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私塾之人的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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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读书的回忆

唐德刚：文学革命的省思

李国文：从“青年必读书”谈起

李 普：我是吃过亏的

王充闾：青灯有味忆儿时

张良皋：语文教学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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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从周（1918——2000），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大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人。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对国画和诗文亦有研究。尤其对造园具独到见解。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

　　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有勤奋不有止，言志未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琅琅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计算机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数据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

唐德刚：文学革命的省思[返回目录]

　　编者按:本文选录自唐德刚译注之《胡适口述自传》第一七九页(传记文学出版社)。胡适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用英语自述他的生平。后经其学生唐德刚先生译为中文，唐先生极为尊崇胡适，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附在本书之中。本文便是胡适谈到在民国九年，他建议政府以“白话”教育代替“古文”教育，掀起一场“文字革命的胜利”时，唐德刚所作的一段长注。

　　第一， 文学革命和其任何“革命”一样，它底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作“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学革命，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

　　第二， 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 - 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Cuinei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福是祸，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不敏，便生在“祸福身受”这一辈之中。所以近年来个人论胡之作虽然已写了数十万字，久思搁笔，然在刘绍唐先生和一些严肃批评指教的前辈、平辈和晚辈读者们的鼓励之下，稍有管见，仍不敢藏拙，也是这个道理。

　　请先从个人亲身的感受说起: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瞌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 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这所小学是两位留美乡绅筹款设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楼房。操场上“足篮排网”一应俱全。校舍内“图书馆”、“实验室”也应有尽有。笔者等三个土孩子初入此“洋学堂”，真是眼花撩乱，自惭土气熏人。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喔喔喔…..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记》。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在是他们本能上记忆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份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李国文：从“青年必读书”谈起 [返回目录]

　　李国文， 1930年生于上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作品多次获奖。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硬着头皮，死背硬记开始，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了，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着人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有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那么薪火相传，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沉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以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书籍，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他反问我，句读有法吗？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总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数据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米尔顿《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中的背诵，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令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启动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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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普　1918年生，湖南人。抗日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宣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近年来致力于写作杂文、随笔。

　　我想写的是：建议读者看重背诵，最好从小开始背诵一些东西，因为我在这方面是吃过大亏的。一则，小时候背熟了的一辈子记得住；二则，更重要的是，记忆力是需要培养，需要锻炼的，背诵是最现成的好办法。过目不忘的人确实有，那种人得天独厚，但是为数不多。

　　我不是个很笨的人。拿记忆力来说，本业也不算太坏，问题在于我不仅没有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反而以不记忆为荣，以记不得自喜。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吗？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我要埋怨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初小时期的柳老师。请他在天之灵宽恕我，宽恕我把责任推给他。因为不抬出他老人家来，这件事说不清。这位柳老师很严厉，背不出书的要打手心，是真打，不是做做样子吓人的。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班上，他打得特别凶，但是他惟独不打我。同学们当然不平，有一天便鼓噪起来：“李某某也背不出，老师为什么不打他？”正当我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柳老师一脸正气，凛然说道：“背书是为了作文，李某某作文好，我为什么要打他，你们要向他学。”

　　请读者诸君想想看，当时我多么高兴啊！后来我才知道伯乐识得出千里马这个典故，其实那时与其说是柳老师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不如说是我发现了我自己，一是发现自己作文好，二是发现我背不得书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背不得有理，背不得光荣之至。

　　我今年吃八十四岁的饭，回想这几十年来，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但是阅读很不认真。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翻得倒是挺快，几乎像个才子，不过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却只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别人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读的时候根本没有装进去。顺便说一句，最近这十多二十年来，我很勤奋，很用功。要是从小就这样，我这个人也许会很了不起的。现在我补课认真阅读，间或练习背诵格律诗，还是有点好处。可以说我现在每天都能享受学到一些新知的快乐，记忆力似乎也有所长进。所以我很高兴地说：只要想进步，永远不太迟。

　　有一次我同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黎澍谈天，他是大历史学家、思想家，文章也写得很漂亮。我说起我这段经历，他说，那可真糟，他的老师却很看重背诵，叫他们背《水浒传》；说着说着他就背起来，真正如俗话所说，滚瓜烂熟。我大吃一惊，没听说长篇小说也是可以背诵的。难怪他中学时期的同学都佩服他记忆力好，他喜欢辩论，引经据典，张口就来，不用查书。他同钱钟书是好朋友，两位大学者探讨学问，旁征博引，也都如探囊取物。钱钟书对人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确实过目不忘，我想那真是天赋。至于黎澍，禀赋固然不错，小时候背诵《水浒传》之类的锻炼，对于加强他的记忆力，想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旧时代的所谓读书人，必须背四书、背古文。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新式学校兴起以前，青少年只有那一门课，没有史地、数理化之类。那时候有些人学古文的方法，是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贴在墙上，背熟了之后天天揣摩钻研。那些文章一般都不长，每篇不过千把两三千字。这样精心背诵揣摩的文章，我猜想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很多。

