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   兮   归   来

——在大学历史系开展经史导读课的构想

作者：贺益德

一、历史“热门”而历史系冷落

我们逛逛图书市场，就会发现，许多年来，历史名著一直都是畅销不衰，如《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而且是一版再版，蒸蒸日上。例如后起之秀的岳麓书社，他们发行《史记》，从1988年10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年6月，短短七年，已连续印刷达10次之多，印数已达462200册之巨；他们发行《资治通鉴》，从1990年5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年10月，五年之间，也已是第八次印刷，印数亦达163900套之巨。如果再算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改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其他一些出版社，则上述史书的发行数量，便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庞大数目了。由此可见，历史学科在社会上是多么的“热门”！

可是，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大学历史系的日暮途穷，冷落无比。学生们普遍不愿意报考历史系；用人单位对于历史系的毕业生，都有一种近乎歧视的冷淡。师范院校的历史系，近些年来因为还包分配，托“饭碗”之福，所以暂时还能把学生招满，但其情形，已经非常勉强。如笔者所在的娄底师专政史系，96级52位学生，就有30位以上报考的是中文系。如果不是我们在录取的时候，硬性把他们改派到政史系，则政史系就很难办下去了。非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其危机之状，更甚于此。如果不是国家在政策上加以扶植，则许多的历史系，是非倒闭不可了。

所以现实的情形是：历史，非常“热门”，而历史系，却濒临倒闭。

笔者身为大专院校的历史教师，从事这一门课的教学已经14年，从切身体验中深深了解到，我们今天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社会需要非常严重的脱节，这是导致历史系面临倒闭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要稍微到社会上去摸一摸底，就会发现，普通老百姓也好，公司的经理也好，政府的官员也好，他们处理现实问题碰到难关，需要参考历史经验的时候，一般文化水平的，很愿意去翻《三国演义》等书；文化水平较高的，则很愿意去翻《史记》、《资政通鉴》等书。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他通读了二十四史，至于《资治通鉴》，则反复读至十七遍之多；另一个是邓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软禁于江西的时候，也通读了二十四史。但是，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处理现实问题时，却绝对不会、也永远不会参考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大学历史系所教，不是社会所需；社会所需，大学历史系又不教。所以，站在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大学历史系几乎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既然成了废物，则除了倒闭，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时至今日，历史系（其实不只历史系）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没有倒闭，仅仅是因为国家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权利，即：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们一个寻找职业的“入场券”——文凭，这是国家在政策上给历史系提拱的一条生路。我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在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成果评估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以增加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使历史系摆脱目前这么一种“五保户”的地位。例如：在社会上，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迫切需要学习《史记》等书，出版社根据这一需要，发行了《史记》等书；书店根据这一需要，出售了《史记》等书；我们大学历史系，也就应该根据这一需要，讲授《史记》等书------这样一来，只要《史记》等书走俏一天，历史系也就走俏一天。历史系之所教，即是社会之所需，这样的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即使历史系不想兴旺发达，都不可能了。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现在不少大学专业系的所谓“教学改革”，改来改去，都改成了学生买文凭、老师抓票子的局面，历史系受此大潮的席卷，也身不由己地亦步亦趋；而十分本质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方面，几乎还是与社会需要毫不相干的老一套，而且，还是每况愈下的老一套。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不仅没有增加，还在日益减少。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凭生意，完全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虽然眼前可以饱餐一顿，但今后的生路，却一举断绝，既辜负了国家一片扶植的苦心，又活埋了自己一个锦绣的前程！

二、选择一个好剧本

《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与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

