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宁：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

（本文是李晓宁在清华大学做学术报告时的录音整理稿）

今天我来讲讲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讲讲变化的世界给大学带来了什么变化。最近很多人讲大学改革问题，都是在讲大学院墙里面的事情，称之为大学内部改革。我认为大学改革是院墙里与墙外相结合的事，大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学的发展绝不仅仅是院墙里面的事情。其实大学从出现开始，就是和社会发展有着极深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工人、农民和一些优秀的干部。尤其是民工、华侨、乡镇企业贡献极大。我们的大学做了什么？有多少先进经验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有多少核心技术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做的不多。多的是：评了大量教授，毕业了大量硕士、博士。我们总不能老停在民工制造的水平上吧。我们的国家正在一个升级的阶段，大学的改造成为升级的关键。今天我们就看看历史上大学是怎们走过来的，看看有什么可借鉴的东西。

在古代，识字的人少，有钱的人少，闲暇的人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去读书的。受过教育的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有一些大学生们，大学教授，关心的都是识字人自己的事，很少顾及社会。这是古来就有的一种倾向。但是很多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都认为学校的事情与社会的重大发展变化有着很大关系。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教育更加普及，大学这件事情越来越跟社会有着全方位的关系，关联度越来越高。大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早期的高等教育

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小时候，以为上了初中就算知识分子了，识字是件不容易的事。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多了，大家都算知识分子吗？不一定。

知识分子从古代起就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关心、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有公益心。举个例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介绍过一个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叫泰勒斯。泰勒斯喜欢观察天象，经常想宇宙与人类的一些大事，比如世界会怎么样？人与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注意观察天象，不小心摔到沟里去了。他的婢女讽刺他说，地上的事还没看明白，你还看天象呢！埋怨他私人的事情做不好，但公共事情却是过分关心的。其实像苏格拉底呀，柏拉图呀，还有像孔子呀，这些我们所谓的圣人们，他们都是具有这样一个很强的关心公共事务的特征。

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去关注公共的事情。读书人对公共事业的关心度，和一般百姓也差不了多少。我想说，如果你想做知识分子，应该对基本理论，对公共事情还是要多关心点。

人类生活中，知识的传承就是一件大事，教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期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说的早期，指的是在中世纪以前，公元九世纪以前的情况。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传承知识的重要活动。知识分子怎么出来的？人类原来没有知识分子，以前我上次在这儿讲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的时候，我把中西方的语言文字发展做了个比较，由此带出来许多事情，其中就有知识分子怎样形成的事。人是这样一种动物，需要一种符号记载思维和体会，传承下去。简单说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记载、保留所创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传承知识。创新之后把它保存下来，传承出去。传承就需要介质，这介质就是我们看到的泥版、纸莎草、竹简、木牍已经书写在上面字母、文字等。但掌握这套本领不那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的。只有一部分人在做，这一部分人在古代的两河流域称之为"书吏"--能写字的人。这些书吏呢，与统治者，拥有Power的人是比较接近。在中国也是，读书识字的人才可以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的人大都是识字的人，他们总是关心一些比较重大的，跟Power有关的事情。在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书吏，他们工作和学习机构叫"泥版屋"，书吏要参加泥版的制作，像我们的刀笔吏一样。有很多人在泥版屋学习，不断地学习怎么用这些楔形文字记录历史与事物。在泥版屋内学一套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多数是嫡传的。大家可以看看斯塔夫理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上册，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历史，就是蓝色书皮的那一本。他讲到古时两河流域有一个老人给他儿子写信说：孩子，你不要去学种地，到你老的时候你会累弯了腰;不要去学石匠，我看过背石头的人最后生命都很悲惨，不要去熟皮子，手会沤烂，像鳄鱼卵一样腥臭。孩子啊，最好的活儿是去学写字。要是学会了写字，就会有荣华富贵，一辈子将有很好的日子过。无独有偶，孔子的教诲也是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书可以做官。你要是去种地，那就不行了。因此在泥版屋里或私塾里集中了很多精英。他们不只是简单的记录人类的历史和所探索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有讨论。因为每个学者记录的事情和对事物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在两河流域，发现了许多泥版，一直没有人花时间把他们全部翻译过来。在伊拉克战争中，我特别关心那些泥版，担心它们损失了。由于泥版、竹简的承载能力有限，逼迫那些古代的书吏有很强的概括能力。无论东西方都是这样。我们的文言文也如此。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几百字就可以把军国大事说得很清楚。他们有在很小的载体上概括很多内容的能力。现代人这方面的能力弱化了。

到了希腊的雅典时期。有了雅典学园。什么要用学园这个词呢？并不是在标新立异，为的是避免与后来的College（学院）发生混淆。因为它还不是College的意思。只是有一个花园，大家坐在一起，有一个比较好的讲演者，一个学术带头人，大家听他讲演，随着他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不是好些有学问的人凑在一起研究问题，不是的。大家不要误解，因为有幅名为"雅典学园"的油画。这个油画用一种臆想式的方法，把雅典的，以及古希腊的一些智者全都画在上面了。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都在上面。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当时的教育有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老师各带各的学生，老师不凑在一起的讲学的。就像我们的孔子带孔子的学生，墨子带墨子的学生，庄子带庄子的学生。不能上午听孟子讲课，下午就听墨子讲课。常说的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但老师就他一个。别的学派的人，不到他这儿来学的。你想向鬼谷子学习，向墨子求学，只能专门找他，他有他自己的教学的地方与方式。所以这个时期的学园，都是以一个老师为中心，很多学生跟他学，求教。

雅典的后期，有了斯多葛学派，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叫芝诺。斯多葛希腊语原意是彩色柱廊，当时有很多人聚集在有彩色柱廊的地方讨论问题。人民大会堂门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前面就是最典型的柱廊。当时有很多学生，也聚在柱廊下听讲、学习。在讨论的时候，每个学者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题。这个论题不是一般性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每个论题后面都带一个论题体系，讨论时很多人在旁边听。

基督教创立时期没有寺院，没有教堂。耶稣传教时像苦行僧一样，走到那儿传到那儿，四处漂泊。寺院制度是东方发明的。在印度这些地方，一些皈依宗教的有钱人把自己的庄园舍出来，让教徒们在他家吃喝，研究学问。同时影响其他信教的人去奉献他们的财产，修寺庙来供奉他们。随之一些祭司垄断了古代的神庙，利用这个场所宣扬、传承他们的思想。西方学习了东方的寺院制度而建立了基督教修道院制度。这里插一句话，我今天不是讲宗教史，是讲大学史，侧重不是宗教的繁衍过程，而是教育形式的变迁。从宗教发展史中间可以看到大学的发展史，看看当时遇到了什么问题，人们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由此发生了什么变化。

寺庙除了举行宗教仪式之外，也是个学习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一批脑袋比较好使的人，探讨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生死呀，雷电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呀，各种各样对人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包括社会结构，法律。自从西方学习了东方的寺院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不要光想它是修道院，后面要说的大学就与修道院有很大关系，包括现代的科学院都有关系。古希腊的Academy，也变成了修道院。修道院最后产生了出教会？好像不对，没有寺院，也不会出现教会。没有聚会的地方，哪有什么教会呢？今天我说这些，都不是为了研究宗教。在中世纪的西方，没有一个学者不是教徒，特别是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发展起来以后，学者无一例外都是教士。就像中国古代的官僚，大部分都是学孔孟之道的"士"。当然不是绝对了。当然，有些军事贵族也做官，但纠纠武夫只是在开国需要武力夺权时有用，或者在国家危急时才有事可作。平时谈论国家大事的，基本都是仕。我们后来的太学，国子监，都是培养官僚的，但规模都有限的。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是私塾，还有一些藏书楼演变来的书院。从私塾到书院，是在农村的家族自治组织状态下形成的。我们跟西方还不一样，我们在大家族条件下形成了特有的教育体系。我们很早就重视教育，一个家族要供自己最好的孩子去学习，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他，然后进入政权，获得权力。使自己在政权中间有自己的代言人，有自己的利益的表达人，这是我们走的历程。

