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讲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2009年06期
【作者简介】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关 键 词】书院讲会/学术/社会/政治/明代
明代书院讲会研究由胡适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由于钱穆、谢国桢、樊树志、陈来、John Meskill（约翰·梅斯基尔）、小野和子等名家的加入与引领，形成了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为重心的几个研究范式，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研究成果与观点为主，综述各个阶段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并提出几点期待，以为该课题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是明代书院生存状态最真实的写照，而讲会则是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书院讲会已经和学术流变、政治清浊、教育事业，乃至士气民风等都有既深而久的联系，其间之交相影响、交织盘结，实已构成一幅反映明代社会繁富景象的画卷。由此切入，对明代书院讲会及其相关连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于了解明代社会之教育、学术、文化、政治，乃至风俗民情，都将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国内有关书院讲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由胡适先生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约略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30年代。20年代开端，至30年代引起学术界重视，以吴贤景、钱穆、谢国桢三先生为代表，开创出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为重心的三个研究范式。第二阶段为40—80年代。其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海分隔、文革动乱，研究几乎中断。直到80年代，随着《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①《朱张岳麓会讲考略》、② 《关于讲会与会讲的答问》、③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④ 等文章的发表，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80年代的研究虽多有开拓进取，但从总体上看，尚属续继前贤之绝绪，并未超越30年代的水平，只能算是重新出发。第三个阶段为90年代至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整理，研究不断深入，书院史、社会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政治史视角的研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成果，从中我们看到了超越前行的迹象。兹以第一、第三阶段为主，将国内主要的成果与观点作出述评，同时将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我们的期待。
一 书院、学术、社会：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研究方向
1924年2月，胡适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指出古代书院为“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因为它使得“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当日演讲分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两节。在历史部分，他将明代书院分为会讲式、考课式两类，在论述会讲式书院时，他指出：
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在第二节，他将书院精神总结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三条，兹将“讲学与议政”一段引录如下：
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面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⑤胡先生以其固有的激情倡导民主、自由，其寄托于书院之会讲制度和讲学议政之精神，实则开示出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方向。
吴景贤先生当为书院讲会研究第一人。1934年9月他发表《紫阳书院沿革考》一文，⑥ 其中第四章为《紫阳讲会之研究》，分讲会之沿革、讲会之规约、讲会之状况、讲会中之祠祀等四节，凡25个小节，洋洋万余言，对讲会与书院之关系、讲会之精神、讲会原始及其成立、紫阳规约之种类、讲会宗旨、讲会组织、讲会日期、讲会仪式、讲会材料、举会位次、课艺日录、会日供给、会友戒条、讲会与祠祀之关系，以及祠祀之意义、对象、仪式、祭器、祭品等等，皆有论述。虽然，仅以徽州府属紫阳书院一例来探讨讲会制度，尤其是紫阳之会属朱学阵营而并非当年王学主流讲会，其所得结论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吴先生依据文本，言必有据，其所作解剖麻雀式研究而得之观点，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如称“讲会之组织实施，实由于王湛倡导之结果”；“讲会与书院之关系，在形式上，似为若及若离，甚可视为两种团体。然在实际上，讲会实为书院官学化后，学者藉以自由传嬗学术思想之团体，亦可谓为书院堕落后，讲学精神之寄托”。又如：“讲会之精神，约有二端：一为研究学术之自由，二为讲习方式之合理”；“如此自由研究，辨证讨论，实为当时教育中心之一大特色。”又如，指当时书院“课艺”之外之“坐皋比，主讲席，学者环列以听”之讲会，“仅为院内生员之课外活动，与后世之讲会性质仍有不同。后世所谓之讲会，虽在书院中举行，但其范围，则每出于书院之外。且其举行地点，亦不限定某一书院。惟其所讲论者，则时有一定之中心”，等等。总之，他认为讲会为书院中的另一种组织，是书院之灵魂所在：
书院中另有一种组织，与书院有连带关系，而复自成系统，对于学风之传播，为力至大，斯为“讲会”。会中有严密之组织，会时有固定之仪式，会友有共信之宗旨。厘而订之，各为“讲规”或“会约”，是即讲会之章程。此种讲会讲规，在教育上学术上，均有极大之意义。今日之学者，研究学问，往往聚集同志多人，有所谓“学会”之组织者，似亦滥觞于此。是故，此种讲会，在当时可谓书院之灵魂，传播学术思想之有效方法，在今日仍不失其存在价值。
另一位研究讲会而有心得的学者是钱穆先生。1939年，抗战军兴，他以缔造新国民之宏愿而著《国史大纲》，在《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的标题下，将书院、讲会置于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他将宋明讲学分成学校、学会两条路径，而将书院、讲会分置于两途，认为：私人寺庙读书、书院、州学、太学为一线，属于学校，形于讲堂，“惟政治上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而学会一线，实属私人讲学之传统，原本“为学校之变相”，经二程、朱陆、王阳明及其弟子三期演变而至讲会，“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演讲与集会研究性质”；“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因而，“此种讲学，传播极快”，“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及，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质此之故，“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对讲会的看法：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⑦
