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我对照过《竺可桢全集》，以下网络文字版有删节。全文见《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的版本（点击打开或下载）

说明：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被迫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山与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合，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和湄潭，而“文军长征”的终点，正好是遵义和湄潭。

1938年10月底，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浙大师生员工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宜山。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历程中最艰难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

据称，前总理温家宝经常研读这篇演讲。温视察浙江大学时，曾对浙大学子表示，“你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王阳明是心学的第一人。我们不全面评价这个人，但他提倡思考，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句话有一定哲理。”这段文字在《温家宝论教育》中有记载。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竺可桢 

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声。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共作加倍的自策。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吾人之矜式。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元1472～1528），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讲的学问，又很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又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心理上不免生一种不安的现象。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所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学的精神。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这层姑置不说。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故“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功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目前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的精神相背谬。
　　次说内省力行的功夫。阳明“心即理”之说，本于陆象山之教而光大之。他尝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又以为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亦不能“遗物理而求吾心”。这可看做他的知识论，也就可见他的重视返己内省的功夫。他以为知行所以有不能合一之时，就因为有私欲隔了；所以“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其吃重处尤在一“致”字。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若使私欲梗住，使不能致良知，更何能知行合一。至若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澈，此尤先生吃紧为人处。先生又常说到“立诚”、“诚意”，视为格物致知之本，其极则即以内心之“诚”，为一切学行事业之基始。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大学生理性已很发达，不久出而应世，尤必须及时注意内心的修养。而先生所示的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此种精神之根本全在修养功夫），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
　　复次，我们再来看先生的艰苦卓绝的精神。阳明先生一生的学说，是渐渐递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学问始底于大成。我们知道他在远谪与征蛮之中，所以能履险如夷，固赖其修养功夫之湛深；而其良知学说之醇化与大成，又莫非从艰苦生活中体验出来。我们设想当时情形，宸濠交通内外，称兵犯上，先生竟能迅速加以平定；而朝臣忌功妒能，诬他谋反，武宗又是昏昧之主，几乎听信而加以不测，他又能处之夷然，卒以至诚感格而免祸。后来在广西平乱，又由于当时廷臣桂萼阻公起用，致以五十六岁之高年，深入当时蛮荒之域，而督战抚辑，具著功绩。初不畏难而退。他在那时，真是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至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
　　而今日中国所临大难之严重，则远过当时之内叛与匪乱。我们溯往处今，如何可不加倍刻苦奋励？假使偶有横逆拂意之事，便当设想先生当年之胸襟，焕发他那强矫无畏的精神，自然能处变若定。更进一层说：诸君将来出以应世，不知要遇到社会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当然免不了种种困难与磨折。若能体验先生的精神，在学生时代时先有一番切实的精神准备，那么将来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们的学问和事业。
　　处现在外侮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候，阳明先生的伟大处，更应为学者所取法者，尤在他那公忠报国的精神。先生当衰明，朝政废弛，武宗之时，内则阉宦窃柄，直士遇祸，外则官贪吏污，民怨思乱。他在三十五岁时，以御史戴锐斥权宦刘瑾遇祸，抗疏营救，武宗竟用阉言，罚他下诏狱，廷杖四十，绝而复苏，就因此被谪贵州。晚年受命赴桂，疏辞而中枢不许，竟以高年投荒而不惧，尤可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所遇不是内变，而是外侮，且是空前严酷危急万状的外祸。要救此巨大的劫难，必须无数赤诚忠义之士之共奋共力。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待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知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王阳明先生受出征广西之命，上疏有言：“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学高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亦得冒险远征而不辞，甚至隔了一年而积劳丧身！我们今日虽认大学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务，但亦不阻止知识分子之从戎杀敌，至于力学尽瘁甚至舍身为国的精神，更是国家所迫切期望于大学生的。对日抗战，实在是极艰巨的工作；不但最后胜利有待于更大的努力，并且日本始终还是一个大敌，我们殊不能武断以为这次抗战结束，就可一劳永逸。诸君此时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学问和技术，尤其要打定主意将这种学问技术，出而对国家作最大的贡献。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承发扬，而且扩之于对外抗战，与进一步的建国事业。必须在现在埋头刻苦于报国的准备，在将来奋发贡献于雪耻兴国的大业，方才对得起今日前方抗战牺牲的将士，方才对得起父兄家长与师长作育的期待，方才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于大学生的优待和重视。
　　综观阳明先生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学者要自觉觉人，要成己成物，必须取法乎上，而后方能有所成就。当然我们所可取法所应取法的先哲很多，不过这里只举王阳明先生一人之居常处变立身报国的精神，已足够使我们感奋，而且受用不尽了。如果各大学师生皆能本先生之志，不以艰难而自懈，且更奋发于自淑淑人之道，协助地方，改良社会，开创风气，那么每个大学将在曾到过的地方，同样地留遗了永久不磨的影响，对于内地之文化发展，定可造成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