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必要“迎合”环境，也没有必要“战胜”环境，真正有意义的，是选择或者创造某种适合自己的环境。

ps：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并没有说人总要生活在舒适的区域，而是说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处于高能耗状态（紧绷状态），有的处于低能耗状态（自在状态），有的处于补充能量状态（生机无限的状态）。不是不能到不适合的环境中（有时候我恰恰是鼓励大家往不适区移动），只是要明白自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处于高能耗状态，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对自己的身心造成损害。

■我们要“适应”哪个环境？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家长、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们强调“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似乎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削足适履去迎合社会，要么改造社会来适合自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后者几乎不可能，所以在我们面前就只有华山一条路了。这种观点，吓唬过曾经的我在内的许多人。

的确，“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但我们要问问自己，“适应社会”——我们要适应的到底是哪个社会呢？“社会”是一个抽象、空泛的概念，真实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的，大学老师和企业经理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自主创业者和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大”社会中，但不同的人每天面对的、身处的“小”社会却可能有天壤之别。所谓“适应社会”，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我们的确无法挑战大环境，但我们可以选择（甚至创造）小环境。人是多样的，社会是多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适应所有的环境，也没有一个人不适应所有的环境。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必有一款环境适合你。你不适应A环境，但你可能很适应B环境，非要让自己去适应A环境（因为父母的期望、自己的虚荣等等），这才是纠结的真正来源——这时你和环境就成了狭路相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不屈服，是挣扎，你屈服了，是麻木。说得难听点，这是“自作自受”。

有人会说，许多时候现实并不允许我们选择啊。确实在不少情况下，人的选择余地很小（比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但在今天相对多元、开放的社会里，更多情况不是我们没有选择余地，而是我们放不下一些东西。如果你觉得社会上人际关系太复杂，你可以找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一点的工作环境，这样的环境不是没有；如果你觉得社会上竞争压力太大，你可以找工作压力相对小一些的工作环境，这样的环境也不是没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到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必须得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很高的收入、别人羡慕的眼光等等，这需要自己权衡取舍。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要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想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一句话：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明智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来适应他，因此，所有的进步都依靠那些不明智的人。虽然不见得所有不明智的人都能带来进步，但任何的进步（无论是自己的进步还是社会的进步），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在这里世界中里去发现适合我们的部分。

■我们能够“战胜”环境吗？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自然环境乃至社会环境越来越在人类的控制之下，人似乎越来越有一种错觉，认为人面对环境是可以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运用先进的方法和手段）。这种自负的心态，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我有一次讲座，因为会场里空调开得很大，我讲着讲着，感觉头脑被热昏了，渐渐思路混乱，语无伦次，讲不下去了。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跟自己说“冷静一点，坚持一下，相信自己一定能应付得了”吗？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我跟学生说“对不起，教室里太热，我讲不下去了，请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保安把空调关掉”。几分钟后，教室里渐渐清凉下来，我的头脑也开始清醒起来。

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某些反应（无论是舒适的还是不适的），心里会产生某些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真实感受，试图排斥、抗拒、压制是无济于事的。人的自由意志、主观能动性，不是体现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战胜任何环境（比如我做不到在这么昏热的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在于我们不是被环境限定死的，在环境面前，我们是能动的，我们有选择余地（比如我可以承认这一点，我得找保安来把空调关掉）。

中国人有句俗话，“形势比人强”，人确实可以通过锻炼提高驾驭环境的能力，但在某个时刻一定要自己制服得了身边的环境，却可能是强人所难（我们可以想想前面提到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权力服从实验等等）。面对环境，我们得明白，什么是我们能改变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我很喜欢美国神学家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的一段祈祷文：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change,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愿上帝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并赐予我智慧，能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在寝室里学习效率能高吗？

在平时交流中，经常有学生跟我说自己很浮躁，看不进书，学习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等，我通常都会问他，你是在哪里学习的？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寝室！