希腊早期，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就在搞一种像学园似的东西。他有两部分弟子，一部分叫mathematicians数学家？弟子，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我学习"。我为什么把这个词说出来，不是炫耀我找了点希腊的典故，因为在学校中间有两种学生，一种学生是自主学习,就是我要学习。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学生，需要灌输的。前两天，杨振宁就讲到：大学三四年级以后，不再像中学那样子，要成天听老师讲了。主要的知识不是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大部分都是从同学间互相讨论中得到的。这个道理，凡是有点自主学习精神的人都会知道。

我记得美国作家爱默生写过一句话："我付钱给我儿子的校长，但教我儿子的却是他的同学"。这个故事开始我当笑话听，后来细琢磨，确实有道理。因为成年后，学生跟老师接触的时间少了。老师讲的是基本的教条，他给你一般的辅导，但是对问题感兴趣最多的是同学。孔子这儿也是这种情况。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七十二贤人中间他们就有很强的自主辩证精神，有自己能够消化知识的方法，有自己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就是"我学习"。

另外一部分弟子叫acousmaticians，希腊语就是"坐着旁听"，这跟"我学习"的人有区别。

毕达哥拉斯要求他的学生在跟他学习之前，要静默五年。不能跟别人说话，想问题，想明白再到我这来，静默五年。还有很多忌讳，不许吃豆子之类的。要按他的规矩做到后才能成为他的学生，说白了就是要下定决心才行。因为学习基础的东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说五年，静默五分钟有人都难受。要是要从事基础研究，一生可能都要搭进去，也就是一生别的什么事都不能干了。我后面要讲的第欧根尼就是那样的人。把一切都放弃，就是琢磨道理。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人。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世界。

这是早期的教育。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像基因的东西，从久远的古代一直传下来。它不为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有非常强的生命。这点要记住。就像我们吃饭用的工具——筷子，存在了一百万年？两百万年？可能还要长，从猴子开始可能就用上了。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用它，还是很好用。这就是很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见面要问的"你好"，问"你吃了吗？"一样，这些话有很多基本的要素，大家要记住。

讲演前有个学生记者问我，说现在大学教育是应该深入社会，重视实用呢？还是应该离社会远点，保持大学一种崇高精神，多研究基本问题呢？前面我讲到古希腊泰勒斯的故事。泰勒斯喜欢研究天文，观察气象。他的婢女总是埋怨他，没给家里多搞些创收。你连地上的事都没弄明白，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老看天上有什么用？泰勒斯说，不就是搞点钱吗。他长时间研究天文气象，他知道，第二年天气将有利于油橄榄树生长，油橄榄将会丰收。希腊的主要的作物是油橄榄树，主要贸易产品是橄榄油。咱们在电影《教父》里看到的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头子，特别喜欢西西里岛的橄榄油。希腊和意大利的橄榄油是很有名的。泰勒斯看到油橄榄第二年要丰收，就把房子当掉，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雅典城里十部榨油机在农闲的时候全部买走了。到了收获的时候，全城都没有榨油机，他垄断了榨油机，再以高出原价好多倍的价格把榨油机卖掉，赚了很多的钱。为此他就对他的学生讲，不是我不懂得挣钱，而是我在研究比挣钱更重要的事。研究挣钱那套学问，我完全可以做，但那都是二流人才干的事情。

这是个笑话，但不是个简单的笑话。基础的问题经常要跟实用问题打架，其实悟性好的人是两端打通的。实用离不开基础，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更好的实用。基础也离不开实用，理论跟实践是相关的，实用能为基础提供问题与研究方向。看着好像是两端，实际上是一个绳子的两端，都有关系，做的好的人是能够打通的。

希腊还有个大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讲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今天我只讲一点，他教了很多学生，却把他处死的罪名是毒害青年。他传承知识，可是当权者说他是毒害青年。他是给这个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选择更应该做的事情。苏格拉底这样做了，结果被501人团投票判决处死了。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是早期教育里充当导师的风险。

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也是知识分子。亚历山大大帝是Power的拥有者，强权拥有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战的范围之大是不可思议的。他曾经一直向东打，打到孔雀河，打到离我们没多远的帕米尔高原费尔干纳。如果他们当时继续努力的话，再用一个月的行军时间，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新疆了，历史将会大大改变。最后因为军中有了瘟疫，没有办法，不能再东进，只能往南去。沿着波斯湾走回到希腊，回到马其顿。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这样一个藐视世界的人，他看到第欧根尼的时候，想收服他。他问第欧根尼："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事吗？"坐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回答说："那么请你让开点，别挡着我的阳光。"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公益心的知识分子，不屈从各种权势。亚历山大想把第欧根尼这样的人网罗到他Power底下，为他的这个强大的Power服务，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公益心，研究基本问题，要面对世界讲讲清楚这些事，不只是为君王一个人服务。他们研究Power问题，但我不受Power控制，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必做第欧根尼。”

我们的孔子、孟子也是这样。前两天我到山东济宁去看了看。我原来没去过济宁。济宁是孔孟的老家。四条河交*汇聚在一起，南面是微山湖，北面是冲积形成的涝洼地，古代是湿地。武侠小说里老讲闯江湖，没听说闯沙漠、闯高山，都是去闯膏腴之地，适合农耕的地方。济宁的土地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济宁去年的第一产业产值是140多亿，一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总比例值是17％，是相当高的。孔子老家这个地方，种什么长什么，非常适合定居农业。有了很好的定居农业，由此才产生了非常稳定的大家族。有了大家族，礼法在此才非常必要。有了这种社会结构，儒家思想得以建构。如果在沙漠里、草原，那孔子一定是弯刀武士。一天到晚骑马到处流浪，也就不会有他的儒家思想了。

大家不要光听着好玩。这些基本条件的生成，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什么在玛雅、在印度没有出现孔子这样的学说？为什么在长城以北没有出现这样的学说？都是有道理可研究的。凡是这些学问，这些思想家的产生，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生存条件有着深远的关系。不同的条件，生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学说，也产生了不同的教育方法。这不是开玩笑，你们不要以为在听笑话。先秦诸子，孔子、墨子，鬼谷子，他们教育的特征，都是一个老师带很多的学生。他们讲学的地方，一般都是在通衢要道之处，交通方便之处，不是在深山老林里。南来北往的人，多会于此。欧洲的第一个大学，波伦亚大学，也翻译成博罗尼亚大学，就在意大利中部的博罗尼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产生第一个大学？是人们汇聚到那个地方去求学而形成的。比方说在喜马拉雅山上就不会有这样的大学。谁到那儿去找你去求学呢？

我讲课的方式是，提一大堆问题出来，再寻找问题的解。有的问题可能有一个解，或数个解，数十个解，我告诉你们，年轻人，为求这些问题的解可能你会费一辈子功夫。我们可以讨论。我决不会说，我告诉你这是唯一答案。我是要你们去想，必须去想，我不告诉你这个问题是终端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比如在我讲到早期教育的时候，书吏跟塾师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教育方式是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孔子、庄子如果是一个时代的人，能不能一起办学？为什么不办成股份公司呢？大家要想一想。

