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读"经典
华南师范大学附小 陈琴 转载《人民教育》2007年21期35-39页
经典的能量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列举了十四条经典有别于非经典的特质，其中第三条是这样概述的：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是这样解说这条定义的：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经典作品，有种子的能量！我们一生中邂逅的书籍，哪些作品曾经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呢？哪些作品能为我们的想象力打下深刻的印记，把种子的能量蕴积于我们的深层记忆中呢？ 只有经典作品！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我的国文老师》
白先生提到的古书（古文、诗词）就是经过时空淬砺的中华民族的经典，是有别于他民族的本民族护身符。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不该只凭“道听途说就以为自己懂了”（卡尔维诺语）而暗自轻视。每个读书人都值得切实下一番研读的功夫。六经注我，而后才是我注六经。
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止步于经典的扉页前，许多语文老师连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都不曾读过或读不动了。单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我们甚至一度在试图绕过经典训练而奢望开辟出康庄大道，到头来却发现四面楚歌，举步维艰。
什么是“素读”？
早在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指出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不无感慨地说；“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教学中两个切近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说的“咄咄怪事”，后来又改观了多少呢？1995年《人民日报》以《大学生的汉语怎么了》为题直接指出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时至今日，一个学期，教研室的教研员，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和学生几乎全民皆兵，费尽心计，却奈何不了那本只有三十篇课文的语文课本，绝大多数学生学得苦不堪言，这怎么得了！
新课标的推行，迎来了语文教学的新天地。然而，几年过去了，就笔者所看到的状况，学生真正受惠于新课标理念的并不多。比如，一二年级要求每个学生的阅读量要达到5万字以上，可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是少之又少。老师和学生依然难从高耗低效的语文困境中突围。
不由得想起旧时的私塾。旧时只要有机会进私塾的童子，两三年功夫，就可吟诗作对，出口成章，挥豪成文，为什么？旧时的先生有什么魔法吗？
私塾里走出来的梁实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分选自《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南怀瑾先生也不止一次袒露自己的心得：“我们以前读书是这样读的，会背来的……不要讲理由，老师说读啊，我们就开始吟唱了……结果几十年过去了，还装在脑子里。”（《南怀瑾讲演录》）
注意，梁先生和南先生所说的那种“读”和“背”跟我们今天的做法都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他们所讲的那种“读”法跟我们今天的读法是大相径庭，那时采用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读法。从春秋时代到清末废除科举，中国人读经（主要指“四书五经”）的历史有2400多年，一直是采用私塾授课。
日本人把我们那种私塾授课方式定义为“素读”。国际著名的右脑开发专家、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在《超右脑照相记忆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里这样论述：“‘素读’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这样按字面来教孩子‘素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七田真还说：“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强调反复朗读。”
日本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在《天才满世界》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事。他说：“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先生。我向他请教‘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他回答说：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读’——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即中国的经史子集）。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他们全都作过这种‘素读’练习。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
