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引诱他把真理制度化！”

近代以来，“吃人”的“礼教”一直受到批判，事实上，孔孟之道原本是不会吃人的（相反是助人、成人的），但是被使用、利用了两千年多年后（按孟子的说法，这是“行仁义”，而不是“由仁义行”），逐渐附着上了一层又一层背离人心人性的死物——单是这些死物也还是不会吃人的，是某些活着的人在利用它门吃人。

真理一旦卷入世俗的政治权力或商业利益的漩涡，沦为统治或牟利的手段，就难逃被异化为吃人工具的命运。一种学说一旦被供奉起来，就会慢慢脱离初原的精神而死亡（就像树种在泥土里时，它是活的，被拔起来做成桌椅时，就死了）。礼教之所以变得会吃人，只是因为它渐渐脱离了本源，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徒有其形而无其神，成了没有魂的僵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利用这些僵尸来害人。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之本（仁义忠信等等）越来越稀薄，礼就成了一个空壳。

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提到一个寓言故事，说一个人爬上一座山顶，踮起脚尖，想抓住真理。撒旦怀疑这个傲慢无礼的人会搞什么花样，就叫一个小鬼去跟踪他；小鬼大惊失色地回来报告那个人的成功——他抓住了真理，但是撒旦毫不慌张。“不必担心，”他打着哈欠说，“我会引诱他把真理制度化。”真理一旦落实到现实、实际的层面（道→德→仁→义→礼→法），就会“失真”，因为它要在落“实”过程中迁就许多东西（为了让大多数人都够得到真理）。

那么，真理不卷入世俗的运作、不被制度化，是不是就好了呢？不是。休斯顿·史密斯接着说，世界各大宗教在神学和形而上学中所揭示的真理，确实是受到启示的。但其组织机构是由本身内在有缺陷的人组成的，也因之就是由善与恶所组成的，当恶行众多时，结果将使人感到可怖。有人嘲讽说宗教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人搅在一起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因为避开了人，其结果就是在历史上不能留下任何印记。如果让它选择——一边是保持距离、不着形迹的睿见，另一边是把这些睿见制度化以便在历史中建立牵引力——那么，宗教选择了较明智的道路。

真理要想在人群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世俗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还会从历史上消失），但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却又折损了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制度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有所成便有所毁，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以佛教为例，佛教本是对腐败堕落的印度教的反抗，释迦牟尼抛弃了权威、仪式、玄思、传统、恩宠、奥秘等等，好让真理重新找到新的生命，可是在他身后没多久，这一切全都强有力地回来了（参《人的宗教》）。如何在制度化的同时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呢？其实那些伟大的文化和文明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又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中华文明做到了几千年来一直同文同种，一脉相承）。比如儒家，一直在被制度化，也一直在反抗制度化，所以它从来没有被高度的制度化，就像金蝉脱壳一样，长了一个外壳，又脱掉这层外壳，露出鲜活的生命。我想这是它能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吧，比如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传承功不可没，但等到它变得僵化而束缚了生命时，我们又砸碎了这一形式。

■灰烬是燃烧的产物 却反过来抑制了燃烧

胡平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开头有一段话：“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这是一个极好的比喻，其实那些后来变成束缚人、压迫人的枷锁（比如所谓“吃人”的“礼教”）的东西，起初都是从人心人性中生发出来的，是助人成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固化、僵化、越来越有惰性，变成一种外在于生命的形式，成了障碍人的死物，人的生命渐渐被禁锢在僵化的形式中。

任何一个生命体（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都必然经历这样一个从柔软到僵硬的发展过程，从初始的混沌到渐渐分化（成长）、固化（成熟）、僵化（衰亡）。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76章）孔子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及其壮也血气方刚→及其老也血气既衰，从最初的未定型，到日渐失去柔性、弹性（刚性的反面即是柔性、弹性），到最后几近衰亡。一个文明的机体也是如此，中国近代以来为何变革如此艰难，就是因为几千年来沉积下来的“死灰”越来越多（虽然历代都有有志之士在努力拨开厚厚的死灰），生机难以透露出来。

