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务专业开设“国学基础”课程刍议

杨海锋

【摘要】本文就浙大城院国际商务专业新开设的“国学基础”课程，围绕教材和教法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基本观点是：教材是现成的，回到源头上的经典原著（有字书），踏踏实实地读一两本；回到自己的本心真性（无字书），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教法也很简单，回到最朴素的形态（如书院），回到最初原的心情，在师友真诚的对话、真心的交往中，体悟和实践生命学问的真谛。

【关键词】国际商务专业  国学基础课程  教材  教法

【收稿日期】2014年9月

【作者简介】杨海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分院讲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分院从2014级起新开设“国际商务”专业，并在该专业的培养计划中首次开设了“国学基础”课，而且作为必修课，这是令人欣喜的，走向国际和回归本土，看似相反，其实相成，有本土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才能真正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我在学校开设与国学相关的选修课已近十年，深知在西方理论一统天下、且看重效率看重实际的商科专业，开设“国学”这类既不洋气又不实用的课程，不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现在学校安排我上这门新开的课程，我就围绕教材和教法的问题谈一些浅见。

教材的问题：回到经典原著 回到大道本源

课程名为“国学基础”，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国学之基础？

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 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国学”一词自古就有，但意思是国家设立的学校，近代以来所说的“国学”，是晚清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了和“西学”相区别而创造出来的新名词（类似的还有“旧学”、“中学”、“汉学”等），大意是中国固有之学问，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词大致相当。如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国学讲习记》1906）；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2）；吴宓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1925）等等。

可是，照这样宽泛笼统的界定，“国学”就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经史子集属不属于国学？都要读吗？琴棋书画属不属于国学？都要学吗？典章文物属不属于国学？都要知道吗？中医、武术、茶艺、戏曲、礼仪、汉服、风水算不算国学？都要了解吗？……如果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学问都在“国学”的范畴内，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该怎么学呢？特别是我们只有一学期很有限的课时，这岂不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吗？按通常的思路，既然是国学“基础”，就应该介绍一些国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常识。许多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就是按这一思路编写的，面面俱到，什么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地介绍一点，妄图在一个学期里让学生对国学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而实际上一学期下来，学生只是知道了些用于应付考试的浮泛的知识。还有一些课程里，加上了礼仪表演、古琴演奏等等，看上去丰富多彩，实际上学生热热闹闹走过场之后，真获得多少国学的体认，却不得而知。其实这本身就是今人贪多求全的浮躁心理的体现，本身就远离了国学的精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我的看法，接近这个“庞然大物”最好的办法，是“一门深入”，一法通则万法通。深入哪里呢？一是深入一本圣贤的经典，一深入自己的真实生命。在深入经典的同时深入内心，在深入内心的同时深入经典，两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略作解释：

1）本源与末流的问题

国学确实是个大箩筐（而且这个筐还在变得越来越大），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把整筐东西都吃下去。试问，孔子读过唐诗宋词吗？了解佛学禅宗吗？知道他之后的中国历史吗？但你能说他不懂国学吗？显然不能。我们可以把国学比作一条河，有源有流；或者比作一棵树，有本有末，最重要的是把握“本源”，本源可以生发出末流，但末流却生发不出本源。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说，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这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就是必备的基础，这些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对“国学”来说，这必备的基础就是中国文化源头上的不朽经典。不过对我们一学期十几次课而言，几十种经典还是嫌多了，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学人的观点（比如梁启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钱穆的“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等）再进一步地精选。就我们这门课而言，能把四书、老庄中一两本踏踏实实地读熟、吃透，就已经很不错了。

2）内求与外求的问题

再进一步讲，书还不是最本源的，真正的本源是“道”。陆九渊当年问朱熹一个问题：“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尧舜之前，四书五经这些经典都还没有，那尧舜是怎么成为圣贤的呢？实际上，书并不是通往“道”的唯一途径，佛家有一个“指月”的比喻：道就像天上的明月，而书就像我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引我们看到明月，但手指不是明月，看到明月也不一定要经过我的手指。“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挑水担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无不是禅”，一切都是道的体现，道无处不在。所以真正的有心人，不仅重视读“有字书”，更注重读“无字书”，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们可以借助与自身贴近的、相契的事物，去体悟宇宙的本源和生命的本源（孔子说 “下学而上达”）。当然，其中最可凭借的事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天然具备了道的本源（即我们的本心真性），向内求，当下即是，一切本现成，一切本自在。所以儒家讲“反求诸己”、修身为本”，道家也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我们学国学，重要的是启发我们本有的东西（明心见性），而不仅仅为了应付考试或者增加知识。

总而言之，学习国学，教材就两种：一种是“有字书”，有字书中最好的就是古圣先贤的经典；另一种是“无字书”，无字书中最好的就是自己的本心真性（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圣贤的经典所指点的，即是人的本心真性）。这两种教材都是现成的，既没必要自己编，也不要选市面上那些东拼西凑的所谓教材（这些书作参考可以，但不宜作教材）。

教法的问题：回归书院精神 回归大学之道

我从2005年开始，就尝试把国学带进体制教学，开设了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从内圣到外王——传统文化与当下人生”，2006年又开设了工商管理系的专业选修课“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但在近十年的教学过程中，深感现行的教学方式与国学这一教学内容很不相契。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它最关心的，是帮助生命成长——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我们的教育，更关心的，是大楼、设备、流程、文件、论文、课题、职称、量化考核（不是说这些不要关心，而是有个本末轻重的次第），所谓的教学改革，多半是编教材、编题库、编大纲、做课件、实验室建设、多媒体技术、双语教学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这不像在培育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更像是在流水线上加工标准化的产品，这显然与生命学问的传习过程大异其趣，君不见教改成果日渐丰收，学生生命却日益萎顿。