西方中世纪有两大创造，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宗教。我们把中世纪时间放长一点，一般人们都说中世纪是罗马帝国消亡到文艺复兴期间。我们延长一点，把罗马帝国也算在里面。古希腊时期在两个领域有非凡的创造。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文学。希腊还有那么多文学家，荷马史诗等。哲学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很多。但是法学方面出名的学者不多。从罗马时期开始，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宗教，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基督教，由一个非常小的教派变成了庞大的，有自己教会组织的，成理论体系的一个宗教。我们说成体系，就不是解决一两个小问题，必须对整个世界作出解释。基督教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创立了比较周延的神学思想。每个宗教都有一个创始人，但创始人的思维是发散的，不一定能完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归纳和完善。都要所谓的第二教主来做这些事。在基督教里面就是保罗和彼得。彼得建立了教会，保罗是《新约》的创造者。成体系的理论就是从他开始慢慢构建的。教宗教思想，也就是神学，还有世俗世界的罗马法，这些重要的思想与技巧需要传承，而传承要有个载体。于是在中世纪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学校，一个是宗教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最早的专业，就是神学和法学。所教课程分类，是当时所谓的前三艺，后四艺，合起来叫七艺。文法、修辞、逻辑，是前三艺，还有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是后四艺，教学形式都是面对面的，师父教徒弟那样教，重辩论。不像现在的学校这样成体系的，有课本的教学。宗教和法律，是后来是欧洲的大学的基本专业。学校都是从这样起来的，从修道院来的。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催生了大学

我刚才说了，很多写高教史的人不太明白，讲教育发展只讲大学墙里面的事。我要把墙里的大学发展和墙外的社会变化挂起钩来。说说墙外的社会是怎么使墙里的大学成长起来的。社会不接受你的话，你不可能长大的。请大家看图片，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学，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称之为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也叫波伦亚大学。博洛尼亚就在罗马北边一点，大家可以看看地图。

以后我讲每个地名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回去查查地图。而且不仅要看平面的，最好看看立体的图。那地方是山还是平原？风从哪儿刮过来？水是怎么流的？长什么植被，有什么物产？要活生生的把自己置于那个地理环境中间，才能够体会那个地方，为什么能出那样的人和那样的社会。如果你随便看看地图册，一下翻过去，那就看出不了那么多故事了。

以前，对大学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也是糊里糊涂。我以为最早的大学，可能是一群很有学问的人，为了多教学生，凑在一起搞的大学。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最早的大学不是老师办的，而是学生办的。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例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学是有学生行会转变来的。现在翻译成的行会（Universitas），不是行业协会，就是中世纪的行会,也是初期大学的称谓。这个词的词根（uni-）是联合的意思。中世纪在行业中出现了许多联合会，是那些从领主土地上跑出来的农奴，凑在一起形成的联合会。早期翻译只注意了行业特点没有注重联合的本质。

当时很多人都要到意大利来学习法律，南来北往的学生聚集到博洛尼亚这个地方。早期希腊是沿地中海殖民的，沿海城市相对文化发达。有很多比较好的老师。拿波利，佛罗伦萨，比萨，法国的尼兹。海上交流比较多，知识传播的比较快。不像山区，老死不相往来。在博洛尼亚，很多学生租房住在一起。他们想，我们一个个地找老师求学，还不如凑钱把那些老师一起请来讲课。不仅省钱省事，关键还能聆听不同观点地老师进行辩论。这样就有了博洛尼亚大学。这个大学的建立第一次在教育上改变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原来的教育形式是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而博洛尼亚大学初建时期是把很多的老师找到一起来，一起来讲。这就和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就不一样了。这就有了不同的学派在同一个学校里交流的机会，同时进行教学。这件事是学生们办的，不是老师办的。老师教学，学生给钱。这是教育史与学术研究史上重大的变化。

在欧洲有争论，说博洛尼亚大学不是第一个大学，有人说巴黎大学是第一大学，其实时间差不多。巴黎大学早期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附属学校，像咱们清华大学附中似的，是修道院附中（笑）。当时在巴黎也是有很多求学的人，组成了很多同乡会，叫"民族团"。无独有偶，西藏的喇嘛教里也有这样的组织。他们叫做札仓（藏语），就是一种地域组织，同乡会。来自山南的，来自阿里的，聚在一起，在寺庙中间形成一个团体，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研究问题。当时巴黎大学就有很多"民族团"。但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一样，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以学生为主导，所定制度对老师来说非常残酷。今天请老师来讲课，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老师赶走。因为我们听了没劲，那就请你滚吧，钱也不给你。而巴黎大学是，老师们先开始搞了一个联合会，与学生的联合会进行谈判。最后实现了教师主导。你们要来学习，就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如果你学不好，就可以开除你。巴黎大学的校戳，1241年的，写的是巴黎师生联合会，到了1252年才称之为巴黎大学。

说到这儿，大家要了解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运动。城市化后市民与领主的农奴是很不一样的。领主社会道德标准就是两个字——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农奴服从领主，全部的道德准则就是"忠"。但是城市化的市民不同了，他们提倡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希腊的海上拓殖。当你上了船以后，发现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的。此时，你就会让度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做交换。由此诞生了契约精神。这是我们这个以定居农业为主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中所匮乏的。我们一直是农耕社会，没有摆脱血亲氏族社会的约束。契约社会重视的也是两个字--谈判。不能随意屈从，从而谈判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大学这样自治社会组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谈判。一开始教师与学生谈判。这时候，教师还没有垄断地位。想看巴黎大学的照片吗？我没去过巴黎，这没法说，但自1968年以后巴黎大学分成13个大学。我没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巴黎大学照片，这里是巴黎大学的一个教堂。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文化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比较重视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欧洲的城市化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没有过像西方中世纪城市化那样在各方面产生过重大作用。城市是这样发展的，沿着地中海，沿着北面的海岸线，还有莱茵河，出现了很多城市。

大家看，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时主教的教堂在城市中间。我们看平面图，教堂前一般有一个广场。城市街道全是辐射出去。城市有没有广场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历史的城市是没有广场的，不允许老百姓聚集起来议论国事、政事的。广场周围居住着些手艺人，城市中间是手艺人，外圈是商人。商人把手艺人做的东西卖出去，交易，广场上可以进行交易。以后城市里慢慢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所谓的"好人集团"（bonihomines），有钱的人。他们带领市民跟国王王权和教权在争权利与权力，最后达成协议，成为城市宪章，将其镌刻在教堂的大门上，算是契约。放在教堂门上，谁都不好抵赖。

在看看西方城市的市政厅。你看，都是教堂旁边有一个市政厅。多数有广场，好多城市都是这样。大学的建立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教权继承平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城市化运动催生了大学。为什么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在欧洲迅速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学？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佛罗伦萨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牛津，剑桥大学，还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为什么出现呢？这些大学的出现都与城市化运动有关系。城市化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联合会，这些自治组织起初都是些宗教团体。自治社会组织出现，知识分子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大家看，大学与社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联系。大学与城市化运动结合起来，走在了前面。而且为今后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没有大学出现，文艺复兴怎么会有呢？大学比文艺复兴早出现三四百年。要是比文艺复兴出现的晚了，那才成了咄咄怪事了！

