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薛福成 《庸盦笔记·轶闻·曾文正公劝人读七部书》：

昔曾文正公尝教后学云：“人自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余尝思之，《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曾公之意，盖注于文章者为重。此七部书：即以文章而论，皆古今之绝作也。人诚能于六经而外，熟此七部书，或再由此而扩充之，为文人可，为通儒可，为名臣亦可也。

严复曾向吴汝纶了解桐城派所推崇的古籍，吴汝纶列了曾国藩所举的“六经”与“七书”[吴汝纶致严复书（六）1899年4月3日]：

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皆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