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01时尚杂志《优品》采访，感谢逄飞的推荐和彭治国的采访^_^

附：与彭治国的邮件采访问答全文（刊登为其中节选，此为编辑前的原稿）：

彭兄好，平时能聊这些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回答这些问题^_^只是写的有点仓促，有些回答可能有些偏离，只是就问题临时想到的写了些，有些地方也没怎么注意措辞，您先看看，了解个大概，后续再沟通、补充。

1， 据了解，提到当初为什么要发起义塾，您说是“鉴于自己多年作为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深切体验，深感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无根、忘本，没有精神生命的构建，没有文化生命的积淀，对人的心灵成长视而不见。”这其中，有没有您自己的个人体悟在哪里？我知道，您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有没有个人体悟在那里？

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我都深切感受到，我们的教育，对个体的心灵、精神、生命层面的关照是很少的。幼小时，没有真正有营养的人文积淀；大一点，也没有真正的人文关怀。我大约高中以后，人生中有很多的烦恼、困扰，但我们的学校似乎很少能关切到、理会到我个体生命内里的那些真实“问题”。我所有的教育探索和实践，都可以归结到我自身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我高中理科、大学工科（机械）→研究生社科（管理）→工作以后则更多地投入人文、心理。几乎穿越了所有的学科大类，表面上变来变去，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方向——和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近——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个体生命。我是用了十多年才慢慢发现我自己、回到我自己。

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那些，可以帮助我理解、驾驭身外之物，却不能帮我认识我自己、安顿我自己，这些学问都是与人生分离的、有隔的，所以也滋养不了我的真实生命（用《大学》这本书里的话讲，就是它不能“润身”，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讲，不能帮我们“安身立命”）

我所说的“本”，是“人”本、本“心”。

2， 为什么一定要办不收费的义塾，而不办收钱的私塾？如今还是坚持不收费吗？做私塾这么多年来，您认为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为什么不收费？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常有人问我。我归纳一下我的想法：

1）我倒要反问——为什么要收费？——有钱才好办事啊！——办什么事呢？我想做的，只是找一些真心诚意的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读经典而已，要做这件事，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那些真心认同的家长、用心参与的家长，我们后来的骨干志愿者也正是从这些家长中来的。而且这些人不是用钱能召来的，能用钱买来的。

2）一旦收费，参与者的心态就会变化，他们会觉得你不就是一个培训班么，你不就是利用国学的噱头赚钱么（时至今日，还不时有人在社区群里，或者到我们活动室来，说他们肯定最终是要从你们身上赚钱之类的话）。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人心变了，整个事情的味道就变了。

我对办培训班没有兴趣，不是我办班我来教你来学，我收费你交费，我的理念是，在我们学堂里，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也都是学生，无所谓谁向谁付费。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和读得好的孩子主动请缨的担任的。你可以看到，生生学堂的“学”在繁体的情况下是写成“斅（斆）”的，斅（斆）字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上都是教和学的结合。从根本上说，我倡导的是一种自我教育，一种自助式的、互助式的教育。

我向往的，是一种真心诚意的互助共学的关系，而不希望是一种缺乏信任的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以下是写在生生学堂《家长须知》最前面的几段话，供参考：

·生生学堂义塾是我们社区居民自发的文化公益组织，核心活动是家长和孩子一起诵读国学经典、熏习传统文化，以培养孩子的文化修养、增进邻里的融洽关系、营造社区的书香氛围。

·学堂的所有活动都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志愿者都是我们社区的普通居民，义务为大家服务，没有一分钱报酬，所以希望大家尊重志愿者的辛勤劳动，并尽可能地协助志愿者的工作。

·学堂不是托管班、培训班、兴趣班，我们需要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主动投入，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来创造这样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文化平台。生生学堂是我们居民自己的学堂，每一个人出一点力，每一个人受益一分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志愿者。

3）我掏了钱，你就要把我孩子教“好”，而所谓的“好”，就是立竿见影的成效，而私塾熏陶式的教育追求的并不是短期的成效，你很难说读两年经典，就一定能怎么怎么，它不像其他培训班，马上有考段考级，有考试成绩可以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某些收费的国学培训会在汉服、礼仪这些看得见的地方，或者可以拿出来秀的地方大做文章，这就和真正的私塾熏陶背道而驰了。

