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邹金灿 2012-11-13

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1935年11月27日，苏州，钱基博为三子钱锺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锺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锺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年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是年7月，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章太炎在演讲中说：“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那一夜，演讲台下，数千名在日华人前来争睹这位“神经病人”的风采。嗣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章太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写下大量文章倡议革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且占据上风。梁启超致书康有为，称东京万余留学生信从革命党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但“死战”并未奏效。1907年1月，梁启超托徐佛苏出面向宋教仁说情：“（梁启超）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

对此“讲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坚持不允。

鲁迅曾盛赞章氏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中华民国”一词，就发源于章太炎写的《中华民国解》。但《民报》文章语词的尖刻毒辣，也令人侧目。吴稚晖在法国办报与章太炎互相诘难，两人在《苏报》案中的恩怨也牵涉进来。双方越吵越凶，以致章氏对吴“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这种人身攻击，都堂而皇之地登上《民报》。

主政《民报》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

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接受了日本方面17000元的赠款，留下2000元给章作为《民报》的经费，余款全部带走。彼时《民报》经营困难，章认为孙有悖革命道德，遂起不满。矛盾激化时，章激烈主张同盟会“开除孙文”，推黄兴为同盟会总理——这件事因黄反对而作罢。后来陶成章到南洋募款，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龃龉加深。

后来，章太炎在报刊上公开称同盟会从日本运到中国的军械有质量问题，同盟会的头等机密由此曝光，“组织”对章的不满愈发严重。

矛盾不能消弭，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宣布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另起炉灶搞革命。但此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革命运动都陷入了沉寂，国内起义不顺利，对清廷大员的暗杀并未动摇到满清统治根基。

章太炎的生活陷入窘境，于是把更多精力投到讲学中。这一时期，在东京亲炙章门的弟子有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钱家治（钱学森之父）、刘文典、汪东等。

群盗鼠窃狗偷

赴日5年后，10月的一天，章太炎正在向弟子们用佛学印证庄子思想，外面传来报童热切叫卖号外的声音——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了。

在惊讶与疑惑中回过神来，章太炎赶紧买了多份报纸，直到傍晚看到所有的报纸所载消息都相同，这才相信母国已翻天覆地。

他随即中断讲学，伴随着欢迎的掌声，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回到上海。

在一片热切的乱糟糟中，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得到缓解。但当黄兴向他询问国策时，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选出“无党总理”，继而发表《诛政党论》，呼吁国人警惕并反对政党政治。场面顿时十分尴尬。

重返政坛的章太炎，对政事、人事表达率直，褒贬从不留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被章骂的人给他起了个“章疯子”的绰号，于是“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标题，屡屡出现在报章上；但当章抨击到这些人的政敌时，新闻标题又变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民族革命胜利了，政治革命并未真正实现。革命党内部的争斗让章太炎疲乏不已，首先受伤的还是他的光复会。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在光复会中，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这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差别。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就说孙中山“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大总统不能悛”，不满与不屑之意旁出斜溢。

武昌举义后不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与光复会要人李燮和商议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同意，陈其美私下行动，失败被俘，部下向李叩头苦求支援。李燮和于是率军击败清军，光复上海，把陈其美解救出来。正当李燮和安抚完投降的清兵、疲倦睡下之时，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拥戴自己为沪军都督，生生逼走李燮和。

革命继续进展。光复会策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使之成为第一个“反正”的清廷大吏，进而控制南京。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光复会战士被认为“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拿下南京后，革命党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江南非首义之地，但光复会在此将革命声势推到高潮。而程德全投归革命党，则为革命后新旧合作树立了一个上佳先例。

陈其美屁股还没有在沪军都督之位上坐热，又觊觎起浙江都督之位来。当时浙江派人士公推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出任该职。陶成章力辞不就，并放出狠话：“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紧募集军费和士兵，同盟会在江浙地区的境况益显窘迫。

