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改本与古本

朱熹的《大学章句》，对《大学》原文作了不少改动（移其文，补其传，将全文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这个改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到清末一直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材），当然也有很多的批评。

有代表性的如王阳明，他推崇《大学》的古本，认为《大学》本来是浑然一体的，朱熹这样一编排反而把《大学》弄得支离破碎了，“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 （《<大学>古本原序》）。

这两个著名的版本（王阳明推崇的古本和朱熹的改本）有什么区别？我朱熹改动的情况用红字标示如下。大家可以参看王阳明的《<大学>问》、《<大学>古本傍释》、《<大学>古本原序》,以及《传习录》里的一些段落，和朱熹的《大学章句》进行对照，借此管窥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异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熹认为这一部分是“经”，底下都是“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移至后面）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移至后面）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两句“诗云”移至后面和另三句“诗云”并在一起）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传”第一章，解释明明德。引用尚书3句）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传”第二章，解释新民。引用盘铭1句，尚书1句、诗经1句）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传”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引用诗经5句，前面两句“诗云”移到这里）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传”第四章，解释本末）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传”第五章，解释格物致知。把前面一句插到这里。因为前面已经有一句“此谓知本”，所以朱喜说这里的“此谓知本”是“衍文”<因缮写、刻版、排版等错误而多出来的字或句子>。还说后一句前有“阙文”<脱漏的字句>，所以在这里补了一段：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传”第六章，解释诚意，引曾子曰。把前面一段移至这里）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传”第七章，解释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传”第八章，解释齐其家在修其身。引了一句谚语）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传”第九章，解释治国在齐其家。引尚书1句、诗经3句）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传”第十章，解释平天下在治其国。引诗经3句、尚书2句、其他三句）。

■从宋儒改经看宋学与汉学

疑经改经，并不是朱熹一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宋代的普遍风气（朱熹改《大学》也是受二程的影响）。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他特别提到朱熹于其他经典都没有改原文，“但存其说于注”，“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更有甚者“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窜古籍，使无完肤”。

如何看待这种“宋人习气”呢？

历史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大体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汉学重训诂（即解释，比如解释古书里的一个字是什么意思）、考据（即考证，比如考证一段史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汉、唐、清代的学术主流；宋学重义理的发明，充分挖掘、发挥古典文献中的思想内涵，是宋、元、明代的学术主流。

因为经历了秦火和战乱，汉初许多儒家经典已残缺不全（一部分靠老儒生回忆，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古文经；一部分是发掘出过去藏起来的典籍，是以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称为今文经），所以汉代的士人在训诂、注疏、考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有很大的功劳。但这种功夫做到后来越来越陷入琐碎，有时解释一个字、考证一个细节，会长篇大论几千甚至几万字。而且墨守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陈规，大大限制了士人的创造力，心灵空间不得伸展。更重要的是，解释字义、考证名物，毕竟还只是停留在文本的面上，而未能深入内部探索、发掘其精神。儒学本是修己安人的生命之学，却渐渐演变成了没有生气的文字学、史料学，与生命本源越来越疏离，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汉书·夏侯胜传》），这也是汉末以后儒学未能有力地回应佛、道的挑战而日渐失去主体地位的原因之一（从活的变成了死的，死的东西便没有力量）。

于是，唐代中期以后，一批富有挑战精神的士人，开始跳出汉学的窠臼，以天道、心性为圭臬，重新审视经典以及前人的解释。他们深入文本内部发掘、发挥义理，从“我注六经”转向“六经注我”，开始对儒学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八）·经学》中引陆游的话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郑玄），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实际上，宋儒疑经改经的风气和他们挑战革新的精神本是一体之两面，我们应予同情之理解。

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继往开来的工作，只是汉学看重的是能否在过去找到证据（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宋学看重的是能否在自身得到印证（王阳明所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用我们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校训来说，汉学是求是（实事求是），宋学是创新（发明新意），都必不可少。