顺带说一下我对某些国学培训的看法。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私塾培训把孩子弄得很拘谨、很乖巧，然后各种礼节、规矩；里面的装修陈设很“古香古色”，穿着也像个“古人”， 有些甚至弄得像在演戏一样。我这个现代人在里面感觉有点不自在。在我看来，这些外在形式只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相匹配才是合体的，刻意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有违中国文化的本义。

洋装可以穿在身，重要的是我心依旧是中国心，没有这颗中国心，再好的形式也都是造作。所以我们生生学堂很少在这些表面功夫上去花心思。无论如何，我们是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不可能倒退回去，或许只有个别人有条件“倒退”回去过那种看似“简单”其实对现代普通人而言很奢侈的生活。

最困难的事也跟人有关。

最困难不在发起之初，也不是现在，是当家长和孩子们的新鲜感和初始热情已经过去，家长们发现这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在现实的各种压力和诱惑下，不再坚持，也有些孩子确实对经典诵读没有兴趣，人就会越来越少。曾经遇到只有两三个孩子甚至没有人来的情况，因为我们的骨干志愿者就是普通参与家长中来的，来参加的人少了，所以能够张罗事情组织活动的人就更少了，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3， 您在初期好像还遇到因为家长孩子临时有事一个都没有来的情况，怎么办？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您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怎么办？

1“且存饩羊”。我在王阳明的书信中读到的一段话，大意是告诫弟子，把日常的会讲存续下去，将来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兴盛起来。（原文：“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我是深有感触的。所以我的想法，只要这个事情没有断，就有希望。

2“为己之学”。从一开始，我就明确一点，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自己做，不是为别人做，是我自己要做，你来不来，是你的事，我做不做，是我的事，你们不来我也不会觉得委屈。如果一个人都没来呢，我就一个人自己读，反正，你们来，和你们一起读，你们不来，我自个儿也要读的，我不是为你们读。

很有意思的是，每次都在我惨淡经营一段时间后，会有转机，因为会有某些志同道合者的出现，而且正是因为“生意”不好，家长们和我都会动些脑筋。

3志愿者的团队建设。日常的活动中在家长里面发掘志愿者，并建立骨干志愿者的团队，分工合作。这是生生学堂后来学员人数慢慢稳定的重要因素。

关于团队，我再补充几句。团队建设，五行要配齐，这是骨干志愿者蒋老师经常和我说起的，特别能团结，擅长具体的运营，擅长组织活动。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后来就没有遇到过，现在反而是活动室坐不下了。但人多人少，还是常有的事，一个学期里，期初到期末，人数变动经常是波浪形的。

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放的想法有，弃的想法从没有过。怎么说呢？以城市学院的点为例，这是我们最初创始的地方，至今已经七年，为时间一直放在周六上午，很多孩子都有兴趣班，而且要从四面八方赶来学校不太方便（不像在小区里，吃过饭走几步就到了），所以人数很不确定，而且因为不收费的，没有任何约束，多的时候多，少的时候会很少。在进行到第四年时，人数实在太少，常只有两三个孩子来，于是我和家长们沟通，是不是暂停一下。可就在这时候，一位家长（虞孔杰，人称“帅爸”）站出来说，不能停，于是他就成了这个点的主要负责人。我这一放却激发了一个新的生机，这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所以我并不是那种非要硬撑的人，《周易》里讲“时位”，有时候在这个时间这个处境中，是低谷，正好可以修正一下、反思一下，缓一缓，但我从心底里绝不会放弃这件事的。

4， 请介绍一下“生生学堂”，以及有多少孩子？年龄段多少？都是来自哪里？我了解到，学堂的教学点变动过几次，为什么？这样是否会影响义塾工作的开展？您还提到还有一些别的义塾点，请具体介绍一下情况？

介绍一下生生学堂？这个话题太大了呵呵。以金雅苑社区为例，做得比较成熟。核心活动是经典诵读，但不局限于经典诵读，我们有很多公益社团，比如乐器社团、书法社团、舞蹈社团、英语社团等等（都是有周边培训机构合作，我们这边的要求是，1免费，2不植入广告）。生生学堂不是读经班，我们最在乎的，不是孩子最后背了多少经典，而是我们的居民主动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对我们当下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有基层文化建设、建设精神家园的意义在里面。

