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仪礼、周礼、礼记

五经中的“礼”，今天通常指《礼记》，但是汉代“五经”中的“礼”，指《仪礼》（当时并无《仪礼》之名，至晋代始称《仪礼》），唐代“九经”中的“礼”，包括“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

《仪礼》，记载的是各种礼（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的详细仪式，共17篇（几乎都是一些“繁文缛节”）。《仪礼》“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周礼》，原名《周官》（西汉时刘歆改名为《周礼》），记载的是古代的官制，分六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命名，大致对应后世的六部（天官冢宰——吏部；地官司徒——户部；春官宗伯——礼部；夏官司马——兵部；秋官司寇——刑部；冬官司空——工部）。《周礼》出现于西汉中期，先秦的文献并没有提及过此书，所以其真伪及成书年代一直是一桩疑案。“《周礼》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战国时代，但组成了整齐的系统，便是著书人的理想了”（朱自清《经典常谈》）它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以西周制度为蓝本，加以理想化的结果。

《礼记》，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仪礼》的笔记（对经文进行解释、补充或归纳），西汉时有戴德（叔）和戴圣（侄）把这些笔记收集起来编成书，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这些文章大约作于战国至秦汉年间，非一人一时所作。东汉末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此后《礼记》逐渐脱离《仪礼》而独立，地位日益上升。今天通行的《礼记》，即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49篇）。

大体说，《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阐发。

■一代之书 VS 万世之书

这三本书里，最早被列为“经”的是《仪礼》（西汉），其次是《周礼》（王莽时，《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郑玄为《周礼》作注，《周礼》跃居“三礼”之首），最后是《礼记》（唐朝）。总体趋势是，汉以后《礼记》越来越受重视，逐渐取代《仪礼》、《周礼》而成为“经”（《礼记》原本只是辅助《仪礼》的参考资料）。以至于今天人们提起五经中的“礼”，就是指《礼记》（其中《大学》、《中庸》等篇章更是为人津津乐道），而《仪礼》、《周礼》更多是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资料。

清代学者焦循在《礼记补疏序》中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仪礼》记载的是一大堆繁琐的“礼之末节”（“铺筵席，陈遵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礼记·乐记》），这些细枝末节、繁文缛节不但读来枯燥乏味，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脱离后世人们的现实生活。而《礼记》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也同时记述了这些仪式的意义所在、精神所在（特别是后世越来越被重视的《大学》、《中庸》等等），所以更具有普适性、永恒性。

■是仪也，非礼也：礼之本末

《左传》昭公五年，鲁昭公到晋国朝拜晋平公，从欢迎仪式到赠送仪式，鲁昭公都做得非常到位。晋平公称赞说“鲁侯不亦善于礼乎？”但晋大夫女叔齐却不以为然：“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一个国君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却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仪式做得那么好，“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子太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说：“是仪也，非礼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论语》中，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林放问“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不只是表面的仪式、形式，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精神实质。

礼的精神实质亘古不变，但礼的仪式、形式须与时偕行、因时制宜。《礼记·礼器》：“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乐记》： “五帝殊时，不相颂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礼记·礼运》：“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荀子·大略》：“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如果合乎理义，顺乎人心，哪怕先王没有设定这样的礼，如果哪怕礼经中没有记载这样的礼，我们也可以本于理义精神、本于人心人性，来创造发明。

■孔子提倡复古吗？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记得我们经典会读第一次读《中庸》读到这里时，有学生觉得有问题：生活在今天的时代却想恢复古代的做法，像这样的人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的——孔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他不是要恢复周礼吗？实际上，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周朝！），孔子想恢复的，正是本朝周公创制的礼，孔子说得很明白，“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我学的是今天还在用（但已经崩坏）的周礼。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他真正所好的古是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承的精神（“周监于二代”），而非具体做法（我们学习前代的具体做法，是从这些做法中去领会、发掘其蕴含的精神，再结合当代的处境加以“损益”，而不是照抄照搬这些具体的做法）。另，《论语》中也有两段文字可做说明：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三》）夏朝、商朝的礼，因为“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朱熹《论语集注》）不足，靠杞国、宋国留下来的那点东西已经无法证实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法照着做了（不能“从”）。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任何一个时代的礼，都是在继承前人精神的基础上（“因于”）对前人做法加以增减、改造（“损益”）而形成的，所谓“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过去的形式再好，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按佛家的说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有生有灭的，最重要的承接它的精神，所谓“薪尽火传”。中华文明更古老的典籍，据说还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已经失传，但其蕴含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失传，只要有人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明心见性的圣贤，可以重新予以发明、创造。不是要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去迁就本来就已经不足的文献，而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借文献来创造适合于今天的形式。