“素读”对我们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有过怎样的影响呢？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钱穆9岁就熟背“三国”，除把“四书”全部“吃”到肚子里外，还背熟了《朱子章句集》；更令人不敢想象的是，他后来还能背《史记》——史学大师就是这样锻造出来的呀！现在又有谁能像茅盾一样把《红楼梦》倒背如流、像鲁迅一样在幼小时期就背下了《纲鉴》？倘若不是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谁能相信辜鸿铭竟然把37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部背诵下来？而杨振宁在初入中学时背诵过整本《孟子》……
原来，“素读”中国的经典（经史子集）真的会使脑子变聪明。不难理解，倘若坚持“素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脑子肯定会更聪明。
这种使脑子变聪明的法子却被中国人自己遗弃了。1912年1月19日，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法规：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五四”运动以后，“四书五经”更是首当其冲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从此以后，入选中小学课本的都是大白话一样的文选，自然不需“念经”似的记诵，以背诵为主要目的的“素读”在课堂上就此式微。
不可否认，自1912年的废止读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壮举！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回顾母语教学之路，我们远离经典的脚步是否该有所修正呢？
“五四”运动二十多年后，朱自清先生已看到了抛弃“素读”经典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经典常谈》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因此，他提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而钱伯诚先生在给朱先生这本书的再版前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一股脑儿反对读经，走极端，弃之如敝履，造成文化的断层，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这却是‘五四’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见《经典常谈》朱自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 4月）
足见，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接受本国经典的训练是必须的义务。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
然而，对于尚未具备“相当教育”的中小学生而言，是否也有接受经典训练的必要呢？时下不少人质疑，为什么要读那些距今已经一两千年的经史子集？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非我这样一个小学老师的三言两语可力透的，姑且放下不论。但从母语教学的规律而言，却是一个不可模糊的概念。
汉语的发展具有非常强的因袭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母语体系就已经相当完善了，语言的词汇、词性结构、句法结构以及音乐质感等各方面都已相当成熟。每一个读过诸子百家典籍的人，无不被那精辟洗练、生动优美的语言文字所震撼。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格言、成语等经典词句大多数源自诸子百家的学说，汉语言活力的源头就在我们的经史子集的典籍里。单是这些典籍的语言风格，就足为后世的模范。比如有学者这样论述《孟子》的语言：“后来统治了我国2000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臻于成熟，并成为后世古文家绝好的典范”（《3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我们现在所读的白话文章，就语言文字而言，却鲜见有经典文本那种精炼简约、晓畅准确的功力。
正因为如此，古代私塾里提倡“素读”就是“背”，是要求忠实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整篇背诵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唐代诗人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论述：好文章是“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的。任何一篇好文章绝不是字词句段的拼盘，可以随意拆散随意组合，它是“意”、“气”相连，受“兵卫”呵护而贯穿始终的。我们现在是常常让学生断章取义地“选择你喜欢背诵的段落”，这种碎片似的记诵缺少整体意境，往往记得不深刻。因而，大多数学生对课文中的字词句都没多少印象，只是了解内容，而难以达到对文意的深刻感受，更谈不上对作者行文的“气”势参悟了。
