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照：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 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炳照(1934-)，男，河北景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北京　100875 

【关 键词】书院精神/传承/创新 

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是书院办学风格和特色的集中体现，是书院教育传统的灵魂和精髓。书院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书院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是通过历代教育家和学者，依据时代的要求，反复认识和实践，不断传承和创新实现的。梳理书院精神传承和创新的历程，对于加深对书院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寻求智慧和启迪，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历史优秀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加了生命活力。

    一

    书院始于唐玄宗所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初非士子肄业之所，仅为官府修书之地。①官府修书、藏书，自汉魏以来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设立了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等诸如此类的专门机构。到了唐玄宗时，其所建丽正、集贤书院较前代职能扩大了许多，增添侍读、侍讲、咨询、顾问等职能，通过“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以质经史之疑义”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②这样，丽正、集贤书院已初步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成为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搜集、收藏、校理、研读经史典籍，启发和推动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读书自学、授徒讲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唐末五代，“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坏”，“天地闭，贤人隐”，士人多隐居山林乡野，创学馆，建书堂，潜心自修，并延四方之士。③元代学者欧阳玄在《贞文书院志》中称：“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④聚集图书，自修研读，授徒讲学，成为初创时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至宋初形成的四大书院进一步发展、充实了这种精神。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又均以失败告终，学校徒具形式，而乏教育实绩。“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⑤造成了“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的局面，⑥而“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餔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宫，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⑦至南宋，官学之弊，日甚一日。复兴书院，为官学教育补偏救弊，成为朝野的共识。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两大著名书院的复兴，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创立书院，延聘名师，聚徒讲学，蔚然成风，渐呈鼎盛之势。南宋理宗一朝兴建书院300余所，占南宋书院总数的50％以上，超过北宋书院一倍多。南宋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制度进一步完善，教学活动的内容、方式进一步丰富充实，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拓展。

    朱熹无疑是南宋书院勃兴的功臣。朱熹亲手拟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的来源和条件，经费的筹集和组织管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书院的设施逐步完备。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讲堂、藏书楼、斋舍和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书院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藏书、祭祀和讲学三大功能充分发挥。书院的讲学独具特色，最富创新。讲学人可慕名聘请，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而听讲者不限本院师生，外地或院外士子也可前来听讲，还可当面“质疑问难”。学生也可登堂讲论。朱熹诚邀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应邀赴岳麓书院同张栻会讲；朱熹的得意弟子黄榦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陆九渊在槐堂讲学时，先令弟子邓约礼代讲，在应天山精舍讲学时，还令从邓约礼学习的傅子云代讲。学生的成绩评定以读书日志、听讲心得，为人处事等综合核定。

    南宋书院在继承唐末五代和北宋书院藏书、自修、授徒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创新。名师讲学，学派间公开论辩，师生间平等质疑问难，教学与研究结合，培养人才与发展学术统一，以进德修身为重，德行道艺兼求，书院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明继宋元之后，尊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被推上正统官学地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支离繁琐、僵化呆滞、空疏无实，缺乏生气，毫无生气的弊病，且日甚一日。明中叶，王阳明倡导“心学”，以“知行合一”之说、“致良知”之论相标榜，颇有耳目一新之奇效，“四方学者辐辏”，“云集听讲”。“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⑧“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州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⑨据统计：明代共建书院1600余所。正德之前140年所建约500所，正德之后不足140年间，所建达1100余所，正德、嘉靖两朝60年，所建634所，占总数的40％。江西书院265所，浙江书院173所，广东(含海南)149所，三省之和近600所，几占全国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是盛行会讲制度。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励、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⑩书院讲会有完备的规约，所谓“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学约》、《会约》、《会规》明晰而详密。讲会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教学的主要方式，其突出特点是：提倡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强调平等论学，求同存异，兼容宽量，反对株守门户，以己见强加于人，发扬豪杰之气、侠义之风，更明显地倡导主动、自觉、进取、求异的学风，为学术论争增添了生气和活力。在传承书院讲会优良传统中，鼓励创新，使书院精神为之一新。

    明末的东林书院以主张人人磨砺气节，个个讲求实学而闻名天下。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门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标明了东林书院的宗旨。“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11)东林书院也因此招致权贵者忌恨，终被严令禁毁。然而书院虽遭禁毁，书院精神却永存史册，历久而弥新。由此，讲学关注时政，学术活动与政治斗争结合，为书院精神融入了新的内涵。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盛行，被迫禁毁的教训，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但是，书院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简单的禁绝必然会激起士人的不满，加剧社会矛盾，而且与推行尊孔崇儒，加速“汉化”和笼络、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相抵触，清政府只好在严加控制下允许书院讲学，并将书院纳入官学化的轨道，使书院成为“广学校之不足”的附庸。因此，清代大部分书院转变成为科举服务的考课式书院，多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