人们学习历史，是为了站得高，看得远，尽量减少人生的决策错误，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单位如此，国家也如此；尤其是那些“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绝非仅靠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阅历所能济事，这就是更加得熟悉历史。这一前提，就决定了历史作品，必须合乎古人所谓“实录”的标准：不溢美，不隐恶，时间、地点、人物、善恶、声态、气氛，均要一无差错、丝丝入扣。尤其是善恶、声态、气氛，反映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一切决策产生的根本背景。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这就必须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把握得住；任何局外之人，都无法主观臆测。古人用心良苦，为了保证这一方面的真实，他们专门建立了史官制度。史官们都是跟着皇帝走，任何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得作现场记录，这些记录的材料，就叫做“起居注”。后人写史，就凭借这一类的实录，写出来的作品，不仅时间、地点等因素不能出差错，尤其重要的，是连气氛也不能出差错，必须严格保持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的“现场感”。这样的史书，后人一展读，就可以很自然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各种用心。一切决策，都是从人心中产生的。十年之心，产生十年的决策；百年之心，产生百年的决策；千年之心，产生千年的决策；智慧之心，产生智慧的决策；愚痴之心，产生愚痴的决策。善良之心、邪恶之心、诚实之心、虚伪之心、惭愧之心、骄横之心、信任之心、怀疑之心------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某种决策。人们读史，就是要熟透前代或成或败的决策者们的千姿百态的动机，以便反省自己、认清自己、纠正自己、鞭策自己，避免失败，走向成功。所以，读起来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衡量一部历史作品成败的关键。若没有了这一感觉，人们就无法体会到古人的种种心态，读史的目的就彻底落空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作品，恰恰是合乎这一标准的上乘之作，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走俏。到了今天，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发展，这些不朽的巨著，更是方兴未艾地流入寻常百姓家，帮助人们鉴古知今。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则可怕得很，它们都有一个无一例外的癌症：所有的历史人物，没有一个是栩栩如生的；所有的历史场面，没有一个是历历如绘的；连篇累牍，都是作者的枯燥沉闷的议论。这样的教科书，读起来当然就不可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这就彻底堵死了人们进入历史角色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理解，叫做“知心”，我们进入不了历史角色，怎么有可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呢？不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则古人所做的或成或败的一切决策，我们也就永远都找不到真正的根源了。我们学习历史，也就根本不可能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了。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系毕业生，一旦离校，脑袋里就只剩下几个历史名词了。试想，我们记住几个日本名词，就算了解日本了吗？记住几个美国名词，就算了解美国了吗？那么，记住几个历史名词，怎么能算是了解历史了呢？实事求是地讲，是连边都未沾上。他们走出校门，那种懵懵懂懂、不辨方向的程度，与未读历史系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更不要提什么“站得高、看得远”了。这样的“学习成绩”，怎么会被社会所承认，怎么会受社会的欢迎呢？

学生们在校期间的学习，是他们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人的预演。我们都知道，一个演员向师傅学戏，选择剧本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剧本太差了，就是让梅兰芳这样的大师来表演，也演不出什么名堂的，更何况那些学习阶段的徒弟。在人生预演阶段的历史系学生们，学习一部好的史书，就是学习一部好的人生剧本，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前途，是生死攸关的。如果他们一直只有阅读糟糕剧本的机会，则他们将来投身于社会舞台，就极难避免成为一批非常糟糕的角色了。所以，在大学历史系开设“经史导读”课，让学生们多多接触第一流的人生剧本，已是一件火烧眉毛、刻不容缓的事。

三、一门深入

“经史导读”，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经，一个是史，好象是两回事。但我们看看儒家的五经；一部是《尚书》，一部是《春秋》，它们完全是史书。如果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则“六经皆史”，所以，经史两者实际是统一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则经典偏重于阐述原理，史书偏重于记录事实，但事实是原理的事实，原理是事实的原理，理事不二，圆融一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所以两者不可偏废。但经史典籍，浩如烟海，怎么一个导读法呢？

一种方法是选读。在这本书上摘一段，在那本书上摘一段，上下五千年，每位名人都照顾到。表面上看起来，这很“客观”，很“公正”，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就如一个演员学戏，这个剧本学几句，那个剧本学几句，到最后，似乎是什么戏都能唱一下，其实呢，是什么戏都不能唱。

东方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都属于灵性的文化，也就是“求道的文化”。这不同于近、现代以来勃然大兴的自然科学，以及被它所左右的社会科学，都属于功利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的技术的文化，或者叫做“求利的文化”。求道文化，是引申的，发挥的，其文献资料是以旧为贵；求利文化，是发展的，创造的，其文献资料是以新为贵。

