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上）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1]。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2]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1） 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 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 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3]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十九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4]。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5]。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6]。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可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8]

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9]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胡、梅、陈、任诸君，均为留美学生，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可分[10]。可所有这些，均只是个人行为，其规模与效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

二、借鉴书院的努力

晚清的教育改革，康梁师徒无疑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不只因其大力提倡，促成了书院改学堂诏令的颁发，更因其办学实践——广州的万木草堂和湖南的时务学堂，凸显了从传统书院向现代学堂的过渡。

康有为之讲学万木草堂（1891—1898），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本，以史学、西学为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颇多创新之处。弟子梁启超《南海康南海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的概括不无道理：

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11]

万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很可能并非自觉的追求。康氏的理想，乃全力以赴追摹西方，只是囿于主事者的知识结构，方才弄得这般“半中不西”。之所以如此立说，因《大同书》中对“大学院”的设计，传统书院的影子荡然无存。康氏心目中“大同之时”的大学，最关键的几条，如“无一业不设专门，无一人不有专学”、“虽有事于虚文，而必从事于实验”、“农学设于田野，商学设于市肆，工学设于作厂，矿学设于山颠，渔学设于水浜，政学设于官府”、“二十岁学成，给卒业证书而出学，听其就业”等[12]，都与传统书院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驰。

只能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康氏万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其新旧体制及精神的诸多缠绕纠葛，值得教育史家认真探究。弟子梁启超的筹办湖南时务学堂（1897—1898），基本上是依样画葫芦。《时务学堂学约》之强调立志、养气、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13]，不完全是康师家法，夹杂了一些“湖湘学派”的气味，大概是为了“在变通损益中获得其生存权”[14]。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对读书法及具体科目的设计[15]，则明显来自万木草堂。至于教学效果，则不妨借用杨树达的《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

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16]

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李肖聃撰有《星庐笔记》，称：“万木草堂教法，颇张陆、王而抑程、朱。梁终身守师说不变。”[17]我想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守师说”，不只是论学宗旨，更应该包括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1]《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五十篇，作者有胡适、柳诒徵、盛郎西、谢国桢、陈东原、梁瓯第、班书阁、吴景贤、王兰荫等。此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1929）、盛郎西的《中国书院制度》（1934）和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院研究著作有：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98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982）、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198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1994）、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95）、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997）。

[2]参见RuthHayhoe所著的China’sUniversity,1895—1995：ACenturyofCulturalConflict（GarlandPublishing,Inc.,New York，1996）第一章。

[3]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及《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均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4]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5]参见拙作《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6]参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和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均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7]参见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和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8]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9]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现代评论》第2卷39期，1925年9月。

[10]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金景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性书院谈起》（《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和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文教资料》1985年2期）。

[1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12]康有为：《大同书》己部第六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13]《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4]参阅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5]《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

[16]杨树达：《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李肖聃：《星庐笔记》第3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下）

二十多年后，已经退出政界一心讲学的梁启超，希望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理由是，近世学校教育有两大缺点：第一，“此种‘水平线式’的教育，实国家主义之产物”；第二，“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则有如下规划：

此种组织，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

大概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梁启超慨然出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导师，希望“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便是“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可两年多后，梁氏不得不承认理想落空：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2]。

紧跟时代步伐的梁启超，其谈论“自由讲座制”，并非一时冲动，很可能是基于早年就读万木草堂以及执教时务学堂的经验。如果说康梁师徒是从明清书院传统里冲杀出来，其谈论教育，自然而然地带有书院的印记；蔡元培、胡适则是在建立现代大学的过程中，意识到某种沟通整合东西方教育精神的机遇，方才回过头来，重新评价已经失落了的书院。

蔡元培之留学德国与胡适的就读美国，都给其教育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归国办教育，蔡、胡均以欧美大学为样板。而对于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及精神，跟绝大部分新文化人一样，蔡、胡二位其实并不十分看好[3]。只是由于某种特殊因缘，比如“道尔顿制”的引进，或创办研究院的需要，书院的身影及魅力，方才被认真关注。

为了落实“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极力推进研究院的创设。1918年拟设的各门研究所，终因经费缺乏而搁浅。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一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4]这一表述，与三、四年后胡适为清华学校设计研究院的思路，似乎不太一致。可要是考虑到蔡校长1922年郑重其事地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就不难明白其中的联系。《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称：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5]

蔡先生之所以对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寄希望于“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6]。