再者，单从识字而言，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要掌握2400个常用字就可自行阅读。可是，我们现在要用六年的时间才让学生学完2500多个汉字，按六年的语文课时计算，平均每天识字才一个多点，这在任何一个语系的学习里都是不可能有学习成就的。最可惜的是，六年后，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培养期已经错过了，再补就为时已晚了。而古代私塾的“素读”，不追求讲解的精深透彻，学生有足够的诵读时间，在反复的朗读中自悟自得。那时选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韵文或诗词，每个汉字都是置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学童在大量的诵读中不知不觉地熟知了文字的音、形、义，无须独立识字。经口诵心唯的训练，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汉字。为早期的拓展阅读和写作提供了条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个月学生就可背得滚瓜烂熟，文中只有6个字是重复使用过一次的。也就是说，不用一个月背熟它，基本能认990多个汉字，而四字一词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体意境可帮助记忆的，背熟了终生难忘。
如此而见，旧时私塾那种做法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体现为“积累”：在童蒙时期输入大量的经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为言辞行文确立了可效仿的典范，以期达到将来的厚积薄发之功。这是遵循了语文的习得之道。
另一方面，汉语那些 “能把种子种在读者身上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被我们称为“古文”的典籍里。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大厦之基础，更是一个中国人的母系血缘，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靠着那些典籍为载体一路舒展到我们眼前，我们怎能舍弃呢？
可见，无论从汉语的习得之道还是对培养民族特质而言，都决定了我们不可忽视对本民族的经典的学习。
“素读”过时了吗？
许多人质疑，今天的学生是否还有必要再接受“素读”经典训练呢？不是已经提倡大量阅读了吗？
这要明确一个清晰的概念：阅读的积累和“素读”的积累是不一样的。“素读”积累更以背诵为目的。
朱自清先生在《论诗学门径》中说：“偶然的，随意的吟诵是无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成果。得下一番切实的功夫，便是记诵。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与其囫囵吞枣或是走马观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这三百首虽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诗集虽多，看过了就还了别人……读了还不和没读一样！”（《朱自清全集·第二卷》）而囫囵吞枣“读”的结果是 “中学以后，小学的不要了；大学以后，中学的不要了。大学读到考试出国留学，以前几十年读书都浪费了，都不要了，都不记得了。”（南怀瑾语）朱先生和南先生的见地不正是我们所缺少的知行吗？
我们佩服学者的渊博学识，更倾慕他们的功底深厚。其实，他们读过的书许多人都是“知晓”的———知道其书名，晓得书中的片言只语。然而，正如钱伯诚先生所言，对经典的学习现在是“浮在表面者多，赶时髦者多，而注意基础训练者少。”（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所谓浮于表面就是“翻看”，雁过无痕或蜻蜓点水似的阅读，这适于浏览书刊；所谓注意基础训练就是扎扎实实做到熟读成诵，要进行“素读”训练。
有没有“素读”训练和经过“素读”训练，效果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比如就作文和读书的关系而言，古人提出“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主张。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怕写作文？是见闻不够吗？当然不是！现在的媒体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的世界，他们的活动也是精彩无限，放眼一看，哪一个孩子不是在忙碌中过日子的？是看的书少么？你去掂量一下孩子的书包，哪一个朝代的童子会像今天的小学生这样不是背着书包而是要拉着带滚轮的书包上学的？那书包里装的书五花八门！可是，真要动笔写点小文，就犯难了。【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书如同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也。——选自《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是指在小时候学的东西、读的书，如漆附木，终生难忘.
旧时学子的“劳于读书”，不似今天“偶然的，随意的” 翻看，而是唱，是背，是 “劳”于诵，也是“劳”于记，在肚子里扎扎实实地装下了大量的文字，将经典文章的行文立意之法揣摩透彻，将绝妙的辞采章句烂熟于心，以至信手拈来。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破”字就是让书中的文字烂熟于心。这些文字成了一个人一生所需的文化“酵母”，到了一定时期就酿出芳香无比的醇酒了。并且，这样的“酵母”素一定要在小学阶段植入方能事半功倍。格雷厄姆·格林在《消失的童年与其他散文》中告诫人们：“从人生的前14年所读的书中，我们获得的激励与启示，如今从书中所获得的，怎么能与之相比呢！”印证了前人对“幼学如漆”的知见。 幼学如漆是指在小时候学的东西、读的书，如漆附木，终生难忘。
