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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希荣:全面反思王财贵先生“读经运动”(2016)
作者: 发表时间:16-07-23 点击率:1884

贺希荣:全面反思王财贵先生“读经运动”

摘自国学生微信号

随着国学复兴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家长将教育目光转移到私塾或是书院,“读经”之声也是此起彼伏。日前一篇名为《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读经”是值得支持还是需要反对,这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本文删节版刊发于2016714日南方周末,感谢作者中山大学贺希荣老师惠允国学生刊登全文。

作者:贺希荣

王财贵先生发起的读经教育已有二十余年,有誉有毁。前几日,我在媒体上读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复兴古典学院院长柯小刚先生转发的“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颇受震动。随后,循信找到了柯先生于201657日在“上海儒学大会: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发言——《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并了解到北京某书院的空山先生于512日对柯先生的回应——《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反省——致柯小刚先生》。
作为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当代历程与发展现状的知识分子,
2008年起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开设《论语研读》的核心通识课程,并且于2015年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志仁书院。(同道!)考虑到“读经运动”涉及到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不揣浅陋,觉得有必要对于这一话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读经?

空山先生认为“读经运动”的表述并不恰当,在读经学堂的圈子里更倾向于采用“读经教育”一说。这当然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名词之争,容后再辨。对于需要亲近经典,则无论是提倡“读经教育”的一方或者质疑“读经运动”的柯先生,都没有异议,双方分歧所在只是读经的方式或方法然而,我觉得关于读经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加以讨论。只有讨论清楚读经的必要性和意义,才能有合适的对待经典的态度,然后才谈得上可能的恰当的读经方法。这是属于正本清源的问题。
顾名思义,所谓读经,就是读经典。什么是经典?通常来说,经典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典范的、权威性的著作和典籍。这些典范的权威的著作和典籍,如宗教经典、哲学经典、法律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艺术经典,等等,绝大多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洗礼,往往给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制度设想、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并由此型塑出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从而构筑起人类文明。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在历史演进中得以积淀和发展、历史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只有通过学习这些凝结文化并承载历史的经典,才能真正理解文明、理解现实、理解我们自身。因此,对于经典的阅读,根本上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斯文,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寄寓为逝去哀伤的情感,甚至也不仅是为了获取某些散碎的知识或和信息,
却实在是通过历史照进现实找到今天,通过文化洞彻生命和理解生命,并最终为每个个体的人生指引出一条下学上达的终极意义之旅质而言之,经典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象征、人类的精华、灵魂的指引。如果完全不读经典,这样的人生和社会将注定是野蛮的、粗陋的、荒芜的、迷惘的。

第二个问题,读经就够了吗?

既然经典是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只需要读经典就够了?我当然意识到,所谓的“读经运动”之“经”,不是指广义的人类文明的所有经典,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经典,如“四书”、“五经”、“老庄”、重要佛教典籍,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缩小为: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光读中国的传统经典就够了吗?或者,直接如空山先生所主张,13岁之前把全部学习时间用来封闭性地“老实读经”,是可以的吗?坦白说,我无法认可这个立场。
根本缘由在于,中国的传统经典,基本上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合法性原则没有关系或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关于人生、关于道德的学问。