1925年3月6日，清华校务会议通过《研究院章程》，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故决定“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7]此研究院的基本设计，很可能出自北大教授胡适。

据1928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蓝文徵称，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帮助设计研究院的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于是：

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定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校；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8]

我以为，此说大致可信。适之先生自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随即积极参与研究所的筹备与创设，与蔡校长多有交流。更重要的是，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其中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与传说中第二年为清华研究院所做的规划不无共通之处：

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9]。

据蓝文徵称，胡适不只为清华研究院绘制蓝图，还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为师。梁、王二君日后果然执教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并在短短几年内培育了文史研究界的一代英才；章太炎却不然，始终却聘。与民国初年的拒绝进入北京大学一样，章氏之桀骜不驯，所表达的，不是对具体人事、而是对整个制度的抗争。

胡适因传统书院与道尔顿制“精神相同”而加以推崇，这一发现并表彰书院的思路，绝非章太炎所能赞同。从1906年发表《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对政府之推行新学堂，始终抱怀疑态度。章氏立论鲜明且一以贯之，即强调教育必须考虑本国文化特性，不能全盘照搬欧美；朝廷之废书院改学堂，侵占了私学的生存空间，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在野之士“著书腾说，互标新义”的权利；学校教育之“专重耳学，遗弃眼学”，过求速悟，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于学生日后之治学危害极大；学生才性不一，教师只管大班讲授，而非因材施教，实在是糟蹋人才[10]。正是有感于此，章氏始终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而是模仿古代大儒之设帐讲学。

太炎先生前两次的讲学（东京和北京），与政治生涯纠结在一起，近乎“业余爱好”。进入三十年代，章氏完全退出政坛，主要精力集中在讲学与著述。而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更是直接将其教育理想付诸实践。

与此相类似，马一浮也拒绝了北大等名校的盛情聘请，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可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革命与知识生产的重心，在大学而不是古老的书院。大儒的个人魅力，化解不了制度之强大压力。马一浮之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章氏国学讲习会大致相同。

问题非常明晰，不必曲里拐弯：第一办学经费，第二学生出路。办书院需要资金，章太炎的创立国学讲习会、马一浮的筹办复性书院，都是蒋介石以私人名义给的钱。没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书院长期运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拿了政府的钱（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所谓“完全独立”，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政府一旦感觉到书院之标榜“独立自主”危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只要取消“馈赠”，很快就能“天下太平”。至于学生出路，更是个大问题。不接受教育部的领导，不与现行学制“接轨”，学生便没有证明其知识与能力的“文凭”。马先生说的没错，“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11]可在讲求学历的现代社会，没有文凭，即便有名师的推荐，也不见得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日，一切讲究“符合程序”，那些学有专长且特立独行之士，还能获得大家的普遍尊重吗？还能凭借自身能力得到固定的饭碗吗？倘若章、马希望他们的书院能够长期办下去，便不能不考虑这些形而下的问题——好在这两个书院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招生人数也不多。

章太炎、马一浮都是明白人，并非对西洋学术一无所知，而是希望砥柱中流，为往圣继绝学。如此拒绝进入现行体制，注定其办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只是放长远点，这种抵抗流俗的姿态，未必没有意义——这还不包括其各自代表的学术思潮。

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潮流，不像章、马那么固执己见，非要与现代大学制度对立的，可以举出唐文治和钱穆。前者1920年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励精图治十年，于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年间，无锡国专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等。

无锡国专的教学很有特色，除了规定课程并按时上课，不取传统书院的讲学制，还有点现代学堂的样子外，其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均与一般大学中文系不同。比如，选读原著，不做通论；重在自学，课程不多；练习诵读，重视文言文的写作；师生关系极为密切等[12]。既被纳入新教育体制，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无锡国专的这一独特命运，与国民政府尊孔读经的文化政策有关。1931年11月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唐克尔·培根来华考察教育，参观过无锡国专后大发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13]这段常被唐校长引述的妙语，自然可以有多种读法。但无论如何，与无锡国专“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的办学宗旨，还是大致吻合的。在这个意义上，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磨合”，基本上是成功的。

钱穆之创办新亚书院，与唐文治之经营无锡国专，有异曲同工之妙。保存于《新亚遗铎》的早期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至今读来，仍值得再三回味：

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作为教育家的钱穆，特别强调通识，且要求学问人生合一。这一点，可以1953年颁布的《新亚学规》作为例证：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

九、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业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4]