比较一下中、西医学，就非常清楚。在中医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是最古老的《黄帝内经》；在西医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是最新出的科研成果。所以学西医，要从最新的东西开始；学中医，则要从最旧的东西开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相反的形态呢？原来，我们认识世界时，一定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心）和所认识的对象（境），佛教称之为“能所对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每一个人的主观就是“我”，与“我”相对的一切，人也罢，物也罢，都是外境，属于客观世界。主、客观的矛盾，表现为人我对立，就是社会问题；表现为物我对立，就是自然问题。所以主、客观的矛盾，或“能所矛盾”，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从主观的自心下手，另一条是从客观的外境下手。如果全力以赴，从改造主观世界下手，也就是说，从修心下手，日积月累地消除主、客观的矛盾，达到“天人合一”、“上帝与我同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境界，就产生了求道文化。在求道文化中，修身方法无比之多；也就是说，改造主观世界的方法无比之多，中医就是这么产生的。它的真正奥秘，必须借助于一种高级的修心功夫——禅定，才能切身体会得到，因为禅定功夫深厚，一定会出现今天人们所谓的“特异功夫”。这一类在“科学常识”的角度看起来神秘莫测的“特异功能”，在求道文化看起来，倒是人类以及一切生命的“本有功能”，只是被后天的污染障碍了。以视觉功能为例，通过长期而刻苦的纯洁自心的修养，后天的障碍一层一层消除，就可以恢复为“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这是视觉功能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观察人身经络气血的运行状况，就如看电影一样的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这个功夫，则再怎么钻研中医书籍，对其中的奥秘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求利文化，其产生的途径与此相反，它不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而是一味地以“向外观看、从外夺取”的态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为了方便于“看”和方便于“夺”，便发明了种种工具，这些工具其实无非是眼的延长、耳的延长、手的延长和脚的延长，所以西医看病，就离不开显微镜、X光、胃镜、CT扫描、听诊器之类。但肉眼等工具的延长，不同于天眼等功能的开发，它只是量的增加，不是质的飞跃，所以显微镜的倍数再大，也不可能借助于它目睹到经络气血的运行状况。所以站在求利文化的立场，对求道文化的许多现象往往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冠以“特异”、“奇迹”、“不解之谜”诸如此类的形容词，而不了了之。眼、耳、手、足等工具，总是不断地向外延长的，于是就不断地会有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修正旧说、创立新说的活动，无限地循环下去，永无休止的一天，永无成熟的一天。这就是求利文化“发展”、“创造”这一类特点产生的原因。在发展、创造的过程中，客观环境不断地得到合乎主观欲望的改造，但主观欲望也以更快的速度日盛一日地膨胀起来，所以主、客观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剧，这又逼迫“发展”、“创造”这一类活动更加疯狂地进行下去，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瞬息之间花样翻新、目不暇接、无所适从的社会现象。

求道文化则与此相反。一个人真正修养到主、客观矛盾彻底消除了，就叫“得道”。天下古今之道，是没有两样的，如果有两样，那就决不是道，因为主、客观矛盾消除的状况，天下古今，只会是一个状况。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第一位圣人得道之后，他教给后人种种修道的方法，结集为经典，后人信受奉行，也得了道，就无须乎再说第二套经典了，因为，经典就等于地图，既然第一张地图是正确的，如果再画第二张地图，也就只能是第一张地图的重复。这种毫无意义的多此一举，当然不会有人干，所以千百年来，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亿万个得道者，他们都只做第一张地图的保护者、流传者和解说员，这就是求道文化为什么只有引申和发挥的原因了。

然而，求道文化虽然只是极力强调改造自心、纯洁自心，却随着修养者功力的一天一天加深，必定会不期然而然地透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感化社会、感化自然。例如，人们一接近纯洁的人，心情就会得到改善，从而身体也得到改善，这就是感化自然的现象之一。所谓“至诚感物”，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感化方式的改造世界，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天清地宁，风和日丽，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经史，也和中医一样，是求道文化的产物，中医是从道出发，治疗人们的身体疾病；经史是从道出发，治疗人们的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也就是说，经史是治疗人们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的“黄帝内经”，经典是医理，史书是医案。经史和中医，道理完全相通，所以才有“儒老成医”的现象。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医学家，还可以兼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而史学家，又可以兼政治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天文学家，也可以兼文学家、哲学家、医学家------ 这种统一、圆融、浑然的现象，是求道文化的必然结果，因为，道是贯通于一切万物，而不能划出界限的，所以悟了道，就悟了一切。   

我们开设“经史导读课”，就必须遵从求道文化的特点，因为每一部经，每一部史，都是古圣先贤们所画的完整的地图。所以，我们就不能从这张地图上剪下一小块，又从那张地图上剪下一小块，凭自己的想象，七拼八凑，组成一张新的“地图”，给学生们指点迷津。那样做，就一定会把学生引入迷途，陷入深坑。因此，在开课时，选择了哪一部经典，就要把这一部史书读完整、读透彻。我们读经、读史，是为了凭借经史悟道，而道通一切，所以一经通，便一切经都通，一史通，便一切史都通。佛家所说的“一门深入”，用在这里，亦非常恰当。   

对于师范院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说，经典选择《四书》、《学记》和《道德经》，就非常合适。因为，《中庸》讲的是教育哲学，《大学》讲的是教学内容，《学记》讲的是教学方法，《论语》、《孟子》是列举的两个最为成功的教学实例，这对于师范专业的学生来说，有着非常直接的启发意义。上列诸书，偏重于发挥慈悲的意义，如果要补上智慧一课，《道德经》就是上乘之选。如有可能，还可以读一读佛教的《金刚经》等书。以上诸经，除了《孟子》篇幅稍长之外，其它的都很短小精炼，熟读、背诵都不太困难。至于史书，可以选择《史记》，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正史，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以《史记》写得最好。