到了15世纪，有几件事情，对社会以及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件，印刷术的出现。印刷术对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影响，对大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早期，柏拉图时期的学校，早期的博罗尼亚大学、巴黎大学，教师讲课是没有教材的。老师都是雄辩家。有些老师一上来讲课，必须有个非常鲜明的论点，他把论点和论据讲给大家，再经过雄辩的论证，把知识教授给学生。"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拿出自己的观点与论据，直接给大家讲。然后再问：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随即当场辩论。所以在古希腊，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学校里，老师必须是雄辩者。如果他没有雄辩的能力，他就不能站在这个地方讲课。而我们现在的大学里有很多老师是经受不起辩论的。一辩论就完了，他没有能力。早先没有教材，老师再没有一个明晰的观点，没有雄辩能力，学生还能学到什么呢？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学者写的文章，念起来都琅琅上口。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圣•鞠斯特所写的文章，都具有很强的雄辩性。英国人潘恩、威廉•葛德文的文章，都是用极具雄辩的口气写的，有极大的煽动力。这也是西方大学很好的传统。

我们的孔子和孟子的话也是这样，非常清楚。像当时齐王问孟子：臣对君应是什么关系时，孟子说："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之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之视君为寇仇。"两千多年前，孟子对齐王都敢这么说话。现在你敢这么说吗？你敢对齐王说：你看不起我，我就把你当混蛋吗？当时封建社会的孟子就敢于这样同君王辩论，而且道理十分明晰，语言十分犀利。这种情况在古代著作中多得很。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孟子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是不行的。答不出就不配做先生。这是早期教育的特点。我不是在讲笑话。我讲这些，是因为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教育的真实所在。

后来有了印刷术，当场辩论和讲演的能力减弱了。但很多优秀思想可以通过纸质印刷品迅速传播，书可以拿回家读去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出现是在1450年左右。是由一个叫古腾堡的人发明的。他是一个金银匠，兼做家族徽章、酿造葡萄酒。有一天他一不小心将徽章掉进了压榨机，拿出来时上面压了一个印，还很好看。他又将一张纸放进去，也被压了一个印。他想把字母做成像徽章一样，不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术发明后，古腾堡先用来印《圣经》，后来的收藏者称之为42行《圣经》，因为每页42行字母。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教堂里，只有神父有一本圣经。圣经都是神父们骑着驴，费了很大劲到梵蒂冈去抄回来的，从不轻易给别人看。他们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就和我们在延安时期读报纸一样，大家都不识字，读什么就听什么。当有了42行《圣经》印出后，每个信众自己都可以琢磨圣经里的话了。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与神父解释的不一定一样了。

在信息传播方面，西方人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字母化，使很多人学文字很方便，普及化。第二个就是印刷。其后才是我们现在讲的网络化，电视普及化等等。这些传媒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巨大的变化。历史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有一个坎儿卡在那里呢？就因为不识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问题。不识字的人一辈子都是睁眼瞎，只能做奴隶。为什么中国的家长那么穷也要让孩子上学呢？他们不希望孩子当奴隶。希望孩子翻身，鲤鱼跳龙门。起码识了字，不容易让人骗，不被人欺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方块汉字就是信息传播的一个坎儿呀。

第二件事，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复式记帐法。大家有时间也应该看看数学史，科技史。我们的大学忽视科技史。学习理工科的同学，即便就是学历史的，看科学史也很少。1492年，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达•芬奇的朋友，帕齐里欧。一个怪人，他搜集了地中海沿岸商人记帐的方法，把它们综合起来，发明了复式记帐法,一直沿用至今。后来有一个日本人搞了三式、五式记帐法，都不能普及，不方便。而复式记帐法一直沿用至今。有了复式记帐法，就有了通约的计算方法，才能使钱成为了资本。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复式记帐法就无法产生。

插一段。以前有人问我，明朝时期中国的商品生产已经有了萌芽，我们可以渐渐发展出资本主义吗？我的回答：不能。明朝当时有好几种记帐法，主要是四柱记帐法，是单式的记帐法。官家有官家的记帐方法，商家有商家的记帐方法，不通约。你算的利润得3块，我说得5块，那还不打起来了。这样肯定是不能把钱理清的。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其实不仅是文艺的复兴，它同时是自然科学成长壮大的发端。这就是第三件事。哥白尼，一个波兰人。他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校学习法律时就开始研究天文。博洛尼亚大学的哥白尼和佛罗伦萨大学的伽利略从天文上打破了旧的学说。自他们开始，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三样东西，印刷术、复式记帐法、科学，都是通过学校来传承的。中世纪的大学里，天文学的研究对社会贡献很大。我们很多大学数学基础课都教微积分。但很多教师不教微积分的导论课，一上来就是极限。为什么微积分要研究极限呢？因为哥白尼时期的太阳中心说，认为地球等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轨迹是同心圆。如果是同心圆，那好算。但开普勒观察一年下来，发现不是同心圆，运动轨迹是椭圆的，有近日点，远日点。哎哟，坏了，椭圆的周长没法算。原有的数学方法，牛顿之前的数学方法是不能算的。为了算椭圆，牛顿吸取了笛卡儿、费尔马的方法，为解决这个问题，创建了流数学，也就是以后的微积分。

早期巴黎大学只有医学、文学、法学和神学四个学部。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吻合的。对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法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医学更是这样，它和人的生命有关，它引导我们走向实践。到今天为止它都是不可以开玩笑的，所以必须有很强的实践精神。学医学的人是不能光写书的，他还必须会给人看病。如果你学医学，告诉别人：我只会写书，不会看病，那就完蛋了。那你就应该觉得不好意思，觉得羞。

巴黎大学后来扩展时，第一个接受的学科不是工科，是药学。后来即使工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巴黎大学还是不接受工科。我曾问过一些大学里的人：工科专业是什么时候进入大学的？谁都不清楚。我问那些研究外国教育的他们也不清楚。那么工科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进入了大学？进入大学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受什么人影响的？如何决定的？这就引出了大学的新变化，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进入到了大学里。

科学技术研究进入了大学

这次英国人走到了前面。英国人一直落后，希腊文明时期，英国人在干什么？披着兽皮。罗马时期也是被征服者，没成什么大气。但是到了15世纪以后，英国人逐渐走在了世界前面。为什么呢？是英国人聪明吗？比别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吗？也不见得。是因为有特殊的条件。

当时在全球，在欧洲大陆，在中国，最稳定的生产条件是一块好地。只要有了一块好地，你把地好好得种上，可养很多人，供你吃穿。养猪、养鸡的民族都是富裕的民族，定居农业的民族。因为养猪、鸡都要用粮食。贫穷的地区，像中亚，还有我国的陕北等地，就养羊。羊吃草，猪又不吃草。（笑）在欧洲盛产香肠的地区都是这样的地区。德国的法兰克福肠，日德兰半岛的丹麦肠，意大利波河平原的撒拉米香肠。这些地区都是富裕的农业地区。英国人农业不发达，牧业发达，*近海岸，所以重商主义不是英国人愿意的，是条件逼迫的。如果英国又高质量的农地，亩产很多斤，何必从事牧业呢？在古代从事牧业、狩猎业的民族是很难受的。碰上灾荒就完蛋了。而这时定居农业的民族因有灌溉条件，还有存粮。一有天灾时游牧民族就急了。古代灾害严重时，我们边关就会停止与蒙古人、匈奴人的贸易。停止贸易后，我们最多不穿兽皮了，也不喝牛奶了。他们却连吃的粮食、盐都没有了，就只能求着你。求你不成，就打仗，拼命的打，劫掠。争取最惠国待遇。

