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当代大学的践行

杨海锋

【摘要】大学精神的重建，一直以来是中国大学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很多，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却很少。本文作者以多年来对“大学之道”的切身体认和亲身实践，从“明明德”（关于生命的学问）、“亲民”（关于师生的情谊）、“止于至善”（关于主体的意志）等方面，对如何在当下的大学环境中体认和实践“大学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关键词】大学之道  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

【收稿日期】2012年9月

【作者简介】杨海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分院讲师。

引言：大学之道

“大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礼记》中（《大学》和《学记》两篇）就有详细的论述，其中《大学》篇开宗明义阐述了“大学之道”的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大学”作为一种近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则是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近代以来，中国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大学制度，却没有很好地继承自己的“大学之道”，舶来的大学之“形”能否与自己的大学之“神”衔接，一直是个大问题。

许多近代教育家都对此有过探索，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1]；如陶行知先生，提出“新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2]；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3]……

那一代教育家因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如蔡元培是晚清翰林，陶行知、梅贻琦自幼在私塾饱读经典），所以那时的大学，这种“形”与“神”的分离还不明显，他们所身上承载的传统读书人的精气神，足以提领近代中国大学于不坠。但是，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去，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这“形”与“神”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如果说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还只在对“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那么当代的问题，恐怕已是不知“大学之道”为何物了，只见外在形式的变化层出不穷，而内在精神的疏离却日甚一日，甚至可以说到了徒有其形而无其神的地步。

事实上，当代谈论“大学之道”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是大多限于文本的解读、理论的思辨、观点的评述、历史的考据或是现实的批判等等，此类的探讨虽然很有必要，但大多只将“大学之道”看作一个历史中的或是观念中的存在，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体通过自己切实的行动随时随地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中庸》里讲“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大学之道”不是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可以真实体验的东西，也就不成其为“道”了。本文将从笔者切身的实践、切己的体认出发，把一个普通老师多年来在复兴“大学之道”的过程中一些点滴的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明明德——安身立命之学

笔者在自己的求学生涯和从教生涯中，真切地感受到大学的课程与现实人生的隔膜，每天上课下课看似忙忙碌碌，实际上却大多于生命成长无益、于安身立命无益。甚至于知识越来越多、学历越来越高，生命反而越来越疲惫、迷茫、纠结，越来越无所归。究其原因，在于今日的大学教育，完全忽略了“明明德”的学问，也就是关于生命主体的学问。

我们大体可以把学问分为两类：一类是客体性的学问，一类是主体性的学问。客体性的学问是向外求的（以西方学术为代表），比如计算机的原理，我们必须将计算机作为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体（与主体相对的对象）才可以研究。而主体性的学问是向内求的（以东方学术为代表），比如关于爱的学问，一个人知道一大堆关于爱的知识，并不等于他真正懂得爱他人，“爱”不是仅仅靠客观的分析、逻辑的思辨可以接近的（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的），必须反求诸己，回到主体自身，切己体认，亲身实践。也就是说，客体性的学问只有与主体分离（成为客体）才能得到，而主体性的学问只有与主体合一（合为一体）才能得到。

这两类学问缺一不可，但有本末之分，主体性学问为本，客体性学问为末（因为主体未立，对客体的研究也无从进行）。好比一棵树，树根和树叶都不可或缺，但树根是根本，树叶是末梢，根深才能叶茂。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于作为“根本”的主体性学问的缺失。之所以缺失，是因为于我们把原来须由亲身体证的主体性学问，当作了身外之物的客体性学问来教、来学，结果完全消解了主体性的学问。以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例，《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习人文的意义在于转化和成就天下人，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文教育，一方面把本来内在于生命主体的东西，一层层地剥离出去而成为外在于生命主体的客观知识（所以学生们考完后就将其扔在一边）；另一方面又把原本与生命一体的东西，肢解成不计其数的门类，正如庄子所说的，“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就这样随着一层层地被剥离、一块块地被肢解，活生生的学问被弄死了。我们好像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好像懂得了很多有用的道理，可实际上这些知识、道理，都与我们生命的成长无涉，当我们面对真实的人生问题时，都派不上用场。