在寝室里学习效率能高吗？或许我们太高估自己的抵抗力了！（我怀疑这是不是受了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的影响）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F·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做过这样一个关于Willpower（意志力、自控力、自制力）的研究。他把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实验人员把第一组被试逐个带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碗新鲜出炉、香味扑鼻的巧克力脆饼。然后跟他说“你在这里稍等，我十分钟后会来叫你参加一个测验，桌上的巧克力脆饼是为下一个实验准备的，最好不要动它”，于是他就坐在那儿，非常渴望但就是不能碰它。十分钟之后，实验人员确实回来了，带他去参加一个测验，这个测验非常难，大多数人没法通过，看他坚持了多久才放弃测验。第二组被试也被带到同样的房间，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桌上放着相同的碗，但碗里装的是甜菜根（没有任何诱惑力），然后跟他说“你在这里稍等，我十分钟后会来叫你参加一个测验，桌上的甜菜根是为下一个实验准备的，最好不要动它”，十分钟后，实验人员带他去做一个同样的测试。结果哪一组能坚持得久一些？甜菜根那组显著地坚持得更久^[注1]。鲍迈斯特的解释是，意志力是抑制冲动、抗拒诱惑的能力，大脑在对自身行为控制时，会消耗大量能量，导致能量缺乏。我们可供消耗的能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拥有的意志力也是有限的（确切地说，从短期看是有限的，从长期看也能得到一定锻炼）。巧克力脆饼组已经在等候室里耗掉了很大一部分意志力，所以在后面的测验中可以凭借的意志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当我们在寝室里，有电脑可以玩，有床可以睡，有音乐可以听，有室友可以聊天，有好东西可以吃，时不时还有隔壁寝室来串门，这都无时不刻不在消耗我们的能量，还有多少能量可以用来学习呢？所以我通常的建议是，学习，最好是到适合学习的环境中，比如自习室、图书馆，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自然而然会安下心来看书。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强求自己在不适合学习的环境里保持高效率，而是起身走向适合学习的环境——这才是真正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再想想，每年寒假、暑假，许多同学都会抱一大堆书回家，以为假期里有很多的时间、很舒适的条件，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书了，而实际上，我们能看了多少呢？开学的时候，我们大都会原封不动地把这些书抱回来。我们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抵抗力，在不合适的环境里，哪怕自制力再强的人，效率也会大大下降（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意志力超强的人，比如毛泽东年轻时候，为了训练自己的专注力，每天去闹市口读书，但我想毛泽东也会承认，在菜市场读书的效率会大大低于书房，这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过去的一个疑问

由此想到我过去的一个疑问，孟子是先贤中非常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等等），可为什么他还反复强调环境的影响呢？如“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所居的地位、处境关系重大，因为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气度）；“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丰收的年景，年轻人多半懒惰；灾荒的年景，年轻人多半横暴，不是他们天生就这样，而是环境使然）“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是著名的“一傅众咻”的典故）孔子也是一样，一方面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另一方面又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事实上，承认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和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并不矛盾。就以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的故事为例，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体现在住在墓地旁、闹市旁、屠宰场旁而能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挡不住的，你抗拒也没有用；真正的主体能动性体现在人有选择的自由。记得2010年底的时候，某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学校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必须删节，去其糟粕，比如《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被指为“环境决定论”，当时浙江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我们生生学堂的时候还问起了这个问题，孟母三迁确实承认环境的巨大影响，但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不然为什么会有搬迁的行动呢？

我近年来越来越对《易经》里强调的“时”（卦时，某种情境situation）“位”（爻位，该情境中的各种状态state）有深刻的体会，一个人把自己摆对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别人看来有多好有多重要的位置，而是在你自己看来是不是真正适合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这不是什么“环境决定论”，而是对环境和自身有一分清醒的认识。中国有句俗话，人挪活，树挪死。放错了位置，事倍功半，放对了位置，事半功倍。

ps:近来对“时位”有了更深的体会，人是活的，就是体现在人可以通过努力挪到合适的时位（向上爬或者让自己生活在别处），在新的时位，自己可以活得更自由、更自在。

■谈谈我曾经的选择——我们如何因应环境？

我以自己走过的路为例，谈谈我对环境的看法：

首先，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找一个大体适合自己的“小环境”。

我研究生学的是管理，毕业主要去向是去企业做管理（我有不少研究生同学现在都是高管），起先也是这么想当然地认为的。但在研二快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到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呢？我在读研期间到许多企业实习过，也跟着导师到许多企业做过课题，总的来说我对在那种格子间里办公的环境很不喜欢。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后来投的简历清一色都是高校。