这里我要讲一个英国商人的故事。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叫格雷山姆。他赚了很多钱，但没有儿子。格雷山姆立遗嘱，用他的遗产建立了一所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学院。当时大学只学神学、法学。而格雷山姆立遗嘱要求这所学院出了教神学、法学之外，还要教如何使用望远镜，六分仪等与航海有关的技术。这样就把实践的内容揉进去了。一切与商业有关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在那所学院里教授。而且学生学习时免费的。格雷山姆发现，那么多大学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商人解决一些问题呢？只是天天在那里赞美神的伟大。格雷山姆的遗嘱在1597年被执行了。

这里我还要插进一个问题，那时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遗产基金。特别是那些没有儿子的人，还有教会的教士的遗产。这主要归因于教会革命后的一个重要规定：教士不准结婚。于是教士的遗产就不能嫡传给他的孩子，而是由委员会来处置。委员会设法使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并且在欧洲还要对遗产征税。使得很多人觉得与其把钱交给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去处置，不如在我生前将它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或者作为科学基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规定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后来查理二世国王的近臣去格雷山姆学院视察，发现很多著名人物譬如：威尔金斯，牛顿，等人都在那里授课。他就将这所学院改为皇家学会，当时英国皇朝复辟不久，笼络人心。

我们知道英国皇家学会对人类做出了多少贡献，像牛顿、波义耳、达尔文、法拉第呀，多了。我们世界一半以上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皇家学会奠定的。这是科学家所的研究的课题，不是教皇的，也不是皇帝的，是来自一线的，实践带给科学家的。

当时欧洲大陆也有个巴黎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都是皇帝给的，大学里的人们就只研究如何使皇家花园里的喷水池搞得更好些。还有怎么养好皇家花园里的奇花异草，别把从非洲捉来的斑马弄死了。一切都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他们不关心科学技术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大家如果有时间，到故宫去看一下钟表馆。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清朝的苏州制造局，广州制造局，就可以造出能用软笔写出万寿无疆的钟表了。这些的钟表机械功能十分强。斜面、蜗杆、齿轮、游丝这些功能都具备。但是那些工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母机呢？不做枪炮呢？他们只为皇帝做玩具，因为他们拿的是皇帝的钱。所以到后来我们的海船还是平头儿的船，我们的建筑材料还是秦砖汉瓦。我们的能工巧匠都给皇帝做玩具去了。

拿破仑这个皇帝不简单。拿破仑是炮兵出生。那时的炮兵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导弹兵。攻打土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尉。土伦要塞城墙很高，当时的臼炮，打不到墙后面保皇党的指挥所。拿破仑的数学很好。他算出了炮弹运行的抛物线轨迹，打到了高墙后面。消灭了敌人，取得了胜利。人们为此而尊敬他，他也由此而发迹。

拿破仑办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还强行把那些工科专业塞进大学里去，如果大学不接受，就将其解散。最后他干脆把全国的大学改为帝国大学，全国只有一个大学，一切在监视、计划之下，并强行将工科嵌入了大学里。为什么说嵌入呢？因为不是融入，是强行的，就像钉子钉进墙里一样。清华大学里有这么多工科专业。这些专业你以为是随便进来的吗？也是打进来的。

战争和贸易是人类发展的两个主要形式。英国通过贸易、重商，使大学发展起来了。法国人那边是*战争，用工科专业带动的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是"一仆二主"。读书人别把自己说的太好听。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不是在为商业服务，就是为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德国人是比较晚进行工业革命的。德国的容克地主躺在葡萄园里，喝着醇美的葡萄酒，吃着香肠，多么惬意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工业革命。费那么大的劲，在地球上挖一个那么大的坑，把煤挖出来干什么？我们这样很好呀。但是有一天英国人到酒吧里拿着一袋子钱，摆在他们面前。开始几十杯，几十杯的要啤酒，很多很好啤酒时。他们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怀疑，这些英国佬那来的那么多钱，这些穷光蛋，他们从前从来没有这样买过东西，这样付过款。我们德国人应该是最富的。英国人是哪来的钱，是抢的？于是德国人到处去打听。英国人说我们是用机器弄出来的。用机器挣来的钱几十倍于农业，他们怎么种葡萄园，怎么养猪，怎么样种小麦，也不如煤矿个人用机器从地下挖煤捣弄的快。德国工业革命起步慢，因为他们的农业好。

当德国意识到要搞工业革命时出了一个人--威廉•冯•洪堡，德国的教育大臣，著名学者。他弟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理学家。他和歌德关系很好。威廉•冯•洪堡本人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很有名，这所大学出了很多著名数学家，高斯呀，等等，哥廷根学派。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洪堡原则。洪堡原则考虑怎么办：我们的工业革命起步的晚，要迎头赶上，怎么赶上。一是要研究法律，二是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加快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能够把一些实用的大学，包括水泵，包括工作母机，传送带。有了洪堡原则。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于是科研走入了大学校园，大大影响了教于学两个方面。这就是洪堡原则。学校里第一次不是广招学生了。

研究生制度是后来在美国完善起来的，当时还没有。当时德国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离开学校，留在老师身边，和老师挨得很近。老师让研究生去工厂，去实习。而且，老师也经营企业，一边上课，一边要照顾自己的企业。

洪堡原则一下子就使得柏林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欧洲其他的大学不一样了。当别的国家教授穿的很体面，西装上衣口袋别着三尖峰手绢参加晚会时，德国的教授却钻进了煤窑里开始研究，弄得一身脏兮兮的。柏林大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出了很多哲学家。第一任校长费希特，后来黑格尔也做过柏林大学的校长。马克思就是他的学生，恩格斯是柏林大学的旁听生。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学生有名的多了，老师有名的也多了。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出自那里。所以，当时的美国人最希望去德国大学留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学都为天下学子所景仰。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开始的赴西方留学时，很多人也瞄准了德国的大学。中国人以为到那里去了就可以学到真本事了。中国人一般不乱花钱，挣点钱也不容易。去了西方就一定要找一所好大学，决不是到那里玩去的。

这就是柏林大学的图片。现在去柏林大学一进门，左侧就是洪堡的雕像。人才济济呀。

大学改制对社会影响时很大的，你看看我们工业上老的标准不是英制就是德制。有多少东西是意大利做的，是西班牙，蒙古做的？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在19世纪发展迅速，他们的大学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支持。早期美国人以能去德国留学为荣。

刚才我讲的时期，是社会中大学的变动。美国的大学呢？美国人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现象。这样一批人本来是被放逐出去的一批清教徒。英国的国防内务大臣给女王写报告，说这样一批人与其说是被放逐出去的，不如说是排泄。恶心完了。就是这样一些被排斥出去的人，建立了哈佛大学，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十七世纪就有了哈佛。不过哈佛早期的教育，只是想撵上欧洲的水平，并没有想超过它，没有什么可取的，完全模仿欧洲贵族式的教育。但是很快有一些学校就开始和美国人的实践联系起来。

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接踵而来的二次大战把德国大学给毁了。最可惜的是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完全被毁掉了。浩劫过后德国的大学走进了低谷。柏林大学战后划归东德，教育水平下降。但是最近，两德合并后，德国的大学迅速发展。柏林大学在世界上所排名次，三年前进了25位。清华大学国际上的排名能不能在几年内前进25位？我不知道。反正柏林大学一缓过劲儿，就前进了25位。这是我注意一些大学的发展状况，你们大家也要注意这些东西。

美国的实用精神带动美国大学教育

我都搞不清楚是美国的工商业带动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呢？还是美国的大学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总之，20世纪，美国的大学超过了欧洲的大学。