多少孩子？开始到现在，7年，参加过的孩子七八百总有的吧。以金雅苑小区为例，日常平均每次大约三十多人吧，都来自本小区以及周边的小区。年龄以上幼儿园中班到小学四年级的居多，也有没上幼儿园甚至家长抱着孩子来听听的，也有小学高年级来带读的。其实我们提倡亲子共读，有很多家长，父辈的祖辈的都在很认真的读，这种氛围是很好的，我很少把我们很少会将它称为“上课”、“教学”之类，更多地理解为老老少少一起参加的文化活动。

教学点其实没有变动，而是有所发展，其中城市学院（也就是我所在的学校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点是我们发源的地方，金雅苑社区（也就是我所在的小区杭州九堡金雅苑小区）的点是做得比较成熟的点。

我原先是住在学校里的教师公寓，所以我就近借了学校的教室。后来搬家到九堡金雅苑也还是就近借了社区的活动室。从身边开始，自己所在的学校、召集自己的同事；自己所在的小区，召集自己的邻居，我还把经典诵读的理念和做法和儿子所在的幼儿园（现在是儿子所在的小学）老师沟通，融入学校的课堂。

我没有要把生生学堂做大做强连锁推广之类的宏大规划，我真正想做的，是帮助家长中有热心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身边做起，支持他们在自己的身边开展起来。

另外还有如三墩水秀苑小区、之江九里小区等一些点，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公益点有不少，而且大多并没有称为“生生学堂”。 我的愿景并不是生生学堂办多大，而是更多的人成为星星之火。

这些年来有不计其数的家长跟我说，可以在他们小区办个点，我的回答都是，可以，但不是我来办个班，你被动地来参加。而是我协助你们办，因为之后能否坚持开展，完全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支热心的家长志愿者团队，我都建议他们从几个熟悉的比如自己小孩班里的家长慢慢开始。我希望更多的自发性。

5， “生生学堂”以前的基本理念是“儿童•诵读•经典”，现在还依然是吗？

其实生生学堂的理念，并不是“儿童经典诵读”，前面也讲过生生学堂≠读经。

就您这个问题，我表达一下对读经私塾的看法，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把我们生生学堂称作读经私塾。现在有不少家长对体制教育失望，转而抓住读经私塾这根救命稻草，希望它能解决体制教育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这恐怕是要失望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孩子成长的问题，绝对不是把课本替换成四书五经，然后朗读背诵能解决的。

还有一点顺便一提，我不是推广读经（有些读经界的说法做法，我不敢苟同），不是弘扬国学（社会上所谓的国学热潮，我很少参与），也不是为了宣扬某个理论、主张，我关心的只是孩子的生命成长。儿童经典诵读的基本理念，我真心认同并努力实践，但任何妨碍了孩子的自然生长、自由成长的说法做法，我都坚决反对!

我的想法、做法都是开放性的，向任何符合人性的观点开放，我不希望被任何固定的理论或者团体绑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探索真正有益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我想我的许多事情之所以做了十几年还没有“异化”“变质”，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我觉得生生学堂，就是简简单单的，亲近我们的母语，滋养孩子的生命，仅此而已。不要让儿童经典诵读这件事背上太多的道德教育、民族复兴之类的负担。

6， 现在，一直跟着私塾读下来的孩子有多少？中途退学的情况多吗？现在，还是大多数孩子是爸妈陪着一起来吗？通过私塾的教育，孩子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一直跟着读下来的孩子是不多的，中途离开的可能有各种原因（比如不感兴趣、学业忙了、搬家了等等），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重点在培养孩子对汉语母语、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我们只是一个引导（每周两三天，几个小时），帮助大家养成习惯。不是非得达到什么目的。

大多数孩子是爸妈陪着一起来吗？一般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我们要求家长陪在身边和孩子一起读（因为孩子还没有坐在那里读书的习惯，同时也是安全考虑），小学阶段的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坐在孩子身边、坐在教室后排或者坐在隔壁的亲子吧休息室都可以。

孩子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是理工出身，这个结论还真不好下，因为一个变化是不是由我们生生学堂带来的，我不好说，需要屏蔽掉其他变量，但孩子是同时接受着其他教育（家里的、学校的、社会的……），我很难说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给他带来的。

就家长的反馈来看，对孩子识字量、阅读能力、语言能力、学习兴趣等方面，确实是有帮助的。另外，经常有家长说孩子回去后经常会蹦出一两句读过的文言文，孩子确实把读过的经典吸收到了记忆深处。其他行为习惯方面，人格培养方面等等，我不好说，我觉得至少其他变量的影响可能比这几个小时要大得多。

