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03）
说明：2008年9月3日下午，日本学者中牧弘允教授第二次来学堂访问，和总干事就一系列文化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此为总干事发言简记。
（右二中牧弘允教授，左二住原则也教授，左一宋文华老师）
（一）
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座谈了两次。你走的时候是5月12日的上午，就是第二次的访谈，当时发生了汶川地震。日本派出了救援队伍，中国人很感谢。
当时各地有170多个高校参加我们的晨读活动，第一时间给大家发了一个通知和消息：募捐。包括我们这边，因为大家在不同的省市，大家就近把募捐的钱交到自己的市或者省的十字会。第二个是有一些朋友马上想坐飞机去，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是四川的义工，我们曾经讨论过，后来觉得大家的心理准备和物资、经验、技术不足，虽然心都很急，但是没有去。有过这样的一次内部讨论。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在26号的时候专门搞了一次座谈，在这个院子里，有60个人参加。一开始是默哀、唱国歌。之前政府有过一次是全国的默哀……我们民族心理在2008变化。
（二）
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乃至于今天的精神事业，越是发展，越是深刻地感到人类精神事业是有待完成的，永远是有待于完成的。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使自己有一点点进步的希望。无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什么样的方向上，它（人类精神事业）都没有完成。所以，“义”的出场，具体来说，在今天的中国，在社会心理记忆和生命情感感知彼此不同质地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有什么作用？
也可以这样说，价值观的观念是很具体的，其实诉说的是每一个个人。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或都知道自己有）价值观，因为生活是在一种群体的状态。我们不是描述时代的轮廓，而是基于个人来描述感受。每代人的差异很大。在个人的领域、整个社会状况，乃至于共同的精神事业方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总是有待于完成的，永远只是感觉到自己的不充分状态……
比如民族情绪有时过于亢奋，有时过于自卑。比如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讨论本土意识和本土化的时候，无论纯粹理论的层面或是社群公共意识方面，或者个人心理……这些方面普遍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满和有待于完善，永远有对于“缺损”、对于“边界”的忧虑。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国外也是一样。我首先是要传达这样的意思。
烙印不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内容。每一个时代有它独特的心理和气质。其实各时代又有相同的一面，所面临的又一样，他沉浸在他的时代的记忆中，不断的“回复”和不断的“长”，永远有一种关于“分寸”和“精细的打磨”的观念论，自然其中也包藏着不安和妄作的潜意识。我强调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参与者，也包括所谓“旁观者”，每一个不同的个人，都容易沉入到“深沉和深沉的思考”的境地，普遍都更会思考和深沉，一种直接的有振奋感的力量没有了……
（三）
比如说公园晨读，年龄最长的有84岁的老人，有6、7岁的，也有20岁的大学生，还很多中年人，50岁，60岁，70岁，怎样让这样的人互相见面，在一起做一件共同的活动，又没有心理负担，又能激发一种“本来的力量”？这个“义”在这里是有重要作用的。
首先找到一个共同人群中简单、纯粹、共同的愉快感，这是整个社会有机关系的一个“基点”。这种共同的愉快感。应该说我们这样的时期有了这样的把握，因为汶川，因为体育，因为奥林匹克，等等，也因为一直以来其他方面的准备……大家一起的一个盛宴，一个大聚会，回归到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信息，这样子的一种共同的愉快感。
我总结的《志愿精神的内涵》里有这样的一条：“天然的、愉快的集体感”。这是社会心理的修复，乃至于是找到文化心理层面原点的途径，这是最重要的。这必须从一种开放的、有道义感的良心自知出发。
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现场感。把人群和社会作为一个标尺，标尺在人群和社会。以人群和社会的公共性作为判别的尺度或者标准。这和一般讲奉献是不一样的，这次170万人中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学生，他们都有这样的志愿精神，今年国内很多文章都谈到了志愿精神。
（四）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汶川之后，奥运之后，我们怎样把这样大的事件激发起来的心理资源延续下去，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的社会有全民动员的传统和自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方方面面的资源、力量。跟你讲的情况也是一样。一开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认同和理解，都是本着这样的理解和内涵去做事情，恐怕不是的。它是把全民的动员、行政的手段和力量，再加上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高涨的热情，等于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心情，充分全社会动员，放在“志愿者”这三个字的下面，是这样的概念。