四、学生主动

经史选定之后，要怎样开展教学，才能落到实处呢？

第一个前提，是老师要有道心。

道心是没有人我对立、物我对立的，所以我们老师真有道心，就能彻底忘我，视人为己，与学生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得道圣人的救世济民、普渡众生，不是故意的，勉强的，他们经过刻苦修持之后，破除了私心，即“主观”，或者象佛教所说的破除了“我执”，主、客观矛盾不复存在，处在一真绝待的空灵境界。而真空一定妙有，所以镜子无色，就以万物之色为色；圣人无心，就以百姓之心为心，于是顺理成章的就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忧人之忧、乐人之乐”------ 这就是所谓通天地万物为一体，连山河大地都是圣人们身体的一部分，则一切有血气的生命，更是他们的眼睛和心脏了。所以，圣人们济人利物的那种自然而然、若无其事，恰如我们普通人左手被伤害、右手就不假思索地来救护一样。我们做老师的，虽然不能一下子达到这一境界，但只要心向往之，努力不懈，就体现了我们求道的真诚。这一真诚，就会使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均能感人至深。在这一前提之下，开展一切教学活动，就能丝丝入扣、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前提，是学生要学得主动。

笔者曾经教过美术，对比一下历史课，那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上美术课，最轻松的是老师，最紧张的是学生。在画室里，用不着老师和班干部维持纪律，学生们都一个个聚精会神地作画，满屋子都是铅笔、炭条挥洒的唰唰声，老师则背着手，东看看，西瞧瞧，谁有什么问题，就给谁指点几句，每一句话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既不必要生动，也不必要幽默，而学生们却都能听得进去。而且，学生们的程度越高，老师越可以无为而治。老师这么“游手好闲”似地转了几年，学生们却真学到了东西。他们对老师也由衷地感激，一辈子不忘。同学与同学之间，由于经常切磋画艺，互相帮助，也真象是师兄师弟。

相反的情形是上历史课，教师象罚罪一样地站在讲台上，一连两小时喊得唇焦舌燥，表面上是对一大批学生说了话，实际上与任何一位学生都不关痛痒。学生们迫于严格的考勤制度，一排一排太上皇一样地坐着，虽然强打精神，还是昏昏入睡；一学期下来，老师筋疲力尽，学生度日如年；考试一完，就书本一抛，学生忘了老师，老师也忘了学生。学生们听这种课，主要是为了应付纪律和考试，所以同学与同学之间也用不着交流，用不着互助，感情显得非常淡漠，甚至还有相处几年而互不知姓名的现象，这已经是形成路人了。

为了让学生们少受一点罪，作者也曾想了不少办法，使历史课生动起来，但其结果，只是使学生们在课堂上快活了一时，他们自已的能力却一点也没有提高。这才觉悟到，这种永远让学生们做“观众”的做法，是不可能使他们最终成长为“演员”的；就象我们永远只看别人作画，而自己不动笔，则即使看上一万年，也画不出一幅画来。   

所以，笔者设想，经史教学，可以借鉴艺术教学，基本上让学生自己动手，教师只在旁边做导演。我们以学习《史记》为例：

笔者认为，要学好这部书，“学用结合”是关键；所以读史、写史，二者必须同时进行。先说读史：《史记》一书，除了少数几篇专门知识太多的文章，绝大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查找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看懂字面意思。象笔者所教的班级，一般是50个学生，只要每人“承包”两到三篇文章，一部《史记》就承包完了，谁承包到哪几篇文章，就严格要求谁想尽办法把这几篇文章详细注释、翻译出来，并用楷书黑字抄一行、空一行的誊好，写上姓名，贴到教室里，然后发动其它学生，进行复查、核对。这样一来，每一篇文章都是几十位同学进行复查、核对，如有差错，就极容易发现。

《史记》130篇文章，绝大部分文字是重复使用的，所以，同学们分头查找工具书时，这些重复使用的生字、生词，往往是你也查了、我也查了、他也查了。所以互相复查、核对的工作，只要各自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就可以进行。剩下少量不相重复的生字、生词，再借助一下工具书，工作量就不会太大了。作老师的，也要注释、翻译几篇文章，一方面给学生做示范，另一方面，也要接受学生的审查、核对。不论是谁，只要他发现了别人的差错，他就要用红笔注明在原稿的空行中，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如果哪位学生指出了老师的差错，这位学生在这一点上就是老师的老师，老师一定要虚心接受，衷心感激。老师带了这个头，学生们的注释、复查工作，就会格外认真、格外努力，如此群策群力的严谨治学，一定可以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评定成绩的时候，注释工作以最少出现差错者为优，复查工作以最多指出差错者为优。   