补充：还有一些改变呢，我想是长远的或者说内在的，但我们没有跟踪，但有的孩子，虽然现在没有参加了，但我还是在他爸妈的微信中，见到他们对孩子在生生学堂的几年的成效。（至少他觉得这是影响）

两个父母觉得对孩子有影响的例子：殷小琴老师的女儿（10年开始），吕萌，谢慧勇的女儿谢名（12年开始）。

7， 您说，在最适当的时机（在0-13岁儿童，记忆的黄金时期），用最适当的方法（只是素读，不刻意求背诵，不刻意求理解），把最优秀的内容（经过几千年筛选留下来的精华）交给孩子。用人类最优美、最智慧、最具有深厚内涵、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经典，来补救体制内的教育偏弊，现在您的目的是否达到？

补救体制内的教育偏弊，作用肯定是起到的，虽然我个人以及一个义塾的作用可能杯水车薪。

从整个世界、整个历史去看，现代教育（以传授专业知识技能培养产业工人为目标）取代古典教育（以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是大势所趋。儿童经典诵读属于古典教育的范畴。我觉得最好的结果，也是在这个大势中融入了古典教育的精神，但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的古典教育。我们不可能无视时代的发展、现实的需要，一味地复古怀旧。

仅仅靠几本古书是救不了教育的，能救教育的只能靠当下活生生的人，真正重要的是激活当下的人（传统经典是重要的资源），继往开来。而不是把活人塞进死书里。我还是这个观点，当下活生生的人是本。

8， 您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我们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改变？

9， 儿童读经之前很是被媒体和社会猛烈地关注过，但似乎目前还没有得到主流体制和主流观念的认同，为什么？

体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功利导向、应试导向，见“物”不见“人”，没有关心一个鲜活、独特的个体的生命，就像一台“绞肉机”，把小鲜肉们变成行尸走肉。人的物化、异化。

为什么还没得到主流体制的认同？

我在倡导儿童经典诵读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幼儿园、小学老师，他们中间真正反对的其实并不多，如果单个看一个个的人，主流体制中的绝大多数人（教师乃至领导），对诵读经典这件事是认同的至少是不反对的。而且事实上，主流体制也确实在逐渐吸收经典诵读的理念（个别有想法的校长更是大胆引入），但这个过程极缓慢而且充满阻力。以我个人的观察，我们把时间拉开一点，十几年前，和十几年后的今天，体制教育里对经典诵读的接受程度确实已经很有大的不同，很多学校都在课程之外加入了经典诵读的内容。（顺带说一点，我觉得现代教育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复原私塾读经的做法。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体制内的核心课程，与经典诵读最相关是语文课，其教材、教法、考法以及对教师的激励、考核等等，依然顽固地拒绝任何变化。

任何制度，一开始都因人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但慢慢地，制度自己会不断膨胀成一个凌驾在人之上的庞然怪物，这时候人的需要反而退居其次了，人就跟着制度走了，其中的人都动弹不得。不仅教育制度如此，一切制度都是如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普通人都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追求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根据现有制度下收益和成本调整他的行为，如果遵循体制收益很大（或者说才能有饭吃），不顾体制代价很高（特别是幼儿园、小学老师，本身的工作任务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还要对付检查、评比、职称……整天像在打仗一样），所以每个人因为现实的考虑都选择继续为现有制度添砖加瓦，于是越来越强化现有的制度，使它的惯性越来越强大，积重难返，乃至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指望媒体、社会上炒作一阵，体制就能自发地改变，这或许过于乐观了。

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有点大。

批判、抱怨不解决问题，等待哪天教育部领导对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对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最彻底的方案，但就目前而言，可能性不大）更是等于缴械投降。

我觉得最首要的，是体制中的老师，自我觉悟，自我拯救。有人文情怀、教育理想的老师们，联合起来，形成志同道合的共同体，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然后在公众当中发挥影响，进而形成足以让体制发生改变的压力，同时也成为体制变革的参照，从而促使体制的奖惩激励标准（也就是行为的收益成本关系）发生变化。只有收益成本关系发生变化，才可能引导大部分人的行为发生转变，而使整个体制发生变化。

但变革的第一步，是个别教师保持清醒（陈寅恪先生讲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能超越眼前的苟且，跳出现有的奖惩激励枷锁（比如成为“独立教师”、“自由教师”，或者在体制内，但努力尝试更人性的教育形态），这其实就是中国儒家的做法，修齐治平，从自己一点点扩展开去。任何变革，总需要一些先行者，通过切实有效的实践（而非仅仅是呼吁、讨论的层面）。