最先给我答复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全国重点，211，985），其后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省重点），最后才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三本，当时是2001年底，城院成立不到两年）。我最后选择了城院，我为什么没有选别人眼里更“好”的学校？

记得当时去南航面试，这所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工科院校，整体的气氛，森严、沉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当时正值深秋初冬的季节有关系，或者跟南京这个有肃杀之气的城市有关系，总之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我从本科学机械转到研究生学管理，正是想要逃离那种压抑的氛围）。

而城院给我的感觉正相反，刚刚起步，百业待兴，人际关系比较简单轻松，系里一共也没几个人。我也征询过导师的意见，他大意是说老学校坑都被人占满了，新学校机会比较多，说不定可以当上系主任什么的（我确实于2006-2009年当过工商管理系副主任，换届时领导问我的想法，我说不当了，这确实不是我的志趣所在）。如今回想起来，我特别喜欢在城院头几年的氛围，当时教师公寓里有很多同龄的老师，经常一起谈天说地，工作也没太多条条框框（后来管理系和经济系合并了，再后来整个学校规模日益壮大，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官僚化了）。我很庆幸自己能在美好的年华，遇到城院最富有朝气的时光。

然后，在这个小环境中，慢慢“挪”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微环境”。

实际上，如今大学教师的一般生态，与我的心性是不太相契的。写论文——写一些别人不会看、自己也觉得没多大价值的应付文章；做课题——做一些对知识创新、对解决现实问题没多大大作用的课题；而且做这些的基本上就是为了职称、聘岗；上课——课堂上缺乏真心诚意的交流，很大一部分学生似乎是被“胁迫”来上课的；我看不到这些分内事究竟对帮助身边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成长（这是我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我觉得教师的本职就是助人成长，其他都是派生）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在多年前，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往上读博士，不再往上评职称（尤其是这一点，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说起，而我总是一如既往地无动于衷），不再往上谋职位，尽量少写无用的论文，尽量少做无用的课题，我要做点真正对我身边这些活生生的人有价值有意义，也对我自己的成长有价值有意思的事情。（我特别说明的是，职称、职位、论文、课题等等本身是好东西，只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得就要有所舍，经济学里讲，任何选择都有机会成本，如果我为这些奋斗，我就做不了其他事情，我觉得自己心性不适合在这个框框里头，我只是就自己而言，其他老师不要误会。我工作的最初几年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奋斗的。）

放弃一些东西，同时，创造一些东西，我才把自己渐渐挪到一个更适合于我生命成长的微环境中。这创造的部分，比如我组织的经典会读、日新晨读、健心房沙龙，我创办的公益学堂，我的心理咨询，我创建的公益网站，我的导师班氛围等等，这些都是分外的没事找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其实是渐渐挪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当然，有得必有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至今还是一名讲师（我已是一名十多年的“老”讲师），也无一官半职，但我觉得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挪的过程中，我感觉有一种东西一直在牵引着我，我想这就是我的本心真性吧，我是一个内心很倔强的人，我觉得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希望将它实现出来，上回读到《中庸》里一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想到一个好的东西，就时时刻刻将它放在心上，一定要去落实），於我心有戚戚焉！

人尊重自己的本心真性，本心真性自然会引导我们走向适合自己的环境。

■谈谈我做过的事情——我们能影响环境吗？

有人觉得，你的想法是不是过于“消极”了，难道我们不需要与我们的环境抗争吗？面对当下恶劣的环境，难道我们不需要去改变它吗？

当然需要，问题是我先得自己站住了（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自立”，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己欲立而立人”的立），才有可能影响环境，自己都被环境吹得东倒西歪、风雨飘摇，还怎么去影响环境呢？而要站得住，我们先得让自己身处在一个能够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位置上，身处在一个自己的生命力得以舒畅生发的位置上。你的生命自在了、绽放出来了，才谈得上影响环境。否则你传递给环境的就不是正能量。

