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澄清一个问题，或许是受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的影响，我们常把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压抑、禁锢归咎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比如我们常说一个人思想很“封建”），这是很大的误解。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文明的早期，人们对“性”的态度都是十分坦率、自然和开放的，没有太多的矫饰、压抑和禁锢；同样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文明发展到中途的某个时期，都经历过长期的压抑和禁锢（如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明清时期等）；然后又都有重新的开放（如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的民国初年以及改革开放等）。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本质就是对本能的压抑），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把这个罪责推给中国的古圣先贤，是说不过去的。

至少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和上游，在两性关系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偏颇。以儒家为例，《礼记》中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里有“食色，性也”（虽是告子曰，但孟子并没有否定人的本能，他说“好色，人之所欲”）；《诗经》里有不少男欢女爱的描写，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等等，对色欲，是持承认和接受态度的。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焦点确实不在男女之间的情欲、性欲（主张寡欲、少欲，但不是禁欲），而更注重探索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实现自己的真实生命（前者是不用教的，是个正常人都会，所以也没必要多谈；而后者是需要修习的，所以要着重探讨）。但中国的古圣先贤绝对不会愚蠢到要否认、消灭前者。如果一种文化真的敢于否定人的本能或天性，那它离毁灭已经不远了。

文化的本意，就是脱离野蛮——这也正是中国人一直念兹在兹的，超越动物而成为一个“人”。如果文化灭亡了，我们就重新回到了“动物世界”，但我们还是会求偶、还是会交配、还是会养孩子，这些还是会进行，因为这些是本能，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没必要浓墨重彩地去谈论它（不是否认它）。真正需要谈论是“文化”，是人性所生发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容易毁灭，而且一旦毁灭，复兴起来就很困难。中国人讲“夷夏之辨”，主要就是野蛮和文明之辨，中国士人真正担心的，是文化的灭亡而重新沦为率兽食人的野蛮社会。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其实我们只要想想，儒家重五伦（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而这五伦中，最首要、最基本的就是夫妇（《三字经》：“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次兄弟，及朋友。”）怎么可能重夫妇却又要否认、消灭人的性本能呢（许多人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样想当然理解的）？再举一例，《论语》中，孔子两次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许多人觉得孔子是主张好德，反对好色，这样的解读未免太道学味，孔子只是说，人如果能能像好色一样好德就好了，要是人追求美德能像追求美女一样动力十足，就好了。丝毫没有否定好色的意思。

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处理当下面临的两性关系的困境，就去怪过去、怪别人（我们又把当下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些放纵行为归咎于西方文化的侵蚀，比如影视作品等，可谓把自己当下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根本的问题, 既不在传统，也不在西方（恰恰在这些文化里，有帮助我们认识和应对问题的资源，不少人并没有真正读过东西文化的经典著作，而只是在那里闭着眼睛想当然地批判），而在于我们当下的人自己身上，是我们自己对人性、对自己认识的贫乏，怪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