在注释、复查工作进行的同时，老师还要身先士卒，带领和要求每一位学生把自己所承包的那两三篇文章，反复熟读，直到能够背诵。这样，全班师生拼命努力一两个月，一部《史记》的“师资力量”就在班里产生了。每位同学，都可以负责教会全班同学两三篇文章；而自己呢，又可以从全班同学那里学会另外一百多篇文章。同学与同学之间，既是老师，又是学生，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时间稍久，就可进一步以寝室为单位，每位同学承包十几篇文章，一个寝室就囊括一部《史记》，全寝室的同学，互为师生，互教互学。寝室与寝室之间，也进行学习竞赛，你追我赶。一个班的同学，尤其是一个寝室的同学，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所以吃饭、散步、睡觉，都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启发，对时间的利用数量和利用质量，比较那一种呆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办法，是千倍、万倍地提高了。   

为了检查学生们互教互学的成绩，可以常常进行小考。每一次小考，涉及十篇或二十篇文章；每一位学生，这十篇或二十篇文章考试的好坏，就是他自己学习《史记》的成绩。学习成绩与教学成绩，各占一半，都要认真登记，作为期终评定优劣、进行奖惩的依据，这就促使每一位学生，既要努力自学，又要努力教人，教学相长，其进步之快，绝非今天所盛行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所可比拟。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掌握了治学方法，又进行了教学实践，又密切了同学感情，一举多得，而老师还不那么太辛苦。这么教历史，就和教艺术差不多了。

五、知行合一

    学生们读了《史记》，怎么去应用呢？这就必须练习写史，笔者的设想，是在班里建立史官制度，根据不同的分工，也叫做“左史”、“右史”、“内史”、“外史”------每一天班里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史官们”都要作现场实录，如同古代的“起居注”；寝室作为班里一个“诸候”，也要设立史官，作同样的记录；每一个学生，都要写日记，成为一批“野史”。每隔一、两个星期，班里就要对前一段时的史实加以整理：模仿“本纪”，按时间顺序编出一个大事记；模仿“书”，记录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和执行情况，以及班里的官制设置、职责范围和任免情况；模仿“列传”，记录有意义、有特色的个人事迹；每一寝室的历史，也要在同一时间内整理出来，送到“班史馆”，这就相当于“世家”或“地方志”；还编一个表格，使年、月、日、事，一目了然；再学一学“太史公曰”，试作一些历史评论。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学生们就能真正体会和掌握《史记》中的五种体裁了，而这五种体裁，引申开来，便包含了后来的一切历史体裁。至于怎样写得生动，怎样写得深刻，《史记》里面有无究无尽的榜样。学生们因为自己要学写历史，也就不劳老师督促，便自觉地仔细揣摩，反复临习去了。

     写史的难关，在于坚持“不溢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尤其是“不隐恶”。一个学生的不良言行，如果记录到班史上，就白纸黑字，一直摆在那里，的确很难为情，但写史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人们为善，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倍加鼓舞，更为努力；人们作恶，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心怀恐惧，极力收敛。恶有所惩，善有所劝，正人心，端风俗，这就是编写历史的救世功能。但必须现场实录才有这个功能，这就象今天的人们，如果他们正在做什么违法乱纪、见不得人的事，最怕记者现场录相，一旦发现有人录相，立即就“洗手不干”了。过去人们害怕“现场写史”，与此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场录相只是一时，记者一走，就永远可以肆无忌惮了；而“现场写史”，却是一种祖祖相传、谁也不能改变的历史定制，天天如此，所以一辈子都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届政府动不动就是几百年的高寿，象离我们很近的清朝政府，就持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官制度置领导者们于当时史官以及后世无数代人的监视之下，不仅有一时的空间压力，还有无穷的时间压力，于是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领导者们的奋发图强之心，另一方面，又大量遏制了他们的腐败行为，才使那么一些管理难度极大的庞大的“公司”们长治久安下去。如果没有了这样一类制度的约束，领导者们就要肆无忌惮得多，政权的更替就会象走马灯一样的频繁，“二十五史”，也许就变成了“二百五十史”。政权更替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官吏百姓，同归于尽。我们只要翻一翻《资治通鉴》，就会怵目惊心，毛骨悚然。新的政权，往往就在这么一片白骨蔽野的荒地上诞生。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对这一事实全无感受，套用一句表演艺术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那么，既写不出个什么名堂，也讲不出个什么名堂，更学不出个什么名堂。所以，我们就必须在班里实行史官制度，使老师、学生全部“进入状态”。但这样一来，大家就变得非常之“不自由”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人人都不敢随便为恶了。面对这一考验，如果老师满腹私心，文过饰非，就不可能要求学生们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实录原则，就会破坏无余。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实录原则真正坚持下去，就必须老师带头，努力克治私欲，坦荡公正，使全班同学也修身养性，善念日增，恶念日减，从而不怕公开自己，不怕实录自己。这样一来，现场写史的办法，就成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督责力量，引导全体师生进德修业，不敢稍怠，个人德能日进无疆，全班风气日益淳良。这样地学习《史记》，就落实到做人，落实到修心，落实到求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了。学史功夫日深，也就是修身功夫日深，待私欲尽净，道心成就，便可以通达司马迁之心；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通达了司马迁之心，也就通达了一切人之心。这时候，不仅读《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可以无所不通，就是改行去从政、经商、治军、学艺，也可以无所不通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近代以来，家喻户晓的，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毛泽东等人。   