不管今天我们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有多少反思,至少陈独秀先生当年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个旗号,大方向还是有指引性的。科学与民主架构起了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类公共生活的规则。以整个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而论,里面基本没有什么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
而自然界的问题或物质世界的问题,要交给科学。不管科学有多大的不足或后遗症,我们都必须坚持这个基本立场。与此相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没有多少科学意识。
以“四书”而言,除了《大学》里面一个模糊的“格物”,其它基本看不见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推究。“四书”如此,“五经”、“老庄”也概莫能外。
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被科学深刻改变了的世界,这种改变是不可抗拒的、无法逆转的。难道我们忘记了古代的贫困愚昧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了?《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养德,固然是人类存在的必须,但修身就是一切吗?断然非是。况且,以横向的人类文明整体来看,或者以纵向的古今时段来看,无论是儒家、道家、佛教、或传统中国的任何学问,都不过主要是人类古代知识和价值系统的一部分,不过是人类精神探求和升华的一个中国门径而已。如此,借一个不加分辨的迎合性的“体制外”的口实,
让儿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完全隔绝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等这些现代科学知识,而沉溺于背诵古代经典,这个路径恐怕无法让人信服和接受。空山先生说,“柯先生质疑读经孩子只读经不学数学英语等体制课程,是否能适应社会,这是对经典的笼罩性认知不够,对经典的价值意义信心不够。”“(经典)看似单一单调,实则含藏万象,能生万法。”好一个“笼罩性”与“含藏万象,能生万法”!以我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粗浅的学习体会,同是儒家经典,《周易》与“四书”基本上归属于相当不同的范畴,概念、结构、体系差异都不小。对于初学者而言,读完“四书”去读《周易》,很长时间几乎找不到结合点,反之亦然。你用《周易》去“笼罩”下“四书”看看,更何况对象是儿童,是中小学生?我不知道一个成天读经背经的学生,怎么去掌握基本的数学公式定理,怎么去无中生有地理解物理和化学规律,关于修身、立世的经典怎么去“笼罩”这些严谨的科学知识。难道他们除了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学,还有别的办法吗?空山先生以“士志于道”、“君子不器”来谈论学习数学、英语这些“工具学科”,一方面,我认为他是在生硬地套用孔子的话以压人而非孔子原意;另一方面,这本身就表露出“读经学堂”立足点的严重片面性。人是生活在自然界的,数学是如此重要和基础的科学,几乎是“宇宙的密码”,英语是一种其地位不亚于汉语的语言。仅以“工具”二字,就足以却之不顾?空山先生还说“读经教育也没有说一辈子只读经,只是在十三岁前大量读经,十三岁之后还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它学科才艺,博闻广识,因为有大量读经的积累酝酿,学起来更加方便高效。为什么要急于一时?”表面上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对照他前面的“笼罩说”,实有内在矛盾之嫌。更重要的是,夷考其实,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小学六年的知识基础,又在心理上轻视除传统经典以外的一切学科为“工具学科”,再加上所谓的读经又只是背诵(按柯先生的说法和那封读经学生的来信)而完全不加理解,那么,这样的儿童竟然此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其他学科才艺,博闻广识”,岂非咄咄怪事?中国传统经典里面不是并不包含所有这些“工具学科”的知识吗?既然不包括这些工具知识,我们何以能相信经典之外的“学科才艺”没有它自身的知识体系,不需要特定的知识基础作准备,单“方便高效”四个字就可以搪塞过去?倘若学习“工具学科”如此简单,那些在“体制内”上学的孩子所花的6年时间岂非等于白扔了?倘若“工具学科”并非如此简单,而且这个世界离开这些“工具学科”根本无法运转,那么“读经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怎么办?他们怎么与现实的社会接轨?看看那封“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大致可以明白一二。
总起来说,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以反“体制”为标榜的“读经教育”,在
对“经典”的理解上过分的极端化和狭窄化,而在具体的教学内容组织上又极其片面并且粗陋,无法让人在理智上接受。经典,不仅只有中国传统经典。中国传统经典对于当下以及今后的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很重要,但中国传统经典并不代表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尤其是不代表现代文明所赖以立足其上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思想。让儿童在3-13岁的十年间把全部时间、精力、视野限制在教育者所选定的中国传统经典范围内(按空山先生的说法,好像还包括莎士比亚的部分作品),这种进路放在汉唐宋明或许可以自安于心,搁置在今天简直是闭目塞听、自欺欺人。《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天的人不是春秋时期的人,因为今天的时代不是春秋时代。传统固然是血脉的根源,经典固然是传统的精粹,但传统不是死的传统,而是一直延续的生命之流。把活人关在经典的屋子里来供养它,经典就成了僵尸,而活人成了牺牲。以此,这种所谓“体制外”的纯“读经学堂”,不亦陋乎!

第三个问题,读经要怎么读?

