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由意志及人的主体性（1）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怨天，不尤人”。——孔子

●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Free Will）？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疑惑：我们的教育一方面给我们灌输“唯物论”，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告诉我们精神、意识是被决定的、是第二性的；另一方面又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雷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告诉我们精神、意志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告诉我们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矛盾吗？精神怎么可能既是被决定的，又是独立、自由的呢？无论学究们怎么论证两者可以“辩证统一”，我还是不清楚在我们具体、现世的人生中该如何来统一。以我的观察，很多人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前半部分，并将其庸俗化，为自己沉湎于物质享受、屈服于物质条件辩护；而怀疑甚至抛弃后半部分，将其视为空洞的道德说教。他们虽然时而也会被“我的青春我做主”、“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呼声所激动，但更多的还是相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作为大学老师和咨询师，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就常常能感受到这种无奈的气氛。

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能不能自主决定、自由选择呢？我读到过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一句话：“一切理论都反对自由意志，一切经验都赞成自由意志。”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它的出处，我只想就这句话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的确，理论的分析（如社会学的分析、心理学的分析等等），大都反对自由意志。比如，我们在学历史或读传记时，常会看到大段的分析，分析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性格的原因、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么做，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如果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他的选择也会发生变化。再比如，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把S一R（刺激一反应）作为解释人一切行为的公式，认为人的行为就是对刺激的反应；而精神分析则认为人的行为受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潜意识”的驱动，等等。这些都是“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前提是相信任何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受因果律支配），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找不到任何规律、原因的没来由的“决定”。再打个比方，一棵树下一个刻往哪里生长，它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它下一刻往哪里长是由这棵树的特性、所处的环境、上一刻的状态等许多既定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准确地预测），它没法自己决定下一刻怎么生长。树没有自由意志，那人呢？

当我们回到自身的经验时，似乎又会赞成自由意志。想一想当下的生活，比如我今天来不来上课、周末去不去旅行，难道我没法自己选择吗？可是如果我这点自由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世界就像一部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机械地、刻板地运转着，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可以说不的余地——我所有的想法、行动都是被我不能左右的因素决定的（在空间上被当下的环境决定，在时间上被过去的历史决定），我只能任由坏境摆布，任由惯性驱使，而没有任何自由决定、自主选择的余地——这木偶式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不但没意思，而且很可怕，因为否定意志的自由，就无道德可言，一个人杀人放火如果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就没理由要“他”对罪行承担责任（同样，一个人见义勇为如果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似乎也没理由给“他”获得额外的嘉奖）——所以康德认为，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以及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上帝这些问题）我们无法通过理性来证明，但为了维护道德等缘故，我们应该假定其存在。

这样说来说去，那到底“自由意志”存在不存在呢？我的观点是，当我们分析客观现象（向外看、分析别人）时，往往忽略自由意志；当我们面向主体经验（向里看，面对自己）时，往往承认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来就在人这个主体的“里面”——它不可能靠客观、外在的逻辑分析来论证其存在，而只能靠主体自身的躬亲实践来体证其存在（正如老子所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我们往外看，是把人当做“物”，“物”当然没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向里看，体贴到自己的真实生命，自由意志就不只是一个“假定”（如果只是一个假定，我们岂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中过活吗？），而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真实存在（当然，在哲学思辨层面，康德的说法没有错，对自由意志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只能假定它存在）。所以，我发现，越能将眼光收回到生命本身，真诚地面对自己、认真地对待人生的人，越能对人的“自由意志”有一分体认，这是我从古今中外的许多人身上得出的看法。

补充：罗杰斯《个人形成论》第十章 要人，还是要科学？他所体会到的困惑，我也深切的感受到。（待补充）

●弗兰克尔的回答：人从根本上说是自决的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1905-1997），犹太人，曾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整整三年（辗转奥斯维辛、达豪等四所集中营），父母、哥哥、妻子都死在集中营里，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从集中营出来后，他用9天时间一气呵成写了“Man's search for meaning”（译为《追寻生命的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等，我读过多遍，每次都触动很大！电子版链接）一书，他超越了集中营炼狱般的苦难，开创了意义疗法（logotherapy），成为维也纳第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他在书中对人有没有自己选择、决定的自由有很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不是抽象玄虚的理论思辨，而是从极为真切的生命体验而来（对我而言，相对于那些学究们躲在书斋里构建出来的理论，我更愿意相信那些从百死千难的生命实践中来的体悟，比如王阳明、孔子、释迦牟尼、耶稣、苏格拉底等，都是以身体道的典范）。

我引几段原话如下（他已说得非常清晰明白，我不做画蛇添足的解读，请大家自己体会，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原书）：

人究竟有无自由呢？在任何特定环境下，人究竟有无决定自己的行为和作出反应的心灵自由可言呢？有一种理论使我们相信，人不过是许多条件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产物——而不论其是生物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性质的因素，这种理论究竟是否正确？

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表明，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可歌可泣的实例证明，冷漠感可以消除，烦躁情绪可以克制。即使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身心的条件下，人依然能够保存最后一点的心灵自由和思想独立。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有的人到一所所监房安慰难友，把自己最后一口面包让给其他囚犯，这样的人可能为数很少，但却足以证明，人可以被剥夺一切，然而，人的最后自由——人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实际上，我们始终面临着选择。每天以至每时每刻都有机会作出决定，决定究竟是否甘愿屈服于企图剥夺自己本人，剥夺内心自由的各种努力？决定是否甘愿放弃人的自由和尊严，听任环境的摆布，把自己塑造成典型的囚犯？