1947年，钱先生发表《王门之讲会》，指出明代王门讲会是一种社会运动，且讲会之制与乡约、书院有关，其后则又演变为晚明之文人结社，实则点明了书院讲会与乡约、结社之间的关系。⑧
可以看出，在认同讲会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吴、钱二先生虽然表述略异，或谓自由研究，或谓讲学自由，但其实则一，而在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上，却是大不相同。吴先生认为讲会生于书院，虽每外出于书院，但实则是书院之灵魂。钱先生称讲会“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受制于讲堂、讲会的对应区分，从一开始他就将书院和讲会区隔于取向不同的学校与学会二途。若此并行二途而又有联系，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说吴、钱二先生分别从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开创了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范式的话，那么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有关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与东林党的讨论，则为我们提供了由社会史研究切入来研讨讲会及其政治功用的范例。谢先生此书初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归来的1931年，1934年出版，其谓“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因成此书，“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⑨ 书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指东林为党，且认为“东林这个名称本来是三党代为加上去的，但东林党实在有它的组织”。二是将东林党人人格与党之本身分开评价，一方面“佩服东林党人人格的坦白和直率”，⑩ 另一方面又指“东林太存意气”，不该“在形如累卵的时局”，“还要闹家事，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11) 至于论顾、高讲学志在世道，不尚空谈；由书院论学讲收天下之善而精神充满天下，到成为抱道忤时之士大夫、退居林下之官僚的大本营；由援救淮抚李三才而终至成党之社会史学方法的描述等，都值得借鉴。
二 1990年代以来国内关注的重点
1990年代以来的成果，最先出自书院史研究领域。除了一些单篇论文之外，(12) 标志性的成果是李才栋先生《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李国钧先生主编《中国书院史》中的相关讨论。李才栋先生在书中用3节48页的篇幅，对江西宋明著名的讲会、讲会式书院、泰州学派的书院与讲会、万历天启禁书院讲学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三点结论：
（一）“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而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之说。
（二）有人以为“讲会”与“会讲”之别，以是否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来区分。此说不妥。正如明代吕楠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讲会或会讲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和讨论。
（三）“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亦有。(13)
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研究非常看重，视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后来曾数度撰文申说，(14) 与同道展开争鸣，并将其收入文集《中国书院研究》。(15) 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的观点，受到了研究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的吴宣德先生的质疑，认为讲会和会讲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线。(16)
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第十二章第五节《明代书院与讲会》，讨论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程序、材料、会录、后勤供给等问题，(17) 由李先生的弟子柳光明先生执笔。(18) 其布局谋篇虽明显受吴景贤先生影响，但取材于稽山、水西、赤山、证人、共学、东林诸书院讲会，多有拓展，而且提出了讲会书院的概念，指其为书院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值得借鉴。
除此之外，《中国书院辞典》中的有关辞条，作为对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亦值得引述：
会讲 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宋陈宓《流芳桥志》云：张琚、罗思、姚鹿卿、张绍燕、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明代胡居仁首开会讲，迄清，形式不一，既有书院讲会中的会讲，亦有书院外进行的会讲；既有定期举行的会讲，亦有随时相约的会讲。
讲会 又称联讲会。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宋淳熙六年朱熹曾以《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赋诗；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至明中叶后，渐及南北，规矩亦趋邃密，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19)
社会史方面，文社及会社等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书院讲会。徐林先生《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就注意到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士人的游历与讲学，是一种跨越地区性和超越身份地位甚至阶层的社会交往，它使得士人“在交流学问中扩大了社会交往面”，“加强了士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士人文化创造”。(20) 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一书，提到了两种文化生活型会社，即文人的诗社，学者的讲学会，认为讲学会大盛于正德以降，至清渐衰，而晚清又有新式学会的产生。(21) 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对书院讲学和文人结社、讲会之兴与文人结社十分关注，认为“明代书院在时期和地域分布以及活动方式上与文人结社有着一致的地方”，“衡量某地文化在明代是否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书院多少，讲学风气如何，二是文人结社是否活跃”。而讲会和结社合一，“是讲会社团化之体现”，它表明“一个志同道合的友人群体而非传道授业的师生群体”的形成。(22) 这些对理解书院讲会之特点，多有启发。