我曾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第七章中读到帕尔默老师对教育变革的心得，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变革路径，而且我发现自己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路。大致的步骤如下（具体详见该书，网上有电子版）。

第一阶段：独立的个体作出发自内心的决定，决定过一种“不再分离”的生活，为自己在制度之外寻找生活的中心。

第二阶段：这些个体开始彼此发现对方，并形成“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以提供相互的、支持和发展共享愿景的机会。

第三阶段：这些社群开始走向公众，学会将他们个人的关注转化为公众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接受充满活力的评论。

第四阶段：一个选择性激励系统开始出现，以支持变革的远见，并施加压力使奖赏激励系统的标准发生变化。

10，              有些人认为，诵读经典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您怎么看？生生学堂在阅读经典上有什么心得？能否介绍一下你们举办了很多届的经典诵读比赛？另外，孩子们在读中国的经典时，是否也读西方的经典？

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学数学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十以内的加减法，每天翻来覆去联系，难道不枯燥吗？练钢琴，是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有人说古代经典是文言文，小孩子不能理解，所以就很枯燥，那我问你你觉得一个小学生能理解贝多芬的《命运》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老师要他们听要他们弹呢？再说开去，一日三餐，对小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我想应该是，因为大多不那么积极）。

从我个人的体会看，诵读经典并没有比学数学、练钢琴、吃饭这些事更枯燥。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下，在有爱心的老师带领下，小朋友们其实是读得很欢快的。而且我们平时的诵读并不是很呆板的模式，我们会变化方式诵读（比如轮流领读，开火车朗读），尽可能地发挥小朋友的主动性创造性，再加没有考试，所以对孩子来说，并没有那么枯燥。

再者，我们生活在大都市里，小朋友放学后就没有了玩伴，我们生生学堂经典诵读7点开始，差不多是做完作业吃完晚饭，一个人其实也很无聊的，所以很多小朋友是很乐意来的。

诵读比赛，是我搬到金雅苑小区（2012年初）后开始的，每学期期末举行，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比赛（我们分一二三等奖也只是一个大概，奖品差别也不大），而是让小朋友们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也给他们一点小激励，让他们把平时读的内容巩固巩固。每位小朋友背诵或朗读自己拿手的段落，然后表演一个自己拿手的节目，其实更像是一个期末的联欢活动。

西方经典暂时没有涉及。西文经典与中文经典略有不同。

中文经典是2500年前的源头作品，而所谓的西文经典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是1600年前后了，实际上属于近代。

中文自先秦以后口语的白话系统和书面的文言系统就分开了，文言系统两千多年来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文字系统也是相当稳定的。而英语即使莎士比亚时代也与与现代英语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我自己的看法是，西方经典也可以读，但最好在母语经典有了深入的熟习，形成了母语的语言内核之后（有研究认为，两种语言同时进行，不利于语言的扎根，就像家里同时有很多方言，孩子会无所适从）。

11，              您的孩子也参与义塾的教育吗？他似乎周末还和您一起实地探访某些古迹，这也是义塾的一种教育方式吗？能否谈谈义塾、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如何看到您的义塾教育？

我的孩子是我把义塾的想法变成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顺便一提，我孩子的名字就是从《论语》中来的——杨弘毅——“士不可以不弘毅”。其实他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都在听我念《论语》、念《老子》了，他的名字就是在念的过程中起的。

我刚刚办生生学堂的时候，我儿子1周岁，现在快7周岁，其间都是一直参加的，虽然前面几年不太积极。但无论积极不积极，我都以平常心看待的，我一直跟他说的，不是去上课，而是那里有许多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玩，事实上这也是最激励他的理由。我听南怀瑾先生讲他过去的私塾生活，小朋友们在私塾里也是打打闹闹的，“这里一圈，那里一拳，在笑在调皮”，我觉得这是孩子的天性，这个年纪坐着一动不动反而可能有问题。

我儿子真正热衷的是科学类的书（我发现很多男孩子都是这样），像小牛顿、神奇校车、宇宙揭秘之类的，我都很鼓励他探索。

不过到了大班的样子，他就开始积极起来了，或许跟一直的熏陶有关，或许跟年龄的增长、在幼儿园的教育有关。

对于经典诵读，我也不要求他一定要怎么样，如果他很抵触、很煎熬，我肯定不会强求，因为在我眼里，“人”是第一位的，任何目的都不能高于人本身。但只要他不反感，我就带着他去。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像家里人去干活，小孩子跟着一起帮忙，生生学堂是我创办的，儿子其实就是我的小帮手。

