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杨）说“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个个都是文章高手，掐架高手，辩论骂人从来不输，所以两党相争，理论制高点一直牢牢被共产党所占据”一点不假。
我们再来看看我党历史上的另一位更大更生猛的秀才——陈独秀！本文的题目即是他的座右铭！
共产党排斥他、国民党敌视他（或者拉拢他），但他始终傲然独立，他说：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见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
从这样话中，也许就可以看出陈独秀毕竟一介书生，显然和我前一篇博客中的瞿秋白一样，与政治这个东西有点不那么协调。且看李泽厚这么评价：
“不容讳言，陈作为政治领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势力基础（如军队、干部）。正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中国没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在实践上成功的中国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讲、靠文章、靠选票，而是靠实力、权术、政治上的‘得人心’，组织上的‘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这位书生气颇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败的。”（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再看一些评价：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锋；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皎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陈中凡《陈独秀先生印象记》1942年）
“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陈铭枢的挽联）
1934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发表评论：“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 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
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早年是热情崇拜，而晚年则是彻底否定。个人觉得最公允的是那句（1942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的这种转变我想主要并不是个人权力的膨胀而导致的狂妄自大，更重要的可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下文引自胡甫臣《还陈独秀的本来面目：浅谈陈独秀鲜为人知的二三事----介绍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你可看到一个真正的有独立精神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叛徒”、“汉奸”的头衔无论如何也戴不到他的头上。
要谈陈独秀，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禁区，或者只能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建树著的《陈独秀传__从秀才到总书记》和新近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中的陈独秀，却是一个反映他本来面目的正面人物。陈独秀本人，经历十分复杂，人们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也可说是个有争议的人。即使一个人对他的看法，前后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拿毛泽东对他的评语来说。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36年7月，毛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42年3月30日毛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但1955年3月,毛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又写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研究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程。本书作者是努力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写他一生的历史的，因为忠于历史，也就是突破了禁区，读来就感到特新鲜，让读者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50多万字的一本大书，要想全面地详细地知道这些新鲜事，那只好去读原书。当然，也不是读这一本书就够的。对他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文学革命直到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他团结中国最初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五届总书记这些事，虽说一般读者也知之不详，但为大家所公认，就不必在这里介绍了。这里我只选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或者说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或者说是大家心存疑问很想求得解答的事情，作个简单的介绍。
……
革命和独立思考的硬骨头
人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或者说个性。陈独秀，或者说他犟，说他咧；他祖父打他从来不哭，说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对里面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静尘说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陈中凡说他表面冷淡，实则富于热情；毛泽东说他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他自己说他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这就是陈独秀，他四次坐牢不屈；后来坚不接受国民党经济支助，穷病客死江津，也有他这些因素。
我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开始的。陈独秀还是个15岁的娃娃时,就想到中国怎样才不受侵略，怎样才能富强。他先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20世纪初转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开始在老家安徽办俗话报，又组织爱国运动演说会，宣传反帝爱国。他参加过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等组织的暗杀团爱国协会，曾想暗杀慈禧太后。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反袁世凯又险遭枪决。他办了“岳王会”，成了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总之，20世纪初期陈独秀已是安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会日、英、法三国文字。他第二次去日本时，曾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闯进清政府派去监视留学生的学监的房里，声言要割掉学监的脑袋。学监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陈独秀便挥剪出了割发代首之恨。1914年7月他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甲寅杂志》，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等。
陈独秀认为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因而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又发动文学革命。革命的文学，要有自己站得住脚的文学作品，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讨伐封建的《狂人日记》，以后陆续发表了50多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陈独秀进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大流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成为中心里的中心人物。1918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每周评论》论政，与《新青年》并肩战斗。世界大战结束，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陈独秀全力投入，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7篇文章33篇《随感录》，成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敢说敢做。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还和北大的教授、同学一块分头到街上去散发。他先在中山公园散发无事，待他和高一涵两人走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露天电影场散发传单时被拘捕了，并随即抄了家。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营救。连在上海的孙中山也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每周评论》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个读者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陈独秀笔名），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去了我们的光明？”另一个读者的诗是：