由社会文化史视角切入，研究明代讲会和学术思想、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最近十余年兴起并值得特别注意的动向，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吕妙芬先生。自1998年起，她先后发表了《阳明讲学会》(23)、《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24)、《阳明学派的构建与发展》(25)、《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26)、《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7)、《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8)、《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29) 等系列论文，并于2003年4月以《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为题结集出版。(30) 该书收入上述所有论文的内容，并作了修订补充，分上下两部凡九章。上部五章，讨论学派与讲会的关系，并以吉安、宁国二府及浙中地区的王学讲会活动为例，展现其共同成长的历史。下部四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讲会对学派定位与成长、讲学同志的联属与凝聚、圣学教化的施行、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所作的贡献，意在提升思想和总结规律。书中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更值得引述。
一是关于讲会及阳明讲会的定义：
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集结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31)因此，她在书中依讲会成员、举会时间、地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四个方面展开对阳明讲会的讨论。
二是关于讲会和书院的关系。她在承认“讲会和书院关系密切”的同时，又主张不应该将讲会视为隶属书院内的活动：
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从上文的分析，讲会是地方乡绅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或会讲，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从明代阳明讲会和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兴修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的兴盛还可视为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32)吕妙芬先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向影响很大，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大陆学者陈时龙先生就以其为范例，完成了颇有意义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一文。(33)
学术思想史领域对书院讲会的研究，以陈来先生《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一文(34) 最引人注目。陈先生的研究吸取了书院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提到了讲会与会讲的区别，但侧重于王学知识人的思想交往和话语传播方式的会讲、会游活动，意在揭示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的形成的某种机制与因素。所论包括阳明讲会的兴起与流行、邹守益主导的江右惜阴会、王畿主导的江左水西会、罗汝芳的游学讲会，以及讲会与乡约、祠祀的关系等。其结论是阳明学讲会、会讲、会游活动使得“各地的阳明学者们跨县、府、省到其他地区传播、交流学习的心得，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和深入”，其所体现的是“各个地区知识人的大跨度的频繁往来”，“更是文化同质性的大大提高。”也就是说，王门讲会是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因此，他质疑海外地域研究将中国明清思想“归约到地方宗族、阶级等下层基础的研究案例”之类的范式。(35) 由方式方法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体现了思想史家的风范。彭国翔先生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期的阳明学》，(36) 纯然是一本哲学史著作，但其所附《王龙溪先生年谱》，则提供了王畿这一讲学名家讲会四方的线索，足资参考。
思想史家吴震先生《阳明后学研究》一书的重心是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发展，但他也认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过程，就是一部讲学运动史”，(37) 因而辟有一章讨论阳明后学与讲学运动。而作为该书副产品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38) 以年系事，专讲讲学、讲会活动，所涉讲会粗略计算有180余个，其中40余个与书院有关，因而成为本文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陈时龙先生的《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39) 广集方志与文集资料，参考前述吕妙芬、陈来、吴震等先生的成果，以实证史学的方法，梳理与重建明代中晚期一百年的讲学讲会活动的历史，所论涉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指向甚广，新见甚多，包括百年讲学史之兴起、高潮、挫折、反思、回归、终结的分期；兴起期在王湛之外，强调吕楠的贡献；将耿定向作为反思期的主角，并强调其在讲学转向中所起的作用；回归期突出东林书院网络的功用；将首善书院从东林后继的阴影中拉出，而让其独立门户；否定泰州学派的主流地位，而将其置于讲学的旁系，等等，皆让人耳目一新，多生启迪。全书对书院持久关注，在讲学的大前提下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以嘉靖五年（1526）惜阴会的成立为标志，将书院讲学和地域性讲会断为两种讲学模式，在承认“利用书院，进行讲学，成为王阳明及其门人讲学的主要模式”的同时，又认为“阳明学的传播并不是依托于某些单个的著名书院，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遍及各地的地域性讲会，就是阳明学传播的最有效的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始自嘉靖五年安福惜阴会的创办”。也就是说，陈先生认为被王学先后利用的书院和讲会是互不相属且有高下之分的两种不同讲学模式。然而，在谈到地域讲会的好处时，又说它“既可以充分地发挥缙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又能有效地解决讲学的经费问题，还能规避政治风险。事实证明，即使在中央政权对于书院及讲学采取最严厉的打击措施的时候，讲学活动仍然能够在地方缙绅和地方官的保护下进行。”(40) 如此看来，在打压之下能够规避风险而继续讲学的究竟是书院还是讲会，似乎又有些错乱。
