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
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内容简介：
生活在现代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现在的生活“全球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一天24小时的生活中，当我们看杂志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洗头发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东西已经慢慢接近西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世界上的任何信息。
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接触西方的商品的时候，其实那里头的内容就代表着它那个文化，以及想要输出来的文化的价值。
在100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谈论所谓的西学东渐。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里头，西方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刚刚碰到表面。到了10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它已经从大门、从窗子、从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地进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渗透到你生活里头，你呼吸的，你眼睛看到的，你的最具体的生活内容之中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
如果这个趋势是必然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全球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要敞开大门欢迎它？还是对它采取一种抵抗？或者说欢迎的同时心里要有戒备呢？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席卷全球的趋势呢？而对于全球化，它已经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我们必须有相当深思而且是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深思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文化的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国际化与全球化。什么是国际化？假如说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既有的轨道，国际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有一个什么办法跟它接轨，就是我知道那个轨道如何建立。但是国际化的意思不是说，那个轨道接好了之后做了火车。然后火车里头的内容不是把西方的内容放进去。火车的东西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文化的内涵，自己文化的深度，自己文化的思维跟创作。然后通过那个轨道把它输出去，这是国际化。
那么回过头来，全球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手段跟技巧。你出版一本书，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法使得这本书有芬兰文的版本、有土耳其文的版本、有日文的版本、有冰岛文的版本。那是一个手法。但是国际化并不代表说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作家开始去学人家怎么写《哈利·波特》，国际化不是内容的改变，而是技巧的取得，这个叫做国际化。如果不掌握这一点，以为所谓的西化，或者说赶上国际，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内容都变掉，把别人的内容来填塞自己的火车，放到铁轨上去，对不起，你如何去跟别人竞争呢？他为什么要你模仿的次等的二流的东西？因此全球化跟国际化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我们到底找不找得到铁轨跟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衔接的那个点。找到那个点之后，大概就可以在席卷而来的全球化的大浪里头，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上）（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华人作家龙应台先生，大家鼓掌欢迎，请龙先生上场。
中国入世以后，“全球化”成了一个特别时髦的词，似乎我们生活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全球化”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吗？它将带给我们什么？文化人做何思考？今天我们请龙应台先生为我们演讲《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大家欢迎。
龙应台：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说，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头，到底“全球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所以开始，我想跟诸位分享一下我的二十四个小时的生活内容。如果说我的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内容，跟你们的目前还有点不一样的话，别紧张，很快的你们的就会跟我的一样了。这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它打进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程度？我想到早上的时候，我吃早点，第一个呢，通常不太会是稀饭、油条、烧饼，通常就是牛奶面包，然后就是涂奶油，或者是果酱。那你面临的选择就是说，在旅馆里头的话，就是所谓的欧式的早点，它比美式的早点要清淡一点，因为美式的早点还要加上两个鸡蛋还有香肠和肉片。但是基本上眼睛打开来，早上醒来，比较是欧式的早点。如果说不是在家里吃早点的话，你到外面去，可能是进入一个咖啡馆。在家里的餐厅里头，坐下来吃早点的时候，你就看报纸，我通常看几份报纸。先看当地的报纸，当我在台北的时候，我看《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当地的报纸。再加上就是《国际先锋论坛报》，再加上有可能是看《亚洲华尔街日报》。如果说在德国的话，还加上当地的报纸，就是德文的报纸。现在我在香港了，早上会看香港本地的报纸，但是一定会加上《国际先锋论坛报》，一定会加上《亚洲华尔街日报》，那么听新闻的话或者是听CNN，或者是看CNN，要不然就是听BBC。一方面在物质的粮食上，已经相当地西化，如果是精神的粮食上，已经是看有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或者是德文的报纸，给你的信息。我进到我的浴室，早上要冲凉，洗头发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洗发精的品牌，几乎是你不可避免地放在你浴室里，洗头洗发精的品牌也是国际通行的品牌。如果我要去拖地的时候，我自己的地板，我发现我用的那个拖地板的不管是打蜡的，或是清洁剂的那个品牌，是美国的品牌。你用了厕所之后的卫生纸，也是美国的品牌。不管我是在香港，我是在台北，或者我是在柏林，或者是在纽约，全部都是同一个品牌。
