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生命的成长与转化，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人能否自己改变自己，我们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的？由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余地究竟有多大？谁都不会否认，我们的人生，是很有限的，限制很多而且很大。（ps：其实在谈人生的战略时，我也是从人的有限性这一点出发的，这里作进一步的阐释。一个人越能认识、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就越能接近无限）
现代的励志书、成功学、商业广告等等都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真的足够想要、真的足够努力，就能达到目标（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没有实现期望的目标，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不够执着），就能成为任何我们期望成为的样子。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结合科学的实证和自身的体会来谈一谈。
■“天性—教养”之争
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遗传（先天）和环境（后天）。关于这两个因素谁起决定作用、各起多大作用以及如何相互作用等等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即“天性一教养”之争（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一种观点侧重于先天遗传的影响（遗传决定论），另一种观点侧重于后天环境的影响（环境决定论），还有一些观点主张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决定、相互作用等等。
哲学上有代表性的，前者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型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先天的理型，人的发展只是先天理型的展开；后者如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出生时只是一块“白板”，人的发展得益于后天习得的经验。
近代有代表性的，前者如如英国的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在《天才的遗传》（1869）一书中说：“一个人的能力是由遗传得来的，它受遗传决定的程度，正如一切有机体的形态及躯体组织受遗传决定一样。”后者如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 B. Watson），他在《行为主义》（1925）一书中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如果让我在由我所控制的环境中培养他们,不论他们的前辈的才能、爱好、倾向、能力、职业和种族情况如何，我保证能把其中任何一个人训练成我选定的任何一种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富商，甚至乞丐和盗贼。”（ps：关于华生的行为主义：《李雪：坑祖宗的行为主义婴儿训练法》）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也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早期成长环境，他认为大多数心理疾病，都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童年的经验中寻找根源。
我们重点来看一看现代心理学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ps：后天包括环境的客观因素和个体的主观因素）
■先天基因的影响
我们如何测量先天的基因对一个人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心理学家找到了一个很妙的方法——研究失散的双胞胎。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相同的，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表现出来的差异越大→后天环境的影响越大、先天基因的影响越小。
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鲍查德（Thomas Bouchard）等从1979年开始这项研究，1990年完成了研究报告，结论是令人诧异的。以下数据摘自罗杰·霍克《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5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P25
在上表中，我们看到，在生理、智力、性格、兴趣、信仰等方面，分开养育双胞胎的相似性r（MZA），共同养育双胞胎的相似性r（MZT），两者的比值大多接近1.00，没有低于0.70的。换句话说，你生长在什么样的后天环境里，影响并不大，你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数据可能看起来枯燥，举两个真实的案例。
①有一对同卵双胞胎，都叫Jim（Jim Lewis，Jim Springs），在出生之后就被分开领养在不同的家庭里，39 年之后才才相聚。令人惊奇的是，他俩都是两次结婚，前妻都叫Linda，现在妻子的都叫Betty，他俩都有一个儿子，名字只差一个字母（James Alan，James Allen）。他俩年青时都爱养狗，狗的名字都叫Dogs Toy。现在都开红色雪佛莱车，都吸塞勒姆牌香烟Salem，都饮米勒牌淡味啤酒Miller Lite。他们都当过业余警察，都喜欢在家里做木工活儿，都爱犯严重的头痛。——这便是鲍查德调查的第一对失散双胞胎。虽然这是非常极端的案例，但结果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Jim Lewis和Jim Springs
②有一对双胞胎贝丝和埃米，只有几个月大时就被分开，十多年的跟踪研究。贝丝的养父母慈爱，漂亮，富有。新母亲谈起贝丝来总是赞不绝口。而贝丝的孪生妹妹埃米的命运就不同了。收养埃米的夫妇比较贫穷，事业上也不太成功。埃米的新母亲身体超重，整日局促不安。谈起埃米来就说她很缠人，难伺候。她的丈夫也逐渐同意她的看法。埃米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胆怯。她夜里做恶梦，尿床，发展成严重的学习障碍。在精神病学家看来，显然埃米是父母教导无方的牺牲品。如果养父母对埃米多鼓励一些，更慈爱一些，像贝丝的养父母那样，她就不会变成这样一个忧伤不安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他们错了。虽然贝丝的养父母对她爱护有加，她却与埃米一样烦恼不安，郁郁不乐。（摘自央视环球频道《双胞胎的秘密》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许多人看到这一结论，都不敢相信或是不愿相信，基因要是真的决定了一切的话，后天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些做教育工作的人还有什么价值呢？
虽然对这一研究仍有一些批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先天基因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大得多。更准确地说，后天环境虽然可以影响一个人，但是这种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而且这种影响很难持久地发挥作用。
补充说明：
①双胞胎研究的对象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产家庭，这些孩子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机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有领养的资格），我们不能放大出去说，孩子被抱到赤贫的家庭也没关系（或许就饿死了），孩子被拐卖到恶劣的环境也没关系（或许会被人为地弄成残废）。但是如果这些基本条件都具备的话，其他锦上添花的做法（比如参加某个培训班、用某个智力开发产品等等呢过）确实没那么大的影响力。
②我们确实能看到过许多父母、老师改变了孩子的真实案例。但这种改变如果是扭曲孩子天性的话，迟早会反弹回来，我们改变得了他一时，改变不了他一世。孩子不是一块橡皮泥，而更像一根橡皮筋，当承受压力时就会变形，当压力消失时他又会重回原样。