美国众多有名的大学都在东北。其中，杰佛逊创立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他有两个改革，一是不教神学了，一个是学生自己可以选课。这也是教育史上重要的变革。经历了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东西就是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将大学机制大众化。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国家。何必装什么贵族，一切大众化。爱迪生本来就是一个小工人。包括贝尔的出身也不是特别高贵。高贵的人跑到美国去干嘛。既然美国人本就大众化，干脆就将大学社区化，把大学中经典的东西教给普通人。所以建立很多技术学院。但是哈佛和耶鲁始终不吃这一套：几个技术学院就称为大学？你们别糟蹋大学了。一直到今天为止，哈佛大学的MBA和哲学系的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

我认为真正代表美国大学精神的是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有一个老头叫利兰德•斯坦福，很不幸，他的儿子死了，才15岁，在哈佛上学。老两口找到哈佛校长说，我们的儿子死了，我们想以他的名义为学校捐一个学院，或者是否能在大学里为他儿子建一个墓碑，建一座楼。斯坦福曾在加利福尼亚挖过几十年金子，攒了很多钱，后来又投资修横亘美国东西部的铁路，也是一个铁路大王。哈佛的校长回答说：今天你造一个，明天又有人造一个，我们学校不就成坟场了吗？我们不干这事。你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同意。

老头一听生气了，打听了一下，当时办个像哈佛这样的大学也就需要几百万美元。干脆回去，自己建一个。于是他回了老家，将自己的8800英亩的农场分成两份，一块地做校区，一块做生活区，建立了斯坦福大学。我为什么用这么多话讲斯坦福的故事呢？因为这里有非常生动的内容。

老斯坦福没有什么文化，只会挖金子，当不了校长。于是他就到处寻访。后来到印地安纳大学找到了乔丹校长。乔丹后来当了23年校长，他曾说：我们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建立一种精神基础，为人类文明延续而勇战。它不为传统所禁锢，不为外部所阻碍，还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要把搞社会教育的无价之宝传给学生，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这后面两句是虚假的话，前面不为传统所禁锢，才是斯坦福的特点。

老斯坦福在建校的典礼上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年轻人来找我，但我又怕那些说空话的青年。社会使得成功的青年必须是事业家。因为人生的成功必须经历培养发展与创造。一个人不被创造也不会被建设，我认为人类科学对培养人的心智精神特别重要。人类就是要讲创造性。"

斯坦福第一届的毕业生，就出了一个总统——胡佛。我还没见过那个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就可以培养出一个总统来。毕业于采矿专业的胡佛，后来成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很有名，在海外研究中共历史很权威。我们党的发展史上的很多事情，你去那儿查，都可以查到。

1893年，老斯坦福死了，学校的整个重担压在了他夫人身上。这时美国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老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冻结了。有人这时就劝斯坦福夫人停办斯坦福大学以度难关，至少是暂时停办。斯坦福夫人闭门考虑了两个星期，请来了乔丹校长，告诉他，她不打算停办斯坦福大学。高大的乔丹校长，一米九几的校长，听到了斯坦福夫人的决定，一下子跪在斯坦福夫人面前，感谢她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明睿的决定。斯坦福大学从开办时就不收学生的学费。即使后来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改变对学生的承诺。现在一个学生每年得花十几万美元。

斯坦福夫人和乔丹校长一起去找法官，一个友好的法官，她打动了法官——美国的法官。真是没法说。不像我们有的法官给点钱就……法官允许他们从冻结的资金中，每月拿一万美金来用。第一个月只拿到五百美元，乔丹校长连夜走遍校园，将钱分给了最急需的人。你看看这样的校长，拿五百美金送给食堂里该用钱的地方。

正当问题似乎要解决时，新的问题产生了，老斯坦福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向政府贷款了一千五百万美金，联邦政府决定无限期的冻结斯坦福的财产，说是为了保护政府投资。这对斯坦福非常不利。1896年9月22日斯坦福夫人又去找总统。总统说，我是政府的人,我没有办法随意撤销政府的决定。但我给你指一条路，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如果胜诉，政府将解冻你的资金。十二个月以后，斯坦福夫人将政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联邦政府，华府败诉。当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在斯坦福，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1898年，政府宣布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解冻。于是斯坦福夫人将所有资产变卖，将所得的1100万美金——她的所有家产，全部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委员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笔巨款拯救了斯坦福大学。对此，乔丹校长十分感激地说："斯坦福这所大学，命运系于一个善良妇人。"

（李老师情绪激动，慷慨陈词，同学们也被感染，掌声哗哗）

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我看过这样一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不如斯坦福一个大学毕业学生的收入多。在硅谷93%经营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以至于斯科公司愿意花1000亿美金将斯坦福买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科技上领先的IT公司怕斯坦福变质了，不能为硅谷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当然了他们一下也拿不出来那么多现金。这是前年的事。斯科公司做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说：我们改变的不过是使你的球队名字叫斯科•斯坦福队而已。斯坦福理没理他，我就不知道了。斯坦福大学与其他的大学非常不一样。包括像网络这样的东西就是从它里面搞出来的。我认为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学的发展里程碑。先是早期教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成立，后来是工业化与英国、德国的大学，继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大学的发展。现在的大学，我认为斯坦福是个方向。工业革命初期是长肌肉，现在在长脑子，长神经。长神经的代表就是斯坦福大学。下面我还要介绍一个人，陈一文。他是孙中山的战友，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孙子。陈一文是一个演讲很有激情的人。有次讲演谈到日本的教育，他提到一个数据：日本的大学和科研投资是美国的50％，是德国的两倍。但是日本的科技创新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水平。所以说在大学里，不仅是多投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日本人有钱，投入很多钱，但是收到的效果很小。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德国人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讲历史，大学为什么要溯源呢？各个大学从纵向上来看，那些大学都在做了什么事情。

我溯源的方法和其他人都不同。我们看大学在做什么？它能做什么？它应该做什么?

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的家里没有钱，但你很用功，你可以读哈佛；如果你不用功但是很有钱，你可以读斯坦福。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哈佛的学费比斯坦福低。以为斯坦福的学生质量比较差。哈佛的学费大概是13万美元左右，斯坦福大概是11万美元左右。哈佛主要考虑学生成绩，并不在乎学生有没有钱，并且有多种途径可以帮助穷的学生解决负担。斯坦福有名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富商的孩子在斯坦福，比如，克林顿的女儿呀。但是那些是新闻记者的看法，斯坦福真正有才能的不是这些人。我倒认为牛津大学这方面有点差，这几年喜欢搞名人效应，有点吃老本的味道了。

我觉得剑桥比牛津强。一个大学要*名人效应，弄点什么演员、运动员，或者老说我的学生当了总统当个部长什么的，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一个学校，*的是整体创造力，看的是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潘恩和杰佛逊墓碑上的故事。潘恩的墓碑上写到“潘恩——《常识》的作者”，杰佛逊的墓碑上写的是“杰佛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这就够了。潘恩是大陆会议的外交秘书，杰佛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些职务都没写在墓碑上。这两人都是在美国在独立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墓碑是自己撰写的，他们根本没把自己的职务当回事。重要的是他们做了思想的创新工作，又做了新思想的传承工作。一个大学培养了多少名部长，不是唯一的参照系。我们这里历代考状元，当大官的有的是。有多少有用的人呢？没什么用！多几个混饭的！我们换个参照系好不好。

