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谦101.
国庆假期整理电脑，翻出03年杜维明来浙大讲学时一个小范围研讨会的摘要邮件，大约当时正与某友人一起交流，邮件形式反映了这个摘要。读来仍有新鲜感，也贴在博客这里。
杜维明讲座摘要及其他
所谓文化命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命题。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亦即现代化的起源问题，是世界文化史的中心命题，换言之，从传统的生存本位的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的逐利本位的工业社会，其背后的文化推动力是什么，精神资源在哪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大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教伦理中，节欲、冒险、创造财富成了教徒们在尘世间所必须承担的“上帝的使命”。这种“理性的非理性”，这种“暗夜中离开温暖的被窝，航行于创业的未知海洋”的冲动，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为打破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提供了宝贵的企业家精神。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因缺少一种类似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东方的精神结构中，现世是最重要的，实用理性至上，一切都是合理的，无须再加改动；而在西方的精神结构中，彼岸的天国才是最美好的，现世具有原罪而丑恶，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教徒们努力改造现世，接近彼岸的天国；创造财富，就是其中的一途），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在东方迟迟不能产生。
韦伯当时提这个命题，初衷出于对现代化起源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来自于对他的祖国德国大大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焦虑。无独有偶，他的这种问题意识，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重心和共同情怀。如果东方的文化资源无法自发生长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要么中国永远无法走上现代化道路，要么中国只有革故鼎新，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这里，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阵营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激进，觉得只有全盘西化才可能真正救中国，从新文化运动时的陈独秀、鲁迅到10多年前的*方*励*之*、*刘*宾*雁*（1988年那部《河殇》的片子，你有印象吗？就是说，中国文化不行，必须彻底改造才可能拥抱海洋文明），激烈到认为汉字都要彻底摒除，改行罗马拼音化，50年代初新中国还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呢！另一派认为，传统文化如果经过改造，经过“创造性转化”和“转化性创造”，是能够和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如胡适、钱穆等，后来就分别成为新儒学的开创者。论说渊源，连风行华人世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也与新儒学背后这种“传统文化资源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信念相关。80年代新加坡一批学者和官员认为，汉语一样可以谈论当代文明最大众或最深致的部位如核裁军、性问题等，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举办这个辩论会以推广华语，证明自己（呵呵，辩论赛的背后是思想厚度和文化底蕴，光是吵架斗嘴，是吸引不了那么多人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投入的，可惜长久被人误解也被人误用了）。
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是儒学，那么，儒学有没有可能，经过改造，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生长提供精神支持呢？
从动态的过程来讲，儒学历史上并非没有面临过挑战、没有被边缘化过。自东汉至隋唐，佛、道文化占据主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汉武帝时代渐成显学的儒学退居旁支。那时佛、道文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宋以后儒学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然而，经过800年左右的吸收和融合佛、道思想，儒学重新振兴。当然，此时的儒学，已经不是800年前的两汉儒学了。可以看到，唐以后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学者，无一不是精通儒释道三家，因为这时的儒学已经学习吸收了很多佛道成分，而汉时的儒者则否。换言之，唐以后，“佛家化的儒学”、“道家化的儒学”，成为儒学主流，成为那时的“新儒学”。以佛、道文明冲击下儒学800年应对和转化来讲，面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学转化上一两百年，不算长。