那接下来你要梳头发，要化妆一下吧。你发现你的化妆品，更是，不是法国的，就是德国的，就是英国的，或者就是美国的品牌。那再多呢，也许你会有资生堂就是日本的品牌，也是。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用的品牌是一样的。衣服呢，你穿上的衣服，我比较特别，因为我从来不穿名牌，对于品牌实在也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我大多数的朋友里头，他卖衣服，他穿什么衣服，他是非常有品牌概念的。这个品牌也是一样，是全球的，同样的一个品牌。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路走来，食跟衣，接下来是住了。住跟行，住的话，我在纽约住，或者是在柏林、在法兰克福、在香港、在台北，住的房子没有任何差别，全部都是公寓式的。出门了，行，坐车。坐车跟你用化妆品一样，完全都是品牌，全世界一样的。好，食衣住行。再下来是育、乐。育的话，是教育跟文化。那假定在这24小时之中，在下午三点钟，我到当代艺术馆去看一个新的展览，它可能是当代艺术。那么很有可能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里头展览的作品，是几个台湾的艺术家，他刚刚在譬如说，最有权威性的威尼斯的艺术展所展出的成品。那走进去看当代艺术的话，你如果不熟悉当代艺术，会有很多人说，我不懂什么叫当代艺术。你去看他表现的东西，比如说几块砖头放在这儿，然后上面有一些轮胎，你看不懂的。从现在的生活里头取材的东西放在那儿，你在台北这个地方，所看到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形式跟内容，跟我到北京或者到上海，或者是到香港，或者到威尼斯，所看的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内容跟它的表现的方式，跟它的表现的语言，也是全球化的，一样的。
到了晚上上床之前，我想喝一杯酒的话，那你喝的什么酒呢？你除非是喝中国的酒。但是如果你是喝所谓的洋酒的话，那个品牌全球都一样，不管你在哪一城市。如果说我睡不着，想要吃一颗安眠药。我发现，你几乎跟纽约的朋友通电话的话，你可以有这样的对话，你吃什么安眠药，我吃什么安眠药，结果是一样的安眠药，全球一致。头疼的时候，你吃什么治头疼的药？大概是全球一致。
如果说我去一个美发店去洗头发，我会发现说，它给你的那个洗发水的品牌，各种各样调理你的头发的品牌，是跟西方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一些杂志放在你桌上，镜子前面让你看，这些杂志多半是妇女杂志，那这些妇女杂志更有意思了。有各种各样女性杂志，那么要不然就是法国的杂志，还有德文的妇女杂志，全部是中文的面貌。还有更多的日本的杂志，你读的杂志也是全球连锁，那里头的内容就代表着它那个文化，想要输出来的这个文化的价值。
如果在80前，或者100年前，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或者再晚一点，胡适之那个时代。他们的知识分子谈的还是所谓的西学东渐。“渐”那个字是逐渐，你用西学东渐这个字的意思，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对西方的影响还是刚刚碰到你的表面。那个时候还是在讲抽象的思想已经到了你的门口，然后你面临的决定是我要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说我敞开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进来？所以在80年前，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的是那样的一个抉择。但是，你看物换星移，到了80年，100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变成我刚刚描述的那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那个阶段，它早就已经从大门、从窗子、从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地进入。它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那个层次，已经深入渗透到变成你生活里头，你呼吸的，你眼睛看到的，眼睛一睁开来的世界，渗透到你的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
那你说，这个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代表全球啊？这个词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因为，所谓全球化的意思是说，从哪里往哪个方向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来的，是印度的影响吗？我刚刚描述的24小时里头，我看不出有任何印度来的影响，或者说来自埃及跟希腊的古文明，甚至于说你说以色列、阿拉伯文化那边的影响吗？在我刚刚描述的24个小时里头也没有，仔细去看那个24小时里头的全球化渗透的程度，其实9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所以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其实全球化它跟西化之间有相当高程度的等号可以划在那儿。
然后你再细看西化的内容，你譬如说就讲物质的品牌而言吧，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恐怕80％以上它是美化，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这个24小时被全球化的内涵里头，有高比例的其实是被美化的那个过程，美国化。它不只是物质面，它同时是精神面，它不只是技术，它更是文化的内容跟它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20世纪这个工业化跟商业化的发展里头，所有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的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商品，文化它当然是商品。你就是最抽象，最困难的哲学思想，它其实都是透过商业的方式在传播。那文化成为商品的时候，它就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洗发精来洗你的头发，它影响你的价值观。
最有意思的，当然说最明显的像《国际先锋论坛报》，你看像《国际先锋论坛报》它里头它对于时事的评论，不管是你评论美伊的战事，或者你评论非洲哪一个政权闹政变的事情，或者是你评论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吵架，文化价值观的辩论，它这个报纸总是它在报道的同时，它传递的是它的价值结构。当我们在常年地读这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当然逐渐地渐进，西学东渐，我们逐渐地是被它们那个价值渗透的。更明显的例子大家知道，是CNN这样的报道，它镜头给你看，但是这个镜头是如何地选取，也是它一个价值观就过来了。那么最有趣的，不要说是对知识分子，对一般的平民，我相当地注意到，现在的女性杂志的兴起，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瑞典的女性的杂志或者日本的女性杂志，进到我们华语世界来，我心里觉得很困惑。很有意思的是说，你不要看这些女性杂志它是教你怎么弄你的发型，你的脸是瘦的脸，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化妆品，才会看起来什么样。它不只是在帮你下定义，就是什么叫做美，这个还是表面上的。它其实里头包含着很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说妇女杂志里头，它一定会告诉你，当你跟你的丈夫婚姻出现了裂痕的时候，你如何处理，它在教你两性的关系。然后婆媳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它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它也在告诉你说，你跟你的女儿，你如何教育你的下一代，它也在告诉你女性的自我教育。女性到底是应该是非常独立的，妹妹大胆地往西走，大踏步走过去，还是说你要如何地去蛊惑男人，让他为你活一辈子，或者驭夫术。也就是说它也在教你女性的自我教育，跟自我的定位，那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层的文化的问题。
一个西方的杂志，在西方的社会的没落里头，女性的定位跟女性的价值观，还有女性的人际关系，婆媳的母女的母子的夫妻的这种关系，是在文化人伦里头，每一个社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当这些西方的女性的杂志大量地进入，然后让一般平民老百姓，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边看这些杂志，它到底带进来什么东西？这个在接受的这一端，在头发上满满是泡沫，然后在读这些东西的人，他心里到底认识到多少？他在接受什么东西？他知不知道他这里在接受所谓的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女性杂志的文化商品的进入。