这个问题是本文的缘起,但我认为它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是从属于前面两个问题的一个子问题。如果不解决经典是什么,不对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出回答,那就没必要读经典,也不知道要从经典中读什么;经典不可不读,但如果只读中国传统经典而忽视其它一切知识和文明成就,那就太僵化也太危险了。至于具体怎么读经典,首先,我认为经典是要背诵的。如果你想从某部经典中得到深入、系统、持续的指引或对它进行全面的认知,背诵恐怕是必须走的一步。当然,如果仅限于了解的需要,那自然可以省略背诵的环节。某种意义上,背诵经典如同反复读一部极喜欢的小说或看一部极着迷的电影。小说或电影看很多遍,你才可以深入把握它的情节,思考作者寄托于其中的或思想或意义或生命;经典也一样,但经典更含蓄更凝炼,而且古今表达方式也往往差异很大。所以这时候一般的阅读还不够,必须熟背、牢记、涵泳,才有可能逐渐融会贯通,得窥堂奥。对于一切试图深入研究经典的人来说,一定量的背诵是绝不可少、无法用任何其它方法替代的,这是我始终坚持的立场。而且,不管你曾经背过多少遍,过一段时间必须花些时间去反复,因为遗忘是记忆的铁律。其次,既然背诵经典是必须的,那么该怎么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还是不求理解直接死背?后面一种做法是柯小刚先生反思和批评“读经运动”的主要着眼点,我和柯先生持基本相同的立场。在我看来,也许对学龄前的儿童,可以背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本。由于学龄前的儿童识字有限,理解能力还有待发展,可以主要通过音节和韵律去感受文本,寻找语言的乐趣而无需系统理解其意义。但随着年龄增长,对于“四书”、“五经”、“老庄”、佛经这些更高级深奥的文本,首先就章句而言,我认为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理解。至少90%的章句意思能够有自信,然后才能开始背诵。要知道,背诵本身不可能是目的,理解才是目的。在理解后背诵的反复强化下,散乱章句才可以汇通,自己有疑惑的地方才能不断去推敲,然后融合成对整体思想的把握和认识,再反过来加深对具体章句的理解。这样的背诵才是有意义的背诵。如果基本的章句首先都没有过关,80%以上的内容都根本不知所以然,那么纵背千遍万遍,眼前仍是一片茫然。等于砖块都是一堆渣,怎么可能凭此建立一座高楼?举例来说,我所在的书院开办了一个小学初中班,里面是些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一的孩子。以我教的《论语》而言,个别孩子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背过。抽查他们,他们很自信地说都能背。而真正背起来,就是一些音节,吐字很快而且含混,听起来像唱歌一样。或许他们是凭韵律去记忆的,根本没有给人那种准确、清晰、明彻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们自信能背,而其实背出来的恐怕只有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忘了。这说明他们的记忆欺骗了他们。想一想我们小时候背过的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很简单形象,不用解释,这是小学生可以明白的。但如果你让他背《周易》、《尚书》,也能这样做吗?这样不加解释的背诵能持久吗,又有何意义?
为什么不一边解释,然后再要求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背诵的基础上加深理解?(我的看法是,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诵读,然后在诵读中加深理解。)个人认为,如果情况真是像柯先生说的那么极端,学生甚至连基本的汉语语法都搞不清楚,句读都不明白,甚至字都不认识就去背诵几十万字的经典,这不过是浪费生命、在精神上自我欺骗。就此,空山先生在《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反省——致柯小刚先生》一文中是这样回应的:“从本质上说,记忆不必依靠理解,凡是依靠理解辅助的记忆,严格地说还不是真正的记忆,还停留在浅层记忆的水平。”“有理解跟进辅助的背诵其实不是真正的背诵,不依赖理解、单纯记忆的背诵才是背诵。单纯记忆的背诵比理解辅助的背诵进入意识的程度更深。”我真的不太明白空山先生所谓的“真正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记忆,“单纯记忆的背诵比理解辅助的背诵进入意识的程度更深”到底有多少根据,只觉得这些观点太过惊世骇俗。除非空山先生能拿出心理学上的或者教育学上的确凿证据,否则我只能认为这样的观点基本上是但求自快的谬妄欺世之辞!(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对幼儿来说,确实存在不基于理解的记忆,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不经过大脑的记忆,我们得承认这一点,不必全然否定。贺老师毕竟是一个“现代”学者。)我前文一直把“读经”的“读”理解为“阅读”,而任何阅读,潜台词都是伴随着理解的。不理解而阅读,那是开小差,心不在焉。在空山先生的“读经教育”里,原来这个“读经”的“读”不是“阅读”,而是“朗读”,并且是只需要知道音节可以不认识汉字、不要理解甚至排斥理解的“纯朗读”,否则就会坠入到“浅层记忆”,就不是真正的“背诵”!联系到那封读经少年的来信中说他最后手头仅有的一本《古代汉语词典》都被收缴、经典只背经文而不允许注音和不准看释义,这大概就是柯小刚先生所说的全国几千所读经学堂的“复读机读经运动”的底蕴了。既然“读经教育”可以如此简单化到“复读机”式的水平,也难怪空山先生要论证“教育可以如此简单”来为“读经教育”辩护。可问题是,“读经教育”如果简单化到只要跟着音节“读”就可以,如此易于复制以至于发展成一种连锁培训商业模式,那么难道不能目之为“读经运动”吗?而这种“读经运动”,表面上在弘扬经典,实则不仅彻底空心化了经典,更严重地是戕害了学生。把他们当成张开大嘴能发声的青蛙?人们不由得要问,这些“读经运动”里面的所谓“老师”,如果如此排除理解,那么他们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就是管理学生和维持纪律,压制一切逾越“读经”而试图“解经”的行为?而把所谓的“解经”看得如此重大和神秘,坦白说,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或许并非出于对经典的敬畏,更可能是相当一部分“老师”根本不具备真正的解释能力。