    尽管如此，书院精神依然有极强的生命力，并在书院发展实践中继续得以传承和创新，不断增添新的内涵。考察清代书院的发展，不难发现书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扬了宋明以来的实学传统。如：黄宗羲讲学于甬上证人书院，一反“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学风，力主“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2)“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砺，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以“经世”、“应务”为宗，“讲堂痼疾，为之一变”(13)。黄宗羲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从，不专主一家之说，而要“参伍而观”，“积思自悟”，体现了鲜明的民主意识。更可贵的是，黄宗羲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将“远西测量推步之学”引入书院讲学，首开吸纳西学之先河。又如：颜元及其漳南书院。颜元的学术思想的突出特色是“实”，强调“实文、实行、实学、实用”，在教育上注重“习、行、动”。他在应邀赴漳南书院讲学的短短四个月内，为漳南书院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将书院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将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学科，纳入其中。他以复古的形式，构建出一幅近代分科大学的蓝图。虽因水患，书院遭毁，但漳南书院学规仍为人们提供了近代教育的早期理想模式。再如：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其宗旨为“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不务浮华，专勉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兼修；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主张师生共同研究，“各用所长，协力启导”，提倡自学和独立思考，“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注重培养学生虚心、务实的学风。他提出，“讲学是非须实事，读书智愚在虚心”，“不能实学者，先入为主填满于胸，不虚心求是非，终于愚而已。”

    书院讲学中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弘扬，不仅为书院精神注入了新内涵，而且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做了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准备。

    二

    清政府长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文化教育日趋空疏无用。十九世纪中叶，在外国列强步步威逼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富国强兵，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兴学育才急不可待。中国教育开始迈向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艰难曲折征途。

    在转型过程中，兴学育才困难重重。传统教育弊端丛生，腐败不堪，必须兴办新式教育，但广立新学，所费甚多。国家正值贫困患难，实难筹此巨款。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为数众多的书院，认为利用书院“已成之舍”、“旧存之赀”，乃“兴学至速之法”，将其改为新式学堂，乃“兴学育才之良策”。(1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希龄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上书中称“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可见，改书院为学堂的直接动因是急于兴学的无奈之举和应急之策。

    改书院为学堂的内在根据是清代大部分书院严重背离了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丢弃了宝贵的书院精神。改书院为学堂不是对书院精神的否定，而是对书院精神的再认识过程，是重塑书院精神的顽强努力和执著追求，是书院精神在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挑战，所经历的一次考验，是书院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传承和创新的一个机遇。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改书院为学堂的思路，真谛正在于此。

    早在1849年葛其仁在《书院议》中曾指出，“今之应书院课者，惟八比五言之是务，弇浅固陋，逐末忘本，甚者较膏奖之多寡，争名第之先后，叫嚣拍张，以生傲而损德，则书院反为诸生病矣，何教化之足云？”(15)汤震于1890年撰《书院》一文也指出：“今之书院之流失，不特肄业之生徒敝敝焉淫心致力于帖括，以争此铢两之高下。即为之师者，大都嚜呆衰朽以营求得之，遥领而豢养焉。师师友友，曾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此何异以济养之局、孤贫之院也。名以储才，是以储不才。才者不出其中，才者且耻出其中。”书院变成了养老院、收养所，已非“育才之地”。(16)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一文中称：“今日四邻日强，风气日变，泰西诸国各出奇技淫巧以赚我钱，而我之八股五言曾不足邀彼一盼，试问制艺能御彼之轮舰乎？日不能也。能敌彼之枪炮乎？日不能也。自知不能而尚不亟思变通，是犹讳疾忌医，必致不可救药也。”(17)黄以周已深感“今之书院，弊已积重，习亦难返”，(18)郑观应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文士，专上制艺”，“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19)