所以在这样的食、衣、住、行、育、乐，24个小时，完全在这一个全球化的轮子里头的时候，偶尔我会被提醒。有一个电话打来，是跟全球化不太一样的，那个步调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有时候会接到譬如说德国的某一个报纸，副刊编辑打电话来说，龙应台你可不可以针对什么事件写一篇你的观点的文章，因为我们不希望总是西方观点，我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让我们有你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被提醒说，在所有全部都是要把我同化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需求是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如果说龙应台她这个人一天24小时都在那个“同”里头，从洗发精到安眠药都是同一个品牌。我凭什么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那个不同的观点从哪里来？如果有一个在英语的环境中长大一个纽约的知识分子，作家，跟我同样的年岁，1952年出生的。在大学里教书，写文章的这个作家，跟龙应台之间，他的生活内容，他读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凭什么我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呢？这个观点从哪儿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编辑他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报纸如果没有龙应台的观点会怎么样？那有了龙应台的观点会达到什么目的？好，我现在先丢出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换句话说，在我描述了全球化如此渗透到最里头，最核心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对于全球化这个现象，而且我刚刚讲，最开始讲，如果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觉得你的生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确信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那个速度可能是用几何倍速在加速的。
如果是它的趋势跟它的方向是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必然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全球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是要敞开大门欢迎它，进来渗透吧，我正需要，或者是说你对它要用一种抵抗呢？或者说你欢迎的同时心里要有戒备呢？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席卷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由这样的最微小的例子，我想要说的是我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说，第一个它是不可挡的。第二个，可能是要有你相当深思而且是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深思的态度而且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的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那很明显的。要问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整齐单一单元的文化世界，是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那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倒是觉得华语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又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华语的人口对于全球的，要说是贡献吧，或者是说把人类当做一个社区，我们这四分之一的社区里头的人口，对这整个社区对它的思想，对于它的前瞻，对于它向前健康发展那个能力，有没有相对的贡献四分之一，答案很明显也是否定的，没有。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这一社区，贡献的有没有八分之一，也都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区的贡献，跟我们所占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地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以这样一个速度席卷全球，尤其是四分之一的华语人口，可能是更有一种责任去追问自己说，我到底给全球的文化体制的健康跟多元的这个方向，我们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可以做什么贡献？对全球化可能有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在那里。
有人可以反问龙应台说，你说对于全球化，你采取的是这样一个戒备的态度，可是你不是正是那个一直在呼吁说，我们要努力国际化的那个人吗？那么对于全球化的戒备跟对于国际化的追求，中间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我是觉得国际化跟全球化两个之间有非常关键的差别。我常常说我们需要国际化，它是有原因的。前提当然是说我觉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国际化的程度相当缺乏。我们比较三个城市好了，你看台北、北京跟香港，你如果要问，这三个城市它的国际化的程度，哪一个最高？哪一个最低？哪一个最高？香港。哪一个最低？北京。好像大家都同意，是不是？绝对是的。当然它有它的历史的成因，因为每个社会它走过的轨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来说这三个城市的话，国际化的程度最低的是北京，最高的是香港。
我曾经在台北市工作的时候，跟我的同仁，有一个晚上上过一堂课。这堂课我们弄一个很大的银幕，同仁跟我一块儿上网，去看几个城市的网页。看它几个城市的市政府所做的网页。台北市的市政府网页、香港的网页、柏林、纽约，还有上海的网页。这个网页一看的话，特别好玩。我想要突出的，跟我们同仁研究的是台北在国际化上是多么落后。你看到纽约的网页的时候，它当然是用英文，你这个网页是干什么？网页当然是宣传我们的城市，对不对？希望吸引全世界的人来爱上我们的城市。所以你看到纽约网页的时候，它的语言跟它设计的目标对象是外国人。那它用各种的手法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知道说，我到了纽约，什么时候，哪一天，哪几点钟可以去看一场歌剧。我如果在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到了中央公园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比赛。我如果有13岁以下的孩子，如果在那里是四夜三天或者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带孩子可以到哪里去。你要是对环境、对城市有兴趣，它会说在哪一段时间，刚刚有一个公共艺术的展览。纽约街头会有三百头那么高大的狗，各种形式的狗，雕塑的狗给你看。所以它的那个设计非常清楚，是让你一看就美不胜收。你马上就知道到这个城市有多好玩，好，这是纽约的。我们再看柏林，柏林不是英语城市，我们就去检查它怎么做，你就发现它有德文的网页，马上就有英语的网页，因为它是对外国人。但英语的网页它也是以外国人为主，你可以有什么办法找到最有趣、最美丽而且最便宜的观光旅馆。你到了旅馆之后，你可以怎么样容易的方式去看你的博物馆。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有什么精彩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看台北呢，那个时候我们一看到台北，我们同仁就说，我觉得好丢脸。台北的网页呢，就是很典型的是什么呢，条文。台北市政府的组织，组织结构，或者是说宗旨，服务目的，也就是公务员的文字在里头。那样的一个网页是没有人看到想要来这个城市的。那么大陆的城市进步到什么程度？咱们看看上海吧，所以当时就点了一下，进了上海的网页，你们猜上海网页怎么样？你们觉得它会比台北的进步呢？还是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应该进步。谁看过北京的网页吗？你们觉得北京的网页会比上海的进步还是不进步？不进步。好，我们没有看北京的网页，但是看了上海的网页。上海的网页特别好玩，我们发现那个结构，我们眼睛一亮，跟纽约或者是柏林或者是香港，是一样的。它显然是已经有那个意识了，它是要吸引外国人，外面的人来爱上这个城市的。所以它那个分类一看就是精彩的分类，明显的就不是台北那个，完全是公务员的文字的表达。