政治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关注点是东林书院与明季禁毁书院，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聚讼较多的是对张居正禁毁书院的评价与东林党两大问题。
对张居正禁毁书院一事，历来毁誉不一，毁者自毁，誉者自誉，各有立场，也各有理由，可以置而不论，最近倒是有两种叙述方式值得引起注意。一是刘岐梅博士视张居正为王学的修正者而不是反对派，指王学末流讲学有四大弊端，张起而矫之，严禁那些违背阳明讲学宗旨、为自私自利之计的书院讲学，以统一思想，捍卫改革成果；并指张之修正和后来东林学派及王学内部刘宗周、黄宗羲之修正极为相似，同归由王返朱之途。(41) 王学修正者一说有些新意，但这样处理，让人觉得张居正之禁讲学似乎是为了王学的正统，且张居正似乎和东林书院成了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而要让人信服，似乎很难。二是邓志峰博士从晚明统治学说涵泳的君道与师道切入，将王门讲学运动和包括张居正禁学在内的所有对书院的禁毁，置于师道复兴和维持君道的维度考察，(42) 有独到见解，对我们思考学术与政治两者的关系颇有启发。
对东林书院的争讼，起于樊树志先生《东林非党论》、(43)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44) 二文。樊先生质疑的是学术界视东林书院为议政讲坛并称为东林党的传统观点，认为东林书院是学术机关，不是政治团体，更不是政党，东林党乃政敌之诬称，应将东林党界定为东林运动或东林学派。其立意在于将对东林书院的评价从偏重政治的旧习中拉回到学术的层面。(45) 但强调学术功用并不能否定其政治功用，李庆先生就质疑“东林非党论”，认为无论从东林人士自己的表述，还是他们在万历二三十年代及以后的实际活动来看，东林都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也就是党，只是这个党是一个我国古代传统的朋党和现代政党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党。(46) 2006年，张秉国博士征引实证，撰文质疑于樊、李二先生，认为东林党最先为政敌诬称，但东林人士并无组党意识，称之为党或政治团体均不恰当。东林书院在实质上是学术性团体，但并不排除议政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其具体含义似不应用现代观念去界定。(47) 以上之再三质疑，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更是讨论不断深入的体现，它使我们对书院讲学作用于晚明政治和学术之程度又有了更多一层的了解。
三 国外学者的学术视野
国外对书院讲会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视，而其不同的学术视野，更值得我们重视。从文献资料上看，早在1953年，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就有布什·亨里奇（Busch Heinrich）的《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哲学意义》（The Tung- 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发表，(48) 可见东林讲会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可惜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见此文，对其观点的介绍只能暂付阙如。就已知的情况而言，讨论明代书院讲会的英文论著皆出自约翰·梅斯基尔（Lohn Meskill）之手。1969年，他发表《明代书院与政治》（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一文，(49)专论明季三毁书院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嘉靖朝的禁毁书院主要是政治上的方献夫等广东派与张璁的先后出局导致的连锁反应——1534年，方献夫辞去大学士职；1535年，张璁也离去；1536年作为张璁的反对者夏言入阁；1537年，书院即遭攻击，并认为万历七年张居正的禁讲学运动是“个人行动”，“通过毁去支持徐阶的书院达到权力的集中”，而天启五年的禁讲学毁书院活动则更是受党争的政治风气的干扰所致。此外，该文还用较长的篇幅充分讨论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广东学派”与王阳明的王学的讲学活动的发展。(50) 需要指出的是，当大洋彼岸学者关注明代书院讲学受制于政治之时，中国大陆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已经被狂热的政治砸烂，处于瘫痪状态，现世重演历史的悲剧，呜乎哀哉！
1982年，梅斯基尔出版研究明代书院的专著《明代书院：历史散论》（Academies in MingChina: A Historical Essay）。(51) 本书作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专论推出。它的出版，改变了明代书院作为宋代书院研究的一个延续或者作为王学研究的附带的命运，被誉为明代书院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全书分开端、明代初期的书院、复兴、明代前期书院的建构和活动、改革中的书院等六章，主要以江西白鹭洲、白鹿洞、福建南溪、河南百泉、陕西弘道、南京东林、湖广问津等七所书院为例，展开讨论。而在序言部分，除了交待研究缘起之外，作者还特别提到了当年马可波罗依其在白鹿洞等书院的体验，而向西方介绍中国书院，并将书院与当时欧洲的学院进行比较，而且将书院译作学院（“Academy”），得出了中国书院注重道德问题探讨的结论。(52) 该书还讨论了讲会的问题，认为“中国书院举办讲学或哲学讨论，允许书院学生以外的人参加。这些书院被视为知识训练和演讲的主要中心，最后成为议论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影响感觉起来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还在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可能是经济的生活中”。可谓不失为中肯之论，可资借鉴。
在东亚，同为汉字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都曾仿行中国制度创建书院传播儒学，比之英美世界，几无文化隔阂。韩国岭南大学校丁淳睦教授，继1979年出版《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53) 之后，又于1990年出版《中国书院制度》一书，其中第二章有一节专门讨论书院学术传授的方式、方法。(54) 作为教育史家，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宋代的朱陆鹅湖之会和明代王阳明稽山书院讲会、江右惜阴会的联系，认为讲会是明代书院很重要的讲学方式，并以连山、复真、复初、正学、东林诸书院讲会为例，介绍讲会制度及其训民化俗的功用。
