走向来看教育的走向，才能清楚地判断教育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教师月刊：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十几年前你就经常外出交流，那些年的经历应该也与你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早在2003年，你就参加了“徐州青年教师论坛”。据说当时的交流特别火，对你影响也很大，是吗？

　　魏勇：对，当时网络刚刚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大家都刚接触网络不久，因为网络的便利性，一群压抑的、苦闷的、寻求同伴的人突然在徐州聚到了一块，那是一种激情的爆发。原来总觉得周围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这次论坛使我们突然发现，这些人在一块，每个人都是有共鸣的，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大家的情感共鸣形成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高潮，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

　　教师月刊：当时都有哪些人参加了？

　　魏勇：有李玉龙、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蔡朝阳、周迪谦、薛瑞萍等人，还有清华附小的窦桂梅和《人民教育》的赖配根，魏书生也参加了。当时范美忠和魏书生吵起来了，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抢话筒的场面，争着发言。

　　教师月刊：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时代，也带来了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给教师群体的跨区域交流创造了平台和机会。

　　魏勇：是的，那时候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愤怒，尤其是对教育领域的一些人和事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让大家聚在了一块，气味相投。不过，我当时上网，去教育网站较少，主要还是去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之类的思想论坛，当时那里集中了中国年轻人当中非常激进的一帮知识分子，比如杨支柱、冉云飞、王怡等。这是当时中国最热闹、最大的思想论坛，《南方周末》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关天茶舍”的版块。

　　从“关天茶舍”走出来好多专栏作家，比如五岳散人。其实说起来，我的关天资格比他还老呢，我们叫他姚胖子，我们在一块吃过饭，有一定的交往。还有十年砍柴，李勇。

　　那时候，我们很想搞清楚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要走向何方，而不是教育走向何方。现在看来，要以小的变化推动大的变化，很多小的变化形成合力，就会推动大的变化，让你必须顺势而为。

　　当然，那时候只是一种突然的爆发。时间长了，这种愤怒慢慢也化解了很多。这十几年走下来，我发现社会好像在朝着我们当初所想的那个方向发展，至少在教育方面，在慢慢变好，所以也释怀很多。

　　要敢于选择做一个鸡蛋

　　教师月刊：我们来聊聊历史教育与教学吧。我们看过你的两个课堂实录，觉得你的教学很注重挖掘历史细节，随处可见追问、反思、批判，尤其是对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历史荒谬。可以说，你的课堂常常使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魏勇：我们自己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生活过，呼吸过，知道这个空气的质量怎么样，知道哪些领域容易出现雾霾，所以就在那些容易出现雾霾的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教师缺乏基本的常识，包括思想常识、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教师月刊：可能有时候缺乏的不只是常识，还有胆识。

　　魏勇：也有这种情况。时下，常识成了稀缺物，甚至有时候，谬误反而成了常识。在这种荒谬的现实下，坚持常识就意味着你站在了少数派一边，就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帕克·帕尔默写的《教学勇气》非常好，教学首先是需要勇气的，你要敢于站在少数者这一边。当常识之于荒谬如同鸡蛋之于石头的时候，要敢于选择做一个鸡蛋。

　　教师月刊：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你认为历史教育的价值在哪里？

　　魏勇：每节历史课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培养历史思维、历史意识，这种思维和意识可以帮助学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以及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所谓历史意识，是指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还原过去的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在历史人物的角色上去看待问题，从而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这么选择。对历史不了解的人往往是基于当下来评判历史。当你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历史意识逐渐就和当下意识平起平坐了，就会更加客观，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教师月刊：也就是说，历史课堂不仅要让学生获取历史知识，还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历史意识和历史素养。

　　魏勇：什么是历史观？这个要澄清一下。历史观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特定的看法，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历史观，从某个阶层的利益或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评价一个问题。历史观或者说历史意识，就是要设身处地在历史的情境中去体验。