好了，眼睛一亮，然后要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发现里头全是空的，里头没有东西，没有资料。实情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已经有半年多了，可能改了，也不一定。但是它所透露的就是说这个城市里头有人，他是有概念的，他知道国际，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来推销他的城市，可是大概还来不及做。所以有了外面的标题什么的，里头还没有东西。好，这个网页其实就相当程度地透露了一个城市，它的国际化的程度。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要来解释什么叫做国际化？照这样看来，国际化它其实指的是你懂不懂得国际的情况，你懂得国际运作的语言跟它的手法，懂得那个手法之后呢，你知道如何利用那一个方法跟技巧，来把自己的东西让外面的人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认识你。所以国际化在我的心目中，它不是一个内容的转换。不是把我们变成跟西方人一样，而是你学习到，就说西方吧，你学习到西方国际上流行的那种方法。譬如说网页的制作方法，语言的掌控。然后你懂得利用那个技巧，把我自己的内容推销出去，对我而言国际化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假定说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既有的轨道，那国际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有什么一个办法跟它接轨，就是我知道那个轨道如何建立。但是国际化的意思不是说，你那个轨道接好了之后做了火车。然后火车里头的内容可不是把西方的内容放进去。它里头火车的东西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文化的内涵，自己文化的深度，自己文化的思维跟创作。然后透过那个轨道把它输出去，这是国际化。所以国际化是懂得如何接轨，但并不是如何把那个火车那个货柜里头的内容整个都变掉了。
现在回过头来，我说对于全球化要戒备的意思就在于这里。全球化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手段跟技巧。你出版一本书，你要出版比如说王安忆的小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法让我们这个最好的上海作家的作品，能够用全世界包装的手法，使得她这本书有芬兰文的版本、有土耳其文的版本、有日文的版本、有冰岛文的版本。那是一个手法。但是国际化并不代表说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北京的作家跟上海的作家开始去学人家怎么写《哈利波特》，不是内容的改变，而是技巧的取得，这个叫做国际化。如果我们对国际化不掌握这一点，你看不清楚的话，你以为所谓的西化，或者说赶上国际，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内容都变掉，把别人的内容来填塞自己的火车，放到铁轨上去，对不起，你如何去跟别人竞争呢？它为什么要你的模仿的次等的二流的东西？你如果把国际化误解到说是内容的自己的彻底掏空。包括你城市长什么样子；包括你城市的建筑；到底要保留老的？还是要把老的全拆掉？然后让新的来建，都是同样的思考。你到底要跟国际接轨，你要跟别人竞争，跟巴黎、跟伦敦、跟纽约竞争，是把自己的老房子都拆掉，然后建出来跟它们一样高大的房子，来吸引他吗？这不是一个笑话。他们难道是为老远跑到北京来，看跟他们长得很像的房子吗？或者是说他们老远来接触中国文化是为了要来看到你跟我完全一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相当重要的是界定了解说，国际化绝对不是像台湾的官方所提的，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这是一个笑话。现在很多亚洲的国家都有焦虑，对于现代化全球化或者赶上国际的焦虑。就我所知，北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在说，要如何提升人民的英语的能力，我也听说北大老师们开始用英语教课等等。这个是不是有点搞错了，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关键的差别，国际化跟全球化之间的差别。
英语对于我们，我们需要提高英语的能力，是在提高我们使用这一个工具的能力。但是工具跟你的灵魂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你的灵魂还是你自己对于汉语的掌握的最深跟最高的境界，才是你的灵魂。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你这个汉语所创造出来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灵魂跟工具，灵魂语言跟工具语言的差别，而说我们就变成英语国家算了，因为这样我们最接近国际。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建了铁轨之后，然后把火车去撞自己的做法。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输出的，到时候是自己骗了自己。这就牵涉到其他，当然这个议题上，非常非常深的，需要一个社会有公共论坛去挖掘的。你就说我们现在因为对于国际的，我觉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误解，对于全球化的一种非常肤浅的了解。以至于一窝蜂地去拥抱，不但是拥抱西方的铁轨，还拥抱它的火车，还拥抱它火车里头的内容，还盲目到说连我自己火车里头的内容也是换上假的，别人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真的东西把它拆掉，到结果你去看看，说任何当代艺术，都变成西方的表现方式。你去问说奇怪了，那中国人的当代到哪里去了？当一个城市充满了，既使是最精彩的西方建筑的时候，你这个城市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城市呢？就是说你以后要吸引全世界，而且在全球的社区上说，我独具一格，就是不同的，那个使你不同的到底是西方的建筑？当代建筑，还是你原来有的很深厚的那个历史的土壤呢？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全球化跟国际化的时候，必须就用最深刻的思考的东西。
譬如说从艺术到建筑，你都找不到自己的词汇了，那再来民族音乐，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音乐的表现，也是跟交响乐团是完全一样的表现方式。民族音乐，再下去一百年到底走到哪里去？怎么走法？你说当代文学，我们当代文学，你说要打入国际，我刚才说只是一个接轨，把铁轨铺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好的，对世界比较有贡献的，我说那个四分之一的贡献，是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语言里头最精湛的文学作品，透过国际化的这种包装把它输出，用那个铁轨输出去。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国际化的意思变成你输出的东西呢，是投西方所好。比如说中国不是一向是一个性方面比较保守的社会吗？所以我就写性方面最大胆的文学作品，这个就可以吸引西方的注意，然后你就输出去了。或者说我写的小说完全是反抗体制的，或者是把自己包装成异议分子，我也容易输出去了。或者是说我这个作品来专门描绘中国的社会跟传统里头，它的野蛮，它的流血，它的种种可怕，它的伤痕，也容易输出去了。那这是一种做法是输出去。
但是你这种做法对于我刚刚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文化上的贡献有多大？恐怕是没有的，因为你事实上是在改变那个火车里头的内容。而不是说我这个里头有真实的，从我的文化底蕴所出现的内容，然后输出。你真正是文化底蕴的东西输出去的话，你就会比较可能说是，做出四分之一你该有的贡献。你如果是投其所好，你喜欢小脚我给你小脚，你喜欢鸦片我给你鸦片，如果是照这一个思路去做的话，这不是国际化。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人类的社区，因为你并没有为这个人类的社区提供新鲜的眼光，跟最新鲜的思维。你是继续让自己的文化被西方定义，而且去助长这种让西方来定义你的这个趋势。