　　现在背什么好？我建议背《千家诗》，现在有新编的版本，最好从三四岁开始。去年老友侯祥麟院士九十初度，寿宴上他那个三岁多的外孙女背了好几首唐诗，背完一首自己先鼓掌。什么“故人西辞黄鹤楼”，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她当然一点也不懂，这没关系。我的意思还是那两句话：将来懂了用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记忆力。格律诗讲究平仄，又必须押韵，因此极便吟唱。孩子们背起来琅琅上口，像唱儿歌一样。那天我跟着她背，跟着她鼓掌，玩得十分痛快；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随后我买了好几本《千家诗》，分送给亲戚家的小孩子。

　　附记：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才知道，大历史学家钱穆背得《三国演义》，这是背得出长篇小说的又一例，看来他全本都能背，随便你指哪一段，这对于我又是一条大新闻。我是刚刚从林谷《说钱穆》一文中读到的。作者从钱穆的书《八十忆双亲》引用了一段，照抄如下：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马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王充闾：青灯有味忆儿时 [返回目录]

　　王充闾　当代散文作家，1935年出生于辽宁盘山。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兼任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学校中文系教授。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等十几种。其中《春宽梦窄》曾获在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

　　谈到我的经历，有些朋友常常不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会读了那么多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在辽西的医巫闾山东面一个名叫“大荒”的村落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学校不要说兴办，当地人见都没有见过。说到条件，就要提到我的一位外号“魔怔”的族叔。他很有学问，但由于他性格骨鲠，不行于时，靠着家里的一些资产，刚到四十岁便过上了乡下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管教，便延聘他早年的朋友、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壁亭来做私塾先生。我便也一同上了学。这样，我们这两个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了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高高的个子，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程序很简单，首先向北墙上的至圣先师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门生拱手互拜，便算了事，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一张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然后，我们俩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意义，我想，是为了掌握学生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然后，让文学侍从周兴嗣把它们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一个通宵过去，这《千字文》出来了，周兴嗣却累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看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堂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两个月过后，接着给我们讲授“四书”。书都是线装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了句号。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叫做“离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古道热肠，而且饶有风趣。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书中奥义无穷无尽，尽管经过先生讲解，也还是不懂的居多，我就一句句地请教。比如读到《论语》，我问：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应该怎么理解？他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会洞明世事，也能够认清自己了，何事做得何事做不得，何事办得到何事办不到，都能心中的数；再过一些年就是“五十而知天命”，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但有时问到了，他却说，不妨先背下来，现在不懂的，随着世事渐明，阅历转深，会逐渐理解的。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但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安排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那时家里都点豆油灯，魔怔叔特意买来了一盏汽灯挂在课室，十分明亮。没有时钟，便燃香作记。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大约等于两个小时。散学后，家家都已息了灯火，偶尔有一两声犬吠，显得格外瘆人，我一溜烟地往回跑着，直到看见母亲的身影，叫上一声“妈妈”，然后扑在她的温暖的怀里。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记牢，而是，先讲解，再背诵，在背诵的基础上，反复玩味，进而加深。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然后，再打开包袱一一细看。”

　　有一句古语，叫“熟读成诵”。说的是，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拙笨的方法常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渐渐领悟，终身受用。不过，这一关并不好过。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学生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不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付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重章迭句，反复咏唱，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拼力硬记。好在本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三页左右，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增加到五页、八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止。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便也只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不是用手掌，而是板子，榆木制作，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尿涂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效果并不明显。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六月前后，满树绽出粉红色的鲜花，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浓郁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追念，几分怅惘。魔怔叔说，这种树的学名叫做“合欢”，由于开的花像马铃上的红缨，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缨花。

　　马缨花树上没有挂着马铃，塾斋房檐下却摆动着一串风铃。在马缨花的掩映中，微风拂动，风铃便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的声响，日日夜夜，伴和着琅琅书声，令人悠悠竟远。栖迟在落花片片、黄叶纷纷之上的春色、秋光，也就在这种叮叮咚咚声中，迭相变换，去去来来。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很重视书法教学，从第二年开始，隔上三五天，就安排一次。记得他曾经讲过，学书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是对艺术的欣赏。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接到一封字体秀美、渊雅的书信，在了解信中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为它的优美的书艺所陶醉。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繁，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一一去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工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而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模板，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学诗、作文都应该这样。

　　老先生有个说法：“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前人王筠《教童子法》中有德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老先生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这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地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的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知录》之前，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而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词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味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秋初，一个响晴天，先生领我们到草场野游，回来后，让以《巧云》为题，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我把卷子交上去，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正值旧历八月初一，民间有“抢秋膘”的习俗，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饭。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私塾不放寒假，理由是“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但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了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天天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但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融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迷恋自然的情结，则久而益坚，弥足珍视。

　　 “少年子弟江胡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马缨花——风铃，风铃——马缨花，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张良皋：语文教学琐议 [返回目录]