    书院的优良传统在于自主延聘名师硕儒，有真才实学，且热心教席。清代书院，师长由督抚学政选定，许多官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选聘“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者，而不问品学，造成书院“所延多庸陋之师”，“以疲癃充数”。这些人无心教授，而“惟以脩脯为事”，终年不去书院，“居家而遥领之”。连书院山长也多由“乡大夫之耄老而无学，并经史之名不能悉数”之人充任。熊希龄曾集中而深刻地揭露了书院山长的五大积弊：一是论资格，非科甲清贵不能当山长，而科甲皆八股出身，“不知经史，奚明时务？”二是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若聘他省之人，则“觊觎排挤无所不至”。三是山长不住院，学生课卷，多不寓目，往往托亲友、门生代为点串，“学生无所问难，院规无所整肃，士习由此败坏。”四是山长不敦品行，前院歌童，后庭女乐，荒鄙之极；五是山长私荐。一遇空缺，阴求贵要，暗托同党，连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也承认，此弊“各处皆然”，“此实书院通弊”。

    对于书院改学堂，后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最终结果，而忽略其复杂的过程，更多地关注形式的存废，而忽视其精神的盛衰，容易简单地将改书院为学堂等同于书院精神的消亡。事实上，改书院为学堂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1884年郑观应首次提出，直到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前后，大部分书院才陆续改为学堂，前后二十余年。而且相当一部分书院直至民国初年依然存在。学界对于书院改学堂的认识和理解更有多种分歧，做法并不一致。

    一种主张是书院直接改为学堂，此议首先由郑观应于1884年提出，“仿照泰西程式”，将京师、省会、州县之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等学堂。甲午之战后，顺天府胡燏棻、刑部侍郎李端棻先后提出类似的主张。在具体做法上，二人又有差异。胡燏棻建议，“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之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李端棻则建议，“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课程，变通章程，以为学堂。”光绪皇帝对此极为重视，上谕总理衙门专折“议奏”。总理衙门采纳了山西巡抚胡聘之和山西学政钱骏祥之意见，“议复”称：“裁改书院一事，关系人才之消长，学术之纯疵。不可不熟筹审议。”书院改学堂再被搁置。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饬各省该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再次提出，“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堂”，这次，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正式御准，得以在全国推行。

    另一种主张是整顿变通书院。持此见者，无不承认书院弊端甚重，但不赞成改为学堂，可通过变通，加以整顿，更为稳妥。山西巡抚胡聘之和山西学政钱骏祥主张改书院应以“不悖于正道”为前提，既反对“过尊西学者”，也不赞成“深诋新学者”，而“欲救二者之偏失，则惟有善变书院之法。”(20)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提出整顿书院的七项措施：定教法、端师范、裁乾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重点是端师范，“书院积弊太深，由于山长无人”，“学术之衰，由于无师。”(21)如何变通书院在各地进行了多种探索。著名的有陕西味经书院、湖北两湖书院、江苏南菁书院、江西友教书院、湖南校经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南常德德山书院、江苏江宁惜阴和文正书院、江苏苏州正谊和平江书院、广西经古书院等。这些书院，大抵采取了完善办院宗旨，培养实学实用人才，扩展课程和教学内容，兼习中西之学，延聘中外名师任教，购进西书和设备，提倡学生立志勤学、主动积极等做法。

    第三种主张是创办新型书院。持此见者认为：当时的书院，积习至深，“势难骤为更张”，只能另辟蹊径，创设新式书院，兼习中西实学。如，上海格致书院、广州万木草堂、浙江求是书院、湖南时务学堂、陕西崇实书院、浙江瑞安学计馆、湖南浏阳算学馆、陕西游艺学塾等，都是这一时期创设的新式书院。

    三种主张有一个基本共识，都认为当时的书院弊端丛生，改革势在必行。胡燏棻认为：各省书院“于八股试贴词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只因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才消耗，实由于此。”(22)李端棻也指出：各省府州县书院“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23)康有为更尖锐地指出：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所延皆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脩脯。”(24)胡聘之指出：“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25)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讲求实学实用，中西兼学，道艺并重。

    围绕改书院为学堂的思考、论辩和实践探索，实质上是将书院精神融入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的过程，是将传统的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发展相结合的一次努力，是丰富和发扬传统书院精神的一次尝试。