我个人敬重汉儒、清儒，但喜欢宋、明儒。这与我自己的性情有关，我喜欢精神的、心灵的事物，喜欢有灵性、有生气、独立思考、敢于挑战的人物；但我又是一个认真的、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对没来由的东西不会轻易相信（我讲“四书五经的来龙去脉”，正是由于这一种心理）。想起几年前，我们“无形书院·经典会读”在读《孟子》的时候，好友李靖推荐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但我读来感觉枯燥乏味，读不下去；相比之下，读《陆九渊集》（几乎可以说是一本孟子语录）中关于孟子的发挥，却常常感到神清气爽，手不释卷，这都是真实的感受，没法勉强。但与此同时，我也经常查阅《说文解字》、汉字叔叔的网站，了解某个字的字形、字义是怎么变过来的；就某段话对比古代各家的注疏（只是没有耐心从头到尾地去读），看看哪种更契合自己的心意；在网上搜寻某句话、某段史料的出处。这都得益于汉学家们皓首穷经爬梳文献的成果。（顺便说一下，因为汉学重五经，宋学重四书，因为偏好宋学，所以四书相对熟悉一些，也谈得多一些）

汉学、宋学是两个不同的路向，没有必要争高下，更没有必要执其一端批判另一端。想起前年南怀瑾先生去世时，深圳大学的徐晋如在微博上批他，还顺便批了梁漱溟、王凤仪，甚至王阳明、慧能，我实在看不下去，和他争论了几句。后来想想其实大可不必费这些口舌，他所批的，撇开那些情绪，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是从章句训诂考据的路子去看的，所以他对慧能、王阳明、梁漱溟、王凤仪、南怀瑾等从自己内里（自性）出来的东西总是抱有怀疑，他相信的只是从过去（史料）而来的东西。说白了，徐晋如和他所批的人，根本就是两路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和而不同”才好，如果非要以这一方的标准衡量另一方，则会引出许多无谓的争吵。

 ■尊经与重道 我们如何对待、解读经典文本

一个文本，解读可以有很多层面：1）当时的作者说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后人的解读可以多种多样，但当时作者想要表达的肯定只是某一个确定的意思；2）通过对作者生平、历史背景、语言习惯等等的了解，读出这段文字的深层含义或者言外之意（作者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这层意思）；3）今人根据自己的心得体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原意），实际上当作者说出这段话后，这段话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它的意蕴会在之后的历史中逐渐生长、丰富，甚至可以有无穷的可能性。这三个层面的理解并没有谁对谁错，后人无论怎么理解、怎么排编，我们把它们作为一家之言来参考就可以了。我们看孔子在引用原典时，也不一定是取原典的本义，比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第三》）我想这首诗的作者未必有“绘事后素”、“礼后”之类的想法，但孔子作了义理上的发挥。又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以，朱熹《大学章句》的错，不在他不可以这么理解，而在它后来被推上了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作为了唯一“正确”的标准解读让普天下的读书人背诵。

宋儒改经，并非都是只为迎合一己私意，随“意”的东西是很难在历史上流传下去并深入人心的。我们知道，宋儒疑经却信道（所以称为“道”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他们对经传文本的怀疑，恰恰是出于对天理良知的笃信，套用一句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经典，但吾更爱真理。宋儒改经的版本有很多，但真正流传到后世且有生命力的，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应该是违道不远的、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以朱熹的《大学章句》为例，他在这本书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生中反复修改，前后达40年之久，据他的弟子李性传说他临终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诚意章的注疏（“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答余正叔》）。

宋（明）儒在尊经和重道两者之中，更看重后者。正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上》），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佛家也有“指”月典故，经典就像手指，真理就象明月，经由我手指的指引你可以看到明月，但手指不是明月，看月也不必一定经过我的手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应该首先是从自己真实生命里出来，然后再于经典中获得印证（如《王阳明年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熊十力《读经示要》前言：“余非敢以己意说经，实以所悟，证之于经而无不合。”）。知书只为达理，读经只为明道，而不是相反，陆九渊也问朱熹“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尧舜之前并没有这些经典可读，他们是怎么成为圣人的呢？当然，要特别指出的是，宋明大儒的疑经改经，是以对经典烂熟于心、驾驭自如以及切己体察、躬行体践为基础的，与今人不读经典却肆意曲解经典，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不是不尊重文本，而是看到文本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更狂阔的天地，引陆九渊一段语录：“人谓某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某教他读《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