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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年06期

【作者简介】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2）

【关 键 词】王阳明/书院/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等。本文认为，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的勃兴。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并创办过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又以其封新建伯，故又称王新建。其家世为望族，乃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辛丑科状元。虽然读书治学为阳明必做之事，但在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中进士踏入仕途之前，他和书院似乎没有发生过联系。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其习历经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五溺”而“始归于圣贤之学”的王阳明，刚获与湛若水“定交讲学”之乐不久，即忤官刘瑾而遭贬谪贵州龙场驿之灾。从此，他开始了其二十余年的书院实践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

　　一　学变于书院：王阳明的书院实践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前往贵州途中，王阳明到长沙，游岳麓书院，赋长诗《游岳麓书事》以纪之，内有“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之句，（注：王守仁《外集一》，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6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表达了对朱熹、张栻两位讲学于书院的学术大师的崇敬。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到达龙场驿，当地民众为其创建龙冈书院，他作《龙冈新构》诗以纪之，诗序称：“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日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697页．下引五诗，皆出于此，分见第697,699,700,702,713页．） 在这里，他留下了诸多诗作，《诸生来》讲“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腼”；《诸生夜坐》记“分席夜坐堂，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之乐；《诸生》则称：“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龙冈漫兴五首》则“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说：“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帘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龙冈书院师生的多彩生活，王阳明的追求与志向，由此可见一斑。“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注：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74页．） 这就是有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是为龙冈书院学规，是王阳明长时间书院教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龙场不仅仅是王阳明第一次从事书院教学实践的地方，也是他的悟道之所。据《年谱》记载，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格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忆说》”。（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8页．） 龙场悟道，是王学成立的标志，龙冈讲学，是王学传播的开始。王氏高足钱德洪曾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注：钱德洪《刻文集序说》，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 由此可知，王阳明之学历经三变而最终定于龙场悟道，是为学术史上“王学”的真正成立，而王学的传播则开始于龙冈书院的讲学，其教习方法则是刚刚发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在龙冈书院宣讲其知行合一的新学说，声名传到贵阳城主管贵州一省学政的提学副使席书处，于是就有往复问辨之后的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注：王守仁贵阳讲学之地，为文明书院，而不是《年谱》所记之贵阳书院，今人多有辨证，然学者仍有沿用《年谱》而不察其误者，谨再予申说，祈能引起注意．） 关于这次讲学，《王阳明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知行合一）。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9页．）

    文明书院为省城贵阳的著名书院，创建于元皇庆年间，元末毁于兵。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提学副使毛科重修，有文会堂及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选聪俊幼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注：徐节《文明书院记》，转引自谭佛《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载《王学之思》第298—30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可见，这是一所规模很大、规制严密、分专业、分年龄层次进行教学的书院。初到其地讲学，王阳明比较低调，有诗为证，其称：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度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注：王守仁《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703页．）

　　尽管大师低调谦虚，但其新学说开人心智，“士类感德，翕然向风”，借助院中200余生徒，迅速在黔省传播，并且深入人心。以至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王门弟子王杏到贵州任监察御史时，“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因而感叹“师教入人之深若此”，乃应贵阳龙冈、文明两书院门人数十人之请，创建王公祠以为纪念。（注：《年谱附录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1330—1331页．）

　　结束龙场谪贬生活之后，王阳明历任庐陵县、滁州等地方官，及南京刑部、鸿胪寺、太仆寺、北京吏部等两京京官。其间虽然也是到处讲学，但不以书院为讲坛。直至正德十二、三年，他以巡抚身份在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镇压农民起义，进行所谓“破山中贼”之时，感到有必要建书院讲学，以“破心中贼”。于是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在赣州，他建复六所书院，其中新建的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书院为社学性质，以教民化俗为主，修复的濂溪书院则以传播其心学为要。在南昌，他派门人冀元亨到宁王朱宸濠的阳春书院，试图讲正学而规止其反叛之心。在庐山，他先是乘刻印全面解构程朱理学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之勇，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千里而致之”白鹿洞书院，“是欲求证于文公也”，（注：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六，见《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开始对这一程朱理学的大本营进行实质性颠覆。十五年正月、十六年五月，他自己又两次来到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其中，留诗题字，遣金置田，“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注：《年谱二》，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第1280页．） 多有建树。从此，王门弟子出入其间，昔日的理学圣地俨然变而成为心学的大本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因建剿平宁王叛乱这一奇伟之功而遭谤诽，其学被指为伪学，由江西返家，在余姚、绍兴等地专事讲学，日与门人讲明其“致良知”之说，其间，他自己撰写《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阐述其“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的基本主张，门人则为他建复稽山、阳明二书院作为宣传、倡大其学的大本营。

