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之学：探寻生命的大本大源

之  性善的真义（1）

●性善/性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辨

人们通常把“性善/性恶”理解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对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伦理学命题，正反两方都可以从自己构建的前提出发（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恶，都可以有各自的定义），推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结论，都可以振振有词、言之凿凿。记得高一那年（1993年）暑假看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的辩题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我至今还能想起当时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比赛开始的情景，之后还特地借了《狮城舌战》<链接电子版>的书来细看），最后反方复旦大学“人性本恶”战胜了正方台湾大学“人性本善”——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性本恶”更有道理吗？

我对这种抽象的逻辑思辨并不感兴趣，我对“性善/性恶”问题的兴趣，源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心理咨询体验，源于这些真实体验中浮现的一个切己的问题：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危机、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否靠我们自身的力量自我改变、自我超拔、自我拯救？或者说，生命本身究竟有没有使我们状况变好的内在动力？——我相信任何抽象玄虚的哲学命题，必定是从个体切身的、具体的生命问题而来，起初一定是贴着“人”的，后来才越来越与“人”有隔，，而成为空洞的玄谈（空中楼阁），而要理解这些哲学命题的真义，必须回到当初提出者的生命实际（其实也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际）。

从我多年来的自身经验和咨询经验，我真实的感受到：一个人从人生危机中走过来，最终凭借的是他生命自身本有的力量，这也是生命成长、转化最可仰赖的东西。而我所理解的性善，性是性向，是本然的（本性）、天然的（天性）、自然（自性）的趋向；善就是好，向好的、向上的、向积极的、光明的、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一个活着的生命本身就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动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掘、激活这一生命本有的力量。正如梭罗所说，“人无疑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提升自己的人生，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振奋的事实。”

在我的这一理解中，“性”不是静态的、死板的，而是活动的趋向、创造的本源（这一点我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得到印证[1]）；“善”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好人好事，而是指一种方向——生命得以畅达、得以舒展、得以实现的方向。《大学》也讲“止于至善”，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方方面面都符合社会要求的老好人，而是要我们实现自己的本心真性、成为我们自己。善是我们的本心真性本身所蕴含的，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规定。

我们以树（树也是生命）作比喻，树种子本来就蕴含着向着高处生长、向着光明生长的潜力、潜能、潜质，这种潜力不是后天培育出来或从外界获得的，而是种子先天具备的，本身所蕴含的，欣欣向荣，是树的本性；天天向上，这是人的本性。

●孟子的逻辑有问题吗？

“性善说”源于孟子，在“告子上”篇里，孟子与告子关于性善问题有精彩的辩论。从逻辑上讲，孟子的论证并不严密，论据也不充分，有人就是从孟子的逻辑批判孟子的性善说的，在我看来，他们可能没有读懂孟子的本意（言外之意），或者说他们与孟子的生命不相契。

因为人的自性究竟如何？这本来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说明、用逻辑证明给人看的问题（就像上帝存不存在、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都无法通过概念-命题-推论的方式加以论证），而必须靠主体自身的实践体证。如果你能亲身体认到，当下肯定，不由分说；如果体认不到，再怎么给你论证，也没用。就好比梨子什么味道，你尝过，自然知道；没尝过，说千道万也无济于事。

我们看一段孟子的原文。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这里，无论告子还是孟子都只在打比方，有人说类比、比喻不是证明的方法，的确，水性往哪里走（这是地心引力使然）不能推出人性往哪里走（这恐怕与地心引力无关），两者并没有本质的逻辑关系。但问题是，孟子本来就没想做严密的逻辑证明，他只是就告子提出的质疑随机指点启发（而且直接采用告子提出的比喻，实际上这个比喻是不利于孟子的，因为水是没有生命的，水往下也是外力所致，而不是自发），指引他去自己体认。借佛家“指月”的典故，孟子所说的话是“手指”，他是希望你借他的话自己去亲见亲证真理（月亮）。而我们今天的学究们，却抓住这个“手指”不放，还指责说这根手指和月亮没有关系（手指和月亮本来就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看看后世禅僧们的对话，就更能理解，比如有人问赵州从谂禅师：如何是佛祖西来意？他回答：庭前柏树子。有人问洞山守初禅师：如何是佛？他回答：麻三斤。这些看似无厘头甚至完全不合逻辑的话，却是指引后学们见道悟道的法门。听话要听音。