鉴于此，我在开设上述两门课程不久就开始另辟蹊径，探索真正适合国学传习的教学形态，于是就有了“无形书院”和“生生学堂”义塾（义塾针对儿童，本文暂不述及）。实际上，我当初心里并没有一个书院的具体形态，只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方式，而这些方式正合于书院的精神，才将其命名为“书院”。实际上书院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乃至西方传统的“大学理念”，都是相通的。以下我结合自身的实践，略谈几点体会：

1）关于好学乐学的精神

我曾问学生：如果有这样一个学校，一没有文凭好拿（民间的私学），二不怎么上课（十天半月上一次课），三不管你就业（谋道不谋食），你会不会去？学生大惑不解：这也能叫学校？事实上，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一千多年——就是书院。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说，“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自由自主的教学形态之所以可行，基本前提是学生自发自觉、好学乐学，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

但恰恰是这一最基本的要素，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是稀缺的，混学分的多，而真为学问而来的少。以我经验性的估计（比如在事先声明不点名的情况下看看还会来多少人，在最后一次课前给出分数看看还会来多少人等等），对国学这样的课程，真为学问而来的比例恐怕不会超过1/5。于是老师使尽浑身解数设法吸引学生，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聊时尚，煽情表演，播好看的视频，放养眼的的PPT，或者实施严厉的考核等等，其实这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我常感到教室里经常弥漫着一股“惰性”，会要把学生和老师都吞噬掉，要想在这样一种窒息生命的气氛中探讨生命的学问，实在是困难重重。当老师那么多年，我越来越能体会孔子“学不厌，教不倦”是多么的可贵。

所以，在我发起的“无形书院”的所有活动（如经典会读、日新晨读、私塾义教、游学参访等等）中，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自愿自发。正如《论语》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礼记》中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来参加这些活动，没有学分、没有红卡、没有证书……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好处。有时来的人很少，但我从来没有威逼利诱过任何人来参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试出真心，真心诚意来地求学问，真正为自己的充实、提高而来。“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最重要的，就是“以是心至”，心到了，才可以谈进学的问题。

2）关于自由对话的氛围

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里边记录的，都是师生间对话和交往的片段。事实上，东西方源头上的经典，大多都是用这种对话体写成的，如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国先秦诸子的文章、印度的佛经等等。这不是巧合，巴赫金在《诗学与访谈》一书中说“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离开了对话，教育无从进行，文化也无从发展。

这经典本身所呈现的“对话”方式，其实正是我们今天学习经典的好方法之一。中国传统教育从先秦开始，一直保留着这种对话、质疑、问难、辩论的精神，后来更是将这一精神制度化了，如汉代老师讲经时，会安排一名“都讲”，专门负责提问；书院的“会讲”（一种学术讨论的形式）制度中，也会安排一名“质疑者”。中国有个成语叫“执经问难”（手执经典，提问发难），就是后世学者围绕经典对话交流的真实写照。

可是，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发问者在哪里呢？似乎更多是老师无趣地自问自答，或者学生机械地应付回答。我有时在课上开玩笑地跟学生说：有事起奏，无事退朝！既然大家都没有问题，那就下课吧（实际当然不可能下课，否则教师旷课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我起初在“从内圣到外王——传统文化与当下人生”课上专门留一节课时间，让真正感兴趣的学生留下来提问交流，后来索性另起炉灶，开办了书院的“经典会读”活动，找一个周末的课余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我不讲课，而是大家一起先诵读经典原文，然后围绕相关的话题聊天谈心，互问互答，我只是间或插一两句而已，至今已经进行坚持了五年（129期）。除此之外，我还陆续开设了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交流的平台。在我看来，教育本来就只是师友在一起，谈谈心（本心）聊聊天（天道）而已。

3）关于师生情谊的问题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说的是杨龟山（杨时）在老师程明道（程颢）处学习，感觉像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你能想象这种师生关系和氛围是怎样一种境界吗？在古代的书院里，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修习，教和学都不是那么刻意的事情，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老师只是将他的整个生命呈现在你面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真诚相见的气氛里，师友一同切磋琢磨，相互砥砺，慢慢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种教育本质上不是客观知识的传递，而是主体生命的启发，而启发生命的教育，必须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真诚交往中才能传习。

相形之下，今天的大学里，师生关系显得很疏远，在这样一种淡漠的关系中，如何传习生命的学问呢？实际上，官办学校的这一弊端自古就有，“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宋史·选举制》引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这正是促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在民间兴办书院的原因之一。到了近代，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更是尖锐的说到，“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着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着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行罢了！”

就国学的教法而言，我们先不谈别的方法，先看我们能否建立一种真诚互信的师友关系，我曾在学校里的教师宿舍住过十年之久，可以说和学生“朝夕”相处，曾经每周一三五大清早六点多带学生到学校的陈家河边晨读经典，和学生一起到西部山区支教、到生生学堂义塾义教、到各地交游参访，作为心理咨询师开展人心与人生咨询、阅读疗法沙龙等等，这些虽然不是教学工作，其实比所谓的教学工作更接近教学的本意，我们不能忘了师生在一起的本意，“在人生路上想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梁漱溟语），“生命的精神交往”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总而言之，国学的教法，没那么复杂，不必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改革、创新，只需回到初原的形式，回到初始的心情，在师友的真诚对话、真心交往中，接近自己生命的本源，仅此而已。正如建筑大师路易·康所说，学校起源于一个人在一棵树下对几个人讲述他的领悟，讲的人不晓得自己是老师，听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