编写班史，要从学生们刚入学的那一天就开始，一直坚持到毕业。每一学期，都进行一次小结式的整理；毕业以后再进行一次总结式的整理，形成一部“史记式”的班史，并打印、装订成几十册，每位学生都分一册。虽然在校期间大家的道业还不能成就（求道就是修身，这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一部大家心血所凝聚的《班史》，却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鞭策和十分具体的指南，使学生们在离开学校、没有老师督促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奋斗、死而后已。这样一来，这么一部《班史》，就真是一份学习《史记》的珍贵无比的纪念品了。

既读史、又写史、又修身；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所学促进所用，所用促进所学；学史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学史；学史提高做人，做人提高学史；既知既行，知行合一。学习《论语》、《道德经》等经典，也采用这么一个办法。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大学历史系的素质教育，如果是这么一个样子，就算落到了实处了.

六、人品第一？物品第一？   

中国古代，自大禹以后，就“包国到户”，每一届政权，实际都是一家庞大的私人公司；“二十五史”，就是这些私人性质的大公司的兴衰记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少公司，寿命都出奇的长久：如夏朝，四百多年；商朝，近五百年；周朝，八百多年；汉朝，四百多年；唐朝、宋朝，都是三百多年；明朝、清朝，也都将近三百年。我们不要小看了那几百年的份量，只要想一想显赫一时的苏联，也只持续了七十多年就解体了，连中国历史上的元朝都比不上；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也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之久。再看一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还只有四十八年，却险情不断：一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天翻地覆的折腾，使我们党和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二是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场政治风波，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现在中国乱起来，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 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又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三是目前腐败现象的日益加剧和四处蔓延。江泽民同志认为，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来认识和整治这一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真正是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啊！我们维持这四十八年，已经如此之不容易了；那么，要继续维持到七十六年，还要花多么大的心血！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也才达到清朝政府的一个尾数；今后还要继续维持两百年，才能和清朝政府的岁数相当！可除此之外，还有长达四百余年的汉朝政府呢！还有长达八百余年的周朝政府呢！

所以，中国古代政权的“养生之道”，也就是“中医式”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发扬。这些材料，全部包含在中国古代经史里面。如果中国的大学历史系，都不能觉察这一问题，不能研究这一问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实在是一个奇耻大辱，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   

现在的历史学科，受功利主义的技术文化的冲击，早已是背“道”而驰，不成样子。技术文化，其根本出发点是主、客观对立，“向外”观察的。以人身为例，向外观察，就会发现：脑袋是一个样子，四肢是一个样子，躯干是一个样子。再看一只手：手臂是一个样子，手腕是一个样子，手掌是一个样子。再看五个手指：大拇指是一个样子，食指是一个样子，中指是一个样子…… 利用显微镜，眼睛“延长”了，又会发现：这根毛是一个样子，那根毛又是一个样子；这个细胞是一个样子，那个细胞又是一个样子，没完没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分枝科学，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专门学者。影响到历史学科，也是分工精细，专史林立。这些专史的性质，完全相当于“头史”、“脚史”、“食指史”、“中指史”、“此毛史”、“彼毛史”------牛角尖钻得越深，便越有“特色”，也越无用，即使是所谓“通史”，也是“形”通“神”不通，顶多是一个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因为，它们通通反映不出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因素——人心，所以“百花齐放”，都放的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纸花。“治学严谨”者，也难免此病，至于那些胡编乱造的历史著作，那就不过是“历屎”、是废纸了。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深陷在这一片烂泥坑里，不能自拔。

