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三份“国学书目”

（王明华）

大约一百年前（1906年），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又大约七十年前（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讲学时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经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所以他要“楷定国学名义”。我也不赞成“这个名词”，何以不赞成呢？今不说，只让它留在引号之中。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所以他要做了一部《书目答问》来“以告初学”。但事实上他的《书目答问》于“国学”无所不包，只可供检索之用，恐难收门径之效。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大有人在。

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号称“通儒”，他诲人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斥为“兴到之语，不免大言欺人”。至于康氏，尤“不免大言欺人”了。试观其《桂学答问》，“夸饰”之语，在在皆是：“《朱子大全集》及《朱子语类》，宜熟读”，“‘二十四史’宜全读”，“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可熟观精考”。语语皆是“熟读”﹑“全读”﹑“熟观精考”，不知“二十四史”渠侬自家读完没有！（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五：“乾嘉之世，学术极盛，而自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数人外，能尽心力寻览全史者，殆无几人。”张氏所谓“全史”，即“二十四史”。）

胡适则开列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则以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胡适如此夸饰，逼得我们非得来找一找他的毛病不可了。按胡适作《陶宏景的〈真诰〉考》，指责陶宏景“偷了二十章（《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这二十条居然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察出来！”可是不大被他瞧得起的陈寅恪却说《朱子语类》中早指出过，于是他“很感谢陈寅恪先生的指示”。接着他自己又翻了《四库提要》，发现也早引证了朱子的说法。没有看《朱子语类》和《四库提要》，也无害为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大学者。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话来为胡适开脱，要知道《朱子全书》正在他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呢！可是他却自己都没有读过！所以吕思勉批评他的书目“胪列书名多种，然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查检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

梁启超批评胡适，然而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开列者也无虑数十百种，真可谓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了。大概他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所以“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这个书目或许勉强称得上“真正之最低限度”了。

马一浮作《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广列经史子集近二百部，却还以为“所举约之又约”，而恐“通方之士或将病其陋略”。

据我们看来，这些或恐皆不惟不可“以告初学”，就是今天大学文史专业的教授博导，都不可“以告”呢！只有鲁迅的《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异常简略，因为不知道许世瑛何以问，所以也难解鲁迅这样开列的用意。

当年，有感于学者“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高论”的裘毓麐，就曾经总结说：“大抵学者好名而性复诡诈，其对于后进钦风慕名而向之请益者，则必广举艰深宏博之书多种以告，又复恍惚其词，玄之又玄，令人无从捉摸。其实彼所举之书，或仅知其名，或得其梗概于书目提要中，其书固未尝入目也；或涉猎之而未得其大意，犹未之读也。”

然则，在侈谈国学的今天，就没有高明而能诚恳“诱启后学”的大家所指示的途径在吗？答曰：不然。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云：“余平生诱诲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一曰《太史公记》，二曰《淮南王书》，三曰《汉书·艺文志》，四曰王充《论衡》，五曰许慎《说文》。”这真是“纯粹平正”﹑“恳切详明”的指导，给后生们以教益的呢。顾张氏所论，仅限“汉人之书”，非就所谓“国学”之全体立论。今兹不论。

就我的有限的见闻来谈，曾见得三份名家开列的“国学”书目，经久而不能忘，愈思就愈觉得它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似的。我想在这里谈谈这三份书目。

我所要谈的第一份书目，是钱穆开列的。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氏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他有感于民族传统精神的日益沦丧，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书目。它仅仅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虽然简略，而且篇幅都不大，但确实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开列《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开列《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文本，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考虑，或因为这些书读懂的技术难度要大得多的缘故，更根本的原因是，要领略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哲学的著作，到底要来得直接而且集中些。钱穆甚至没有开列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或《易经》这样的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无论如何，他不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在钱氏开列的七部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精神，而《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则代表了后一个一千（多）年，整个书目尤其是后三部书，代表了“三教论衡”的精神。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云：“顾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七部书中，《论语》﹑《孟子》代表了儒家，《老子》﹑《庄子》代表了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了印度佛学和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新品种“禅宗”，《近思录》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理学”一派，而《传习录》则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心学”一派。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且富有包孕性的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可以这样说，钱穆的书目，是为了想一般的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开列的书目。