大久保英子先生的《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是日本书院研究的巨制，第三章专门讨论明代书院与庶民阶层抬头的有关问题。(55) 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与泰州学派、东林学派有关的书院，认为书院教育的平民化体现在教学内容和书院组织、参与者身分的平民性两个方面。并将明代书院教育平民化归结为工商业的发达所致。在她看来，明代书院的儒者不同于往昔经商而不言利的士大夫，不仅书院的教育内容涉及利，而且与商人关系甚密，商贾可以入院讲学，商贾子弟也可以人院肄业。这是庶民阶层渐强的体现。这种讨论饶有意味，为我们理解明代书院教育的特色留下了有益的思考。
小野和子先生的《明季黨社考——東林と復社》，(56) 是日本政治史研究的名著，集中讨论东林书院讲学和东林党的问题。全书分东林党和张居正、万历前期的对外问题、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东林书院和党、东林党和李三才、天启的政局、复社运动、南京福王政权下的党争、复社人士的抵抗运动等九章。对笔者最有启发的是书院网络和书院与党的有关论述。如称“书院中的讲学，通过那样的自由交流，和乡里社会的状况、国家的状况，进而和天下的状况都有关联。他们的讲学，不是限于一个地域社会的利害，而是想要通过书院的学问，和天下国家相联系，奔波各地的积极交流，是实现那样远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又如：“书院本身虽说是作为私塾并带有各种不同的主张而被设立的，但是学问的交流却未必是学派式自由的，在那样交流的基础上，可称为书院的全国性的网络在渐渐形成”。又如“书院的研究学问，也就是探究‘道’的场所，是以此为中介的人和人的结集的场所。但是，如果那学问是实践性的，且具有政治内容的话，从书院到朋党之间的距离就绝对不远了，朋友关系成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党派的形成，也就是当然的事了”。(57) 虽然我们不同意书院是私塾的说法，但她有关书院的交流、网络，以及由网络而党，由网络而关联地域社会、关联天下的种种讨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四 几点期待
综上所述，明代书院讲会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为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多领域多视角的探索，启发良多，而诸阁本《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史资料》、《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大型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更为综合、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保证。在此前提条件之下，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几点期待。
一是书院史的研究能不能跃出教育史的界限，不再局限于讲堂内外，不再拘泥于讲会、会讲的异同，放下一些细部的纠缠，扩大视野，更上层楼，更多地关注讲会所涉及的学术、思想、地方文化建设等问题，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定义书院，并由此出发去研究与评价书院讲会。
二是学术思想领域的研究，能不能在形而上之外，思考形而下的问题，不拔高讲学、讲会，而重视书院作为学术团体、学术平台的作用，并进而对书院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的功能有全面的认同，视书院为宋元以来中国思想的策源地、大本营，从书院集聚的学人群体而不是某个思想家个体去思考学术的传播、学派的形成等问题。
三是社会政治史领域的研究，能不能视书院为民间社会组织，注意它对地方社会文化、士气、学风、民俗、教育，甚至宗教的贡献，进一步关注因为轮流主会、联属大会、远程约会等制度机制，及其由此而形成的讲会会圈、书院网络，重视社团书院，并由此出发去定义东林党的性质，评价它的作用。
总之，我们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书院讲会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我们可以还原性呈现一个立体的书院讲会场景，大致构建出明代书院讲会的历史谱系。这几点期待，也正是笔者研究的目标。
注释：
① 王炳照：《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光明日报》，1983年8月26日。王先生此文源出于其参与编写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章第4节，而此节则标明，乃参考吴景贤成果成文。另外，《制度》一书，还有东林书院、明末四毁书院等章节涉及相关的内容。此书是大陆重启书院研究以来第二本书院类著作，也是最早最全面涉及书院讲会及相关问题的著作。
② 杨金鑫：《朱张岳麓会讲考略》，《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第2期。
③ 李才栋：《关于讲会与会讲的答问》，《教育参考》，1986年5月。此刊为江西教育学院印行，所传范围有限，外界知之甚少。
④ 瞿东林：《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文史知识》，1984年第11期。
⑤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第3期，1924年2月。
⑥ 吴景贤：《紫阳书院沿革考》，《学风》，第4卷第9期，1934年9月。本段所引文字皆出于此，不再标注。
⑦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05—806页。
⑧ 钱穆：《王门之讲会》，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93—397页。
⑨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1页。
⑩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45页。
(11)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5页。
(12) 如刘少雪：《明代讲会与教化》，讨论讲会的历史演变，将讲会分成宣讲式、会馆式、书院式三种类型，指书院讲会尽管设于院内，其实仍然是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又如王琎、吕思为：《书院讲会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由书院讲会而谈其对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启发，认为研究生学术交流的制度化、学术交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两方面，可以从中找到借鉴。见《交通高教研究》，2004年第6期。赵子富：《明代的书院》，将明代书院分成讲会式书院、精艺式书院两种类型，从选址、招生、讲习内容、讲习方式、讲学主旨，以及与官府关系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讲会式书院的特点，值得关注。见《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
(13)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319页。
(14) 李才栋：《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再答问》，《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4期；《关于书院刻书与讲会等问题的一封信》，《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书院讲会的几个问题》，《中国书院》，第4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5) 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序一，第111—120页。