　　稽山书院在浙江山阴卧龙山西岗（今属绍兴），南宋时为纪念朱熹而建为书院，元代办学。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因信奉阳明之学，“以座主称门生”，乃增大其规模，有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等，“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时讲学，盛况空前，“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多为王门干将。其中，“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宝铠、黄梦星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年龄最大的是时年六十八岁且“以能诗闻于江湖”的海宁人董澐。先生临之讲学，“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0页．）

　　阳明书院在绍兴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十月，由门人集资创建。这座创建于“伪学”谤诽声中而堂皇以“阳明”为名的书院，被认为是阳明学派走向成熟的一个客观标志，它表明阳明弟子不仅茁壮成长，而且有志于以此为基地开拓未来。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闲居讲学六年之久的王阳明再度被取用，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务身份，赴广西镇压田州、思恩岑孟之乱。赴任途中，他经瞿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各地，一路讲学不辍，大会士友三百余人于螺川，并曾致书浙中的钱德洪、王畿，要他们团结“绍兴书院中同志”，严“会讲之约”，“振作接引”，对家乡书院可谓是念念不忘。在广西军旅之中，“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9页、1321页） 平乱的同时，他在当地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以挽救日益陷溺之人心士风。嘉靖七年六月，他在南宁创建敷文书院，聘其门人季本主讲。八月，发布《经理书院事宜》，（注：《王阳明全集》卷十八，《别集十》，第638页．） 要求书院“法立事行”，进行制度化建设。九月， 又批复苍梧道梧州府，“照依南宁书院规制，鼎建书院一所”，“以淑人心”。（注：王守仁《批苍梧道创建敷文书院呈》，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第1123页．） 十月，与钱德洪、王畿、何胜之通信时称：近来“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3页．） 希望“早鼓钱塘之舵”，“一还阳明洞”，与浙中书院诸友聚会。这些说明，晚年的王阳明书院情节日深。十一月，他不幸病逝于归家途中。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二月，王阳明丧柩回到绍兴家中，“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书院及诸寺院聚会如师存。是时，朝中有异议，爵荫赠谥诸典不行，且下诏禁伪学”。但这些阻止不了各地门人对其老师的悼念。十一月下葬，“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哀屦，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7页．） 呜呼！阳明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幕和数百年前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相比，是何其相似：先生魂归书院，门人不顾伪学之禁，毅然聚会书院，哭送自己敬爱的先生。

　　二　王阳明的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注：王阳明利用书院实施教化的问题，将作专门讨论．） 等等。以下我们将结合王阳明有关书院的文本来探讨这些问题。

    关于书院，王阳明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万松书院记》中，其称：“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在他看来，“国家建学之初意”，就是明人伦。但因为科举的影响，这种建学的本意贯彻不了。“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亦作勉）而复之”，“乃增修书院”，“揭以白鹿洞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期我以古圣贤之学”。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也就是说，书院是在官学“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的情况下，替代官学去讲明伦之学的。此即所谓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为什么要以书院去匡翼官学呢？王阳明用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逾格之赏以倡勇敢，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注：王守仁《万松书院记》，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2—54页．） 非常明显，在王阳明那里，书院和官学同属国家学政队伍中的两支部队，当官学受科举之累而迷失讲求明伦之学的前进目标时，他将其撤下，替换成书院，以便继续朝向讲求明伦的古圣贤之学的目标前进。以书院匡翼学校，就如部队换防。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王阳明认为国家设学校和地方建书院的本意相同，都是为了讲学明伦，官学不行了，可以用书院去“匡翼”。那么，何谓明伦之学，又该如何去讲求明伦之学呢？在《万松书院记》中，他作了如下论说：

　　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舜使契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圣愚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备，而假求之以外者也。是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葺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

    既然“明伦之学”下而孩提之童亦无不能，上而圣人有所不能尽及其至，有如此多重性，那么，讲求明伦之学的书院具有高下之分，等级之别，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从王阳明为各级各类书院撰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端倪。《万松书院记》所讲的杭州万松书院，就是省级书院，它收浙江一省彦俊，而“思有以大成之”。《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256页．） 所记之书院为府级，如前所述，它聚绍兴府所属“八邑彦士”。《紫阳书院集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页．） 明确说，徽州府知府熊世芳鼎新紫阳，“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平山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89—890页．） 称， 杨温甫建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则可知其为家族乡村书院。《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第872—873页．） 乃言，书院为毛氏卜居“归老”之地，意在遂其“退处”之志。《东林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98—899页．） 则说，书院为宋儒杨时“讲学之所”。而王阳明自己在贵阳的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则是他发明并传播“知行合一”这一学说的地方。至于赣州城中他所建复的6所书院，就有义泉、正蒙等5所完全是社学性质，濂溪书院则为赣府一府十二州县士人肄业之所。晚年在南宁、梧州兴建的敷文书院，讲圣贤之学而救人心的成份就更大。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王阳明认定书院是有等级差异的，书院讲学也有层次区别，也就是说，书院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自成一系，与官学并行，共同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讲学明伦的责任。