当然并不这么简单，你说龙应台，你说中国人应该要有自己下定义的当代，我自己的当代。我只是学会了国际化去铺铁轨，但是火车里头要输出什么东西，那个内容必须是我自己的内容。但是请问你，如果你全国的人，包括你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他生活的二十四小时，都是一个西化的内容，你读的书全部是西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情怀的时候，你如何产生出是中国的自己的当代？所谓的你自己的当代，它像一朵花，灿烂地开花，可是每一朵花，它一定是有它很丰厚的肥沃的土壤。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求有中国自己的，有特色的独立的那个当代的创作出来，请问你的那个土壤在哪里？当你那个土壤非常薄的时候，你弄出来的东西，除了小脚、鸦片就是不三不四非常拙劣的艺术。而只不过因为你是神秘的中国，所以你的拙劣也被当做猎奇的对象来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要追问的是说，你要有当代的花朵出来，请问你的土壤在哪里？就是说，这是一个寻找自己当代的一个方法，那么到最后的结果，那个花到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但是可能很重要的是说，我们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台北、香港，在被全球化席卷而来，就是说那个浪冲过来，我们的脚站在那个沙滩里头，你要知道你的脚站的沙不完全从你的脚下整个被掏空，你一定还要有土壤。让你的脚实实靠靠地站在那个土壤上，然后那个土壤够深，你才可能看见你的当代，你也让别人看到你的当代，尊敬你的当代，而不是你永远做那个受，接受的那个一方。如何找到自己的当代？就是你一定要深入自己的土壤，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来，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我们什么时候人们是整个人静下来，然后，好好地去看看自己到底是站在什么土壤上面？这个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深根进去，然后才能知道开什么花。从这一百年，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打来，好像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机会使这个民族整个安静下来，很深刻地去思考自己到底，你要如何地铺铁轨？而且要运出去的火车里头装什么东西，而且是盲目地不断地接收不断地接收。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应该对整个全球的文化的开放与健康有所贡献。而你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做出相当的贡献，其实是让我们应该觉得很羞愧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那个土壤的问题，文化土壤的问题，或者说如何从传统之中用最新鲜的眼光去重新看它，用最深刻最大胆的想像力，去重新认识自己很长的时间不屑一顾传统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跟一个英国的知识分子谈话，有一次曾经问他说，我说有什么书是你这一辈子来每两年必读一次的？他说是《圣经》。我说是《庄子》，我两年一定会翻过来重新读一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认识，跟新的启发，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旧书。我从十岁开始，我的父亲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这个简单的书，我到现在几十年之后，每一次看了都有新的体会。所以说传统它绝对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死了的不是传统而是你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只是看你自己当代的人有没有那个新鲜的眼睛跟活泼大胆的想像力，去重新发现它，找到它。因此呢，全球化跟国际化这样子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你到底找不找得到那一个铁轨跟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衔接的那个点。然后找到那个点之后，大概就可以在席卷而来的那个全球化的大浪里头，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我谢谢你们的时间。（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下） （全文）
主持人：有很多的文化人，一提到全球化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强势文化，或者说美国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蚕食。全球化的结果呢，甚至是新殖民主义。龙先生在上一讲里就全球化的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文化思考。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看看有问题的朋友向龙先生发问。在此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在现场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龙先生最早在大陆发行的那本《野火集》？举手我看一下，看起来并不多。我在读《野火集》时的一个感觉，就是龙先生特别从犀利的文风背后，肯定是凶悍极了的女子。我今天也是跟龙先生第一次见面，一看龙先生声音是那么甜美柔软，而且是非常女性化，母性化。那个剽悍是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柔中的力度，柔中的锋芒，这种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接下来有问题呢，我们举手向龙先生发问。
问：龙先生您好，今天我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我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就是现在好多人差不多不过春节了，他们过圣诞节。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也无可非议，关键好多人呢，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我想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龙应台：好，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头，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那篇文章里头提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移植西方的文化，你过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热闹，可是别人的热闹，他下面是一棵小草。你说蒲公英，在地上看到它的花，可是它下面是有根的。就是说在它热闹的下面，是有它宗教的信仰。他也许在晚上8点到12点之间，他是去开舞会狂欢，可是你没有看到他12点准的时候，他就到教堂里头去做弥撒了。那么当我们把它移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移过来它那个热闹，大吃、大喝，还有狂放的舞会，其他什么都不见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那当然是更荒唐的事，还有人开始过“感恩节”起来了。吃火鸡，11月的时候。那是美国人的感恩节，美国人感恩是因为“五月花”泡到了东海岸之后跟印地安人之间的过程。它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有一点像说，美国人开始过端午节，去赛龙舟比赛，但是呢又完全不知道龙舟是干什么的。那倒也好，那变成运动项目，变成就说，你如果把龙舟竞赛变成奥林匹克的项目，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在亚洲的各个城市里头都在过圣诞节。除了什么圣诞节之外，还有情人节。让我觉得很难忍受的是2月13号的，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也过，2月14号。你们都知道，显然你们也过，过情人节，2月14日，就是Valentine's Day.那么我很难想像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蛮复杂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有一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迎到家里来，然后给它上香、鞠躬、有音乐、阿弥陀佛什么都做，但是你不知道它是谁，有点像这个做法。