我今天不是批评说培养部长不好。没那意思。大学应该是历史的创造者。看看做了什么更有用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别出去又说，我们学校谁又当了多大的官，那就太无聊。斯坦福大学1951年，从大学校园划出了斯坦福工业区，创造了硅谷。有了英特尔等很多公司，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

从培养官僚走向研究学问又变成功能服务的中国高等教育

现在讲到中国。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就是培养官僚的。读书做官是宗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他去德国留学，学习了洪堡办柏林大学的经验与原则。回来改造北京大学，开始提倡大学以兼容各种学派，研究问题，教书育人为主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里程碑。还有很多的教会大学，承袭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把西方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带进了中国。

我们一直没过工业革命的一关。办清华大学不是因为中国自己要工业化而建立的，是因为洋人打进来后促成的。通过大学这种形式把西方思想灌进来了。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中国，大学主要是培养官僚。读书做官是主要宗旨。我们的学者多数还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一天修身养性。敌人来了，打不过人家，用脑袋“咣”的一下撞到柱子上，死了。看看吧，为国尽忠了。你有本事去打敌人呀，大炮也造不出来，机器也不会造。天天修身养性，敌寇攻进来了，马上变成了一群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笨蛋。

即便是研究学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学的文科师资比理工科强得多，尤其人文部分的文学与历史，夸夸其谈的文人颇多。清华不是有个“行胜于言”的校训吗。“行胜于言”当时就是针对现状，多做一点事，少说那些虚话。但现在过分强调"行胜于言"，就有一点问题了。现在我们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弱，尤其人文部分更差一点了。应增加更多关联度高的一般知识。

说中国的大学就要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专业设置，本来就有点营养不均衡。早期文史哲方面我们有很多大师，有陈独秀、钱穆、胡适、刘半农等等，但我们连个普通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你让陈独秀去造自行车去？讲个哲学、社会发展史，讲个玄学、禅宗都可以，没问题。但理、工、农、医都比较差。再加上连年战争，就更加弱了。建国后，52年开始院系调整，打破了大学自治的格局与自组织的状态。学俄国，向苏联学习。各学校的专业做了大调整，很多综合性大学变成专业大学，又建了很多专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学院这个做法来源法国人。拿破仑的帝国时代时期建了很多技术学院。法国人影响了俄国人。俄国本来就是个发展比较慢的国家，没有工业基础，它就*着法国的办法，受中央计划经济影响，办了很多这种学院。苏联很多中央集权做法都是受法国影响。俄法的思想方法上很大的同源性。中国人跟苏联学的，苏联跟法国人、拿破仑学。这次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破坏了大学的自治性，也破坏了大学几十年自组织、自适应的状态。一个大学是一个有机体。通过这次调整，很多变成了功能简单的大学。再要恢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明天早上我想学希腊哲学，吃一瓶希腊哲学药，马上就变成了希腊哲人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种药。要经过很长时间，一个大学更要好多年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的过程才会比较完善。

咱们不说别的，就一个足球，想冲出亚洲，还得多少年呢，是不是？不就是十一个人在草坪上争一个球，用腿踢的球嘛。踢来踢去，没年头还踢不出个组织配合来。何况大学这么复杂的东西。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一个学校，有的学科窝囊死了，有的学科非常强。学科发展差距很大，不平衡，不适应。国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现象。最近我搞了个调查。大学图书馆的书已经旧了，大部分书过时了，所以必须看新书。我想知道教授们、老师们一年看多少本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平均看几本？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读新书比老师多。我想问问，看新书少的老师怎么教看新书多的学生呢？不看书，一天吃的肥肥的教授，你怎么教学生！？

目前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发生。我前几天作讲演，说中国有五大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说的就是这个事。城市化不是开玩笑的。你要把农民变成市民。不说别的，光礼仪训练就不容易。城市化要使整个生活有组织化，要懂得更多的法律，守法，要懂得各种各样城市中人际的关系。城市化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工作要做，要去研究。

在此之际，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大学做的都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事。比如我是搞计算机的，一看大街上堵车了，就研究个ITS系统；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结账排队，就想做个好的超市结算软件。这是你眼睛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呢？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这就需要走出去。在新时期大学是干什么的？今后大学趋向是什么？

我讲了这么多以前的事情，历史过程。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墙里面的大学会变化。慢慢的，墙就没有了。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这些考上大学的人在读书。大学越来越普及化，更多墙外的人也在研究新问题。谁研究透了新问题，谁参与进来。就有权威垄断，谁就是帝王。墙里的权威垄断的时代，只是过去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大家想一想，中国在解决十几亿人生存的重大问题。法国总统希拉克竞选总统时说，我给法国创造35万的就业机会，他就获得了支持和赞许。看看中国，中国下岗工人就几千万之多，还有新增就业。没那么简单啊。中国现在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了解现状，运用人类已经了解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实用的技术，不断的分析，不断完善，打破原来垄断我们头脑的过时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不要自己再骗自己了。要提倡不自欺，不欺人。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提倡探索新事物和提出新学说的精神。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差得太远。然而，纵观大学的发展史，中国人最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对世界作出贡献。你看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他们办的大学不是一流的。所以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片萧条。这只是一个表征。它的大学不行，它的各个方面都不行。美国为什么行？是因为美国有三千多所优质的大学。如果把美国三千多所大学都弄没了，美国就完了，什么都没了。它连军队打光了都不要紧，只要三千多所大学还在，它就能重新富强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好。我们看到德国柏林大学的例子。所以我列出当前中国五大问题中就有现在的高等教育问题，这是关键之所在。现在大学教育方式都办成了中学方式的延伸。大学不是中学的延伸，是自主学习的开始。全球化、信息化、教育终身化都对大学教育起作用。我们要保存知识，传承知识。要记住这些。所以既要基础性又要实践性，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是打通的。从实践中看出基础的东西需要怎么样发展。我还要强调一下，苏格拉底说：“没有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我们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发现新价值和获取的途径。

大学是依*自己自治呢还是政府支持？我不是反对政府支持。现在大学学生要交学费，主要还是政府拨款支持。美国人在六七十年代走了弯路，就是大学60%政府支持。后来美国人慢慢改变了这方面，增强了大学自治性，大学的创造性随之就增强了。大学最重要的事是教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而怎么教？什么人来教？是其次的事。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我关于北大教改的事，怎么评价那个什么教师末位淘汰制。我说，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个教什么的问题。什么事情值得你去研究、去教？这是最重要的。下面才是怎么教、什么人教的问题。从教师待遇上分析教改问题，那是分田分地真忙。分配不均了，为老师自己的利益打起来了。而不是为了教学生什么知识、什么专业问题需要研究打起来了。孰轻孰重？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学走过的路和大学的精神和原则，都是和解决的人类发展中的大问题有关系。

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现在有人研究转基因肆无忌惮，搞不好生物界要受很大影响，这个世界会因此崩溃。比如最近的SARS、禽流感等。面对病毒，我们现在毫无办法。从政府到群众，都解决不了。当时流行SARS时有人说，农村是最危险的。想一想，城市人与人接触多还是农村里人与人接触多呢？是城市的传染率高还是农村的传染率高呢？是城市的传染率高。城市化问题是大问题。