从内在精神上讲，儒学在社会层面上力图构建一个差等的爱的同心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佛、道说众生平等，父母亲人和陌生人要给予同等的爱；儒学说我做不到，“非人情之常”，我要先爱自己的老人小孩，然后才能去爱别人的老人小孩，给予的爱是有差别的（这形成了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熟人圈内，一套游戏规则，交易成本很低；陌生人的世界，另一套游戏规则，交易成本很高。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显而易见，交易半径严重受限，分工难以深化）。在个人修养层面上，构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世界，“仁”是所有美德的一种总称，宽容仁爱；“义”是“大利”，博弈长期化格局中的利益，本身并不像后世理学所宣称的那样“义”、“利”相对的；“礼”是一种社会资本，一种文化能量，一种关系模式（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指君主、父亲、丈夫要尽到他们的义务，像个君主、父亲、丈夫，那臣子、儿子和妻子才有遵从的义务，否则，就有反抗的权利，不把你当君主、父亲和丈夫。“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有权利“汤武革命”，造反换皇帝的）；“智”是“wisdom”，是智慧而非仅仅是聪明，“信”是汉代以后加上的，就是诚信为事。
这种儒学传统面临着现代文明的严重的挑战和解构，而如果儒学传统可以被解构，那任何传统都可以被解构，中国文化的认同就不再存在。泱泱华夏，两千年来大致保持稳定的疆域，统一一直是主流，而不是像印度这样几乎一直四分五裂，其中文化认同是关键。再分裂的时代，每一个割据政权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统”，认为自己有义务一统天下。所以，如果确立了中国不能分裂的前提，那么就必然得出文化认同不容破坏的结论，从而，儒学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就更有了一层“救亡”的含义。
这里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士农工商”，“农”分工生产，“工”负责制造，“商”则“通有无”，而士，什么都不干，排名第一，凭什么？士，是“意义的创造者”，而这是一个有机体似的社会要保持凝聚力所必须有的（从博弈的角度讲，文化是博弈中的稳定预期和共同信念，决定着博弈的理性化程度，所以，文化的创造者，有资格在分工体系中混到一碗饭吃：））。而更高一层讲，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罗曼•罗兰），是“站立在社会这艘大船的桅杆之上，遥望远方，吹响报警号角的人”，没有了“士”，社会这个有机体马上变成无机体，组织化程度彻底崩坏，退回原始社会去，就像一个人被分解成若干公斤不同品种的无机物一样。
儒学传统是分层次的，有官方的典籍相传，也有民间的口头和习俗相传。他的源流极其复杂，也并非孔子之后才有儒学。像《尚书》、《左传》这些儒学经典，都成书在孔子之前。两千年来，历经无数大学者大宗师的改造，“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离原初的儒学本义有些已相当遥远，甚至完全背离。比如义利之辩，早期儒学并不排斥利益追求，孔子都说，富而为执鞭之士亦可也，只要能挣钱，赶牛都可以；又比如重农轻商，其实儒学是重农不轻商，轻商是法家传统，被汉文帝、汉景帝塞到儒学里去的；再比如，儒学崇尚经济自由，反对政府介入经济，与民争利，西汉白石观辩论，讨论要不要盐铁官营，汉武帝在台下听讲，儒生们在台上把主张官营的财政部长（大司农）桑弘羊批得很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认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增加货物的生产，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不加干预，其次是用利益去诱导老百姓生产（产业政策：）），再其次是用教育说服的办法劝老百姓生产（指导性经济），再其次是规定老百姓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指令性经济），最差的就是和老百姓争利（比如烟草专卖，电力、电信专营等，如果不来钱，政府是说什么也不肯“专营”的吧？）所以，儒学传统本身就含有和现代经济活动相合的精神原则，并不能必然的说，非要摒弃儒学，借助基督教文明，才能生长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
事实也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还有越南这些传统儒学文化圈内的国家并没有摈弃儒家文化，同样在经济上的纷纷崛起了。
难题在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随着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而兴起。启蒙是一种强烈的工具理性，是一种敢想的心态（康德），突破宗教的重重枷锁，宣告了人的尊严至高无上，不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容侵犯。这是西方所有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哲学基础、价值前提，也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价值前提。这种深深的个人本位，对个体价值的强烈关注，恰恰是儒学所欠缺的，在儒学中，个人更多的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而不是价值性的存在，人本身是工具，不是价值，不是终极关怀的对象（当代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漠视*人*权*，政府带头侵犯个人的私权空间，连公众本身都对自身权利屡受侵害已熟视无睹，其民族性格的潜深层，跟个人本位的缺失，“个人就是最高价值”的这种观念的缺失，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儒学对此如果不做出创造性反应，就将在现代世界上消亡。道理很简单，它竞争不过尊重个人的，以个人为主义、为个人而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不尊重个体的文化，碰到尊重个体的文化，必然要被作为个体的人们抛弃的。