“心性”这一关乎生命本源的问题，不是用语言、逻辑可以触摸到的，但面对这告子等人的挑战，又不得不借用语言、逻辑去应战，“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这一点上，孔子似乎更从容、淡定，“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不可说的“性与天道”，我就不说。或许是因为孔子的时代，离经叛道、礼坏乐崩还没那么严重，还没必要像孟子那样痛心疾首地去辩驳、捍卫、去“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源于道、源于一，当然是相近的，但这相近的究竟是什么，不可说。孔子不对“性”做任何概念的限定，因为“性”是不能限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说性是“善”的，的确会引起误解，特别是后世把“善”理解为假道学家说的那样，误解就大了（我想孟子本人也肯定会反对这种“性善”的）。任何概念的限定，都可以阐明一些东西，也同时会遮蔽一些东西，这是不能避免的。孟子的辩解，对于明白他用意的人，自然可以增加对他的理解，了解他真正想要指明的东西；而对于不明白他苦心（或有意反对他）的人，或许只能增加对他的误解，因为对这本不可说的东西，说得越多，漏洞越多、给人的把柄也越多。

●向好向坏，自取之也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可以为”，而不是必然为，更不是现成是。佛家也讲“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潜质，但不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佛，更不是每个人现成都是佛。儒家、佛家都是说，人可以立志、发愿往好的方向成长，向好向坏，主导权操之在我。虽然每个人天性中都有向好的倾向，但这种潜在的倾向能否成为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取决于我们个体自己的选择。

孟子认为，好坏都是“自取之也”（自己选择），人可以选择为善，也可以选择为恶（但恶不是“性”之所向，而是“性”之所向屈服于“势”之所向）。正因为人可以为恶，为善才体现了他的“人性”。如果人只有一个固定的善的趋向，而没有为恶的可能，那人就只是机械的、被动的物，善也就无所谓善了（康德也认为，自由意志是道德行为的前提）。打个比方说，寒冬的一个清晨，你可以选择起床早锻炼，也可以选择赖床睡懒觉，为什么你选择起来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因为你完全可以选择不起来。在起不起来这件事上，你是自由的（由你自己的），两头你可以自由选择，而且你居然选择了需要付出努力克服惰性的一头。

孟子承认而且强调人是很容易堕落、变坏的，他说人有“四端”，端是端倪，这一丁点儿端倪，是很容易被淹没和抹杀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普通动物的差别，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孟子很重视后天环境的影响，比如他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丰年子弟大多懒惰，荒年子弟大多横暴，不是它们天生的性情有不同，而是环境使他们变得这样）“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一傅众咻”的典故）

但孟子相信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向好的潜力激发出来，只要他愿意的话。《孟子》里“牛山之木”一段有非常精彩的说明——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牛山上的树不是天生长不出萌芽，而是因为它们在大都市边上，人们经常去用斧头去砍，经常去放牛羊去吃，所以才变得这样光秃秃。人也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良心、本心，而是我们一天到晚的所作所为，把仅有的一点良心、本心禁锢了、消灭了，反复地禁锢消灭，我们就离普通动物不远了（即体现不出有别于普通动物的人性了）。

这让我想起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经历，下文再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看看我推荐过的《活出生命的意义》（链接电子版）。

[1]杜维明在《孟子的人文精神》中说：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它本身有创造力，它本身是有动力是向上发展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它能够发展能够动主要是通过心，儒家的“心性”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梁漱溟在《思索领悟辑录》中说：人性善云者，谓人类心理上倾向于善也。性是性向，是跃然活动的趋向，不是呆板的面貌。傅佩荣也认为，孟子的“性善”应该理解为“人性向善”。[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