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书五经的来龙去脉说起

说明：此系列是以2013年上半年在杭州图书馆几次公益讲座（针对杭州经典诵读读书会的部分志愿者）的部分内容为基础整理扩充而成的，主要是由四书五经的来龙去脉而引出一些话题，供大家参考。

我学理工科出身，对一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总是很好奇，来历不明的东西，我会觉得不踏实。所以会从四书五经来龙去脉这样一个主题出发。

■四书和五经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大学》和《中庸》，原先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是第31篇，《中庸》是第42篇），把这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来，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简称“四书”（或“四子书”），是从南宋的朱熹（1130~1200）开始的，离开孔孟的时代已经过去1500年左右了。

《孟子》，我们今天称儒家为“孔孟之道”，以孔子为“至圣（先师）”、孟子为“亚圣”，实际上宋代以前孟子的地位并不高，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才配享孔庙，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才被封为“亚圣公”（孟子地位上升的过程被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始于唐代中期）。而且历代都不乏批判他的声音，如汉代王充的《论衡》就专辟《刺孟》篇，宋代司马光的《疑孟》、苏轼的《与孟子辩》等等。明朝初年，朱元璋还曾命大臣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孟子节文》），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老头要是在今天，我非杀了他不可）”，并“罢其配享”，把他的牌位搬出了孔庙。

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把这五本书称为“经”并列在一起称为“五经”，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历代对于什么样的书可以称为“经”有不同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汉代的“五经”（即上述五种，其中《礼》指《仪礼》）；唐代的“九经”（还是上述五种，其中《春秋》包括“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南宋的“十三经”（唐代的“九经”之外，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里有一个趋势，原先只是辅助“经”的“传”、“记”，后来也被尊为“经”，甚至凌驾于“经”之上（如“四书”被放到了“五经”的前面，《礼记》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周礼》、《仪礼》等）。

关于四书五经的文化常识，在古代读过书的小孩子都耳熟能详，因为《三字经》里写得清清楚楚：
论语者  二十篇  群弟子  记善言  孟子者  七篇止  讲道德  说仁义 作中庸  子思笔  中不偏  庸不易  作大学  乃曾子  自修齐  至平治 
孝经通  四书熟  如六经  始可读  诗书易  礼春秋  号六经  当讲求 有连山  有归藏  有周易  三易详  有典谟  有训诰  有誓命  书之奥 
我周公  作周礼  著六官  存治体  大小戴  注礼记  述圣言  礼乐备 曰国风  曰雅颂  号四诗  当讽咏  诗既亡  春秋作  寓褒贬  别善恶  
三传者  有公羊  有左氏  有谷梁  经既明  方读子  撮其要  记其事 五子者  有荀杨  文中子  及老庄  经子通  读诸史  考世系  知终始 

■儒家与佛、道的较量

从以上历史沿革看，“四书”中《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以前并不受重视，《论语》虽受重视，也不在“经”的行列。那为什么宋代以后会这么受推崇，甚至被拎到了“五经”的前面？我简单说一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以后，曾经被“独尊”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式微。一方面，儒家在权力运作下已经沦为一套缺乏内在信仰力量的陈规、教条；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现世的人伦，似乎（我说“似乎”，因为实际并非如此）不那么关注超越现世的终极本源，如《论语》中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②“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③“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心性、天道、鬼神显然有很深的了解和体认，但他确实较少谈及，他主张“下学而上达”，希望人们在形而下的生活经验中，去体认形而上的超越本体。所以他从不抽象地谈心性与天道，他只是就学生们现实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随机指点。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之所以较少谈及，不是他的疏忽，而是因为心性与天道，本来就是不可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如果直接去谈，容易陷入空疏、抽象、脱离现实的玄谈（王阳明说这是“玩弄光影”），程朱陆王的一些后学，正是陷入了这一误区。

就在儒家衰落的同时，佛家（教）、道家（教）逐渐兴起。佛、道对形而上的终极本源的关注，恰好满足了人们（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超越现世的精神诉求，渐渐成为人们精神世界里相当重要的部分。如北宋张方平所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儒家收拾不住人心，所以人才纷纷被佛、道吸引去了。面对佛、道的挑战，一些士大夫（如最初是唐代中期的韩愈和弟子李翱，后来是“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开始反思，儒家真的在心性、天道这些形而上层面逊色于佛、道吗？他们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可以与佛、道相对应、相抗衡的资源，并把这一部分资源特别地彰显、发明出来给大家看（即所谓“心性之学”）。宋明儒为什么对《大学》、《中庸》、《孟子》、《周易》等几本书情有独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有关于心性、天道的许多论述（儒家本来就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且很丰富，只是过去一直未受重视，隐而未发）。经过他们的发挥和创造，儒家重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站稳了脚跟。

 ■是先人不贤，还是后人不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挑战”与“应战”的理论，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成长、衰弱和解体都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如果一个文明能够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就能不断成长；如果挑战消失，或者应战失败，就会趋于衰弱和解体。宋明儒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成功应对了佛、道（尤其是佛教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化）的挑战，重新撑起了并拓展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世界。宋明儒“辟佛老”（此处的辟就是辟谣的辟，反驳），并不是要消灭佛老（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出入佛老），而是一种应激反应，在遭遇外来刺激时自然的反击，实际上是通过与佛老的辩论、对话，切磋琢磨，锻造发展自己儒家的学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如韩愈那里，辟佛是很激烈的，他要求朝廷“民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让僧侣还俗，烧掉佛教的书，改寺院为民居）；但是到了后期如王阳明那里，已经很缓和了（《传习录》中，只看到不多的几处谈论佛教），因为此时儒家的心性之学已经基本成型了。