一种文明或文化，最重要的是外在形式所包裹着的内在精神。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大多已是没有生命或是生命稀薄的陈迹（真正赋予外物生命的永远只能是当下活人的生命），我们要借这些陈迹（既不能抛弃这些陈迹，也不能执着于这些陈迹）找回或者说接通生命的本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陈迹所连带的初始的精神，它曾经是与这些陈迹（在当时并不是陈迹）连成一体的。我们今人要做的，就是借这些陈迹接通与本源的联系，用一个不太好听却挺形象的词来表达，就是“借尸还魂”（借中华文明之陈迹，还中华文化之魂魄）。尤其处在我们今天这样的蜕变时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有这样的态度。

我本科在机械系念书时，听说过一个词叫“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就是根据已有的结果，反推其实现方法（比如给你一个手机，我们返回去研究它是怎么加工制造出来的，然后自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我们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典章，就需要有一种“回溯本源”的反求能力，这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今天只留下一些遗迹），是怎样从其精神内核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剥开外在的包装物去触及、去体贴它的内核（那些典章文物是这个内核在当时时空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个内核本身并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可以穿越），便可以从这个内核重新生发出一个新的文明来（古今中外，已经演绎过无数遍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们既不能抛弃这些遗迹，也不能抱残守缺，食古不化。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

在我这些年来倡导读经典的过程中，常听到一种声音，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是错误的，传统是不该反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以为，某些层面的反传统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那时的中国大众所受的禁锢，就能对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浪潮有同情之理解（因为有群体的非理性，在破除过程中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孔孟老庄之道，无论我们怎么打，它都永远在那里，独立不改，周行不殆。这一层面的传统是不可能被完全破掉的，不但不会被完全破掉，还可能“繁华落尽见真淳”。“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儒家是符合人心人性的，它终究会重新在中国人的心田里生长起来。

想起美国学者艾恺访问梁漱溟先生，问他对五四时代怎么评价，梁先生说那时代打倒孔家店，这是不可免的，因为孔子不是宗教，可是历代皇帝都把他装扮成“孔教”，利用它来统治，日子久了，它就很僵化、僵硬，人们对僵化的东西都有反感。艾恺又问他，对五四时代很多人是盲目崇拜西洋的一切、要全盘西化有没有意见，梁先生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 这个不足怪，也不必责备。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艾：动摇不了根本？）梁先生再次强调：“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艾恺还问他：在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梁先生说“我看没有什么威胁。”（艾：没有什么威胁？）梁先生说，近来尽管对旧的风俗习惯有些破坏，但是前途并不悲观，我在60年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就说，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我很早有一个分析，人生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对物”的问题，西洋文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再往前走就转入了第二个问题，“人对人”的问题，就是人对人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安，彼此处得很好，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原来是起于家庭，讲“孝悌慈和”。我这么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推讲敬老啦、抚幼啦、兄弟和好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见《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几段文字，我印象很深，梁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者、维护者，一生中亲历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但他还是对儒家、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充满乐观，因为他对人、对己、对民族、对世道人心有大信。他不纠结、不焦虑（有兴趣可以听听艾恺访问梁先生的录音原声，我能感受到他的从容、安稳、信实、一身静气）。

再引一段学者陈荣捷的话：中国人实在并没有舍弃孔子。他们只废弃某些孔教的宗教礼节，取消许多的孔教的社会、政治、教育方面的制度，但并没有取消孔教的基本教义。譬如，虽然婚姻中父母之命已成问题，但孝父母是无问题的。官方的祭天虽然结束，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天。复次，已倒塌的是制度的孔教，但是因为孔教从未高度制度化，所以丧失其制度并不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无硬固的组织，所以它能从此一学派转到另一学派，而无任何致命的影响。因此事实，孔教已从西汉儒学转到东汉儒学，此后，又转到十二世纪理性主义的新儒学，十五世纪唯心主义的新儒学，再后，又转到近三百年来的批判学派，孔教经过这一切转化而常存。焉知今日所发生者不是另一种转化。说来亦怪，当孔教被否定时，却又有一些新趋势，此将使它更为干净，更为真实，或亦更为强壮。此即：孔教之新估价，孔子底真正宗教地位之发见，孔教的唯心论学派之发展，以及孔教底唯理论学派之生长。（Wing-tsit Chan《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陈荣捷《现时中国之宗教趋势》转引自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现时中国之宗教趋势）