　　张良皋　湖北汉阳人，1923年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工学士。曾在上海、武汉一些单位任设计师。1975年退休。1982年应华中科技大学之聘为建筑系教授，现兼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我读过一“季”私塾。那是1938年徐州失守之后，日寇大军几乎随时可以冲到武汉，我们学校（汉阳初中）老师挥泪给我们上罢“最后一课”，扣任各自逃生。此时黄河决口，稍抑倭寇凶锋，赢得五个月时间，让武汉从容撤退。我回到汉阳乡下，大舅祖父余晋侯（以字行）先生开设的学馆离我家不远，让我附读。那时学馆一年分五、八、腊三季，我恰恰是从五到八。这一季私塾教育对我之学语文颇有影响。除了诵习《左传》、《东莱博议》和《古文观止》一些课文之外，我有机会浏览私塾“教材”，甚至涉猎八股文。私塾作息奉行阴历，每“浣”（十天）作文一篇。晋侯先生批改文章之严肃认真，会令今日语文教师咋舌：改到某个学生的文章，该学生必须一旁肃立，其余学生四周恭聆。先生当场考问，当场圈点，当场改正，当场写批。遇到高兴得意处，还把学生和先生的“共同作品”朗诵一番，共享创作愉悦。私塾作文，本是苦差，往往抓耳挠腮，半天不得一句。但当我稍知古文“义法”，略窥八股门径之后，谋篇布局几乎都能轻车熟路，精力全放在扣题立意，作文也就不太为难。

　　不能小看中国私塾对语文教学的贡献。历史上，中国私塾曾为中国科举制度培养考生。这里牵涉到中国科举制度，详细讨论其利弊得失当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不妨提到一点：一场鸦片战争，英国人不但劫掠了中国的物质财富，也顺手牵羊盗窃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知识产权”，贴上仿冒标签曰“英国文官制度”，奠英国这样一个很“初级阶段”的强盗国家于盘石之安，食中国文明之赐者垂百余年。当然他们也结合英国实际，搞了一点“英国特色”。如果我们今天说英国人的这点本事是中国私塾教出来的，不但英国人不认账，我们自己一时也难于启齿。不过中国科举时代的私塾语文教育的确切中肯綮：以理解始，以表述终，达到语文的中心目标——沟通，才能使中国科举出身的官员“明鉴万里”，连“判牍”也常有可读性。让一些文理不通的官员莅民决事，只能是胡涂官打胡涂百姓。在我游历美国时，偶尔翻阅他们中小学生的语文作文，令我惊讶：美国老师之精心批改，倒真像是中国私塾老师教出来的，这应令不肯批改学生作业的中国老师汗颜。我是建筑师，深感语文课老师之改文，与建筑学老师之改图，同样无可取代。中外一律，至今未见有何妙策，能让这两类老师“轻松”一些。

　　若容我评说，历年所见语文教材倒以私塾选本最为成功。那些课本都经过历史考验，可谓字字珠玑，值得反复预习。私塾本为科举服务，科举立意是要为皇帝遴选“好官”，皇帝也不得不借重先圣先贤，而不敢妄自尊大，把他的“圣谕”一古脑强加于私塾。所以私塾课本好歹有个“客观标准”，保持稳定，不受“权威”“流行”左右。

　　应该让中国学生充分享受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和骈文的权利。诗词骈文都是美文，美育是教育不容分离的元素，无须本文申论。我们这里应当强调诗词骈文对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诗词格律，都已千锤百炼，形成最佳型范。这种型范从来不束缚思想，却促进美化。我自幼及壮，所遇语文老师多数能诗，常为我们讲授格律，使我们对诗词欣赏能深入一步；兴来偶试吟哦，也能锻炼驱遣文字的本领。骈文历来是中国文章正宗，有文章就有骈俪，直到末流八股文，其主干仍是骈俪。我们推崇对立统一规律，以为宇宙运行都要服从这一规律，文章何独不然？骈俪就是这一规律在文章中的体现。中国语言结构和文字形式特别宜于表现骈俪，是上帝偏爱中国。欧洲的文学家都曾打算建立格律，例如“十四行诗”；也曾试图写作骈文，例如莎士比亚；他们的成功很有限，那只能怪他们的语言文字先天跛脚。中国语言文字有足够的优越性让诗词格律和文章骈俪应运而生，中国人应当充分享受这份嘉惠。

　　我在本文中一再提到八股文而未多加贬斥，似乎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我心里有底。我深知，“五四”以来鄙薄八股文的高人雅士常常难免人云亦云，真正摸过八股文的人并不多。八股文仅仅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项目，说它坑害了中国所有的读书人乃至祸国殃民是夸大其辞。只要我们今天还肯定考试制度，我们就不必全盘否定八股文。八股文是被历代考官精心打造出来而被他们认可为“最佳化”的文章制式——所以被称为“制艺”，其优点之一是便于评分。当我看到一些高考答卷解析，谈作文卷要满足哪些“要点”，逻辑上要分别哪些先后时，我也点头称善：这不正是八股吗？八股为取士，取士为授官，目标十分明确。一个“官”，连区区八股这块“敲门砖”都舞弄不动，还自称他能治国平天下，其谁信之？在作文课被淡化到近乎可有可无的今天，我重提八股文，希望能引起有心人反思。知我罪我，非所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