怎么看待"包本"背诵?

最后,如果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以多少篇幅为宜?按空山先生所举,“王财贵教授只是建议背30万字而已,其中四书、诗经、易经、老子是全的;书、礼、春秋是选的,合成一本两万多字的《书礼春秋选》;庄子也只选了《内篇》和《外篇》中的天下篇,不过两万多字;黄帝内经根本不在必背之列;背莎士比亚英文全集更是纯属想象,不过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仲夏夜之梦》而已。”“而一个孩子要背三十万字,其实是很轻松的,五六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大孩子,三年左右就可以完成,哪有柯先生想的那么可怕?”看起来好像空山先生觉得背诵30万字并不算多,甚至“很轻松”。我不怀疑一个13岁的孩子花十年时间背下30万字(只在音节上过关)的可能性,我的问题是,所谓的“包本背诵”——意思就是一本书从头一直背到尾,如果对这本书里面的所有内容几乎完全不理解,这种背诵后的记忆能维持多久,到底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价值,那么背30万字比起背3千字,不是更浪费吗?拿我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是200636岁时开始认真研读中国传统经典的。除了十三经的一般阅读外,一年之内《论语》背过80余遍,它只有16012字,此外,《中庸》、《大学》、《老子》当时也完全可以做到“包本背诵”,全部加起来约27000字。但十年来,我心中的体会、浸淫,一直集中在《论语》上,所以另外三个文本如今只能说熟悉,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精深的理解,除非再复习,不能背诵。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所谓的“包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体会、领悟、贯通,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如果没有后者,即使十三经倒背如流,也只是一堆死音节。而随着时光流逝,那种对着录像机“包本背诵”以显示的“读经”的成就,其实到头来能剩下的,真正能持久背诵的,大多数情况也就是一两本特别用心体会的经典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使记忆是花,理解也是果。没有果,花只是无意义的热闹而已。那么反过来,要求一个孩子从3-13岁,在十年的时间里脱离其它一切科学知识,并且不求甚解地专门去背日后注定要遗忘大部分、理解很少一部分的经典,到底有多大价值?有多高的效率?所以不客气地说,这种所谓的“30万字”的“包本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而真正对于读书学习来说,与其贪多不消化,不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精及博。所以我认为,经典必须要阅读,但真正花大力气去背,必须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如果不是立志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能够熟读“四书”与“老庄”以及几部重要的佛经,背下其中一两千字或三四千字的自己特别有感觉的部分,足矣。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背诵是一件特别花精力、而且未必是最有必要的一件事。虽然如前所述,经典完全不背是不行的。况且,纵算有天纵之才,30万字终身出口成诵烂熟于胸,也依然不等于就达成了圣贤,毕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更何况,仅仅依赖传统经典所培养出的原汁原味的“古代圣贤”放在今天的世界,是否就是真正圣贤还有待评价。因为,孔子是“圣之时者”,圣贤竟然可以脱离时代吗?
唐君毅先生曾经惋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
花果飘零”。近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了些“一阳来复”的迹象,是亦可慰可喜。“国学热”、“读经热”在吸引社会关注、凝聚传统视角方面,确有不可否认的重要贡献。但是,其中需要深入认识、谨慎取舍、改进提高之处,在所多有。“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文化中国的底蕴。这篇谈“读经运动”的小文,借柯小刚先生、空山先生、以及那位读经少年的话题,提供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依我看,“读经运动”内中弊病太多,或须全面反思。至于言辞倘有激切失允之处,君子以为直而不咎,固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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