    辛亥革命的胜利，民主共和精神成为新教育的灵魂。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成功经验，焕发出书院精神的新生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网罗众家、囊括大典，教育独立、专家治校，崇尚自然、发展个性，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既是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教育的先进思想，特别是德国大学教育的新鲜经验，又创造性地继承了书院精神的真谛。蔡元培1898年起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同时兼任嵊县剡山书院、诸暨丽泽书院院长。他在开始从事新教育之始，就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深知书院教育的弊端和精华。在力矫书院之弊的同时，吸纳书院之精华，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新式学堂。在绍兴中西学堂规划藏书室，利用社会力量增加藏书，不仅供本校师生借阅，而且公开向社会开放，“藏书既多，当广之，使不侸学堂者亦得就而借焉。”(26)他强调学生自学，要求学生写日记，内容包括讲义、新知、读书心得、时事评论。“日记读某书几页，有新知，有疑义，皆记之。积一月，则随课卷而缴焉，使院长得以所见评议其得失，而且与课卷相证，以考其进退也。”绍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教员常有争论，蔡元培“往往偏于革新方面”，因而“常右新派”。有一位教员薛炳，本是蔡元培最要好的同学，却首先发难反对蔡元培和新式教员，蔡元培很生气地指责过他带头反对革新。(27)但他并不忌恨他们，仍以朋友相待。直到晚年回忆此事，仍不忘向当时的旧派教员诚表歉意：“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28)

    绍兴中西学堂创建藏书室，提倡学生自学、读书记日记，正是书院的优良传统。正确对待和处理新旧两派教员的分歧和对立的经验教训，更是书院精神的新发展。1901年南洋公学增设特班，以“经济特科之选”，蔡元培任特班总教习，采用的教学方法，自称“稍参书院式”(29)，即由学生自由读书，每天写札记，送他批阅，月终命题考试一次评定成绩。据黄炎培回忆说：“吾师手写修学门类及每一门类应读之书与其读书先后次序。……每日令写札记呈缴，手自批改”，评语中“多倡民权之说”，“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化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30)蒋维乔也盛赞“得先生之陶冶，益晓然于革命大义”(31)。由蔡元培任总理的“爱国学社”更成了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的新式书院。

    蔡元培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的教育实践为北京大学的改革积累了经验，更充分地体现了他对书院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使书院精神增添了民主共和精神。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美国以杜威为代表的新教育运动的影响下，提倡科学、民主，倡导平民教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主流。在批判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热潮中，继承和发扬书院精神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1919年12月毛泽东曾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提出“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的设想。1920年春他在给新民学会陶毅、周世钊的信中明确提出：“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并说明“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20年湖南自修大学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成立，1921年8月正式招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称：“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宗旨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宣言》详细分析比较了旧学校和书院的利弊优劣，全面深刻地肯定了书院的优长之处：“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并明确提出：“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规定：自修大学学生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还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剪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32)湖南自修大学最鲜明地体现书院精神，是书院精神传承和创新的典范和一次伟大的实践。

    1924年2月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书院制史略》。演讲开宗明义指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政变，把一千年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书院的问题。”胡适简要讲述了中国书院发展概况后，专门讲了书院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书院研究史上首次提出“书院精神”这一范畴。

    胡适把书院精神概括为三点：(一)代表时代精神。他以书院祠祀为代表，表明其时代精神，“因某时之所遵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一时代精神，即于一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二)讲学与议政。“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忌，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三)自修与研究。“书院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提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的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胡适在演讲的“结论”时，特举南菁书院，“其山长黄以周先生，常以八字告诫学生，即‘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因为研究学问，遇困难处若以调人自居，则必不肯虚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弃了。”又举“上海龙门书院其屏壁即大书‘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为例，证明“古时候学者的精神，惟在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了。其意以学问有成，在乎自修，不在乎外界压迫。这种精神，我恐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33)

    胡适将书院精神概括提炼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即是古代书院精神的精髓，又是当时最盛行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特征，认为两者“不谋而合”，从而为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联系毛泽东曾说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两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觉意味深长。

    二十世纪三四年代，书院研究引起更多人士的关注。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书院研究著述，如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柳诒征的《江苏书院志初稿》、王兰荫的《河北书院志初稿》、陈东原的《书院史略》、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以及班书阁的《书院考》、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等等。都在此时先后问世，成为书院研究、弘扬书院精神的奠基之作。更有一些学者开展兴办书院的实践探索。这些研究和实践有着共同的背景：一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长期争论的延续；二是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精神、民族复兴的热情高涨；三是对长期引进西方教育，照抄照搬，脱离实际、不合国情的认真反思。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人，怀着高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奋力通过复兴民族文化、唤起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遗产的努力中，追怀远逝的书院精神，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君劢创办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梁漱溟创办勉仁书院。