我所要谈的第二份书目，是黄侃开列的。黄席群和闵孝吉1934年笔记的《量守录讲学二记》中记载黄侃云：“《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皆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黄侃的这份书目，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很正统。但平心而论，就所谓“国学”而言，陈衍所谓“经史之外是何学”，大致是可信的。撇去一般所谓文史哲的内容不论，就自然科学来说，其史料也以保存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 ﹑“天文志”等之中的为多。“经史” ﹑“经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把它们弄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黄侃的书目注重“经史小学”，亦不废子部集部之书，乃是重视根本而立论全面的表现。（或许，“三十岁以前读毕”，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事了）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章太炎、王国维、张舜徽诸人亦大致与之相同。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另外，我们现在看了黄氏开列的书目，还会知道从前有关于他的所谓“八部书外尽狗屁”（可参考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一五六节《北大感旧录》二。“八部书”谓《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的传闻是如何的不可信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黄侃的书目，是为了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第三份书目则是曾国藩开列的。曾氏云：“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薄，故以韩文振之。”曾氏所谓“成学”乃“成家之学”。按：“能通其一，即为成学”的看法，钱锺书《管锥编》中有一段话颇可引来作为参证：“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氏主要从文学或者说“词章”角度来立论，与曾氏的看法也有一些出入，但从他们都执简驭繁而就“一书而得为‘学’”立论来看，却颇有相通之处。“六经”外是否只有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兹暂不论，但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却恐是无疑的。要之，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为立志于做“国学家”或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的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入室”之间了吧。

以上三份书目，我对于前两份是无间然的，因为就基础而言，也只能开列那些“本”“源”的书目；而第三份书目，就不免太狭隘了，戏曲小说，若《牡丹亭》﹑《红楼梦》，难道就不能成为专家之学吗？或者说看不起戏曲小说是旧式文人学者的通病，这里姑置勿论，却难道《水经注》﹑《老子》﹑《墨子》﹑《韩非子》﹑《管子》﹑杜诗﹑《文心雕龙》等等，都不可以成专家之学吗？曾国藩认为“能通”韩文，“即为成学”，钱锺书却不认可“‘杜学’﹑‘韩学’等名目”。钱锺书的看法我们暂不置评，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却何以“能通”韩文“即为成学”，而“能通”杜诗却不为“成学”呢？又今人多有“郦（道元）学”﹑“墨（子）学”之类的名目，或《中国老学史》﹑《文心雕龙学综览》之类的著作，又该怎么去看呢？这或许都是曾文正公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吧，虽然有些情况他已不得而知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对这三份书目（的一部分）还有些许的不满意，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三份书目，是并不“大言欺人”却“纯粹平正”﹑“恳切详明”而示后生以轨辙的。我想，要做“国学”，顺着这三份书目的顺序来，或许不会走弯路吧！

附记一：草此文毕，得读香港学者宋淇的十四行诗《诗的教育》，其中有云：“不回到古典背景中，意义不能说完全。”初读这诗句，令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是啊，我们身上流淌着华夏种族的血，如果我们不能够吸吮它文化的乳汁来壮大自己，“意义”能说“完全”吗！

附记二：黄侃的弟子徐复《师门忆语》云：“章（炳麟）先生指示青年必读二十一书，（黄侃）先生以为尚有未备，增益为二十五书。二十五书是：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135-136页）徐氏又云：“当时社会上盛行梁任公、胡适之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生认为泛滥不切实际，没有揭示出重点，故提出二十五书以纠正此偏向。”（136页）徐复回忆的是1929年的情况，而黄侃对黄席群和闵孝吉“讲学”是在1934年。从以上情况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章、黄开列书目，有对梁启超、胡适作纠偏的用意在；二、黄侃给黄席群和闵孝吉开列的书目只有“二十四书”（不包括《国语》）是他的最后“结论”。

（发表于《散文》2008年第4期，第3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