令人感慨的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主体性学问，恰恰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擅长的方面。牟宗三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他说，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4]。这一被近时知识分子所窒死的生命之学，即《大学》开篇所讲的“明明德”之学（“明明德”就是发明自己内在的光明德性、实现自己本有的真实生命），即《大学》接着所讲的“修身”（修养我们的生命）、“德润身”（润泽我们的生命）、“仁者以财发身”（发明我们的生命）的学问。实际上，中国所有的传统经典（包括儒释道等等）所言及的，都是主体性的生命之学，只可惜我们今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呢？一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生命学问，已经被近世的知识分子剥离肢解得体无完肤，已经变得不再有滋养生命的作用；再则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追求数量的浮躁时代，多才是好的，而为“道”，只会“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为“大学之道”，不是要在生命以外添加什么额外的东西，而是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它只是去掉生命的负累、遮蔽，抖落身上的尘垢、渣滓，还原轻松自由、灵动活泼的生命的本来面目，而这种理念，在当下的大学氛围里，似乎已经显得格格不入。

在亲民——师友结合之本

笔者在从教的前几年，一直尝试在体制内的课程中融入生命学问的传习。起初是在工商管理的专业课程（如管理学、经济学等）里融入相关的元素，后来申请开设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交叉课程，再后来专门开设了探讨生命之学的公共选修课“从内圣到外王——传统文化与当下人生”。但是在体制内“戴着镣铐跳舞”，终究无法契合“大学之道”的精神，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当时的想法，恰如梁漱溟先生因不满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不顾及学生人生而辞去北大教职时所说的：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5]。2010年初，笔者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生，在体制外利用课余时间，一起读书、交流、游学、参访，称之为“无形书院”。“无形”的名字，既和《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关（蕴含了对“道”的超越追求），又与西方“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的理念相合（无院墙之隔、无身份之别，无学科之分，只有自发、自由、平等、真诚的交流）。之所以称为“书院”，因为书院自古以来是“大学之道”的承载者（直到19世纪末被废），其办学理念和文化意蕴之所在——自主精神、平等精神、兼收并蓄精神和践履精神^[6]，也是我们的诉求所在。

《大学》里讲“在明明德”之后便是“在亲民”，“亲”字的本义是关系近、感情好，这一点对生命之学的传习至关重要，因为生命之学的传习只有在生命的亲切交往中才可能进行。而在时下工业化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里，老师与学生关系不“亲”、形同陌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之学自然无容身之地。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那个伟大的教育时代，在孔子的杏坛、柏拉图的学园、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可以感受到师生间令人感动的真诚怛恻。正如建筑大师路易·康曾所说，学校起源于一个人在一棵树下对几个人讲述他的领悟，讲的人不晓得自己是老师，听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样诞生的。他还说，最好让心灵回到初始的起点，因为任何组织活动，其起始总是它最美好的时刻。其实，教育在那“初始的起点”，本是很亲切、很自然、很简单的事，大学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群充满生命活力、“学而不厌”的学生，一些以精神生活为乐、“诲人不倦”的老师，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而已，梁漱溟先生所说，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无论教育发展何种复杂的程度，都不该抛弃这最本然的形态，这最初始的心情。

无形书院所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交往形态，希望参与者都能体验到生命的在场，都能获得生命的成长。无论是“经典会读”（每周日晚大家聚在一起读经典、谈人生，至今已经进行了68期，风雨无阻），还是“人心与人生”咨询（笔者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每周都有专门时间和来访学生交流人生中的难题），还是“日新晨读”（清晨在校园里和学生一起朗读经典），还是“儿童经典诵读”（每周六学生们会去笔者发起的义塾“生生学堂”，义务带领社会上的家长和孩子诵读经典）……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在亲切、真诚的交往中，破除前面所说的学问与人生的隔膜，使我们生命与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加有“亲”、与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更加有“亲”。以晨读为例，有旁人说，书什么时候不能读，何必这么早起来读呢？其实晨读不只是读书而已，而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人如果连六点起床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那么他读再多的圣贤书都是与自己生命有隔、不亲的。圣贤书有没有真正亲近他的生命，我们只要他所呈现的生命状态。笔者另辟书院一途，其宗旨本不在多读几本书，而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走去” ^[7]。

结语：止于至善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大学之道”既不是历史上的昨日黄花，也不是观念中的海市蜃楼，而可以是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存在，只要我们真心向往（而不只是叶公好龙），身体力行（而不只是坐议立谈），它当下即是。因为生命的学问本是与生命合一的，一切本自具足，一切不假外求。孟子说“（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这才是真正的“止于至善”，很多时候，我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大学精神，其实是我们大学里每一个生命主体精神的显现，只有每一个人反求诸己，踏踏实实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做起，才可能有未来中国大学精神的重振。

参考文献

［1］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2］陶行知：《新大学——大众的大学》，《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

［3］蔡元培：《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1921年

［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梁漱溟：《致〈北京大学日刊〉函》，《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

［7］钱穆：《欢迎雅礼协会代表讲词》，《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