站在这个角度看，集中营囚犯的心理反应看来必定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纵然像睡眠不足、食物短缺、各种精神压力等条件可能确定囚犯必然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然而归根结底，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囚犯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囚犯内心决定的，而并不仅仅取决于集中营的影响。因此从根本上说，即使在这种处境下，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在精神上和心灵，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使在集中营，人依然可以保持人的尊严。

人并不是完全受条件限制和决定的，而是能够自行决定究竟屈服于环境，还是勇敢地面对一切。换句话说，人是根本上自决的。人并非仅仅活着，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决定他将怎样活着，下一刻他将怎样做。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由随时作出改变。因此我么只能在关于整个群体的统计调查大范围内，预测一个人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基本上仍是不可预知的。任何预测的根据不外乎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而人有超越这些条件，不囿于这些条件的能力，这是人存在的一个主要特点。如有可能，人能够改造世界，如有必要，人也能够改造自身。

人不是一种事物；事物相互决定，但是人从根本上说是自决的。在天赋和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自己。例如，在集中营这所活的实验室和试验场上，我们亲眼目睹有些同伴表现得像猪一样，而另一些同伴则像圣人一样。人本身同时具有这两种潜在可能；实现哪一种，不取决于环境，而靠人作出决定。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生之谓性VS所欲有甚于生者

如我前面所说，自由意志要向内体证，而不能向外求证（向外求自由意志，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心对“自由意志”的认识，恐怕要比许多西方哲学家更为真切（虽然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因为他们都主张“向内求”，“反求诸己”。

举孟子为例，我们再次回到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在《性善的真义》部分，曾经谈过）。告子说，“食色性也”、“生之谓性”（人性就是食色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孟子没有完全否定告子的说法，而是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如果人的天性只是这些，那和狗的天性、牛的天性和人的天性有什么区别呢？在孟子看来，人性，恰恰体现在他可以超越食色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不在生物性、生存性一面（这一面是不自由的，是受必然性规律支配的），而在他可以超越生物特性、超越生存法则这一面（也就是孟子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所以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这个“甚于生”、“异于禽兽”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人之性”——有这一点东西的存在，人才是“活”的（会动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活”的，机器也会动，但机器是死的，因为机器不是“自”由的、“自”主的）。人不只是一堆血肉，不只是一堆“死”物，正因为有“所欲有甚于生”者，人才有了一股活气和灵气。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孟子要彰显的人“性”是什么，说到底，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宋儒说“心要在腔子里”，禅宗说“主人翁惺惺着”，都是这个道理。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又说“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志（心）是气（身）的主宰，但气也会反作用于（成全或阻碍）志，修“身”的意义在不让身“反客为主”，不使用“心为形役”。（宋儒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气质”就是构成人的形气、质料，气质之性是落实于具体人身上的“性”，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心性”必须经由“气质”来表现，但“气质”也会构成对“心性”的限制）。

我教“经济学原理”课多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它认为人的行为是有规律的、有原因的，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人会面对激励作出反应”（这是曼昆总结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的行为化约为若干变量的函数，比如需求量=f（价格、收入、偏好……），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这些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行为，都是追求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即经济学中常说的追求现有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我到商场买东西，我总是希望用兜里的钱买到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不可能相反），这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人的全部，它只研究“生之谓性”的部分（只把人简化为一个趋利避害的“经济人”），而不涉及“有甚于生”的部分。如果我们还原为一个完整的“人”，在所有外部变量既定的条件下，人的行为是不是被确定的？不一定。上面提到的弗兰克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有可能（注意，我说的有可能，而不是必然，正因为不是必然，所以可贵！）超越生物、心理、社会的条件，即便再恶劣的外部条件下，还是有选择的余地（中国人的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余”，生命有回旋余地才是活的，如孟子所说的“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庄子所说的“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不会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甚至会选择“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也是真正使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层面），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是这个道理。我们时时处处都有自主选择的余地，举浅近的例子，比如现在天很冷，但我还是可以选择早起；老师不点名，但我还是可以选择去听课。

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中说，人心（与生命同义）是主动、能动、自动的，其动也，皆非有所受而然，却正是起头的一动。起头又起头，不断地起头，其曰新新不已，正谓此耳。——所谓“起头的一动”，就是说这一动，不是惯性使然，也不是外力使然，而是从它自己起头、由它自己发动，是它“自”然，是它“自”动。我这一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仅仅不是由过去、由外面决定，而是由我自己发动的，每一刻都是新的生成。

我画一张图。下面黑色的粗箭头代表人的必然性的、可预测的层面，它是沿惯性、惰性往下走的，上面红色的细箭头代表人的心性层面，它天然的倾向是向上的、创生的。我在《谈生命的学问与生命的成长》系列文章中谈到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前者是熵增的方向、退化的方向；后者是熵减的方向、进化的方向。虽然熵增是必然的方向，但这向上的一跃，才是真正这个世界带来生机的因素。所以图中这红色的“苗头”即《周易》所讲的“几”，生生之“几”，“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关于生生之几，我们后面再详述）。

末了，我还想强调一下，我是说人“可以”是自己的主宰，但不“现成”是自己的主宰，而且实际上多数人都很难主宰自己的生活，这就使探讨这个问题变得如此重要！

【注】文中，精神、心性、生命这些词，同出而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