就是说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没有被中途打断、截断的文化传统里头，你有自己的节庆要过的。你说要过情人节，那为什么不过七夕？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尤其是过七夕的话，你有这么多美好的诗歌来传诵这个节日。你譬如说中秋，以前在苏州几百年来都是虎丘的中秋夜，就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有自己的礼乐文化，只不过我们这个礼乐文化你看从周朝以来，就有所谓的修禊礼。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永和九年《兰亭集序》里头，很多餐厅附庸风雅地都把王羲之的文章写在那儿。三月的时候，到河边去要游泳什么的，从周朝以来我们就有修禊礼。修禊礼是什么呢？就是三月的暮春，你到有水的地方去，去郊游。春天到来，然后你到水边去，当然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在那儿，在春天用水把自己洗净，来迎接这新的人生。所以他是有很深的，人跟自然、人跟自己、人跟社会的意义在内。所以你为什么不去过你自己的民族的美学里头已经有的传统？而且它非常丰富。那是春天，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有夏至，但是你端午节也非常丰富。到了秋天的话，你有中秋，这中间还有宗教呢，譬如说于兰盆，就是鬼节，说是农历的七月半。你也有七月十五的鬼节，中原，然后再往后推的话，就是十二月。这种情人节什么都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有很多的原因，不断的大浪一次一次地打来，每一次打来，就是一次一次的退掉。退掉跟自己传统的遗忘，遗忘了之后，还有呢，觉得自己是落伍的，也因此认定我们的传统就是是落伍的，是封建的，是野蛮的，是不及格的，是拿不出台面来的。其实是自己遗忘自己的传统的同时，然后比较盲目地把别的东西进来，这是一个层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不是那种假的狂大、狂妄。但是另外一种东西，是你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出发，然后看见自己传统文化的美好。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有所自信，那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有那个自信之后，你就不会被所有的大浪这样打来，一次一次把自己的东西退掉。那么这个呈现在节庆上完全是一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甚至于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人。可是在我的讲话跟我的文章里头，第一个，只要能够用汉语表达的任何的词汇，我绝对不用外文。那么，在我自己跟朋友的对话里头，大部分的朋友，在大陆跟我谈话的都会不知道我懂外语。但是我是觉得我只要有汉语的，我为什么要用外语？但是你没有汉语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用外语。是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跟捍卫吧。那对于自己的民族美学，民族美学随着季节起伏的，而且是连着根的，上面热闹，连着下面的根的礼乐的生活，重新地找回来，可能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信心之后，就会发生的自然的现象。当然另外有的说法，大陆的情况，是因为它政治的历史这样走过来，所以它压抑，它保守，它内向，它不自由。那么因此当你把西方的这种热闹譬如说圣诞，party这些东西带进来的时候，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party而已。它其实还模糊地暗示着一种对于开放的向往，这种个人的精神解放的向往。它有另外的意义出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只不过是你逐渐地还是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信心找回来。那时你就不需要依靠这种东西，来建立自己对于开放的渴望。
主持人：中国的青年人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过洋节日，对自己的节日背后的文化故事，大概不知道了。我特别注意观察过，最近几年的二月十四，总有乡下的，脸冻得通红的小女孩，捧着一束束的玫瑰花，见到小男生都会问：“先生，你买一束玫瑰花吧。”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七月七呀，比如说献上中国的这种荷花或是菊花，献给自己的情人，我想这可能是龙先生乐意看到的。
龙应台：这个也是跟文化信心有关系。我发现台湾这几年来，开始过七夕的人多了。还有就是古时候十六岁的成年礼，台湾有很多人开始过了。暮春三月的那个修禊礼也开始大家渐渐有认识了。所以到最后还是要从根做起，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之后，那些礼乐会重新回来。
主持人：过洋节日不怕，别把自己的文化过没了。
问：龙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文章，也非常喜欢您今天演讲的题目。那么我知道您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可以套上今天的话说，也是个全球化的孩子。那么我想知道，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怎样对你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最想知道就是关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知道您的孩子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谢谢。
龙应台：对。这两个孩子还真是蛮全球化的。他们在德国生长，所以我从来不让中国文化的东西变成一种压力，我从来不要求他说中国文化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你不要数典忘祖，我从来不说这话。他既然是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我第一个原则就让他们认同德国，而且做个快乐的德语的文化人。或者在德语的文化里头，让他如鱼得水在那儿长大。中文对他们而言，我为他们做的是，为他们开一扇窗。所以我两个孩子中文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们从生下来落地开始就是讲汉语，而且不夹杂英文或者是德语，所以他们中文讲得相当好。可是我没有机会教他们认字，所以他们是文盲。所以我开的窗的意思是说，从小除了跟他们讲丹麦的童话之外，德国的童话之外，我也跟他们讲《三国演义》、也跟他们讲《水浒传》。当然《水浒传》讲到武松怎样去砸人家的店的那一段以后，我就觉得不讲了。也跟他们讲了《西游记》全本，全部讲完，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懂得蛮多的。那是那一扇窗，等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有兴趣，想要把头伸到这扇窗的外面来，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的话，那是他的选择，他愿意的话，他就做，他不愿意的话，我绝对不勉强。
问：龙老师你好，我听了您内容非常深刻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演讲。非常感谢您，向您致敬。在听您演讲的时候，我似乎回忆起曾经看过您一篇文章，题目是《烧死一只大螃蟹》。好像是有这篇文章，是您在淡水的海边，看到四个青年在那儿，用火烧一只活活的螃蟹，您非常气愤，但是您只说出了百分之一的气愤。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在大陆，那几个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你，有一位名人曾经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们正在学做勇敢的人。您将会怎样回答他们？谢谢。
龙应台：写那篇文章，其实就是讲那些孩子们，他们把烧螃蟹作为一种游乐，就是好玩。我当时想是说，这些年轻的孩子，如果对于一只小小的螃蟹，没有认识到说这是一个生命。而你对于生命要尊敬，是文明的一个基础的话，那我们很难去跟孩子谈其他的文化的事情。但是我想您现在说的意有所指，指的是其他的事情，是另外一个题目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他敢去做这事。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以后的历史事实上是证明了，我们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吃一次。