我反对强迫、强制，但我觉得有些习惯是要靠一定的氛围来培育的。民主自由不等于放任。生生学堂实际上创造一个氛围、环境，我们做的不是知识的灌输，也不是技能的训练，而是语感的熏陶、文化的浸润。

探访古迹（古迹，都承载着文化），这是我每学期都和大学生朋友一起做的，称之为“人文行走”。我把其中适合小朋友的，我会带上小朋友一起去，比如刚刚寒假里的走城门（杭州十大古城门遗迹），还有过去的到杭州孔庙等等。这确实是我实践的一种教育方式。喜欢到处玩是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了更多的亲切体验。比如我们用了三天时间走完了十座古城门的遗迹（也就是围绕杭州的老城区走了一圈），很多杭州的老地名，他们都有了亲身的感受，那首杭州民谣：“武林门外鱼担儿，钱塘门外香篮儿，涌金门外划船儿，清波门外柴担儿，凤山门外跑马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望江门外菜担儿，清泰门外盐担儿，庆春门外粪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没要他们背，却背得很熟，这都是在一路上自然而然实现的。

孩子如何看到您的义塾教育？我觉得孩子还是觉得蛮自豪的，毕竟这个学堂是他爸爸创办的。现在念小学了，认识拼音后，他遇到生僻字他也可以自己念了，所以他从上学期开始就已经是我们生生学堂的小志愿者老师了。他自己也蛮自豪的。

12，              在一些资料和采访中，您多次提到梁漱溟。梁漱溟先生对您办私塾有什么帮助？

梁先生是近代以来中国我最敬仰的人（没有之一）。他对我的影响，远不止于办私塾。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人格、精神对我的影响、感召。我的所思所行，很多都有梁先生的影子。

但要说他对我办私塾的帮助，并不是直接的，因为梁先生小时候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因为他的父亲不主张儿童读经。而梁先生后来办的乡村教育，也不是办传统意义上的私塾。

（“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我的自学小史》）

梁先生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每个人生命中的问题都不一样，今天的时代，我并不一定做和他一样的事，但他本着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想行动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真正身体力行了中国传统精神的人，又将这种精神体现在了当代最底层的社会实践中。我觉得他做得许多事情，并不是传统本有的，却是蕴含了传统精神的。这和我的想法很近，我对复古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以传统的精神，做当代的事情。

在梁先生看来，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是一回事。很多人办私塾就是为了教孩子读经，但我的眼睛盯着的并不是读经这件事，而是中国民间、基层的文化建设、心理建设。人文的本义，在于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梁先生对我的影响，点点滴滴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呵呵~

13，              为什么会是您，一个学理工科的人，来兴趣盎然地做私塾？

七年前，我办生生学堂之初，我们学校传媒与人文分院的王艳老师曾给我发过一封邮件，她说“您还真有意思，我一些学古典文学的博士朋友都已经没有这样的热情，您居然有这番热情，真的难得，而且可敬！”这是她的原话。

为什么是我呢？

1）我觉得中国所谓的文科教育，恰恰是在破坏我们的人文精神。或许理工科学生反而保存了那些淳朴的东西（不像文科生那么“文”，文胜质则史）。我们只要想想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把文史哲（语文课、历史课、哲学课）都教成了什么模样。我在读大学前，是很看不起文科的，觉得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现在才明白，其实，真正的人文，是比科学技术更实在的“实学”，但这种实学，在体制内是不被认可的，文科学生在课堂上确实是学不到的。

而我在人文方面，基本上都是自学而来，都是贴着自己真实生命而吸收而来的，我觉得更贴近人文的本义。

2）理工科其实也给了我很好的训练。我的母校，承续了一百多年的校训，就是“求是”，我觉这一点，和人文精神也是相通。我有这样的习惯，任何人文的学问，如果不能在自己身心上实证，我都存疑。而经过我自身的实证、我相信的，就要实实在在地按照我相信的去做。

其实所谓文科理科的划分，并不重要，中国的学问，本来也没有这样的划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活得真不真实，能否本着他所想的、所信的去行动。最怕就是流于表面的理论、概念。没有真知、真行。