(16) 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的书院和讲会》，见《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326页；《讲会定义献疑》，《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7) 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593页。
(18) 柳光敏后以《明代书院发展史研究》一文申请博士学位，文中第5章为《书院的管理与明代讲会制度》，分为明代讲会的兴起、讲会实施以道德教育为目的的规戒管理、讲会实施以学术讲论为目的的组织管理、对清代书院管理的影响等四节，从管理的视角来讨论讲会制度，多有创获。
(19) 季啸风等：《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98、700页。
(20)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4页。
(21)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312页。
(22)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115、123—125页。而其续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对东林、复社人物关系之考证，也能给我们提供不少讲会资料的线索。
(23) 吕妙芬：《阳明讲学会》，《新史学》，第9卷第2期，1998年。
(24) 吕妙芬：《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近代史研究所集刑》，第3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年。
(25) 吕妙芬：《阳明学派的构建与发展》，《清华学报》，新29卷第2期，1999年。
(26) 吕妙芬：《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
(27) 吕妙芬：《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新史学》，第12卷第1期，2001年。
(28) 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
(29) 吕妙芬：《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6期，2002年。
(30)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
(31)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第73—75页。
(32)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第98—99页。
(33) 此文载《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又作为附录收入其《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一书。
(34) 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见《中国学术》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后收入其《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一书。
(35)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8—408页。
(36)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期的阳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7)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38)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39)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0)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第48—58页。
(41) 刘岐梅：《论张居正禁讲学》，《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42)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3) 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44) 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45)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一书，也有专章《东林书院与东林党》对此进行论述。而在导论中，樊先生还讨论了东林学派对传播西学的贡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 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47) 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8) 《中国书院辞典》附录之《中国书院研究文献索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3页。
(49) Johrl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arles O. Hucker, Chinese Gouernment in Ming Times: Seuen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49—174.
(50)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第21—22页。
(51) John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A Historical Essay, Tucson,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52) 孙立天：《读John Meskill的〈明代书院：历史散论〉》，见《中国书院》第7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406页。
(53) ［韩］丁淳睦：《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韩国大邱：岭南大学出版部1979年版。
(54) ［韩］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韩国汉城：文音社1990年版，第133—139页。
(55) ［日］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131—162页。
(56) ［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と復社》，日本京都：同朋舍1996年版。
(57) ［日］小野和子著，李庆等译：《明季党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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