　　教师月刊：你觉得怎样的历史课才能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历史意识？

　　魏勇：这方面我倒是比较多的体会。我的看法是，第一，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充满历史感的情景，让学生的思想能够回到那个时代。通过视频、图片，过去人物的书稿、奏折、书信、档案，以及各种图书，让学生从中捕捉到哪怕一丝丝信息，形成历史感。第二，要尽可能多角度地呈现，把那个时代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人、事、观点、相关材料呈现出来，而不是用一边倒的、先入为主的、未审先判的态度有选择性地呈现。要把对立双方的立场和信息尽可能平衡地呈现，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第三，当教学发生了的时候，当学生开始思考、对话、讨论的时候，教师要像主持人一样，尽可能让讨论的场面保持一定的热度，尽可能让思想的交锋激烈一些。火不够就加一把柴；如果一边的火太旺了，把对方快烧得片甲无存了，就要就给这一边撤一点火，给另一边加一点柴。教师要让爱发言和不爱发言的学生都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进入到讨论情境中，得到思想的锤炼、砥砺。

　　教师月刊：很精彩的阐述！我们知道你来到北京十一学校之后，在课程改革方面作了不少事情。那么，在你设计的课程以及相应的教学中，你刚才的阐述有什么具体的体现？

　　魏勇：比如，我们编的理科学生专用的校本历史教材，就按照上述思路，在教材正文背后附了大量的史料，正反双方都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提问注重独立思考，比如第一个单元是讲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政治，从秦始皇设立的三公九卿开始，讲到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朝的废丞相，清代设军机处等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常见的提问内容是梳理历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是什么，有什么影响之类；但我们改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秦到明清，中国一直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徘徊中摇摆，但最后中国坚定地选择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为什么会从摇摆走向选择中央集权？这样的问题，学生觉得很有挑战性，要回答好，就要梳理相关的脉络和线索，思考这些制度上下承接的关系，以及各种历史困境。

　　给想飞得更高的学生开辟空间

　　教师月刊：除了历史教学，你还负责学校的枣林村书院。这里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魏勇：枣林村书院的教学活动是为了个别在某个方面有天赋的学生来进行的。因为，即使是分层教学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分到最高层的学生有几十个人，他们当中还有巨大的差别。枣林村书院就是给这部分学生搭建一个新的学习平台，是一种个别化教育的尝试。

　　教师月刊：这有点类似于超常教育。

　　魏勇：我们跟超常教育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孩子没有脱离其他孩子，除了学习符合他们的特殊需要的课程，他们跟其他同学一样选课、上课，学习同样的课程。他们不是被单独挑出来，然后变成拥有特殊的身份的学生。我们要让他们跟平常人一样，只是在某些方面提供一点特别的教育服务。国家需要这种拔尖人才。

　　教师月刊：枣林村书院的教师是怎么甄选的？

　　魏勇：像数学主要是由一些数学博士带着他们，还有一部分教师是从大学请来的教授，因为有些课程已经超越中学老师的授课能力了，所以我们请了北师大的教授来上课。我们一开始有十五六个学生，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有的学生就跟不上了，那他就回到他的“数学五”，也就是中学数学的最高层，枣林村书院的数学课就不用上了。最后剩下了五六个学生能把这个课程圆满学完。我们这个平台是给那些想飞得更高的人再开辟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们还可以再露一下头。

　　教师月刊：现在能在枣林村书院学习的学生有多少人？

　　魏勇：各年级加一块有三十多个。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中学的数学课全部学完，高一上学期学习中学和大学的数学衔接课程，下学期开始进入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专业课程。我们今年要用的是北大数学系的教材，请了北大数学系的教师来上课，目的是让这些有天赋的学生很早就接触到数学方面的大家，领略数学的魅力。

　　停下错误的脚步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教师月刊：算起来，你是一个拥有近三十年教龄并且对教师这个职业体验很深的教师。你觉得对现在的历史教师来说，首要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魏勇：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课堂搞成“健康”的课堂。

　　教师月刊：这个“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魏勇：不要用谬误和偏见去影响学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谬误、偏见和谎言归零，归零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归零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同时不突破“红线”的尝试。至于具体的做法，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多大饭量就吃几碗饭。

　　教师月刊：你怎么看教师的自我建设问题？——你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很注重自我发展、自我更新，但对更多教师来说，可能这个意识没这么强。

　　魏勇：这个也可以理解。我是从基层来的，从偏远乡村到首都，从最差的学校到普通的学校，到比较好的学校，再到最好的学校。我知道基层教师的苦，待遇不高，升学压力特别大，还要养家糊口，他们觉得教学只是一个谋生的差事，为什么要投入宗教一般的热情呢？越到基层，应试教育压力越大，这是我的切身体会，越往上面走这个压力相对小一些。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任何旁观者都给不了建议，因为每个教师的生存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的归零，至少是教师可以去努力的，当然，它只是一个大原则。怎么从零到正数，就要看自己的建设了。