　　以书院作为宣讲、倡大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颠覆程朱理学，是王阳明书院观的重要内容。王氏之学三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三变而从书院开始的情况，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作过介绍，这里再引他在稽山书院讲学的材料，由此可以明了其操作情形。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王氏门人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慨然悼末学之支离”，拓新稽山书院，又建尊经阁，集八邑之士，“将进之以圣贤之道”，遂请王氏“一言以谂多士”。于是，他就发表了其著名的六经为“吾心之记籍”，“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的主张，其称：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平和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急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主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竟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注：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255页．）

　　我们从“乱经”、“侮经”、“贼经”的言辞中，可以感知他对于支离末学的猛烈批评的态度，更可以从他希望“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心焉”的迫切中，体味到他借书院传播其学说的急切心情。

　　乘平乱大胜之势，将瓦解朱熹学说的文章千里致送并刊立于白鹿洞书院，集合自己的门人在洞中讲学，其占领程朱理学阵地之意十分明显，可以不论。早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阳明就借为《紫阳书院集》作序之机，公开批评朱子之学“失之支离琐屑”，大力推销“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张，在朱子老家，开始了其颠覆紫阳学说的活动。其称：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内，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于是校士程曾氏采摭书院之兴废为集，而弁以白鹿之规，明政教也。来请予言以谂多士。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警劝之道，熊侯之意勤矣；兴废之故，程生之集备矣。又奚以予言为乎？然予闻之：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是故于父，子尽吾心之仁；于君，臣尽吾心之义；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笃敬；惩心忿，窒心欲，迁心善，改心过，处事接物，无所往而非求尽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拥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规，首先以五教之目，次之以为学之方，又次之以处事接物之要，若各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谓“随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几一旦贯通之妙也”欤？然而世之学者，往往遂失之支离琐屑，色庄外驰，而流入于口耳声利之习。岂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诸士之请，而特原其本以相勖。庶几乎操存讲习之有要，亦所以发明朱子未尽之意也。（注：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页．）

　　非常明显，发明朱子未尽之意是假，推广自己致良知的心学是真。这说明，王阳明已经深谙利用书院传播学术之道。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十百年之久。

　　王阳明关于书院的教学方法和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教条示龙场诸生》。教条作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虽然是为训诲在龙冈书院学习的“诸夷子弟”，比较浅近，仅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相规”，但它实则揭示出了讲学求道的逻辑理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只是，当时初讲知行合一说，其教初变于书院，相对而言心学特色还不明显而已，此则略而不论。

　　关顾讲会，致力于讲会制度建设，是王阳明对书院的一大贡献。王门最早的讲会是由王阳明亲自主持的。据《年谱》记载，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九月，“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为期”，“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为了使讲会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以书壁的形式对讲会的日期、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其称：“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花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圯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4页．） 十月，阳明书院落成，讲会移至书院举行。其后，钱德洪、王畿等先生主持其事，讲会坚持数十年不断，成为浙中王门重镇。

　　次年，刘邦采、刘晓受其影响，在江西安福开惜阴会，间月为会五日，集同志讲学，王阳明为作《惜阴说》，指出：“五日之外，孰非惜阴时乎？离群而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焉耳。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注：王守仁《惜阴说》，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7页．） 由惜阴而引至致良知，其意在把握讲会的方向。六年，王阳明在给安福诸同志书中，对惜阴会的运作表示满意，多有激赏：“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3页．） 安福王门子弟没有辜负老师期望，一直坚持惜阴之会，到嘉靖十三年，以复古书院为中心将其衍为五郡大会，对此，《年谱附录一》是这样记录的：“师在越时，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先生为作《惜阴说》。既后，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兴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第1330页．） 十五年之后，邹守益又作《惜阴申约说》，造会簿，签会约，提倡相规相勉，立自考、家考、乡考之簿，书德业以示劝，书过失以示戒，用以稽师门传习之绪，进一步完善会中制度，并请钱德洪、王畿到会讲学，使其成为书院讲会制度的典型代表。从此，讲会林立于东南各地，并形成社团书院（讲会式书院），开拓出新的书院讲学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和书院的发展。

　　三　结论

　　综上所述，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可以说，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勃兴。史称：“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注：沈德符《野获篇》卷二十四．） “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其“流风所被，倾动朝野”，势不可挡。这和数百年前南宋书院与程朱理学一体化发展的情况基本一致，它说明，包容文化创造功能的书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人为的抑制都阻止不了其走向再度辉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