在古希腊那时候不讲多少技术。那时不需要多少技术。我们讲天人合一，但现在天人合一不行了。我们在水泥路上走，坐在汽车上，连土都碰不到。人文科学和这些技术科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唱唱同一首歌就算提倡人文精神了，是不是就环保了？（笑声）不是的。我们研究环保，只注意研究水和空气的环保，物质的环保。我告诉你，是你的心灵不环保了，是你的心变脏了。你们为什么要去发展破坏世界的技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为什么要生产成吨的毒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武器？为什么要把人类生活变成这样那样？就是这些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惑我们。上次我回老家霸州市，当地搞了个味精厂，把我的老家污染得一塌糊涂。大家为什么要吃味精？不吃又不会死。所以我想搞个反对吃味精运动。味精厂污染极大，周围整个农田臭不可闻，污水非常多。为了城里人吃的那点味精，就要一个鲜，这个"鲜"也是假鲜。是不是？也不好吃！以前的好厨师做菜也从不放味精。因为造味精，有多少农田被毁掉了。在我们工业化过程中，哪些是我们在农业中积累的好东西应该留下来？能不能研究一下哪些地搞工业化，哪些地该留下来，整个水利怎么安排？这不该研究吗？我们的大学能为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为我们将要办的事提供什么支持和分析？希望你们能好好想一想。我讲了这么多，已经说了好多问题了，还有好多没说。时间不允许了，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掌声）

答疑

主持人：大家感谢李老师精彩的演讲，在刚才听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已有了很多问题，欢迎踊跃发言。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交到前面来。请大家利用休息的时间想好问题。

问：您刚才提到了日本的高投入，没有给日本带来高回报。那您对中国大学目前对教育的投入有什么建议呢？

答：我请英籍华人陈一文先生先来回答一下好吗？他对此很有研究。他是孙中山的战友，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孙子。

陈一文答：对刚才的那个命题解释一下。2001年日本对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当于美国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的50%，相当于德国对科学技术投资的200%。但它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或是科学技术的成果距世界顶级水平还差得很远。在世界上只能算中等。这些不是我说的，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他们采访了日本科学界的一批权威人士。其中有一位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金，日本政府专门聘请他邦政府研究如何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看怎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另外也采访了其他的科学家。上面的是在采访当中这个日本人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一是，国家在科学技术资金的投入要注意投在什么地方。他们认为日本的错误就是投入到知识的渐进式发展项目里面，就是说把资金投入到某个学科，它会有向前发展的认识，而没有把资金投入到挑战性的项目里面，也就是说这个项目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应用和当前的理论有冲突，也就是实现了一些重大的突破。钱花在一些四平八稳稳稳当当的项目上，很没有价值。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总结出来的，就是说日本人的特点--也是东方人的特点，也是中国人的——就是学者研究东西，我研究我的，你研究你的，我不评论你，你也不要评论我。不敢展开科学上的论战。在欧洲和美国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发现，都是在争论的过程中，所谓的思想的火花的迸发产生的。我们来看中国的一些学术杂志，就是尽量你也不评论我，我也不评论你。他们总结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

问：那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呢？

李晓宁答：我们的大学里这种创新精神是非常缺的。学生与学生有争论常见到，学生跟老师争论就少了。最难看到的是老师与老师的争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与老师的争论。要是把孔子和孟子放一块吵，那一定很好玩。西方大学最看重的就是能不能驳倒老师。在学术发展中，学生与老师对答，学生一般都比较年轻，掌握知识比较少。辩论有出彩的地方，但是还不够。如果你能看到歌德和黑格尔吵起来了，席勒和谁干起来了，那就很有意思了。这种思想辩论在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再看看爱因斯坦、卢瑟福、波尔，在他们之间都有很强的攻击，很多物理学家都来争。而我们在学校里，老师和老师之间很少争论。所以说东方人这方面就差远了。大学精神也应该在这些体现。争论是出新的一个途径。

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过渡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技术？

答：这两个问题很好。但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化？李约瑟难题就是问这个的。第一，于我们思维方法有关，我们没有建立严密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由此，中国科学基础理论非常差，我们的基础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的。我们的条件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从南到北，我们的江河流域都非常适合定居农业。如果洋人不打来，我们中国人都不想打出去。中国人很少有航海冒险的，像郑和、张骞，那都是特例。我们不需要那种拓殖精神，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园已经非常好了。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倭寇为患闽浙沿海好几百年，尽是日本土匪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怎么就没打到琉球、日本去？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富足了，打那儿干嘛呢？那是个穷光蛋待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是个富足的地方。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在没有比我们更好得更强的刺激下，我们不愿去。后来别人打进来了，工业化国家打进来了。我们没办法了，开始接受，突然发现他们很强。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太富足了。另外，还有思想方法问题。你们在网上可以看看我作的讲演《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和《城市化运动与行业协会》都谈到这个原因。网址：

http://www.tecn.cn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853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77

问：清华人怎么才能相比其他大学有你说的那种大学的优势？

答：要研究新的大问题。清华人什么时候想明白了这个事，他就有优势了。有了思想的优势，再努力去做，那就很快就会实现目标了。怕的就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话就老在后面。你凭什么成为优势大学？什么叫做优势？刚才提到斯坦福、哈佛。都是解决了很多大问题的学校。清华里有多少人在想着这些问题呢？你们有谁想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吗？考考清华的学生，不考知识的题，考考你学过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用？你能写出多少条来？如果你能写出很多，而且你去做了，那你肯定会是第一。

问：现在有建立新学科的必要吗？

答：建新学科就是解决新问题。新问题的提出要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建这个新学科了。比如，我们建个学科叫神仙学，研究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不去研究它了。那如果我们发现新问题，比如有了像刚才讲的，电话的主控线路被切断后，旁支线路能否保证全网畅通？以及其他的，对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生活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学科。这样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些问题在天天敲你的鼻子：那些转基因的牛，我们中国人产的大豆。我们大豆产油率12%，美国人27%。那么高是怎么回事？是转基因的。转基因的大豆为什么美国人不吃，全卖到中国来呢？中国人产的这个大豆，被美国人买去，他们吃。我原来想怎么会有人卖产油率高的大豆，买产油率低的大豆，不是傻子吗？哦，现在清楚了。

大学排名是否排在前面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解决问题，能否使我们获得知识与幸福。

问：您提到我们的大学与国外的差距。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学别人，还会有自己的特色吗？还有清华的精神吗？

答：我看到外国的一个好学者，就真的羡慕外国的人。我看到英国有很好得学者，就想成为英国人。比如我知道了牛顿的老师巴罗，把数学教授让给牛顿的事情。牛顿那是数学成绩最差，还没毕业，但巴罗非要把卢卡逊数学教授的职位让给牛顿。当时剑桥大学都反对他这样做。巴罗坚持己见，以辞职相威胁。结果给这个曾经不及格的牛顿创造了那时世界数学另一半内容的机会。巴罗的眼光非常准，我非常希望有巴罗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要紧。为此我很喜欢英国人。我也非常讨厌英国人。憎恶英国人打到中国，烧了我们的圆明园。我看到古代人的事迹很受感动。非常想回到几百年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去，聆听他与陆九渊的辩论。我不憎恨任何知识。我渴望得到各种知识，渴望得到任何形式的知识，不排斥任何民族性的东西。但，一切坏的，不管是什么民族的，都讨厌。我小时候"全盘西化"，后又想"全盘中化"，其实最后都是取长补短。我特别烦搞什么八卦预测的。易经的书我家有很多，我现在还在看，我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几千年从易经看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而一看到说易经就是八卦算命的人，我就想一巴掌打死他。（笑声）

我们别把我们民族的留下的好东西糟蹋了，认真去想它。

我们应该向那些对人类做出贡献的洋人学习。不管他是黑人、白人。

我提到的斯坦福夫人，这位老太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不认识她，不是特意为她的亡灵鼓噪，特意地祭祀她。今天我说起她，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她给人类带了了光明！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孩子们。（掌声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