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蔓式”读书法、“精英主义”（“留意那一本书的人”），很喜欢文中的这两个意思。

关于瓜蔓式读书法，周作人也有类似说法：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周作人《知堂书话》）
 

谈读书

钟敬文

 编者按：钟敬文（1903—2002），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曾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等职。钟敬文先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等10余部著作，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等研究，并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

我是七岁那年上学的，那时候头上还留着一条小辫子，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和《论语》、《孟子》之类。先生整天板着面孔。书的内容已经引不起兴趣，而教法又是那样古老——只有点书、背书，却没有讲解。老实说，在那些时候，读书简直就是一种苦刑。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不免要皱眉头呢。

我对于书籍开始感到兴趣，是从蒙馆转到区镇小学之后。那时候的小学，尽管说是一种新式教育，实际上旧的气味还相当浓厚。教的自然是国文、算术、格致、图画、体操等功课。但做起文章来，往往还是议论之类，课外读的书也是那些《古文析义》、《古文辞类纂》、《纲鉴易知录》等。这些总算稍稍引起我的兴味了，而更加有引诱力的是那种读诗和做诗的空气。这自然不是在课程内的，可是，由于旧日读书界风气多少还遗留着，而所谓教员也多半是秀才或者进过旧日试场的，因此学校里一些高年班的同学——他们的年纪有的已经二十以上，在正式功课之外多少不免哼几首或者来几句。有时候，抓到一个题目，你唱我和，闹得“不亦乐乎”。我年纪尽管小，兴致却不比他们弱。因此，就拼命搜读着诗集和诗话（《随园诗话》，是那时候读得最熟的一部，差不多能够随便背出那里面自己喜欢的许多诗句）。这在我后来的生活上差不多成了一种支配的兴趣。尽管在做着什么工作，如果有点闲工夫看看书，总是拿起一本诗集或诗论的东西来。读起这方面的作品，在心理上不单单是最少抵抗力的，而且是最容易感觉快乐的。这种情形，恐怕要维持到我活着的最后那一天。

可是，由于社会情势的不同，由于个人经历和心情的变迁，过去在这方面所读的书，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从古近体诗到小令散曲，从白居易、苏东坡、陈简斋到惠特曼、卡彭脱、马雅科夫斯基，从《石林诗话》、《说诗晬语》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波阿罗的《诗的艺术》、会田毅的《转型期的诗论》……真是五光十色。可是寻找起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线索，因为一个人到底是他所生息其中的社会的孩子。他的阅读思考和一切行动，都不能够不受它的制约，而社会本身又是有着严明的规律的。

我的读书，主要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暗中摸索，因此不免有许多地方是走了冤枉路的。

最初耽爱的是文学方面、历史一类的书籍，也曾打动过我少年时期的心情，可是到底敌不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吸引力量。出了小学堂，我曾经有一整年时间，躲在光线暗弱的楼棚角诵读着《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和《八家四六文选》等。

进了中学我的兴趣却稍稍转变了，尽管书案上还放着《禅月集》、《渔洋精华录》，可是更迷惑我的，却是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一元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罗素的《哲学问题》等。往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诵读的主要对象是神话学、民俗学、土俗志、人类学和宗教学等。在这方面，我杂读了欧美和日本的好些名著。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多少是有意识的，因为我妄想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方面建立自己的学绩。

自从日本侵略的铁骑闯进国门以后，辛辛苦苦搜集的许多图书、资料丢散了，生活的安定失去了。因为战斗情绪的昂扬，我暂时走出了书斋，去做谈政治、写宣言的工作。可是“英雄梦不许诗人做”，书呆子到底只合回到书斋去。因为过去那种学问上的野心，一时挨战火烧毁了，而教的又总是文艺方面的功课，这时候，我重新细心地研读起《文心雕龙》、《艺术哲学》、《拉奥孔》、《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科学的艺术论》等。身边尽管还带着吕淮·布鲁的《原始人心理的机能》一类的名著，可是已经少打开来读了。

粗粗地回顾一下，我过去诵读书籍的杂乱就很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够专心些呢？假如我一向就把精力集中在文艺理论或文学作品上，现在不是该有比较满意的一点成就么？这是我近年有时候要在心上浮起的感叹。可是认真想起来，过去的杂乱诵读也不是完全白费金钱和脑力的。比如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功利性以及民众创作力等的认识，能够比较深入一些，这多少就靠了过去对于原始艺术和民间文艺多用了一点功夫。那些民俗学、人类学和土俗志的名著并不是白读的。如果当年不诵读那些书籍，也许在别的点上可能比较有些心得，可是在这方面却未有现在的收获了。幸和不幸，往往是互相倚伏的。