一句话，儒家对西方深层价值观，对科学、理性、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该如何因应，如何转化？如何把他们也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就像当年对待佛学、道学所曾做过的？
严复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提出的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不同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民主”，“科学”代替了“自由”、“民主”。再之后，国势微弱，容不得中国的思想界慢慢琢磨，就“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激进主义占上风，开始了对儒学的全面批判。这种批判，太不够了，太情绪化了，太没有涉及深层了！其实，越是粗暴的对待传统，往往越是无意中接受了糟粕，在“五四”，在“*文*革*”，这一法则一再强烈的表现出来。鲁迅有篇很有名的《拿来主义》，其实，“拿来主义”拿不来——拿什么标准去判断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呢？拿了这个，那个不会跟着过来吗？文化是个完整的有机体，不像案板上的肉，切这块是这块，丢那块是那块。拿了一部分，会整个都跟过来的。这方面，日本是个成功的典型，日本是先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再消化、吸收，今天既有西方文明的特质，也很好了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
儒学在传统上有“内圣外王”的追求，“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所以，彻底儒家化的统治者，必然还要追求道德上的power，所以必然要有造神运动，对人的统治最为彻底，从身到心。这方面的典型是毛泽东。在中国传统中，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道德批判三权是分别由皇帝、宰相为代表的政府官僚体系和知识分子群体来掌握的，在新中国，这三权逐渐合一，统一到最高统治者手里。所以，尽管表面上看，毛泽东抵触儒学，嘲笑儒学，骨子里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儒家化的统治者，把儒家“圣王”传统、对人的忽视发挥到了极致。这再次提醒人们，越是粗暴简单的扬弃传统，往往越是继承了传统的糟粕。
附:
莫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几场讲座，当时杜维明在浙大有三场讲座，我好像听了第一和第三场——
1.儒家“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
2.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3.现代新儒家的创业精神
我把我当年的一篇听讲笔记整理如下——
（当我打了一些文字后，在《浙江大学学报》找到了这一讲座的文字稿，所以这里只是一小部分笔记，有兴趣的同学可到校网的数字资源如维普、CNKI等等上下载，题目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杜维明 2003.12.18
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普适伦理
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核心价值：
孟子的四端 后来的五常
仁：差等的爱 推己及人
义：长远的大利（让我想到了“义大利”这个谐音） 义可以包括利，但利不包括义
礼：建构在“法”的基础上
智：wisdom智慧，不同于知识、信息
信
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的注脚
整个儒家传统就是孔子的注脚
所谓儒家传统：
1.时间跨度 动态 发展
绝学堪忧
•先秦、汉
魏晋 佛道 儒家成为潜流
•唐末、宋初
扩展到日、韩、越南
鸦片战争后彻底解构 西方文化冲击 边缘化
列文逊：中国儒家传统的消逝
宗教→哲学→科学理性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当代
2.地域
中国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玄奘
儒家文化的涵盖比中国文化更大
3.层次
•民间：
与佛道融在一起
通过口传
文盲也可以有深厚的文化
两个无父之子：孔子、孟子
•士（君子）
法家：耕战 农人、军人
儒家：重农而不轻商
分工：有机而不是机械的团体出现
分工——人类社会的飞跃
士农工商
士（君子）既不生产、也不制作、也不通有无，为什么还要让这些人存在，而且还要尊重他们？
因为士（君子）是意义的创造者 维持凝聚力
气学
韩国——现代儒学的母国
知识分子抛弃儒学是最全面的
启蒙：
运动 17、18世纪的运动
理念
心态 康德：dare to th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