问：龙先生您好，听说您在台北从政三年，文化局长，而且干得非常不错。然后现在又不干了。我不知道您这有两种感受，希望您讲一讲。
龙应台：好，我在台北市政府三年三个月三天，佛教的大闭关刚好是三年三个月三天，很凑巧。怎么讲那个非常复杂了，就是说从政，事实上是一种理念的实践。我在1999年底的时候，会接受这个挑战，事实上是在测验自己说，龙应台你这么指点江山，自以为了不起，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你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当你把自己投到机器里头去的时候，你敢吗？而且你会不会变形？会不会走样？会不会是你以前所写的东西，你进去之后要全部烧掉？因为全都说错了。是带着那么多的疑问进去的。那么进去发现确实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到最后，真的是做完了一任。虽然最有名的是李敖说，龙应台绝对做不了三个月。但真正做完了，做完了之后，竟然还得到一般普遍的好评，它就对我证实了几件事情。就是说以前《论语》里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这么说吧，那么我能够全身而退，而且做出一些事情来了，而且竟然还得到好评。它证明的不是我这个人，多么了不起。证明的是说，台北这一个地方的文化的成熟的阶段，跟它的市民的平均素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接受一个强烈的批判者来进入体制，来工作。而且，竟然还容许这样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知识分子，来冲撞它原有的体制，而且还接受它。
所以这三年做成了之后，所证明的不是这一个个人多么有能力，而是证明了这个社会它已经发展到了这一个阶段，那真是让人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在处理这种事务，是巨大巨大的压力。这一天的工作十六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我后来渐渐觉得，我进去其实就是为了要铺那个铁轨。那么铁轨铺好了之后，第二个阶段是做别的事情。那个方向即定了，我觉得可以由别人来做。而我自己对于写作者的那个巨大空间的渴望，超过了我对于台北这个城市的责任感。所以照道理说，如果要让事情做得更好，而且那个制度可以长治久安的话，我应该继续跟着马英九再做四年，把那个基础打得更稳。到后来，很遗憾的是，我决定不这么做，是为了要得回那个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我重新可以思考。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办法思考，每天在做。那再做四年，剥夺那个思考的沉思的空间，对我也损失太大，还是比较自私的所以退下来。
问：今天听这场讲座，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傅光明先生说那段话，就是今天看到的龙应台，和原来我想像当中的龙应台完全是两个人。原来看了你的文章在我印象中，经常是一个怒气冲冲，看问题比较偏激，比较激烈的人。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那个《野火集》到现在差不多也过去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今天的龙应台和二十年前的龙应台，对人生，对社会，特别你这思想方法，看事物的方法，你觉着主要有什么变化？另外，你今天怎么看《野火集》那个时候的龙应台？谢谢。
龙应台：其实你不要误会，我如果二十年前，当她在写《野火集》的时候，看到她，她一定是头上都是刺的那种人。我在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很好的母亲，朋友们都觉得我带孩子的耐心是很惊人的。我是个很温柔的人，写《野火集》的时候也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是你写文章是写文章，你做人是做人嘛。我对长辈很尊敬、很爱护，我对于小辈很维护他们，我很喜欢我的朋友，我很喜欢游山玩水。人是有很多面的，但是在你写作的时候就事论事。那么一个文字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性特别强的一面，或者感性非常强的一面，我必须承认说我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人就是那个理性的头脑在那儿写作，我那个感性的那个部分就不见了。
可是作为人的时候，人当然是复杂的东西。你如果读《野火集》的同时，去读《孩子，你慢慢来》我写小孩那本书，你就会知道人是有多面的。至于说《野火集》它在18年前，面对台湾那个时候的社会的状态，其实我必须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天真。可是那个天真到20年后还是一样，到今天其实还是一样的天真。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在20年之后，写这样的文章，那个天真是无可救药的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天真的话，你根本不要写作了。你之所以会去继续写作，是因为你还认为文字可以达到什么影响，你还是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变好，你还是认为说，你还是看这个世界的光明面，才会去写作。哪一天你不写作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根本就放弃了。那这种不放弃我觉得是一种天真。只是说就台湾而言，它的社会在这18年，或者20年之中它的转变，有巨大的质变，品质的质，质变。所以它现在，所以《野火集》那种直接的批判，热烈的批判，而且完全不绕弯子讲话的批判。在当时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是没有的，就是从它开始的，但是有了它之后呢，社会批评变成台湾的一个寄存现象。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批评，而且每天都有。所以它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它今天其实不再需要《野火集》这样性质的文章，反而需要的是那种净水流深、抽丝剥茧地看到问题核心的东西、深刻的东西、而不是这种短打似的东西。
但是对于大陆的发展当然是不一样的，大陆社会的发展，所以同样的文章对于大陆，在它不同的阶段发生的影响跟对台湾是不同的。那么也因此我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流传，两篇文章，一篇叫做《五十年来家国——台湾文化的精神分裂症》还有后来的一篇是《面对大海的时候》，这两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在台湾引起巨大的三十年来，没有见到的大辩论，文化辩论。那同样的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有很大的辩论，那好玩的是，同样的文章在台湾的解读跟在大陆的解读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解读。《野火集》也是，同样一个文本，因为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它的解读跟它所发挥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你譬如说，我最近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跟辛巴克》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发出之后，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回应，那也是我始料所未及。因为那篇文章谈的就是自己的传统跟国际化、现代化之间的问题。那么大陆读者的巨大反应才使我知道，说原来大陆人对于现在在他身边所发生的这种巨大的改变，其实是他心里的痛或者说一种灵魂的流离。是在那儿发生中，而且是一个人的痛处，在我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点倒是证明说，那样一篇文章，两边的反应都很强烈而且都一样，也就是说在某个方面，这两岸人民在碰到灵魂的接轨，寻找那个衔接的地方这个问题跟困惑倒是一致的，好。这讲远了。
问：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您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其实比刚才的观众还夸张，我以为您是龙先生的妻子。不好意思，真是对不起。
龙应台（笑）：你是哪儿来的呀？