有人问日本著名的作词家左藤八郎为什么总能写出好诗，他回答：“因为我从小就记得很多诗，到现在能够背诵下来的有五千首左右，知道大概意思的有五万首吧。……如果没有它们，我就写不出好诗。”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记忆是智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任何的学习都不可能只凭理解而不依靠记忆，尤其是语言。清人张潮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张潮对书的“藏、看、读、用、记”的取舍态度告诉人们，“记”是第一位的，是背诵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强度。所以，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词采、晓畅的章句、铿锵的声律、精密的谋篇，口诵心维，日长月久，习焉不察，内化为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日后的泛观博览，慎思笃行，人性世情的历练后，常于不经意处却已层楼更上。
如今，我们在孩子记忆的黄金时期，整整六年，耗费的精力全在几篇课文中，只为记住两千多个生字而鏖战不休。孩子读得太少，背诵得太少，积累太少，孩子的母语源泉几乎是干涸的，记忆中只有“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这样的几句摇篮诗，开口不能言，举手不能书，胸无点墨，这么薄弱的根基怎么能造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旷世奇才呢？
“素读”现在进行时
首先，在经典诵读教材的选编上，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比如，明清时期通用的蒙学读本，尤其是诗词，不仅是儿童识字的好教材，也是促进童蒙养成教育、培养语文兴趣的趣味读本，在低年段可大量背诵。至于部分书中提到的三纲五常，旧时的礼仪范式等带封建意识的内容，可让学生了解而不是模仿。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循着前人的足迹而迈步的，这种启蒙意识应该让学生从小接受。许多人担心读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史子集会令孩子沾染封建气息，其实，这是一种愚昧的偏见。基督教的《圣经》不乏迷信的章节，为什么被要求从孩提时代就得背诵？
除此，“四书”中的《大学》《中庸》篇幅不长，加起来才一万多字，且行文优美，章节严谨，是完全可以背诵的。《论语》《孟子》中的精彩篇章或格言警句可以全背，而《老子》才五千字，多是对偶或正反串连的句式，易于学生琅琅上口。
需要指出的是，“素读”经典的训练内容不可只局限于本民族的，外国的优秀经典读本也该适当介入。比如，到中高年级段，泰戈尔的诗集，普希金的诗集，纪伯伦的《沙与沫》都该让学生熟练地背诵几十首。当然，对外国作品笔者主张以阅读经典的人物传记和小说为主，主要是考虑在语言上，译作始终是被置换过的语言，真正适合背诵的内容比不上典范的母语文本更显精美。
注意，要把“素读”经典与大量阅读联系起来，齐步走，通过广泛的自主阅读培养，为学生运用文字提供条件，学生的兴趣才更浓厚，语文素养也更扎实。
其次，现代课堂能否照搬古代的私塾授课方式？当然不能！那种以教鞭威吓为手段的枯燥乏味的模式已经证明不可行。就笔者的授课经验而言，运用多媒体和现代记忆方法，对古代的经典训练课堂进行改良，效果显著。比如，诵读“四书”时，我设计了“经典课堂六幕剧”，成了其中的一个固定模式，但换了授课的内容，学生依然每次都倍感新鲜，以《精选<论语>三十课》中的第二十九课为例：
第一幕：声音先于义理——放声读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帮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要求做到：读准音，正确断句，读通顺，读流利。
第二幕：学而不思则罔——读而悟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呈现文中需要特别译注的字词，学生在自读自悟或小组讨论中理解原文。不求深刻，粗知大意即可。
第三幕：古文今说洗耳听——明大意
这是一个加深理解文意的步骤。教师呈现对古文的释文，学生把古文和译文对照读一读，再回照第二幕中自己的理解，看出入在哪。让学生体验解读的乐趣（实录摘取）：
师：这一课的内容基本上是孔子说的话，你结合自己的体会，说说哪句话让你深有同感？或者你想就哪句话表达自己的看法？
生：“杀身成仁”这个词令我想到了孟子的“舍生取义”。
师：哦？孟子是怎么说的？
全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师：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从子思那儿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光大。后人把他们的思想称为“孔孟思想”。只不过，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许多人对他们的思想误会至深，认为孔孟是宣扬“明哲保身、贪生怕死”的思想。其实，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样凛然大气的思想才是孔孟的精髓。将来，你们在读通整部中国历史后会更加明白这一点。
……
生：我发现这一课中的句子很美，像对联，很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比如“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师：你有一双慧眼啊！你会从文字排列的角度审视文章了，真难得！古人写文章对文字的运用非常考究，讲究“文质”兼美。还记得孔子说过“文胜——”
全班：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师：对，做人如此，作文亦如此，才可称得上“文如其人”。
生：我发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是我们在《大学》和《中庸》里读过的。这两句话的意思好像是一样的，都是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
师：哦，那孔子可真罗唆！
（全班先是大笑，接着静悄悄思考。）
师：来看看这两句话中，哪一句的语气更严厉点，甚至带有批评的味道？哪一句相对温和些，劝说的意味更浓些？交流交流。（全班交流）
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批评语气重，因为“小人”是要被谴责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劝说的味道更浓一些，读起来语气委婉一些。