■道→德→仁→义→礼→法：文明退化史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38章）“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18章）这两段基本同义。“朴散则为器”（《老子》28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周易·系辞》）

道→德→仁→义→礼，是从形而上（道）到形而下（器）——朴散为器，是越来越着于形迹、越来越外在化的过程，（再往下发展就是“法”，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是“失礼而后法”）。这一路线，正好对应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脉络：老子的“道”“德”→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韩非的“法”，一脉相承（道、儒、法相承而非对立，这老子和孔子，孔子和孟子、荀子，荀子和韩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老子不愧为“周守藏室之史”，他把身后的历史看得很透），越往后发展，离“本”越来越远。秦以“法”统一中国，重末轻本甚至毁本（焚书坑儒），结果十几年就灭亡了，后来的汉，则能复其本（无论初期的用黄老，还是后来尊儒术），所以才开出了四百年的辉煌。唐代佛老的兴盛，以及宋明理学、心学的兴起，都是文明逐渐外化僵化后，重新接近本源的努力。

道→德→仁→义→礼→法，逐渐分化、成形（即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等），这是自然的发展过程，就像一颗树，逐渐从发芽到长出枝叶到开花结果，一个人从儿童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是不可逆的。老子说“复归其根”、“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不是回到最初的样子（变回种子、婴儿显然是不可能），而是要我们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不离于本。无论细枝末节长得多远，只要不离于根本，这些枝节就是“活”的（如果离了根本，就“死”了，死的东西，就可能障碍人）。如果礼本于义（“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记·礼运》），义本于仁，仁本于德，德本于道，无论往下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不失其本（道），就是有生命力的。道是宇宙、生命的主宰，不失道（以及德仁义，典籍里确有失道、失德、失仁、守仁；失义、守义的说法），就是保持生命主体的自主性，不失其主宰。礼要遵循，但遵循礼的过程是主动的、创造性，而非被动、亦步亦趋的。礼本质上人心的一种自发自主的表达，我曾在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读到一段对“礼”的挺漂亮的表述：“娴熟于礼的个体都类似于音乐表演的大师，尽管总体上遵从预先定好的乐谱曲调，但是，他却以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首乐曲。”遵循礼，就像遵循着乐谱演奏、遵循着音乐起舞一样。

■退化与进化的辩证统一

人的长大、衰老是不可逆的，真正永葆生命活力的办法，是不离生命的本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像水往下游流，是不可逆的，但只要接着源头，就能源源不断。所以老子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母即本源，子即本源生发的），还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万物负阴而抱阳”，知雄、知白、知子、抱阳都是向外发展、扩展的意味；守雌、守辱、负阴、守母（雌、辱、阴、母都可以看成“道”的代名词），都是要返本、守本的意味。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文明，向前、向外发展是自然、必然、不可逆转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则则亡”），但只有不离“本源”，才能有真实的、自然的从根上而来的生长。所以老子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离道的本源，而不可太执着于“道之华（花）”。

有人说中国的治道表面是儒家，实际是法家，说儒家是装门面、骗人的，这是不确切的。儒家不反对严刑峻法(正如我前面所说，儒、法并不是对立的)，《礼记·乐记》中有“礼乐刑政”的说法：“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刑、政，都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当刑政是从礼乐的土壤里生发出来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法网越来越密，而在于人们越来越迷失“道”，而依赖“法”（舍本逐末），“法”渐渐成为脱离本源的死物。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所谓“失道”云云，并不是说道消失了（道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不可能消失），而是人越来越固着于、粘滞于外显的、有形的东西，使道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