问（笑）：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刚才很抱歉，龙应台（笑）：您今天才知道我是女的？
问（笑）：是。刚才其实说笑，我是看过您的散文，我是比较仰慕的。其实我觉得提的问题比较小，根据我自身，我现在学的专业，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二外，这是一个外语学院，我们是对外汉语专业，可以说在别人眼里我们可能有比较大的优势，因为是一方面我们的母语，要像中文系那样比较精深的研究，去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花四年的时间，跟纯粹的英语系一样，要去学英语。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在我身边的同学，仅仅是把英语就是说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者说在大学期间他没有目标，他仅仅为了过四级，六级，专四专八，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根据您刚才的讲演，就是说作为有志于继承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分子，并且希望在国际浪潮中，国际这种接轨的浪潮中能有所作为的大学生的话，如果我希望您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勉励，或者希望的话语，您愿意为我写些什么？谢谢您。
龙应台：学英语我当然刚才是说，你跟我们的汉语而相较的话，要把英语学好的意义是在于它是一个工具。你要把这个工具，如何要掌握这个工具要学好，相对于汉语而言，汉语是我们灵魂的语言，英语是我们的工具的语言。但是你把这个拿掉，去谈英语的话，说它是工具，事实上，任何一个语言都并不只是去学它的文法，或者是你讲的腔调正确而已。你学那个语言，一定是语言后面，牵涉它所有的价值观在里头，没有一个工具它只是工具而已。你譬如说你学英语，你势必要学到说，How are you ？I'm fine ，或者是说，Thank you for calling，这么简单的谢谢你打电话，你要知道说我们中国人打电话，喂，董秀玉，讲完了，明天中午见面，好，可以，我准时到，再见。你就一定要学到说，那你英语的对话是说：Oh， thank you for calling，但是英语他一定会说很多的话，他会说，It's so nice you call.太好了，你打电话。然后他又会说，I want to call you for long time.，我本来就想要打电话给你，然后他又会说，今天你打电话来实在是太好了，It's so wonderful you call，他会说很多很多这样的话。你要学到的不是这个语言的结构，而是学到说美国人或是英国人，他在他的人际关系，即使是一通电话，他有非常多礼貌的表示，他有非常多试图去取悦对方的这种文化在内。你如果说学到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它是democracy，但是对不起，这个词的后面又包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了，那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东西，只知道democracy这个字是怎么拼的话，你根本没有学到这个语言。
所以在这个场域而言呢，工具它后面都跟着一个灵魂。工具不是只是工具。那我们的青年你要学会，语言只是把它当机械地学，那你就是太笨了。因为将来你总是要走出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际，而整个国际是越来越全球化，表示它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状况之下，你要站在一个衔接点上，你掌握这个语言的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个太清楚了，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的权力，才可能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你要我写的一句话我就说，你一定要认清楚知识就是权力，完了。
主持人：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要照您的问题所说，可能今天觉着台上坐着一位女士来介绍龙先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
问：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学生，今年大三。我接触龙先生可以说是从龙先生写的一段话开始的，那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生命中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同时我又在急忙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跋涉千里，天涯赶尽，但生命的本质并不曾超越登陆的轨道。这句话对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接触这段话应该是一年半以前，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一年半的生活，由此我转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在思考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我提问的问题就是龙先生那时候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为止，这种思考是慢慢地淡化了呢？还是因为有某个理想，因为有某个目标而把以前的考虑变成目标呢？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谢谢。
主持人：我想这位先生如果生活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话，如果今天我们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哲学家。
龙应台：您所引入的那一段文字是在1999年那本《百年思索》里头，那是一篇比较内在思索的独白。在一个巨大的宇宙的黑洞里头的独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读者很少，因为它比较深，比较孤独。你是第二个人提到这篇文章，而且是提到同样的片断。这个给我的信息是说，有时候呢，我觉得比较深刻的读者反而是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事实上您所引入的这篇文章，是我自己认为就散文跟汉语文字的精粹上面，是最好的一篇，但从来没有人提过。大陆的读者因为对于知识的渴求，而且他的生活形态里头也使他成为一个比较细微的读者，用心的细微的读者，所以您引的这一段其实是再度地告诉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没有人看到那些，我自己认为，其实是最精致的汉语的作品。在大陆比较有读者，这是第一个印象您说的。那么第二个您所表达的是对于生命的一种茫然感，那这种茫然感，跟不知方向的这种感觉，迷惑。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起，一定是你本来就有迷惑跟茫然，然后被我的文章讲出来了，所以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使你茫然。我想说的是，对人生的这种迷茫的感觉，不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会有，我今年51岁，我也有，而且常常有。那你要说人生的孤独感那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管你是如何入世，不管你是如何进入现实，跟现实的关系如何紧密。但是任何一个比较能够做独立思考的人，他一定是有他孤独的时刻，而且那个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所以说，那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告诉你前面的路怎么走，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凭自己摸索出来。
主持人：最后，我想套用龙先生讲的一句话。单一整齐的文化世界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具有像龙先生这样的头脑和思想呢，一定不是件坏事，最后让我们向今天为我们做了精彩而深刻演讲的龙应台先生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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