师：哦，假如你是孔子，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分别用上这两句话？
（生低头沉思不语。师示意其坐下。指名另一举手的学生。）
生：当两个同学发生矛盾而互相推脱责任时，我会对他们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误会或者老埋怨别人时，我会劝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生：我还知道“小人”总是要求别人做得好，自己却不做好。“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句话更像是在侧重批评小人。
师：说得好！这就是语言的情感，可见文字是有“温度”的呀！不同的话会显示不同的份量。
……
第四幕：熟读成诵 过目不忘——我乐背
按着“镂空提示法”练习背诵。集体背，小组比赛，个人擂台。
子曰：“志士……无……有……”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必……居……事其……友其……”
子曰：“人……必……”
子曰：“躬……则……”
子曰：“……求诸己，……求诸人。”
第五幕：引经据典 古为今用——格言美
背诵格言，并用来说话：志士仁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第六幕：相关链接：故事屋——我爱听
一、 教师呈现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全班默读后，回答：谁可以用上今天或之前学过的经典名句来评议一下故事中的某些人物或情节？
二、请根据今天学过的文章里的某一个观点发表即兴一分钟演讲？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你的看法，也可以是“走近孔子”的新发现。
从教学设计到教学过程都可以发现，并没有过多的深挖文义。每节课教学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诵读的文本控制在300字以内，化整为零，几个重要环节都体现出重在积累和传授记诵方法。这样的设计理念对中年段的孩子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经典诵读的基本原则。
总之，要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多媒体，活泼有趣的激励措施，避免枯燥机械的强制性记诵。基于是集体授课的模式，就调动学生的兴致而言，笔者认为将“比赛”的方式巧妙地运用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会有很好的收效。比如，跟音响中的“老师”对比读，跟授课老师比读，跟同伴比读，小老师领头读，擂台读，发现好词好句似的读……我经常把录音机带进课室，录下孩子们集体的或个别的朗读，然后放给他们听，评议优劣处。我发现这真是常用不厌的兴奋剂，学生总是争着要“录音”。 实际上，传统的经典训练方式如果被现代技术——也就是一点小技巧的改良，是完全可以让学生乐于接受的。
“素读”经典的训练，贵在坚持，难以速成。但只要巧妙地利用好零碎的时间，组织好有趣的形式，每个孩子每天坚持背诵100字左右的文段，早读十分钟，下午十分钟，有时是语文课挪出五到十分钟，坚持五六年，奇迹就发生了。一学年除去节假日，每个孩子按在校日为180天计算，六年就可背诵十万多字的文章；而此外再引导孩子每天阅读5000字左右的文选，一学年就是90万字左右的阅读量，六年就是500万字以上的阅读量。这还是最低的估算。
经典的熏陶会成为孩子阅读的动力。以我所教的四年级学生为例，每个孩子每天的阅读量平均在一万字以上。这得益于四年来，他们滚瓜烂熟地背诵了《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声律启蒙》《大学》《中庸》和《论语》前六章及《精选〈论语〉三十课》，还背诵了３００多首古诗词，４００多条成语及大量的名言警句；全班通读了《爱的教育》《格列佛游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上下五千年》《昆虫记》《林肯传》《居里夫人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今中外近三十本名著。最重要的是，自“素读”经典的训练开始，我就摈弃了以前老一套的听写、抄写、组词、造句等重复性作业的练习，告别题海，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基本上就是“读书”和“采蜜”（做读书笔记或摘录）。一学期下来，平均每个孩子的摘录量都在四万字以上。学生的读书摘抄本常被兄弟校老师借去作范本。这样的积淀使得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同凡响，在作文中贴切地运用名言警句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从一年级开始，班级里的学生就时常有习作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一些家长也跟着孩子补读经典，有的孩子还回家充当父母的“素读”小老师。经典“素读”的理念实际上是为当代人认可的。
笔者时常想，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一开始就树立一个具体的目标：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写下千万句，语文的教与学不是更简单吗？假如所背诵的十来万字、所阅读的几百万字都是“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卡尔维诺）经典作品，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还会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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