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为什么会越来越外化、物化？

人们为什么会越来越依赖“法”而迷失“道”呢？我以教育为例。

“学校起源于一个人在一棵树下对几个人讲述他的领悟，老师不晓得他是老师，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这些学生希望他们的儿女，也能听听像他这样的人讲话，于是空间开始兴建，第一所学校于焉而生。”（约翰·罗贝尔《静谧与光明：路易·康的建筑精神》）在这初始的阶段（如孔子的杏坛、柏拉图的学园、释迦牟尼的僧团），学生们学不厌，教师们教不倦，一切都是自然、自发、自觉、自主的，大家是真心诚意地聚在一起，教学相长，并不需要太多外在的约束和激励（诸如点名、考试、奖学金之类的制度）。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普及，难免会有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等不自觉的情况，于是开始设立各种外在的制度“威逼利诱”。制度实施既久，许多学生和老师会对这些制度产生依赖（甚至上瘾），茫茫然被体制牵着鼻子走，比如越来越习惯于只要不点名就不会来上课，只要不考试就不会认真学，只要没有二课堂加分就懒得去听讲座等等。我们越依赖外在的东西，就越不信任内在的自觉性、自主性；我们越不信任自己的自觉性、自主性，就越需要依赖外部的约束和激励，陷入恶性循环。到后来，制度系统会越来越庞大，最终把生命的主体性、自发性吞噬掉。生命越来越被外化、物化。

人类文明也是如此，上古时，人们都很淳朴、自然、自足，不需要太多外在的规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复杂（这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比如从乡间的小路演变为大都市的街道，复杂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人们越来越需要借助、依赖外在的规范和外部的力量，而越来越不信任人自身的德性、自身的力量。越不信任人心内在的秩序，就越依赖外在的秩序；越不信任人心内在的力量，就越依赖外部的力量（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就是这样一种趋势）。越依赖外面，人心就越落于被动，越无序、无力，陷入恶性循环，好比“饮鸩止渴”。

想起诗人顾城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现代主义的致命问题在于它切断了同这个万物本源的联系，或者是说它失掉了这个联系。我们说蜥蜴，就是小时我们常见的壁虎，它动则动，不动可以一直不动。而你切下它的尾巴，这个尾巴就要跳个不停；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失掉了同本体的联系；这个跳不仅不是生命力的表现，而恰恰是离开了生命的一片慌乱。现代主义之所以变换得那么快，一天一个姿势，一刻也定不住，道理就在其中了。这是人类的绝望。”（《顾城文选卷一》神明留下的痕迹）因为失去了与生命本源的联系，所以陷于盲动、躁动。今日中国社会许多所谓的“发展”，其实很像这条壁虎的尾巴，是迷失本源后的慌乱与做作，而并不是真正的生长，因为其中并没有太多有生机的东西（真正有原创力的东西）。我们再怎么竭尽全力用外在的力量去按住这根尾巴、或者刺激这根尾巴，都无济于事，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与本源的联系。

■从里面出来/从外面入去——性善/性恶

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失去了与生命本源的联系，所以越来越不相信生命内在的秩序和力量（越来越不相信生命本有的向上、向好、向善的力量，或者用我在心理咨询中所提体会到的——自愈力），所以从老子的道德→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韩非的法，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渐渐落入“性恶论”。所谓善恶，就是好坏，性善性恶，差别在于相不相信“人有自发向好的方向成长的潜力”——这是一个生命体（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族群生命），生长的原动力，性恶论缺乏这种自信，它不相信人（无论是旁人还是自己）有向好的能力，它认为人只有通过外在约束才能变好。我常见这样奇怪的现象：我们一方面大力贬斥性善论，认为中国人就是因为相信性善才没有发展出现代的法治社会（说西方人就是因为相信人性恶[基督教的原罪]），才发展出完善的监督机制，建立起健全的法治社会），另一方面又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而痛心疾首，这不是矛盾吗？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过于迷信“法”，才带来人心的败坏。举个例子，我们常常看到电视里，夫妻、父子、兄弟这些原本靠人心内在的道德仁义协调的，越来越多地被诉诸公堂。中国古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家务事本来就不能靠“法”来解决，一旦靠这外在的法律来解决，内在的东西就被破坏了，这才是真正贻害无穷的。

孟子是性善论的提倡者，我们从孟子和告子争论“义内”还是“义外”，就能明白他主张“性善”的真正意义。当时大约是“失义而后礼”的阶段，几乎同时代的《管子》（“仁从中出，义从外作”）、《墨子》也都提过义内义外的问题。相对于道、德、仁，“义”确实已经有些篇于外了，孟子维护“义内”是要将其接上道、德、仁的内在本源，强调义是主体自发的（如孟子说，我们尊敬一个人首先是我们有尊敬之心，这是内在的），如果“义”只剩了外在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根基就被动摇了。而到荀子那里，已经开始“隆礼重法”了，重心是偏于外的。有不少学者为荀子鸣不平，认为宋明以来把孟子抬得太高了，其实按中国文化的精神，孟子所作的努力，是向内的（重新回到内在的心性本源，由内而外） ；而荀子则是向外。陆九渊语录中有这样一段：“孔门唯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从里面出来，就是从内在的生命本源出来；而从外面入去，则是以无生命的外物（死的）来限制生命的主体（活的）。

■文明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吗？

生命体不断外化、退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吗？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社会总是浩浩荡荡地往熵增（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着，这是必然的趋势，人力无法阻挡的，佛家也有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的说法（每个阶段多少时间有不同说法，但无论那种说法，今天的时代都属于末法时代）。

那我们还有救吗？我们通常的习惯做法，就是借助更强大的外力（生命以外的力量），来抑制社会的无序，这种做法表面看来效果快速而且明显，却是短暂而有后遗症的，因为借助外来力量的过程本身却会带来更难以对付的无序。另一种明智的做法，就是激活生命本有的力量，打通社会的“经脉”，真正接上本源，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源泉活水，来抵消这种外化的、物化、僵化的过程，这是慢功夫，却是减缓社会退化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个民族的赤子之心，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本源。

可惜的是，本源是隐的（俗众都看不到），末流是显的（所有人都看得到），俗众只能看到也只能抓住外显、有形的东西（形而下之器），而对形而上之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所以，慢功夫多数人都没耐心做，所以，人类文明中，只有少数族群有这个能力不断复兴、再生（这些族群中，总是不断有一群有识之士，在不计功利地做着返本溯源的慢功夫）。而他们在做的慢功夫，也往往因为得不到俗众的理解而常常中道而废。有兴趣大家可以读一读房龙《宽容》的序言中的一则寓言，当那个先驱者说“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人们却举起沉重的石块，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以警告胆敢挑战律法的人。直到后来他们经历了一场灾难，才发现原来先驱者说的是对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