新亚书院的教学特征及奋斗历史，在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精彩的描述，不待笔者赘言。我只想提醒读者关注一点，即当香港政府有意选择新亚、崇基、联合三校组建香港中文大学时钱穆的态度。新亚同人多持异见，而钱穆则力排众议，同意合并，最主要的理由是：“新亚毕业生，非得港政府承认新亚之大学地位，离校谋事，极难得较佳位置。”[15]

又要接受政府的领导与监督，又希望保存传统书院独立办学的特色，其间回旋的余地，其实不是很大。于艰难中崛起的新亚，为学生及教师的世俗利益着眼，只能接受香港政府收编，进入现行体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要生存与发展，还是要个性与特色，倘若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事人的痛苦与困惑不难体会。

所谓借鉴书院之独立办学，不只是具体的教学方法，更包括文化理想与政治姿态。从二十年代初起，挑战现行大学体制者，大都不将目光局限在教育学的范畴。青年毛泽东之强调传统书院师生感情甚笃、精神自由往来，以及课程少而研讨周，故“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似乎只是关注“研究的形式”[16]。可众所周知，湖南自修大学的“自由研究”，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结社。这么一所“前所未有的新型学校”，在教育史家眼中，“基本任务是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故应该与日后的工农红军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相提并论[17]。

体制外的独立讲学，容易形成学派，也可能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反对党，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深邃的目光。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之取消私学，对于思想一统，起了很大作用。就在新政权建立不久，熊十力曾上书希望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18]。如此低调的申辩，也都没能获得谅解。唯一能唤起对于《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遥远记忆的，是执政党主席毛泽东多次批评学校的教学法：

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反对？[19]

“要自学，靠自己学”、将材料发给学生，“叫学生看，研究”、“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20]，诸如此类的教导，在1967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行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可以找到不少。可此类只讲方法不问主义的“最高指示”，即便有其合理性，比起“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无法成为今日“教育革命”的指针。

同样在二十年代初起步，质疑其时已成主流的大学教育，梁漱溟的探索更值得关注。1924年夏，梁氏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中学办学去了；第二年春天，带着失望与忧郁，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学日刊〉函》中，有这么一段话，表明其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21]

此后，梁氏先后创办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勉仁书院，始终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积极探索。晚年之出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更是为其毕业事业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创办于1985年1月的中国文化书院，邀请八十八岁高龄的梁漱溟“出山”。此举很大程度是一种象征，即继承三、四十年代书院讲学的传统。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曾发挥巨大作用；进入九十年代，其“培养研究文化的博士后”的愿望无法实现，“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也受到诸多阻难[22]，实在令人扼腕。

三、书院在21世纪

欧美大学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国畅通无阻，并非毫无道理。百年中国，主潮是学习西方，奋起直追。教育作为立人立国的根基，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教育“西化”之得失，乃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之关键。

谈论传统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之被压抑，起码可以举出如下理由：

第一，西学的魅力，确实无法抗拒。尤其是声光电化、民主法制，乃本世纪中国人所梦寐以求。而所有这些的建立与传播，均有赖于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新的教育体制。

第二，在本世纪的中国教育界，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连对工程矿务一窍不通的梁任公先生，也都加入了劝学西艺的大合唱[23]，不难理解百年中国之重“科学”而轻“人文”。而传统书院的教育宗旨及教学方式，并不以“实学”为重，难怪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推崇。

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学堂确实优于传统书院。课堂教学整齐划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产。因材施教固然困难重重，师生的情感交流更非易事。如此高成本低回报，毫没效率可言，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也有违“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原则。

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1998年12月13日于京北西三旗

[1]梁启超：《自由讲座之教育》，《改造》第3卷7号，1921年3月。

[2]参见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8—1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7页）。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

[4]《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教育》第5卷1期，1922年8月。

[6]《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全集》第四卷247页。

[7]《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

[8]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此文收入《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9]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10]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参见马镜泉等《马一浮评传》第95页、8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12]参见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吴雨窗《唐调》等，均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

[13]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各文。

[14]《招生简章》及《新亚学规》均见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

[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7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16]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

[17]参见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第430—433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

[18]参见熊十力《论六经》之结语，上海：大众书局，1951年。

[19]《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20]《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22页、18页。

[21]《致〈北京大学日刊〉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0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2]参阅汤一介《中国文化书院十年》及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与八十年代文化热》，均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3]在《新大陆游记》第四十一节中，梁启超论及游学之事，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