作为一个青年群体实践了志愿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志愿精神刚刚开始，还需要诠释和引导。志愿者的工作结束了，可是志愿精神的酝酿和生长才刚刚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任何一种感觉和精神状态其实都混合着多方面的因素，必须要看清这一点。五四运动之后，只有毛泽东在考虑，怎么样把大家爆发起来的心情，引向更长远的阶段，而并不是只满足于表面的联想和学理的推断，这就是现实。
其实，汶川之后，奥运之后，全民族激发出来的情感和社会的志愿精神、志愿力量，必须把这有限的光和热——因为特殊事件而凝聚和爆发出来的东西，必须保持这光和热的初始状态，引导到社会的常态，发挥公民社会建设和人文教化作用，必须在常态的状态里持续下去……这是国民精神的总动员，是人文时代的大教化，只是一个开始，远还没有充分发育，而且它本身还有待于落实，趁热打铁……
我2005年参加北京奥组委“志愿服务、人文奥运”会议……我提到了奥运会之后，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精神在常态下要怎样办。昨天上午也有一个座谈会，北京市团委奥组委志愿部的会议。我认为“志愿内涵”是不能简单的“奉献”、“微笑”等表达（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是通俗的语言），实际上它是今天中国精神的开端……必须有一个升华和推进……
（五）
天底下的老百姓、普通人都是差不多的，过日子。但是经常会出现个人的生活事件与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混淆起来。混淆了以后我们发现，“我和你”的问题，会“翻译”成形态问题、宗教问题、人种问题等，这既是一个“翻译”，也是一个“还原”……我的意思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个事件被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目前阶段，各界的解读和翻译如果是合理的，它会有它自己的事实根据、理由和原则。但是，无论怎样不同的解读和翻译，它都存在在“同一个世界”，在中国目前的阶段。我认为，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今天的中国社会，要以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背景和意识水准作为它的事实性基础。
偶然行为、个人行为可以把它翻译和解读为社会事件，但是社会事件用任何的理论（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彼此矛盾的），都不能采取一种直接注释、分析的态度。社会事件必须从“社会的基本面”来建立，理论所衔接的只是“间接的有限性空间”……所以，作为社会事件，第一步是进入“大多数人的状况”，首先是社会工作的范畴，而不首先是民族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等等。世界不是理论，世界是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志愿精神是西方宗教社会产生的概念。这个概念提出大概有一二百年了。作为东方文明的国家，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在我们的农耕文明工业、电气、信息的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本身的剧变中，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在力求达到一种现代化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空间、社会工作问题越来越突出。
（六）
6月份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第二次普及会议我讲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文化教育工作者要明白，我们做的是社会工作。在“个人方式”和“形态方式”之间，要么是个人的精神，要么是意识的形态，靠这个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是需要而且确实存在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社会工作的概念。
所以汶川之后，对于志愿者、NGO非政府组织，胡锦涛主席站出来表示感谢。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在东方的文化背景来讲，这一块是有我们自己的优势和长处的。无论是中国和日本，我们有这方面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在政府和个人之间，社会有很大的空间，这是社会工作的领域和概念。刚刚你讲的日本的情况，其实中国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
目前，我们形式上是与西方接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东方社会自己的资源和空间。这一块的作用其实刚刚开始。所以在那次国际儒联的会议上讲，今天所有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现在所有这方面参与的人的真实定位，都是在做社会工作，都是社会工作者，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孔夫子就是一个志愿者、就是一个义工。将来最优秀的人才，按照目前的发展，我想，既不在经济界，也不是在政府做管理，而是做社会工作的人，是最优秀的人。而所谓专门的理论研究人才，靠理论研究来观察世界、过生活的人，这样的“存在”基本上会消失掉。现在来讲，在中国做事是最难的，又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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