14，              您曾号召家长们建立更多像您这样的“家塾”，让诵读经典的活动遍地开花，希望有人烟处，即有读书声。现在的情况如何，你满意吗？

我曾倡议“构建以社区义塾为中心的家塾网络”，但由家庭提供读书场所，在大都市小区操作起来确实有不少困难，所以这个方案后来并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不过这些年来，确实有一些家长组织过（上个月同事黄老师就和我沟通过并付诸实践）。

“有人烟处，即有读书声”，这一愿景，在各方面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杭城这些年来读经典的气氛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了有许多公益的大家可以参与的读经点。这些年来，了解了儿童经典诵读的理念而在自己家里不同程度地开展亲自诵读，我了解的就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其实我并不说要人人都来诵读经典，对普遍的人性，虽不能低估，但也不要高估，如果家家户户都在那里读，就像那时候家家户户读毛主席语录一样，反而是变味了。我希望的是，每一个地方（比如社区，学校），都有那么一些人发自真心诚意地在读经典，在守护着传统的精神。我想这一点呢，现在就已经达到了。

关于家塾补充：中国文化的真正落脚点在于家庭，可能最初的家塾方案未能实现，但觉得如果私塾真能在中国开花，也一定是某种形式的家塾，实际上社区义塾也是一种广义的家塾，因为社区是最贴近家的一层，是家庭的联合体，而场所也在家门前。真正的私塾，不是一种专门的学校，而是家庭教育的延伸。

15，              杭州这个城市，对您做义塾有何影响？

应该有，杭州毕竟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且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生生学堂的参与者特别是骨干志愿者，大都是一些真正对教育有所思考的家长。

我常常把生生学堂之所以能办起来的条件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做一件事，真的这三个缺一不可。天时是大气候，如果是十几年前，这件事恐怕是做不起来的。地利是大环境，就是杭州的经济、文化环境。

不过相对杭州的大环境来说，我觉得小环境更重要，我最初发起的地方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做得比较成熟的在金雅苑小区，这两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共性。前者最初的参与者大多是我的同事，大学老师；后者是经济适用房小区，居民很多是教师系统或者其他企事业机构的引进人才，所以认同度相对较高。特别是最初发起的时候，这个小环境还是挺重要的，否则这个火就点不起来。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困难可能会更大一点，骨干志愿者刘老师说如果他们小区要发起，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小区的住户大多是很忙的生意人，不太会关注这些事情。另一位骨干志愿者蒋老师在搬家后在他们小区倡导，虽然是高档小区，但人气却很难召集，人心就是聚不起来。

16，              这么多年的身体力行，你最大的领悟和改变是什么？您如今触及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根本的东西了吗？

我最大的领悟？

从这些年来的实践，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是可以信任的，从我自己生命里生发的东西是可以信任的。我无须凭借、攀附太多外在的东西（我只是一个讲师，既没有什么职称，也没什么职务，也没什么资源），我可以凭着生命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真实的感受、一些真切的愿望，以最简单、最平易、最自然的方式做事，说话。

我又想起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中的一段话：“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些年所行所思，也就是让原先那些模模糊糊隐约看到的，变得稍微清楚了一点，仅此而已。

如今触及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呢？

触及，碰到，是有的。我想在我开始做包括生生学堂在内的许多事情时，就已经碰到一点点了，否则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志愿来做一件逆潮流而动又没有现实好处的事情的（做一个大学老师，最明智的，是做课题发论文评职称之类，而不是去这些不合时宜不务正业的事）。但也就是碰到一点而已（只有圣人才可能洞见全体、通体大明吧）。

而起初的一丁点儿触及，来自于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那些困惑困扰的时光，正所谓“烦恼即是菩提”，或者如孟子所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我最大的改变？

或许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并没有让环境、让世俗改变我什么。我觉得自己还存留了一点赤子之心。大多我这个年纪的人，他们的关注点大都已经转到很现实的问题上，参加一些同学聚会时，经常能感受到这一点。

17，              您说，“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现在，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这句话是梁漱溟先生说的，我只是引他的话自励自勉。

其实从开始到显现，我思考最多的问题从来没有变过，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这个人包括我自己。

或许我早期的烦恼，都来自于我执着于自己的问题，而后来，则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化开了我自己的烦恼，也滋养了他人的成长。

但原点还在我个体自发的问题，我深信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的话，最个体的，也最普遍的（What is most personal is most general.）

为己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