南方局势明朗，孙中山归国，“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光复会与同盟会，一个最能“战”，一个自称能“和”。同盟会若坐视这种尴尬局面而不顾，势必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失利。

1912年1月，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于上海。陶死后，光复会在江南地带的燎原之势迅速终止。事发后，孙中山、黄兴急电“保护章太炎”。无论如何，自此以后，章太炎和同盟会的隔阂更深一层。

之后，他反对孙中山定都南京的计划，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日俄对东北和外蒙虎视眈眈，如若定都南京，则无疑主动放弃东北和外蒙。对此，孙中山等人并不认同，章太炎成了同盟会的眼中刺。同盟会大佬中，只有宋教仁支持他。一年后，宋被刺身亡。

嫌隙愈来愈深。在南京的川籍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章太炎赠送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失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自此，章在政治上开始偏向于支持袁世凯，冀望袁结束无序的丛林状态。袁对这位民国开国元老也有意延揽，但同时又忌惮他，只给他“东三省筹边使”这个小官，这成了章太炎一生惟一的政府公职。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南方并不平静。

首先是同盟会内部起波澜。宋教仁领导同盟会联合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小组织”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大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洗脱同盟会的地下帮派气质，希望通过组阁来限制袁世凯，把中国政治推到理性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然而，1913年3月22日，又是在上海，一颗子弹结束了宋教仁的生命。尽管真相扑朔迷离，与宋利益冲突明显的袁世凯，还是成了舆论众矢之的，一夜之间变为“袁大头”。

十余年后，孙中山的亲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后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说：“（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为这桩历史公案平添几分吊诡，耐人寻味。

章太炎得悉宋教仁遇刺消息后，迅速从长春南归，捐弃与同盟会的嫌隙，与孙中山一起反袁。是年8月，刚与汤国梨结婚不久的他，不顾劝阻，请命入京，“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继《苏报》案后，章太炎人生的光辉一幕再度上演。

章太炎来到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见袁世凯，与之“理论一切”。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

但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并未让他见到袁世凯，反而很快被软禁，先后被拘在石虎胡同、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多个地点。

章太炎被拘押的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突破消息封锁，连续发文报道章太炎现况，并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报纸杂志竞相报道章太炎被幽禁的事，袁世凯处于巨大的无形压力中。

北京名流对章多方营救、说情，但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绝望之中，章氏长女自杀。消息传至日本，误传为章太炎已死，上海报纸据此转载。夫人汤国梨连忙去电询问，章太炎答：“在贼中，岂能安。”

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在袁党内部，的确有些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据陆建章回忆，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在龙泉寺期间，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送来锦缎被褥，放下就走。章太炎发现袁克定在窗缝里窥探，于是进房点燃香烟，把被子烧开多个洞后抛掷出窗外，大喝道：“拿去！”

幽禁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格。章太炎人身自由虽被限制，但仍拥有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他在与女婿龚宝铨的信中透露，自己相中钱粮胡同一新寓所，但租金等费用需要各方筹措。

如同武昌起义一样突然，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

一士之谔谔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太炎被任命为秘书长，为孙撰大元帅就职宣言。之后他西行云南、四川，希望争取到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戮力对付北洋政府。军阀都对章太炎极其尊敬，但对其要求并不买账。任他唇焦舌敝，依然徒劳无功。

失望之余，他对中央政府有了新的思考，几经酝酿，与张继等人开始大力鼓吹“联省自治”——先是各省自治，然后再联省自治。在《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中，章太炎说：“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野心侵略之人，必以此为分裂，是何谓也？岂其心不愿分权于国人，而愿分权于敌人耶？”对此，各地实力派争相响应，并在湘、川、粤各地得到实行。

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反对统一，只是反对中央集权。但这仍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意愿违背。1922年，孙中山举兵北伐，由于陈炯明反对而中止。但这丝毫不改其志——次年1月，他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系、奉系、皖系各大势力互相提携了解，暂时划疆自守，互不干涉，以企统一之成——孙中山有更大的动作。