后世（尤其是近代以来）对宋明理学多有诟病，不少是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抓住一点把柄大做文章，而不能设身处地“同情之理解”。宋明理学确有流弊，但更多是我们后人传习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学问本身的问题（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这是“人病”，而非“法病”）。试想，为什么理学和心学的信徒，既可以是北宋五子、程朱陆王这样知行合一、德业俱全的大丈夫，也可以是颜元所讥讽的那样，“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及近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宋明理学究竟是不是造成之后中国社会禁锢、民族衰弱的罪魁祸首？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先贤，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就会更好？是他们造成了社会的衰弱，还是社会本来就在衰弱，恰恰是他们在奋力拯救，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还是没有力挽狂澜）呢？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我们看到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都是有挑战精神、有创造力、有大气象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创立的学说，却让这个社会萎靡不振，如果有这种可能，也必有社会一面的原因在。

任何一种精神价值，都会在传习过程中产生流弊，因为再完美的精神价值，也要靠不完美的（有善有恶）人和组织来传承，所以必然会既有善果又有恶果。罗兰夫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女杰”）临刑前留下一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难道这些罪恶都该有“自由”之精神来背负吗？显然不是。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卸到几百几千年前的某些人身上，认为都是他们惹的祸，这是今人没有志气、没有责任感的表现。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橘逾淮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

宋明儒彰显了儒家义理中原先隐而不发的部分，而且对这一部分作了充分甚至有点矫枉过正的发挥，这无论如何是丰富了儒家的学问。打个比方说，他们是把儒家的思想地图的某一部分着重指出来，放大了细节给我们看，这无疑是丰富了儒家的思想地图。陆九渊的《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那不可说的心性本源，在孔子那里，还是混沌未分的，到孟子那里，已经十字打开，再到宋明儒，则是充分展开了。后人自己画地为牢，执着局限于展开后的某一部分而不见其他，陷于终日空谈心性的境地，这怎么能怪宋明的先贤呢！

中国近代以来，同样面临着更严峻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能否成功地“应战”，关键看我们当下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从自身固有的文化土壤里（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生长出自己的精神价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永无希望。

■四子书与四子

关于“四书”的作者，《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孟子》是孟子和他的弟子写的，这大体没有疑义，我们读书里的内容就可以了解。但《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文章（《礼记》的49篇非一人、一时所作，具体每篇是谁人所作，大多无从考证），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写的，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但也有考证认为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大学》是曾子（曾参zēng shēn）和他的弟子写的，最早见于朱熹的《大学章句》（“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可是朱熹（1130～1200）和曾子（约前505～前435）相距1600多年，在缺乏文献依据的情况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文中有一句“曾子曰”吗？）这些疑问我们留给考据的专家，南宋以后，四书（四子书）为四子或其弟子所作，是四子的言行录，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常识，如南宋时期编写的蒙学读物《三字经》里明确地写上了“作中庸，子思笔”、“作大学，乃曾子”等。

去过杭州孔庙（在吴山广场边上）的朋友知道，大成殿里迎面有五尊塑像，其中四尊就是这四子。中间当然是孔子（至圣先师），两旁是配享孔庙的四位圣贤：曾参（宗圣）、子思（述圣）、孟轲（亚圣），再加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复圣）。他们获得配享资格的先后顺序为：颜回，三国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曾子，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孟子，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

■四子书和儒家的道统

谈到四子，顺便可以说说儒家的“道统”说。“道统”说滥觞于孟子，“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形成于唐代的韩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送王秀才序》)；到南宋的朱熹正式提出“道统”一词，“《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庸章句》）“道统”说为儒家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传道脉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后面便是宋明儒）。

历史上是否真是按照这一路线传道的？已经很难考证。不过相对于考证，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时的士人要梳理和强调这样一个道统？

克罗齐（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历史，都已经过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些记录，把这些记录重新唤醒、复活的，是当下活着的人。历史留下的记录浩如烟海，凸显哪一部分，取决于我们当下人的心境（打个比方说，我们会关注地图上的哪一部分，取决于我们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宋明以后对四子书和心性之学的推崇，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现实处境和心灵状态。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士人应对佛、道（特别是佛教）的挑战，重新激活儒家历史资源的一种积极而有意义的努力。佛教有完备的形而上学，有清晰的传法脉络（如按禅宗的说法，从创始人释迦牟尼→摩诃迦叶<印度初祖>→…→菩提达摩<印度28祖、中国初祖>→慧可<二祖>→僧璨<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慧能<六祖>，慧能以下又“一花开五叶”等等），所以儒家也开始关注在自身传道系统及形而上学的梳理。而在梳理、筛选的过程中，为什么偏偏看重这几个人、这几本书，则反映了后人的现实处境和生命境界。

常听人批评宋明儒曲解了孔孟的思想，这是事实，但不必苛责，在我看来，宋明理学本来就是宋明儒借助历史资源进行的一次“创造”，用陆九渊的话讲，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他们所理解的可能不是孔孟的原意，却是他们应对自身现实问题所阐发的真意。用孔子的话来讲，是“温故而知新”，宋明儒学是一种从先秦儒学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新”学说。树的枝叶花果不同于树根，但你不能因为它们的不同而断定他们没有关系。如何借助过去的精神资源解决我们当下的生命问题、回应我们当下心灵诉求，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