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3月25日）

回归原典：国学和经典阅读

刘梦溪

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其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文本经典的阅读。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公众，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四书”、“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二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

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做现代国学。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还有一个是经学，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曲礼，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于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

现在关于国学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国学就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范围太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这是学术史的一个流变过程。可是我觉得，要是把国学看成中国学术史，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一般的民众怎么可能进入呢？因此我很赞成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的观点，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定义的好处，是抓住了中国学问的源头，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称作国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经”里面。而且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中小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应该设立“国学课”，内容就是以“六经”为主。由于“六经”的义理较深，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语》、《孟》实际上是“六经”的通行本。熟悉了《语》、《孟》，也就熟悉了“六经”的义理。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此长期熏陶，循序渐进，百年之后，“六经”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所以今天讲文本的经典阅读，我想包括《论语》和《孟子》的“四书”是首先该读一读的典籍。《大学》和《中庸》文短理深，其实并不易读。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要先读《语》、《孟》。当然，开始阶段，“百三千”即《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读一读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以前这些都是生之为中国人的必读书，现在读这些书，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补课，是为了改变百年以来的文化断层增补的几门必要的传统文化课。

总的来看，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我说的文本的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包括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我个人也并不轻看，因为她旬日之间把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送到了千家万户。当人们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已经陌生的时候，她让大家对《论语》重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帮助普通民众拉近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