当时主张“武力统一”的还有北方的“玉帅”吴佩孚，他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在南湖之船成为历史节点的那个夏天，他挥师南下，狠狠教训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势力。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建立黄埔军校，厉兵秣马图谋北伐。章太炎怒斥之“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就这样，孙与章在革命征途上的分分合合中，渐行渐远。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对此，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极力反对，被孙中山排斥。这一年冬天，失意的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人物，聚集章太炎的上海寓所，推出由章太炎领衔署名的《护党救国宣言》，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容共主张。翌年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试图联合光复会、共进会、同盟会的“老革命同志”，对抗改组后的国民党。

他们的反对很微弱，北伐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章太炎所坚持的联省自治渐告破产。

1925年，孙中山逝世，章太炎赠与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孙郞三分天下、不忘袭击许昌，自然成了非法的事。上联是在暗讽孙中山的北伐，下联则更为严厉。秦一向被视为虎狼之国，“武关无故入盟秦”指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贻害中国。

不过，尽管章太炎对孙中山多有异议，两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政见相异者。除了这副字挟风雷的挽联外，他还写了一篇典雅密栗的《祭孙公文》，称赞孙中山倡导革命，是追步刘邦、朱元璋，光复中华之功不可磨灭。

文中还说，“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枢，委命穷朔。沮公北盟，终亦不获。”透露了自己反对孙中山联俄，并非否定孙本人，而是躬行《史记》记载的赵良那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公不从私，坚持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主张。

他还希望能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公开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章太炎未能执笔，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写，于是孙中山的墓碑独缺墓志铭，以“天下为公”四字代替。

民国遗民

与对“引狼入室”焦虑并行的，是对过往的反思。章太炎公开接受柳诒徵对自己早年诋毁孔子言论的批评，担任《华国月刊》社长，宣称要发扬“国故”、挽救“人心”。不仅如此，还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亲任理事长，通电全国，明确反对“赤化”。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沪拜访了章太炎。他们见面时天气很冷，室内没有火炉，穿得暖暖的章太炎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穿着单薄洋服的日本客人已瑟缩一团。

尽管章太炎“长得实在称不上仪表堂堂”，芥川仍被他的眼神慑服，“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章的雄辩竟令他“忘记了吸烟”。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

章太炎滔滔不绝，不时挥动留着长指甲的手，言之凿凿地向芥川表达他的乐观：“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即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吧。”

1925年10月，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我们最后的责任》演讲：

……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次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上位。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准备进军武汉。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蒋中正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

由于章太炎的悍然姿态，因此即使同样反共反苏，他也未成为蒋介石亲近的对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展开清共行动。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开列了一个通缉“著名学阀”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章太炎高居首位。

花甲之年，章太炎再次遭到追捕，被迫逃亡。虽躲过一劫，但老家余杭仓前镇的财产则未能幸免，被没收拍卖。满清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国民党做到了，当局美其名曰：处置逆产。

让章太炎更为痛心的，是蒋介石废弃了民国成立以来一直使用的五色国旗（此旗为章本人手定），改为青天白日旗。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

政治失意，他开始自号“中华民国遗民”。1928年11月，已蛰居一年的他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做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

这一次，他被国民政府单独列名通缉，从一个人人尊敬的民国元老，成了国民党口中的“章逆”。

已经59岁的章太炎，心灰意冷，蛰居在上海的寓所中“自定年谱”，但只写到1922年，就不再继续了——那一年黎元洪就职总统，53岁的章太炎接受了黎颁给他的勋章，并向其宣讲“联省自治”。《年谱》全本最后一句是：“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统一；余数以鸟尽弓藏为戒，久之亦渐悟。”

章太炎将重心转向著书讲学，“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窗外的国土，在诸强混战之中，满目狼藉。而他曾三次流亡、为中国革命蓄留火种的东瀛，已磨刀霍霍、指向中原。

（主要参考文献：《章太炎全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面壁集》，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姜义华《章炳麟评传》、《章太炎思想研究》，陈平原主编《追忆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