现在一般谈到读书方法的人，大都主张要有计划。比如一说，某些入门书应该先读，某些比较深沉的著作应该放在后面。某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某些则可以不读，或者根本不该提到它。我们读书正像造房子或缝衣服一样，要有一定的选择和工作的程序。这种说法自然很有道理，能够照着做去，成绩也许会很显著；可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却不是这样循规蹈矩的。我已经提过，我的读书趋向并不是很固定的。在这个时期这类的书是我的女皇。在另一个时期里，她可能已经变成弃儿，而另一类的东西完全代替了她的地位。和这相像，我的诵读某一类书也并不是怎样严密计划过的。有时候我的心意忽然整饬起来，要给自己的诵读一个“理想的”程序。开起书单，规定进展，好像一定会照着实行的样子。可是，结果呢，事实和理想总是差得很远。这自然要怪我的毅力不够，或者客观的条件不凑巧，而我的不规矩的读书法，也没有疑问是有毛病的。

可是，我多少有点怀疑，读书究竟和造房子之类比较机械的工作，在性质上是否“完全”一样？读书是一种偏于心理的活动，它该有它相对的自己的规律。事实上，我们预定要读的，往往倒没有去过眼。那些由于偶然的兴味或者迫于某种特殊需要去读的，却占着很大数目。在效果上，我们也不能够说后者定不如前者。平心地检查起来，我自己倒是从后者得到许多好处的。例如我因为研究民俗，就自然地读起先史学、考古学和宗教学一类的书来，而这方面的阅读，并不一定是由浅入深，或者非名著不读的。又因为对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雏形》感到兴趣，就尽量搜读着他的（连到他那一派的）社会学的许多著作。这种“瓜蔓式”的读书法，也许有不少浪费或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太看轻它的自然性和可能的益处。我决不反对有计划的阅读，只认为它不一定是唯一的道路。许多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恐怕未必只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

现在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事情是那么繁复，生活是那么紧张。从前白头专一经的情形，已经和我们的时代太不合拍了！我们生在讲效率的时代、生在争速率的时代。今天我们要有十倍于孔子时代读书人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得吸收得分外敏捷些。据说，美国的大学生，在一个假期里教授往往指定了许多书要他们阅读。那些书的分量，在过去时代的读书人，也许是足足可以读一辈子的。现在，不但阅读范围推广了，读书的技术也大大进步，好像用“卡片摘记”的方法就是一种。这种方法，可以备忘和便于应用，是一般人所看重的。我自己自然是个时代的孩子。我泛滥地读许多性质不同的东西。记得有个时期，我整天关在那座九层楼的图书馆里，常常从第一层的“书目”之类钻到第九层的“娱乐”之类的书仓，活像一只谷仓的耗子。本来也许是想去检读某一本书的，但是结果却迷失在书的大海里了。

这种情形，多少说出了我的“滥读”。可是在另一面，我却是坚持“精读主义”的。“如果我跟别人读得那么多，我就跟别人一样知道那么少了。”这句英国名学者的话，好像永远壮着我的胆。（虽然我在没有读到它的时候，早就是一个精读主义者了。）有一部诗选，我差不多从小学时代读起，直到现在还时常放在枕头边或旅行的手提箧里。又像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法朗士的《易匹鸩尔之园》、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高尔基的《回忆记》等，都是反复读到十次以上，而且有的还要继续反复下去的。小泉八云曾经劝日本学生说，当你想买一部新书的时候，你还是去把已读过的名著重新读一回罢。我爱买新书，可是更加喜欢旧书。许多人不肯再读已经读过的好书，这大概由于贪多爱新，或者不深懂得书味和它的真正益处。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决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要使书籍中的道理和文词，和我们深切联结起来，或者简直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那些承受随手翻翻或只映眼一过的书怎么办得到呢？那些潦草地零碎地摘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得到呢？因此，我常常要劝青年朋友熟读一些自己所喜欢的名著，这是他将来学问的一个重要泉源。泛泛之交满天下的人，往往是不容易得到一些真实友谊的援助的。也正因此，我对于现代一般流行的多读法和卡片主义，多少抱着批判的态度。“留意那一本书的人”，这是何等古老而又何等深湛的一句警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