　　教师月刊：归零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魏勇：停下错误的脚步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成在教学上让学生自主学习。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的历史见解当中是否有雾霾，那就不如把学习的权利和自由交给学生，教师只需给他们提供学习资源，引导学习的方向，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这可能是比较好的。

　　反过来说，如果课堂教学形式是对话、讨论和交锋，假设教师没有归零，还是负数，就很难掌控课堂。在这种状况下，他可能也会改变，所以教学的组织形式也很重要，它会影响到教学的内容。

　　高考改革会促进个性化教学

　　教师月刊：对于今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你怎么看？

　　魏勇：我认为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不是完全尽如人意，但恰恰是这种不完全尽如人意，使得这个改革比较稳健。要完全尽如人意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激进，就会遭遇激烈的反弹。在目前这种环境，任何一个改革都不仅要从教育这个领域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环境着眼来综合考量。一项改革必然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学校的利益，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还有整个国家的利益。

　　这个高考改革方案基本上不偏不倚，兼顾了各方的利益。首先它兼顾了全国大多数考生的利益，语数外全国统考，这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要求。其次，理化生政史地，各省自己组织考试，这又兼顾了一些特殊地区比如上海、北京的利益，给各地留了一些自由的空间。

　　教师月刊：高考改革恐怕也将带来学校培养模式的改变。

　　魏勇：是的，这会迫使很多学校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因为高考改革后就不方便组织文科班、理科班了。有可能我选的是物理、历史、生物，他选的是化学、地理、政治，所以很难组成一个班。最终可能只能走向走班制、选课制的个性化教学。

　　通过高考制度的变革来自上而下传递这样的导向，使教育逐渐适应学生的需求，是力度最大的方式。原来文理科的选项也是存在的，仍然可以你选政史地，我选理化生。这个改革无非是在不影响前两个选项的前提下增加了别的选项，你的菜我给你保留着，但是增加了别的菜，因为有些学生想吃别的菜。这叫“帕累托改进”——在所有学生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另外一部分学生的利益有机会得到满足。

　　教师要做学生思想的“导游”

　　教师月刊：在你看来，理想的教师是什么？

　　魏勇：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教师，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更多的是一个教育服务者，学生成长过程的陪伴者，学生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导游”。因为我们年龄要大一点，在专业方面多读了几本书，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有风景，哪些地方值得看，可以给他做“导游”，介绍这个地方不错，但是还得让学生自己去体验。

　　教师月刊：还要对风景有判断力和批判力。

　　魏勇：对。我们置身于一个矛盾的信息环境当中，很多信息是冲突的，需要进行判断和选择。比如，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前者在市场上很火爆，里面有很多情绪和猜测，以及阴谋论的论调，语言很极端，很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也很容易进入学生的视野，学生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可能会选它。而真正有学术价值、有营养的是后者，但学生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导游”给他介绍一下。此外，教师还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尤其是在与学生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过，这是我此前对什么是好教师的一个看法，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教师月刊：什么样的变化？

　　魏勇：现在我们需要用移动互联的思路来看教育。以后的教育，很有可能是通过手机来发生的。学生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你看，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拿手机发微博，看微信。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能不能把移动互联的端口用来服务于教育，用来学习，让学习游戏化、电子化？不是所有的学习都需要那么苦，有些学习其实比较轻松就能够完成。我们现在就在开发一款历史教学的软件，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作为普通人在不同的时代体验不同的生活，在“闯关”的同时学到历史知识。这也是平民视角下的历史，而不是以前帝王将相视角下的历史。

　　所以我就感觉，教师的定义有了新的变化。未来的教师，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要负责做开发，就是开发新的课程，比如移动互联的课程；有一部分人负责做体验；另外一部分人做后期的维护和运营，比如解答学生在学习、使用互联课程中的困惑。还有，课程社区也需要管理员来维护，有一部分教师就要负责这种事务。

　　教师月刊：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十年以后，教学会是什么样子。

　　魏勇：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用一位做互联网教育朋友的话来说，未来已经到来，只是我们尚未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