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明代书院的发展(原题:知行合一 普惠生民:明代书院兴盛多亏了王阳明)
作者:兰军 来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 2016年12月9日
明代书院发展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是最具活力与扩张性的时期。书院因为明初朝廷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与王阳明、湛若水的学术思想重新结合后,带着冲决长久压抑的力量,造就了一场倾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书院再度辉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超过此前唐宋以来历代书院的总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局。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结成诸多学派,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也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书院也因此具有了平民化特色;他们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讲会化、政治性的倾向。
明代共有书院1962所,此前唐、五代、宋、辽、金、元所有书院的总和,也不及其数的一半,这标志着书院在经过75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初呈普及之势。总体分布上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繁荣阶段。书院向边陲之地推广明显,西南的云南,西北的甘肃,东北的辽东地区,都是第一次出现书院的记录,意义非比寻常。江西以绝对优势,连续第五次高居榜首,广东以207所书院而进入到书院最发达省区行列,成为书院发展的明星。
明代1962所书院,有1707所是历朝官绅新创建的,255所是兴复重建的,兹将各省各个时期的书院统计数据,制成表格呈现。
明代书院在时间分布上大致呈倒“V”型。洪武至天顺年间,书院发展处于低潮期。成化、弘治时期,书院开始发展,到嘉靖年间达到最高峰,隆庆时稍显回落,但很快就在万历朝再度攀高,形成第二个高峰,自后,昌泰、天启、崇祯年间发展再次趋缓。从总体上看,明代书院的时间分布是前期很少,中间大量集中,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形成高潮,后期较少,但比前期热闹。
明代书院发展轨迹参考图
与宋、元时期相比,官民两种力量在书院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明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官方力量开始超过民间力量。但如果去掉官办书院中因为官本位而造成的大量水分之后,总体上看明代书院是官民二种力量基本相当的时代,虽然官力上升,民力下降,但民力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书院创建人物统计表
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的再兴
明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被演蜕成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大儒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阳明心学的崛起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而且和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一样,是和书院一体化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阳明弟子及其后学建书院,开讲会,倡导各地,再度将二者推向极致。
1 王守仁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其家世为望族,虽然读书治学为阳明必做之事,但在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踏入仕途之前,他和书院似乎没有发生过联系。正德元年(1506),“始归于圣贤之学”的王守仁,刚获与湛若水“定交讲学”之乐不久,即因忤宦官刘瑾而遭贬谪贵州龙场驿之灾。从此,他开始了其20余年的书院实践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
阳明洞
(被贬龙场时,王守仁即居于此洞。谪居期间,王守仁在此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到达龙场驿,当地民众为其创建龙冈书院。其间,王守仁订有《教条示龙场诸生》,是为龙冈书院学规,也是其长时间书院教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王学的传播即开始于龙冈书院的讲学,其教习方法则是王守仁刚刚发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贵州龙岗书院
正德四年(1509),王守仁在龙冈书院宣讲其知行合一的新学说,声名传到贵阳城主管贵州一省学政的提学副使席书处,于是就有往复问辨之后的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守仁的新学说开人心智,“士类感德,翕然向风”,借助文明书院中200余生徒,迅速在黔省传播,并且深入人心。正德十二三年,王守仁以巡抚身份在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镇压农民起义,进行所谓“破山中贼”之时,感到有必要建书院讲学,以“破心中贼”。于是正德十三(1518),在赣州,他建复六所书院,其中新建的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书院为社学性质,以教民化俗为主,修复的濂溪书院则以传播其心学为要。在庐山,他先是派门人蔡宗兖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十六年(1521)五月,他自己又两次来到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其中,希望自己的门徒尽快占领白鹿洞,将这一朱学堡垒变为王学阵地。
王守仁对白鹿洞书院的改造是成功的。在他讲学白鹿洞以后,王门弟子继续出入其间,昔日的理学圣地俨然成为心学的大本营。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到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守仁因建奇伟之功而遭诽谤,其学被指为伪学,由江西返家,在余姚、绍兴等地专事讲学,日与门人讲明其“致良知”之说,门人则为他建复稽山、阳明二书院作为宣传倡大其学的大本营。
嘉靖六年(1527)九月,居闲讲学六年之久的王守仁再度被朝廷起用,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务身份,赴广西镇压田州、思恩岑猛之乱。赴任途中,他经瞿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各地,一路讲学不辍,大会士友三百余人于螺川。嘉靖七年(1528)六月,他在南宁创建敷文书院,聘其门人季本主讲。十一月,不幸病逝于归家途中。
王文成公像
在20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守仁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首先,他将书院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既然书院和官学同属国家学政队伍中的两支部队,当官学受科举之累而迷失讲求明伦之学的前进目标时,那就可以将其撤下,替换成书院,以便继续朝向讲求明伦的古圣贤之学的目标前进。以书院匡翼学校,就如部队换防。王守仁还认定书院是有等级差异的,书院讲学也有层次区别,也就是说,书院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自成一系,与官学并行,共同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讲学明伦的责任。
其次,以书院作为宣讲、倡大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颠覆程朱理学的大本营,是王守仁书院观的重要内容。王守仁已经深谙利用书院传播学术之道,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十百年之久。
再次,关注讲会,致力于讲会制度建设,是王守仁对书院的一大贡献。王门最早的讲会是由王守仁亲自主持的,始于嘉靖四年(1525)九月龙泉寺中天阁的讲学之会。为了使讲会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以书壁的形式对讲会的日期、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十月,阳明书院落成,讲会移至书院举行。其后,钱德洪、王畿等先生主持其事,讲会坚持数十年不断,成为浙中王门重镇。五年,江右王门开惜阴会,王阳明作《惜阴说》,大倡讲会之风。从此,讲会林立于东南各地。
浙江余姚中天阁
2 阳明后学与书院的辉煌
准确地说,明代书院的辉煌局面,是王守仁及其后学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06—1620),以联讲会、立书院的形式营造出来的。这个时期,创建兴复书院1108所,占全明已知建复年代书院总数的72.37%,其勃然兴起、浩然兴盛之势,由此了然可见。
王守仁的弟子遍及天下,《明儒学案》因其籍贯特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卷予以专门介绍。王守仁逝世后,各地王门弟子或建书院,或立祠宇,或创精舍,或办讲舍,都以传播、弘扬师说为己任,所在书院数不胜数,仅王守仁《年谱》所载著名书院就有近二十所。如江西安福县自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建复古书院倡导师说后,其同门刘文敏、刘子和、刘阳、刘晓等又先后创建了连山、复真、复礼、前溪、识仁、道东、中道、中南八座书院及天香会馆、石屋山房、梅源书屋、近圣会馆等讲会,并在惜阴会的基础上扩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又会合附近五个郡县的同志,“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时称青原会。“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其中以南中王门弟子徐阶主持的灵济宫讲会规模最大,其势倾动朝野。由此可见,王门弟子以书院为基地,带动了一个地方的讲学之风,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
连山书院图
王门弟子中有不乐仕进,一生讲学传道于下者,如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他们的努力使王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王门弟子中也有位至公卿、甚至官拜宰相,讲学倡导于上者,如徐阶嘉靖、隆庆之际执政朝廷,他“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竟依坛坫,旁畅其说”,于是各地建书院,联讲会,“其流风所被,倾动朝野”。这又使王学及传播王学的书院获得了广泛而崇高的社会声誉。
永康五峰书院,由浙中王门弟子应典﹑程梓﹑程文德等创立
正是这些遍布社会各阶层的王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的努力,将王学和书院一起推向了其发展的高潮,最终使明代书院摆脱前期近百年的沉寂,形成辉煌盛大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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