求利文化“向外观看、从外夺取”的根本前提，影响到人们的世界观，势所必至的就是人我界线、物我界线极其分明。为了有利于“我”，大家便拼命地贪求、拼命地占有，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戒备、紧张、痛苦、焦虑、空虚、无聊…… 所以今天的人们，虽然不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们在花天酒地、暴殄天物的商纣王、隋炀帝式的挥霍过程中，却没有享受过一秒钟的安乐。“有了千钱想万钱、做了皇帝想神仙”，我执不断地加强，贪欲不断地膨胀。从前，人们每月只有四十元工资的时候，便朝思暮想，只盼望增加到每月五十元，理想（主观）与现实（客观）之间只有“十元”的矛盾；现在呢，每月一万元的人，却朝思暮想，只盼望增加到每月百万元、千万元了，理想（主观）与现实（客观）之间的矛盾，一下子拉大到“九百九十九万元”，或“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元”！越占越贪，越贪越占，最后是吞了地球，吞了太阳系，吞了全宇宙，也还是不满，也还是空虚！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当然是等不到有人独吞地球，人类早已在互相吞噬的过程中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了。从心理效应来看，则矛盾的程度，就是痛苦的程度，所以，人们在贪求、占有的过程中，原来十元的痛苦便猛增到百元的痛苦、万元的痛苦、亿元的痛苦、地球之大的痛苦、宇宙之大的痛苦！在西方国家，这些痛苦主要靠基督教来缓解；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主要靠中国传统文化来缓解；而在我们中国大陆，近些年来，求利文化是飞速发展了，而求道文化却还没有恢复，所以人们只好饱受利欲的单方面的煎熬，而自害害人！当然，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坐以待毙的，这就导致近些年来气功、巫术、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迷信也大行其道，这是人们渴望求道文化的强烈表现。如果我们再不赶紧弘扬纯正的、高级的东西，人们就只好饥不择食地乱抓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来饮鸩止渴，其后果之严重，将是不堪设想！   

再说功利主义的治国方法，或管理方法，只有两样法宝：一是票子，一是刀子。你听我的话，就给钱（或升官）；你不听我的话，就杀头（或惩罚）。人们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抢占位子、争夺奖金和逃避惩罚上，不可能产生自觉办事的责任心，“官样文章”、“形式主义”便以烈火燎原之势遍及天下，待财力耗损、矛盾山积，就是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垮台的日子到了。秦朝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以及今天某些倒闭的企业、瘫痪的单位，都是这样一类惨痛的教训。可是，一些贪病入骨的管理者，总是推已及人地认为天下人的贪婪都是不治之症，从而迷信威逼利诱的万试万灵。他们不知道，人们除了贪利避害而被迫地服从他人之外，还有深受感动而自觉地拥护他人的可能。这一认识上的“盲点”，就使他们不可能修养自己的良心来感动天下人的良心，于是历史的悲剧就一演再演，永无尽期。中国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功利主义的法家学说，永远只能作为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理由很简单：立法的是人，执法的也是人，如果人品不可靠，则法律条文再完美，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涉猎中国古代经史，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千言万语，都是围绕“君子”、“小人”做文章，这是把人品问题放在第一位，这与技术文化把物品问题放在第一位，恰恰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七、魂兮归来   

把人品建设，作为国家或公司的一切建设之首，这是中国古代许多政权或家族的“长生久视”之道，也是近代以来中外许多长盛不衰的大企业、大公司的“长生久视”之道。因为伪劣人品，必然产生伪劣产品；腐败心理，必然导致腐败行为，长此以往，国破家亡就是必然结果。所以，正人心（养成好的个人习惯），端风俗（养成好的集体习惯），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   

那么，怎样正人心，怎样端风俗呢？

中国古人从“天人合一”的体验中，认识到个体生命、社会生命和宇宙生命，其根本原理是一样的，所以，怎样治身，就怎样治国，正如《史记·秦本纪》中由余对秦穆公说的“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因此就黄、老不分，医、《易》不分。

中医看人身，完全不同于西医用肉眼“向外看”的方式，它是设身处地从内心去体验，尤其是从高级的禅定心理去体验（真正的天人合一只有在禅定中才有可能），从而把握它的统一性。我们可以举一个粗浅的例子：假如一个人的脚趾受了伤，口当即就呻吟，腰当即就歪下，手当即就抚摸，心当即就思索：“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连串的反映，都是在一个瞬间之内同时展开，配合默契，浑然一体的。背部受了伤，头部受了伤，或身体的其他任何一个部位受了伤，也都是这么一个“浑然一体”的反映。所以五官、四肢、躯干、外部形态虽然完全不同，却在心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都是心的工具，都受心的支配。如果哪一个部位有了某种程度的不通于心，就是这一个部位有了某种程度的病痛，就需要治疗。所谓治疗，也无非是使不通复归于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中医的根本原则。如果有某一只手彻底的不通于心，又无法复通了，这只手就瘫痪，成了一只废手了。局部无心，就是局部的死亡；通体无心，就是彻底的死亡。所以中医不重视解剖学，因为解剖学解剖不到“心”。   