我的想法，其实和“与环境斗争”并不矛盾，因为有些人就是在于环境的抗争中获得生命的实现的，对他们来说，挑战环境本身就是乐趣，他们也是找到了适合他们的环境。比如毛泽东，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17-1918年间日记）”，“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1917年《伦理学原理》批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影响环境，就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我更倾向于另辟蹊径、避开锋芒，去酝酿一些东西，然后让酝酿起来的一些气候，影响到更多的人。打个比方说，有些人是大树，他可以直接迎战狂风暴雨；有些人是小树苗，就比如我，我更倾向于在相对合适的气候里长好了，生成了，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更多的人，我想，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影响社会的方式。

我为什么会创办读书会，做心理咨询，办民间义塾等等？实在是觉得平常的工作环境很难让自己体验到成长、体验到价值，才另辟蹊径。我做的事情，看似多样，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创设一种真诚、平等、尊重、信任、自由等等的氛围，让参与者在这种氛围中得到成长，然后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一个社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微环境，大环境的改变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比方说，我们不是常常抱怨大城市里邻里人情冷漠吗？而我们小区的义塾里，老老少少却热络得很；我们不是常常抱怨城院的学风不好吗？而我们读书会里，同学们都是自主自发来学习的……

以自身踏实的、稳健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社会，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很喜欢一个说法：静悄悄的革命）。一味抱怨、排斥是没用的（当下的社会里到处充斥，这些负面情绪害人害己），一味妥协、迎合是可悲的。我去年读到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一书，不禁拍案叫绝，他最后提到我们该如何改变当下的教育环境时，提到了以下几点，我惊奇地发现，他所说的历程，也正是我过去许多年里多经历的过程（详见《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电子版，第七章）：

第一阶段：独立的个体作出发自内心的决定，决定过一种“不再分离”的生活，为自己在制度之外寻找生活的中心。

第二阶段：这些个体开始彼此发现对方，并形成“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以提供相互的、支持和发展共享愿景的机会。

第三阶段：这些社群开始走向公众，学会将他们个人的关注转化为公众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接受充满活力的评论。

第四阶段：一个选择性激励系统开始出现，以支持变革的远见，并施加压力使奖赏激励系统的标准发生变化。

对于其中的第二阶段，我举一段鲜活的经历。当我们经典会读举行到第九期（见2010-11-08日志）的时候，来参加读书会的朋友感受到了一种心灵上互相感通的温暖，我在第九期的总结里这样写道：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我们这些读古书的人，都是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异类。大环境的不认同，很容易使我们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难以有中正平和的心态。而在会读的氛围里，我们遇到许多与我们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原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感到一种鼓舞、一种温暖，油然而生一种自信、一种自豪，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事情。我们借此保存我们心中的那点清明之气、灵明之光，一起涵养扩充乃至浩然之气，相互激励启发乃至燎原之火。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抵御世俗意见之压迫，去坚定精神生活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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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罗伊·鲍迈斯特的意志力研究，我最早是从本·沙哈尔博士的哈佛幸福课中听到的，鲍迈斯特在《意志力——关于专注、自控与效率的心理学》一书中的描述略有不同：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实验室时已经很饿了（之前一直在禁食），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实验室的桌子上放着一碗巧克力曲奇（刚刚烤好，热乎乎的，散发着诱人香味）和一碗生萝卜。实验人员把这群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可以吃曲奇，一组不准吃曲奇（只准吃萝卜）。一段时间后，实验人员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房间，让他们解几何题，题目实际上是无解的，测验的真正目的是看他们坚持多久才放弃。结果是，可以吃巧克力曲奇的组，一般坚持了大约20分钟，和对照组（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一样；而不准吃巧克力曲奇的组，一般8分钟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