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是我前年翻过的一本书，虽然讲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人和事，但读来颇有味道。很像《世说新语》的风格。

每每感叹，为何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会这么有精神、有神韵！乱世，人性（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得到了充分的伸张，正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描写魏晋南北朝的那样：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里从书中选摘几则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有空继续补充～

一、大学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校长任上时，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树铮的掣肘，财力时难为继。蒋便召集学生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幸亏抢救得时，悲剧得免。

血性男儿！令人敬仰！

二、校长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曾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三、传道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四、为学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阳明心学

1923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作"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
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记：陈蕴珍（萧珊）曾问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五、纯儒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 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朱家骅托傅斯年请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坚拒，他说：“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惭愧，长揖到地，连说：“我是三等人才。”傅当时是史语所所长。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六、博雅

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任翻译。辜临去时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霸霸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

七、国粹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 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陈乐民回忆李慎之说，慎之的一件小小憾事是少年时没有把毛笔字练好，但他对中国书法有独特的鉴赏力，说好的中国字不在于“好看”，而在于有感情。他非常喜欢弘一法师的字，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横幅，简简单单一个“一”字，就出自弘一法师手笔。他说端详这个字，就想掉眼泪。还逼问陈乐民是不是“想哭”。

八、知史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又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对于青年毛泽东，李璜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1918年）他已25岁，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陈独秀则回忆道：“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顾颉刚以为，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顾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他以为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候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九、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张之洞禁其子弟读《世说新语》，他说："恐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十、诗人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杜聿明将军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但战败和濒临死亡让他一下子懂得了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然而他其貌不扬，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他的爱情也没有那么美好，他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圈子小得不得了。他以自杀为要挟，终于得与穆丽娟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想离开他，他便又服毒自杀，但穆不为所动，终于离婚。好在他不以私废公，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他在1949年去世，留下一句话："不要替自己辩护，时间长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