③关于领养儿童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领养儿童与养父母的相似性会慢慢消失，与亲生父母的相似性则会日益明显。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身边的亲兄弟姐妹，也会发现，越到老年，外貌、脾气等等越相像（我从我父亲和大伯二伯姑妈身上，就清晰地看到这一点）。遗传因素虽然一直在那里，但它表现出来，需要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看纪录片《双胞胎研究》[1] [2]，以及“行为遗传学”的相关文献（如《行为遗传学》（第四版）Robert Plomin等）。
■后天环境的影响
关于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力，我也举几个著名的心理学研究。
1）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大学里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并征集了24名身心健康的志愿者充当狱警和囚犯。实验完全模拟真实监狱的情境，囚犯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裸体搜身清洗消毒，穿上囚服戴上脚镣，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狱警穿着警服，戴上墨镜，拥有真实狱警的所有权力。结果发现，实验中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卷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无法自拔。狱警想方设法虐待囚犯，甚至以惩罚囚犯为乐，三分之一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连津巴多本人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这一实验让人们看到，情境的力量可以使人行为、性情大变，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在某些情境下会变成嗜血残忍的狂魔。津巴多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这一实验，后被多次拍成电影《死亡实验》（2001年德国版；2010年美国版）。深入了解还可参看津巴多的TED演讲“普通人如何变成魔鬼或英雄” 、“津巴多回顾与反思斯坦福监狱实验”、津巴多的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中国有一个俗语“形势比人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无时不刻不在上演着“斯坦福监狱实验”，比如二战中纳粹的暴行、文革中的疯狂行为，究竟他们本性邪恶，还是因为身处一种特殊情境中的缘故呢？
2）米尔格拉姆的权力服从研究
1961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征集了40为志愿者，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研究学习中惩罚效应的实验，隔壁房间有一位学生，他坐在电椅上，你报给他题目，他答错一题，你就把电压升高一级（从30伏开始，每次以15伏递增，直到450伏）。随着电压的升高，隔壁房间的学生会发出痛苦的喊叫，达到300伏时，他会猛撞墙壁，说患有心脏病等等，超过300伏时，他会变得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实际上这位“学生”也是工作人员，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他答错、喊叫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大部分被试在电压达到某个点时会询问是否继续，主试会不断强调：请继续——实验需要你继续——继续进行是绝对必要的——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经过四次命令，被试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
实验的结果出人意料（米尔格拉姆曾让耶鲁大学心理学专业四年级的学生和许多其他同事做过预测，他们估计会加到最高电压的比例最低是0%，最高是3%，平均为1.2%）：没有被试在达到300伏特之前停止，65%的被试（26/40）达到了450伏的最高电压（这个电压绝对是致命的，一般的安全电压只有36伏，虽然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对受电击者的担忧，对主试者的愤怒等等，但还是服从了命令）。
其实我们仔细想先，研究人员并没有多大的权力，被试者拒绝执行命令也不会有多大损失，只要他们决绝继续进行实验，他们的焦虑、紧张、愤怒等等不适感便会减轻，可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会将实验进行到底呢？很显然，情境本身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我想，每个人对情境的力量都有过切身的体验，当你置身一种情境、一种气氛中，那种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做出了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
以下数据转引自《《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P364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服从》（无字幕）。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看以下两本书：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新华出版社（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托马斯·布拉斯《电醒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Thomas Blass“The Men Who Shocked the World”）。
3）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
195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被试7~9人一组，坐在一起，主试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视觉感知实验，他向所有人出示两张卡片（如图），右边卡片中的A、B、C三条线段中只有一条和左边卡片中的标准线段X等长，然后让所有人依次说出这条直线，一共18套这样的卡片。实际上这组人中，只有一名是真的被试，其他人都是实验助手（托儿），从第7次开始，他们会统一说出一个错误答案。看真被试怎样反应。
阿希在多次重复这项实验后，得出这样的结果：约有四分之三的被试至少作出了一次从众回答（也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所有被试的所有回答中，从众的回答约占三分之一。
■引出问题
看到这里，我想从现实人生的角度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论，是不是有矛盾？前者强调基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后者强调情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可能两者都对吧？
第二个是，无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给定的或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它们的影响真的那么大，我们还有改变自己、改变命运的余地吗？
我将在下一节中重点讨论和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
补充：
上述的两类科学实证，关注点略有差异，研究基因影响的实验关注的更多是人的性格特质（个性倾向），研究情境影响的实验关注的更多是人的道德品质（价值倾向），按我的说法，前者是横向（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差异，后者是纵向（向上向下、向善向恶）的差别。打个比方说，前者是这个人本身的形状，方的还是圆的，后者是这个人的运动方向，向上升还是向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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