    张君劢于1935年在原清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基础上创办了学海书院。他在开学初，以《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宗旨》为题发表演讲。他简述了书院发展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书院“师生问学、道德相勉”的优良传统，他说：“近来的大学，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里面只讲知识，而不讲做人。差不多教师只是卖知识，学生只是买知识。毕业以后，等于交易已成”，“书院的精神就是寄托在修养方面”，“不但讲学识，尤其要敦品行。有的人说办书院是开倒车，这是不了解中国过去书院的精神的。”他明确表示：办书院不是“开倒车”，不是复古，而是“在振兴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合贯通之中，重建中国文化之基础。”学海书院既要研究古人修养之精义，又要吸收西洋之知识，“于知识授受多用西方学术之方法，而于人格陶养则多取吾国先儒之遗规，务使所造之人才，其知识足以应付世界潮流，其品行足以担当民族复兴。”(34)强调学行并重，学则重真，行则重善，各科联合，学问会通，以成通才。在民族危亡之际，挑起“救国——救民心”重任，重振民族精神，兴复中华。1939年，张君劢又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亲任院长，其办学宗旨与学海书院基本相同，强调一要继承传统书院优点，二要适应时代变换，扩大知识范围，“德智交修，诚明并进”。德行修养以立已、达人、爱国为目标，以立诚为根本；治学方法要求自勉，仰观俯察、力求正确、养成协作，博通约守；力戒门户偏见、人身攻击、随俗浮沉、抄袭他人。

    无独有偶，同年(1939年)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他批评“当今学校，不同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在书院正式开学时，他提出四目学规，“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明告学人。他所追求的“复性”，是针对引进西方教育、将学术变成获利的工具，导致人性的丧失和堕落。他认为儒家的“六艺”是人类文化的精萃，“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他甚至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则中国也”，“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性之善，全其性德之真。”(35)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热诚和执着，通过创办书院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书院的精神。

    梁漱溟早在191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有许多青年学生常慕名求教，相互切磋，以身心修养为主，自由研究探讨为主，他把论学之所取名为“勉仁斋”。1941年在重庆北碚，他正式以“勉仁”作为书院的名字，创办勉仁书院，并申明，“我们的真正动机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强调“亲师取友”、“共处共学”，力图改变“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的时弊，而成为“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变师生关系为在人生路上相提携的“师友”关系。(36)熊十力长期担任勉仁书院的主讲，他以数千年之中国历史文化、儒家学术为“吾民族精神昭显之本”，特别重视史学。他认为，“历史之学，所以鉴既往，戒将来也”，“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激化民族思想，念兹在兹。”(37)他重视名儒名臣文集的研读，以激励自身志气，敦品励行，切实做人，自强不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气节。勉仁书院将传统书院中的自修为主、独立研究、自由讨论、亦师亦友、敦品励行的优良传统，同提高民族自觉，培养民族情操，增强民族气节融为一体，赋予书院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当然由于时局动荡，社会不宁，经济衰退，民生难保，加上他们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尽管他们挚着追求，热诚的努力，但因时间短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相当有限。但他们为书院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为今人留下的宝贵的财富，永远值得缅怀和敬佩，并激励后人继续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注释：

    ①(清)袁枚：《随园随笔》。

    ②《唐六典》卷九。

    ③《新五代史～行传》。

    ④《圭斋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史·选举志》。

    ⑥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集》卷六十九。

    ⑦《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⑧《明史·王守仁传》。

    ⑨沈德符：《野获编》。

    ⑩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

    (11)《明史·顾宪成传》。

    (12)(清)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13)郑梁：《寒村杂录·寒村七十寿序》。

    (14)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

    (15)葛其仁：《味经斋文集》卷一，道光三十年县学署刻本。

    (16)汤震：《危言》卷一，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

    (17)清淞南香隐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二。

    (18)黄以周：《儆季杂著七种》，史说略四，光绪年间刻本。

    (19)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光绪二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20)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章程折》，《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学校上。

    (21)《熊希龄集》上册，第47-49页。

    (22)《光绪政要》十七册，卷二十一，第22-23页。

    (23)《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9页。

    (24)周德昌编：《康南海教育文选》，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25)《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学校上，第15-17页。

    (26)《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86-87页。

    (27)《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95-96页

    (28)《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0页。

    (2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22页。

    (30)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词》，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31)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教育杂志》第3年第10期(1912年1月)。

    (32)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宣言》，原载《新时代》第一卷，第一号，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4月版。

    (33)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二十一卷，三期，1924年2月版。

    (34)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新民月刊》第一卷七一八期，1935年12月。

    (35)马一浮：《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马镜泉：《马一浮学校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36)梁漱溟：《办学意见述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779页。

    (37)熊十力：《十力语要》第一卷，湖北1947年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