■老树新芽 返本开新

梁漱溟先生有一个“老树开新芽”的说法，很好，我引原文如下（见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创造新文化的办法）：

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从这旧文化崩溃告诉我们：非换一个新办法不能适应这个新环境。

中国文化将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就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用比喻来说：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外面有许多力量来摧毁他，因而这棵大树便渐就焦枯了。先是从叶捎上慢慢地焦枯下来，而枝条，而主干，终而至于树根；现在这树根也将要朽烂了！此刻还是将朽烂而未朽烂，若真的连树根也朽烂了，那就糟了！就完了！就不能发芽生长了！所以现在趁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等到这棵大树长成了，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将回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和这棵新树的发芽生长的情形是一样，这虽是一种譬喻的话，可是道理却很切当。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 1．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2．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那真有道理的老道理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无形的根。

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所以所谓中国文化已崩溃到根，已根本动摇；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已经崩溃，中国的老道理已经动摇了。

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真金不怕火炼”，正因为有这种种的摧毁压迫，反可以把他的一段真精神真本领锻炼出来。等到经过一番锻炼之后，中国的真精神就要透露出来，将为人人所信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老道理，不但能够站得住；并且要从此见精采，开出新局面，为世界人类所依归——不过我们要注意，新局面的开出，是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来的。必待老道理的粗处浅处须要改变处，通统破坏完了，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里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不然，不追问到底，不追问到根本处，新局面是转变不出来的。

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中国文化相形见绌，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把乡村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的过渡时期，遂陷于混乱状态。这是中国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 

■审视读经运动中的“《弟子规》热”

这些年来的读经运动中，常见一些人把《弟子规》这本书吹得很神，说什么读了《弟子规》，不良少年改邪归正，读了《弟子规》，夫妇重归于好云云。我不太相信，一本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小学生行为规范”有这么大的效力（即使有，我也更相信是他自身的内力因素，而不是这本书的外力）。常有人听说我们在开展“儿童经典诵读”，一上来就会问：你们读不读《弟子规》？我的回答是，可以读，但不是重点。

去年徐律师（我们社区生生学堂的志愿者）的一位朋友找到我，向我诉苦说他在家里推行《弟子规》（非常呆板地照着来做），家里妻子不认同，孩子也跟他作对，弄得家里关系很紧张，他听说我在做传统文化方面的事情，要我帮他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在把《弟子规》贯彻落实。我听了直摇头。礼法要以仁心为本，亲子之间，亲切、信任的感情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一层真情实感，做规矩才有意义，不能舍本逐末。比如你的孩子放学回来，刚刚从老师、从课业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你又要他这样那样，你有没有体会过他的心情，你做规矩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意呢。“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道德仁义，是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激活自己内在的真实生命（尽心、率性、明明德），而不只是规范别人的生命要他们如何如何，不要总想着用这个规矩那个规矩来约束人。所以我建议这位朋友先把自己的情绪调理好了，先把自己调整得更可信任、更可亲近了，再来跟你孩子谈规矩、做规矩。

生命的教育，重在帮助一个人形成他内部的规矩，而不是让一个人依赖外部的规矩。内在的秩序不明，外部的规矩做得越多，生命越落于无力（《坛经》里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我们许多所谓的“教育”，恰恰相反，其用意就是把人训练得更被动、更听话、更可操控、更倚赖于外，而不在发明个体的本心真性，使之成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写人。比如许多企业推行弟子规，只是希望员工变得更顺从、更服帖；许多学校推行弟子规，只是希望学生变得更听话、更好管；许多培训班给学员洗脑，就是希望他们能乖乖地交钱。近些年社会上似乎很重视孝道，孝文化，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许多做法实在不敢苟同，如某某学校全体学生在操场上集体给父母洗脚，中国伦理学会计划5年内在全国培养百万小孝子等等，我很怀疑此类的闹剧真对培养孝心有作用。

 《弟子规》是一本可以读的书，但不宜过度强调、更不要把它用歪了。在读《弟子规》的同时，最好能读一读更本源的东西——源头的经典（四书五经老庄等）和自己的本心（对自己诚，不要错把私意当本心），真正领会了儒释道的精神，再参照历史上的规矩（如《弟子规》），“因之”、“损益之”。如果食古不化，抱着那些僵化的外壳不放，恰恰窒息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机，这不是文化复苏，而是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