“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关押了他98天,只不过因为粗食,让他肠胃受了病。他出狱后，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但他并未遵守约束的规矩，他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他参加了《国民杂志》的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称赞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去讲演，胡正陪杜威，推荐陈独秀去。陈在武汉四天，竟演讲座谈多次，宣传新思想，湖北省当局驱逐，各报却美誉他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欢迎。他刚回到家，警察即来扣门，见陈在家，大吃一惊。警察说，陈先生，你刚保释出狱，离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陈知大事不妙，即躲到李大钊家，两人即雇了骡车，化装潜往上海。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标志，《每周评论》初期李大钊起的作用最大。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晚半年多，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声望，他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就大大超过李大钊了。李大钊护送陈南下途中，两人就筹划好创建共产党的事了。陈独秀到上海，出席孙中山宴会作了第一次会晤。他不但继续到处演讲，而且从知识青年扩大到劳苦工人。以后南陈北李不断搓商，两人分别联络好已有的七个地方马克思主义筹备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便决定创建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建党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积极准备开展工作，10月4日他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后来孙中山给法租界领事发了救援电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方用钱活动，才把他们营救出来。1922年8月又在法租界被捕，经过多方努力，也是时间不长，交些罚款就放出来了。
1932年10月第四次被捕，是叛徒出卖。先是托派中央开会，被叛徒出卖，五个常委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去，得免于难。托派是个小团体，这次被捕12人,从此一蹶不振。陈独秀已被叛徒盯住，不久也被捕了，并被引渡给国民政府。陈被解往南京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的何应钦，现为军政部长，同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报载，何走后，青年军人竟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独秀被捕，尽管他已被中共开除，仍是当时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第一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又享有优待，居室宽敞，饮食正常，让探望，可通信。他年轻的夫人潘兰珍，在秘密同住中已同居两年，尚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她文化不高却具胆识，不仅前往探视，更迁居南京陪伺，甚至同宿狱中。这一对老夫少妻，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国民党如此待他，主要是想劝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回忆文字中有：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子更尊敬的优待。……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既然公开审判，就得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陈决定只请老友章士钊、彭望邺两个律师。1933年2月，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脱稿，约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他不仅为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予以有力反驳，且以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陈独秀虽不同意建立红军和苏区，但他在辩护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他在辩护状中最后说：“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审判共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审判时，陈独秀慷慨答问，被告成了原告。现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审判长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
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旁听席上一片笑声）
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剌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问：“托派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抗辩之后，老友章士钊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6月15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环绕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约5000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22日《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7月7日陈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消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8年。陈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还是得到一点优待，一个人住一间牢房。但不准探监、看书、看报。陈绝食斗争：“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终于取消了三不准。
陈在1919年就写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万部，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蒋梦麟、胡适之都不断送书。他在狱中又新学会了德文；他以惊人的毅力，惊人的勤奋，写了好几本他一生喜爱的有深厚造诣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书；他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且擅长旧体诗，曾以七言绝句写出大型叙事组诗《金粉泪》，针砭党国时政，诉说民间疾苦，喜笑怒骂官僚丑态，酣畅歌颂抗日英雄，堪称史诗佳品（现有多种版本发行，原稿藏中共一大纪念馆）；他写了两章自传《实庵自传》，是用几个真实故事串联而成，情节细致奇特，笔调幽默诙谐，发表后轰动文坛，无愧为传记文学的瑰宝。（可惜因忙于抗日宣传未能写完）
他在狱中，前往探视有资料可查者约五六十人。老友刘海粟1933年从欧洲回国，在监狱见面，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11月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后汪精卫、蒋介石商议由司法部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减刑三年”出狱。陈出狱后即写文章批驳减刑令中的“悔悟”。陈随即去武汉宣传抗战，后来去了重庆，继续演讲、写文章鼓动抗日。因无固定职业，年老有病，无法生活，得友人邀请住往江津。虽贫病交加，叛徒任卓宣（叶青）要送200元、朱家骅要赠5000元、蒋介石要从银行汇钱若干，他都一一拒绝。在乡中做过两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一是写有《小学识字教本》，死后曾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专家都说实在写得好，陈独秀不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梁实秋说他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用新观点作了解说；简明易学；对中国文字有独到研究和新的诠释）。一是给友人写信一百多两百封，其中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他的托派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后来胡适写序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大要是：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贱视民主之过也。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