个人的小身体是这样，家庭、单位、国家和宇宙这些“大身体”，也是这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个体生命的“通”，是此手与彼手、此腿与彼腿等等不同器官和部位的心通为一；社会生命的“通”，是此人与彼人、此单位与彼单位等等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心通为一。以国家为例，如果上下同心，浑然一体，就生命力旺盛，蒸蒸日上；如果上下离心，土崩瓦解，就生命力枯竭，濒临死亡；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就是“得人心者得市场，失人心者失市场。”那么，要怎样才能得人心呢？非常简单，就是以他人之心为心。以儿女之心为心，就是“父慈”，以父母之心为心，就是“子孝”；以弟妹之心为心，就是“兄友”，以哥姐之心为心，就是“弟恭”；以妻子之心为心，就是“夫和”，以丈夫之心为心，就是“妇顺”；以人民之心为心，就是“君仁”，以领导之心为心，就是“臣忠”；以朋友之心为心，就是讲信任；以学生之心为心，就是讲师德；得人心的美术是以观众之心为心，得人心的音乐是以听众之心为心，得人心的文章是以读者之心为心，得人心的商品是以消费者之心为心------以他人之心为心，其根本前提，就是忘我，忘我的功夫深入一分，助人的感情就诚恳一分，心心相印的境界就升华一分。反之，如果满肚子都是个人欲望、个人得失，就不可能体谅到他人的苦乐，人我矛盾、物我矛盾，日积日盛，人类社会就心然堕落成为一个互相残杀的大动物园，导致个人、家庭、单位和国家的日趋衰败和毁灭。以他人之心为心，就是道心，就是天理；以自己的欲望之心为心，就是私心，就是人欲。中国古代经史，就是竭力启发人们的道心，淡薄人们的私欲，所谓正心诚意，慎独修已，都是做这么一个功夫，归根结底，就是造就许许多多的好人品。有了好的人品，则好的精神产品和好的物质产品，也就不劳督促，自然产生了。

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我们已经无法亲眼目睹其盛况，但根据今天世界上历久不衰、誉满全球的商业集团，象英国的马狮集团、日本的松下集团，都无一例外地以人品建设为先导。由此推知，中国古代人品水准更高的太平盛世，其物质文明的成就之高，一定非常惊人，但中国古代重心不重物、重因不重果，所以文献资料很少。但我们读一读班固的《两都赋》以及《马可波罗行记》等书，也可略知一二。至于古代的精神文明，则有许许多多成果流传到今天，象《易经》、《史记》、《红楼梦》等等。虽然当时没有“诺贝尔奖”、“茅盾奖”之类的鼓励手段，而那一批作者，都是用豁出性命的敬业态度来进行工作，所以其作品的质量之高，使得今人没法望其项背。  

“中医式”的个人、家庭、单位和国家的“养生之道”，就是要通天下之心为一心；两个人象一个人，百个人也象一个人，万个人也象一个人，亿个、十亿个、百亿个人，也都象是一个人。这就是所谓“通则不痛”境界。印度的“圣雄”甘地，就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典型。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也很长一个时期，彻底地以大家的苦乐为苦乐；所以大家也彻底地以他的苦乐为苦乐。例如；他有便秘的毛病，所以在长征路上，只要听到他顺利地解下了大便，三军将士便以水代酒，举杯相庆，这就叫做心通为一。人生最高的快乐，就是心心相通，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流出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颂歌。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屡次出现过；《诗经》里面的《颂》，就是远古时代的“东方红”。如果领导们能够长久地保持这一境界，一个政权维持三百年、四百年、及至八百年，都详详细细地记载在中国古代经史里面，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然而，至堪痛惜的是，了解这一国魂的人，在大学历史系，都寥寥无几，更何况其他专业，更何况大学之外！

现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书籍，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国内，我们只要稍一浏览，就会非常震惊：我们的国魂，似乎已经飘荡到邻国去了：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史，是那么的至诚恭敬、信受奉行、受益无穷；对比一下我们自己，还是如此的醉生梦死、得过且过、麻木不仁，真是使人扼腕长叹，欲哭无泪！许多年来，我们除了治身病，在其他的一切领域，都彻底抛弃了“中药”，而片面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饱服“西药”，其副作用之大，只要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就一清二楚了。

而今天，我们还是只重视用中医治疗人身，而不甚重视、甚至许多人还没有想到用中医治疗人心、治疗天下，这岂不是舍本逐末、轻重倒置！人心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人心无病，就天下无病，悠悠万事，莫此为大；而人心建设，就是国魂建设。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具备一个中国魂，这是多么惨痛的事情！笔者大声疾呼，建议在大学历史系开设“经史导读”课，目的是想集合一批同志，做一做“招魂”的工作。所谓国魂，并不是什么万里长城，也不是什么苏州园林，也不是什么古画，也不是什么旧戏，而是一颗通天下古今为一体的、仁慈博爱的“中国心”！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必须恢复这么一颗心，我们才是真正有了灵魂！我们的民族才真正有了希望！   

不要让我们的国魂，永远飘荡在异国他乡！   

魂兮归来！